那年，我在薄雾中去远方

老原

题记

五十年前（1975年）的3月25日，我离别父母，下放农村开始了自己的知青生涯。这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节点，我在自己的非虚构口述史《困顿——我的1974——1984》第二章里，详细记录了离家和到达知青点的那个记忆深处的日子。现摘录如下：

一、离家

一晃到了三月底，下乡的同学都回到各自的公社，大哥他们也走了。父亲说，你的疥疮已经好了，也该走了。

离家的那天早上，起了一点小雾，我感觉天气灰灰的有点沉闷。起床后，一个人又默默整理了下行李：一口樟木挑箱，一床棉被铺盖，一个铁皮水桶，一个脸盆，一把锄头，两只箢箕，还有大哥留在家里的那把破二胡。挑箱里除了几套衣服，再就是一本《行书字帖》、一本杨朔散文选《茶花赋》。铁皮水桶、脸盆、锄头、箢箕是知青标配，都是母亲单位送的。我原本不打算带锄头、箢箕这些东西。母亲说这是单位送的，到乡下用得着，还是得带着。把这些东西一归拢，这哪像个知青的行李，这简直就是逃荒灾民的家当。我实在有点不情愿带这些东西，但又不想拂了父母的意。我把这些东西再清了一次，用根扁担挑了挑把箱子与铺盖之间平衡弄好。

吃过早饭，我挑起这担行李就要出门。父亲好像突然想起什么，让我等一下。他转身从书柜里抽出一本赵孟頫的楷书字帖《胆巴碑》递给我说，带上这本字帖，在农村有空时练练字，对眼前和以后应该都会有些好处。练字一定要习帖，要从基础练起，从古人练起。父亲在我即将离家的时刻挑了本《胆巴碑》给我，现在想来他很可能是故意为之。父亲平常做事很细致，如果打算让我带什么，绝对不会临时给我。他也许在我的箱子里看到了那本《行书字贴》，觉得我还没有基础写行书，但又不想打消我习字的念头，才不动声色地为我准备了本楷书字帖。临出门给我，或许是为加深印象，希望我能用这本字帖，记得有空时做点受用的事儿。可是当时我并没想到这一层，嫌父亲罗嗦，有点不耐烦地接过胡乱塞进自己的行李中。

母亲怕我赶不上火车，催我快走。我挑起行李走出家门，父亲送到门口，还想说点什么，见我低头不语，便也作罢。我走出家门十多米远了，听见他对我喊了句：到了乡下，要记得写信回来！我没有回头，但心里感觉得到他一直盯着我走出了机关小院，才回到房里。

母亲一人送我去火车站。那时，我家去火车站没有公交车。我挑着行李快步往前，母亲一边跟着，一边还在唠叨。像天下所有母亲一样，说的无非就是到了乡下要好好劳动，表现好点，不要偷懒，争取早点上来。生活自理要注意些什么，都是一些千叮咛、万嘱咐的。我也像当时所有男孩一样，母亲的话只当是一阵耳边风。清晨的薄雾中，街上已有很多来来往往去上班的行人，间或也有几辆自行车摇着铃当从我们身边穿过，这铃声在嘈杂的人声中一飘而过。母亲的唠叨也和这铃声一样，在我耳边一飘而过，消失在这薄雾和嘈杂的人声中。

我挑着行李在路上休息了几次，每次休息母亲都要帮我挑，出于自尊也出于对母亲尊重，我拒绝了母亲的帮助。到了火车站，我让母亲照看行李，自己到售票处买了一张去长沙的车票。候车室已经人满为患，我无法将行李挑着进去。只得和母亲抬着，左挤右挤才在检票口边找了块地方把东西放下。我们坐在木箱上，焦急地等待进站上车。候车室里混乱不堪，所有空地都站满了人，有人高声喧哗，有人抽烟，乌烟瘴气的氛围让我很不舒服。母亲还是无话找话与我交谈，我突然觉得自己很孤独，在这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我将只身一人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前往那个我并不熟悉的家乡。未来是什么，感觉就像眼前这片混浊的景象，迷迷茫茫。我有点后悔选择下乡回原籍。如果当年和同学一起走，离家时肯定不会是这样，只有母亲一人来送行。学校组织的欢送队伍的敲锣打鼓声，呐喊声会暂时掩盖掉我们的不舍离愁，儿女情长。我也不必独自一人来挤这趟开往未来的列车。胡思乱想的我突然赌气，我不再搭理母亲，任她说什么我都不啃声。

火车来了，焦急的旅客“轰”地一下挤向检票口。我赶快挑起行李，在母亲的拉拽下挤进了站台。火车早已满员，母亲不能送我上车，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挤上车。把行李安顿好，车就开动了。我转身向窗外看去，猛然发现母亲孤零零地在站台上流泪。她见我在看她，赶快擦了擦泪水，向我挥挥手。挥手中，她最小的儿子，也离家真的远走他方了！

二、初来乍到

到湘潭后，二叔找了一辆车把我送到了乡下。我从此就落户到了湘潭县易俗河区郭家桥公社的仁和大队。那时，为便于管理，各公社把知青都集中起来，办起了一个个知青点。我下到的郭家桥公社林场，是湘潭地区交通系统子弟的知青点。

这是一个新设的知青点，一栋土坯农舍坐落在山窝中。这栋农舍有大小正房五间，中间是堂屋，堂屋较大，约40来平米。堂屋靠大门两侧各有一小门，里面是两间主房，分别住了五、六名农民。男的住左手边，女的住右手边。这堂屋作会议室用，里面有一些小木凳，一张八仙饭桌。出堂屋，两边对称各一间住房和一间披屋，披屋伸出主屋数米。靠东的住房是女知青宿舍，男知青的住房在西头。东边的披屋是厨房，西头的披屋是猪栏和放农具的杂物间，再过去就是厕所。一米多宽的阶矶把几间屋连在一起，是栋典型的湖南乡下“一担柴”式农舍。堂屋大门上方写着“郭家桥人民公社林场”几个红漆大字。这栋农舍虽坐北朝南，但面对一座小山，这小山挡住了视线也挡住了出路。门前的一个小土坪大概是建房时挖出来的，一条简易砂土路沿着几座小山坡蜿蜒曲折地通到这个小土坪。

当年的知青2003年旧地重游。

这个点首批知青连我总共14人，7男7女，我因疥疮比其他人晚来了十多天。我到达林场那天正好天雨，大家都没有出工。听说新来了知青，大家都围了过来，都很热情地作了自我介绍。看得出来，他们刚从学校毕业就来到这里，大家对新环境也都还在熟悉适应中。

我将行李从车上拿下来，马上就有人接过。我跟着男知青到了他们房间。发现里面已经挤得满满当当，再也安放不下一张床了。这时，跟着进屋的一位五十来岁的农民大伯对我说，这个房间已经没地方摆放床铺，我已经把你的床安置在我那个房间里了。说着就让我跟他一起去安放行李。这时有人告诉我，这大伯是刘支书，林场的负责人。

我们跟刘支书到了堂屋边那间住房。刘支书已让人在进门左手边安放了一张全新的单人床，我的行李也都放在这床上了。于是，有几个人立刻过来帮忙挂蚊帐、垫铺盖，不几分钟，我的窝就安顿好了。我环顾四周，靠窗有一张老式书桌，桌上有台手摇电话，桌前有一把靠背椅。刘支书的床就在书桌边。挨着支书的床，里面还有两张式样不一的床直抵后墙。我的床靠门，离窗户近，光线好，占了这间房里的最好位置，这实际上是一种优待。

吃过中饭，二叔他们要回去了。临走，二叔叮嘱我，要与知青们处理好关系，服从场领导安排，好好锻炼，有困难可随时回湘潭找他。

送走了叔叔，我又踅入男知青宿舍。大家都很热情，忙起身让座。我没有落座，而是站在房屋中间向大家解释我晚到原因。我说，本来可以同大家一起下来，可是，春节前意外染上了疥疮，不得不在家治疗了几天才耽误了行程。因疥疮刚好，我会注意，不直接坐大家的床铺，不共用洗脸盆、水桶，不共用毛巾，更不共穿衣物。我还自作多情地给大家科普了一点疥疮知识，让大家注意预防。大家一听，面面相觑，一下子都紧张起来。那恐慌的表情一目了然，好像我站在房里说话都会传染一样，巴不得我赶快离开。见状，我只得怏怏地退了出来。

下午，雨停了，大家都要出工。刘支书对我说，你今天才到，下午就在家清理一下东西，休息半天吧。我正好想洗个澡，涂一点药膏，洗几件衣物。便听从了支书的安排。晚上大家收工回来，我发现知青们对我的态度明显有所改变，说话、吃饭时会刻意和我保持距离。此后一些日子，他们无论做什么或多或少都有些回避我。

有一天，我们在山坡边的一个苗圃拔草。山窝里潮湿、闷热，蹲在地上做事，不一会就全身汗津津的。这时，知青小易走过来对我说：这边的草不多了，我们到那块地去拔吧。那里人不多，又空旷，没这边热。他指了指山坡边的一畦地，当时我没细想就起身跟他走到那块地继续拔起草来。谁知，只几分钟他就又回到原先那畦地去了。我这才明白，他这是有意要支开我，让我一个人靠边干。对他这种伎俩，当时我内心十分反感，顾及到我初来乍到，便忍了。几个月后，他主动提及此事说：那天，我一身的汗臭和药味混在一起，引来几个女知青的悄悄议论，他便使出此招将我骗开。他一直自鸣得意，以为我不知道。

其实，到知青点后我疥疮已经痊愈，为防复发巩固疗效，我按父亲的要求每周还涂一次硫磺膏。硫磺有股刺鼻的气味，沾在衣物上后这气味很难洗掉，特别是劳动时与汗臭味混在一起这味道更是难闻，我自己有时都受不了这气味。更何况知青们对疥疮认知有限，以为这气味就是疥疮的味道，还没有治好，所以大家都对我敬而远之。我刚离开家，来到一个自己并不熟悉的故乡，远离父母家人，远离孩提时代的同学和朋友。在这陌生的环境里，知青们对我的疏远让我一下陷入了孤独的泥潭，心情极度苦闷与沮丧。这种状况直到夏天来临，那该死的硫磺味从我身上彻底消失才有所好转。

我们曾经住过的知青宿舍。

年轻时一件小事，就能改变一个人的生活习惯。因疥疮的原因，我不愿意别人直接坐到我床上，不愿意别人共用我的生活用具。每天起床后，我在自己床上铺上一块塑料床单，把自己的脸盆、水桶不与农民的放在一起，而是放到自己的床下。可是，同室的农民则不管这些，在我床上坐下时会一把掀开塑料布，有时还会拿我的脸盆水桶洗脸洗澡。我虽不好明说，但脸上总会流露出点不高兴的神色。那些贫下中农发现后，就觉得我与他们有隔阂。久了，也让他们中的一些人很不喜欢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