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

柏涂

父亲的手与那个年代

父亲的手极为灵巧。只念过几个月私塾的他，在解放前跟着一位盖洋木工师傅学了半年手艺便出师了。几年后，他已能独立设计并建造土木结构的房屋，在陈埔这个几千人的村落里也属凤毛麟角，渐渐有了些名气。

父亲不仅木工精湛，为人合寿木也是行家里手，种地更是一把好手。在那个集体劳动的年代，他凭借勤劳双手挣得的收入总比旁人多一些，自然引来不少艳羡目光。他为人善良，常借钱给邻里应急——几毛钱买盐，几元钱解困，大多能如期归还，但也有故意赖账的。那时生产队工分价值极低，每日劳作仅得几毛钱，而做木工活计可得1.8元/日。然而，脱离集体意味着要缴纳"副业费"——外出打工每天需交0.8-1元。在每日收入不过几毛钱的年月里，这笔额外支出岂是轻易能承受？母亲常为此怄气，父亲也只能无奈叹息："人家也难啊。"

记得我上五年级时，一次随父亲去嵩口赶集。老师常说需要一本新华字典，但嵩口街上没有书店，百货商店偶尔会在柜台摆出十几本兼卖的书。那天，我意外发现了一本《内经讲义》的中医书。受武叔影响，我梦想着自己也能治病救人。虽然曾借过武叔的《中医内科学》，但因小学未毕业，书中内容对我来说太过深奥。若能拥有一本属于自己的书，时常翻阅，总有一天能看懂吧？我央求父亲购买，他说连新华字典共需3元多，太贵了。爸说：这两年有了自留地，才不至于饿的很。你的中耳炎还要治好，你妹下期也该上学了，家里需要用钱的地方还很多。我想起去年有次爸妈做农活，晚上9点还不回家，我多焦急，爸妈多辛苦。我愧疚，心里难受。说：书就先不买了。没过几天，爸把两本书都买了，我既高兴又难过。《黄帝内经》云：“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乃养生的根本。六十多年了，我还常翻，见书如见父亲的音容笑貌。

母亲常患口腔溃疡，吃饭时小心翼翼，大家总说是"火气大"，因此常喝凉茶，最常见的是茅草根煎汤，可是总不见完全好。那些年我己经有弟妹好几个了，妈总把家里最好的东西给我们吃，她总是吃最差的，直到后来种了小麦，收了麦子，在石磨中磨碎之后，连麦麸皮和着水，用手捏成形，捏成枣子大的疙瘩，放入沸水中煮熟成面疙瘩汤，我们可以尽情的享用。几天之后母亲的口腔溃疡病好得多了，老爸经常开玩笑，说妈是贪吃病。我们真的感谢爸妈，他们养活我们可真是太不容易呀。

那个年代，饥饿是所有人挥之不去的阴影。大人们常谈论着谁吃了十个大馒头还能干活，谁吃了两斤大米煮的硬饭，软绵绵地躺在床上，第二天就恢复了元气。有人吃了大量糍粑（糯米做的饭团），先是满足感，接着便是胃被撑破的痛苦；还有人因吃"观音土"而胀死，外地甚至有人偷吃过多糖厂白糖而"甜"死了。这些故事背后，隐藏着所有人共同的期盼——何时才能吃饱饭？

父亲偶然发现一位老农耕田时，总会将漂浮在水面上的"土狗"等小动物捉起放入腰间竹篓。起初询问用途，对方总是含糊其辞，要么说是除害虫，要么说是喂鸡鸭。后来经不住父亲再三追问，才透露实情——原来这些小动物是带回家在瓦片上烤着充饥的！老农再三叮嘱千万保密："这虫子本来就不多，'僧多粥少'啊。"母亲得知此法如获至宝，立即效仿。然而这种食物季节性强，量又少，虽能暂时缓解饥饿，但没维持几个月，食物又匮乏了。有人身体出现水肿，经医生证明后可到粮站购买米糠充饥，这本是绝对批不到的紧俏物资，猪狗食都成了稀罕物，需领导批条才能获得。"土狗"等小动物被捉光后，人们开始挖吃菜园蚯蚓、田里的"洋排仔"（一种小青蛙，学名泽蛙），但这些也非天天可得。原本已消退的水肿，又悄然回来了。

父亲说，若是没有1961年底实施的"三自一包"政策分得自留地，种上小麦，恐怕他也要到极乐世界了。万幸的是，总算熬过了那段艰难岁月。如今人们难以想象，在风调雨顺、天下太平的年景里，竟会有如此多的人饿死。那时，父亲所在的"副业队"仅有几位会做棺木的匠人，他们常常深更半夜为那些可怜人加班制作棺木。尤其是在夏天逝者不能留，通常是第2天应该下葬。有时到了现场，东家看到师傅也身体浮肿，仍想尽办法煮一碗南瓜给师傅补充体力，好让师傅有力气完成工作，尽快使亡灵入土为安。

‍父亲这一生，做过的棺木有上百部，大多集中在那些艰难的年份。随着年龄渐长，他五十多岁时，体力大不如前。有时同伴有事来不了，一个人完成所有工序实在困难。于是，父亲让我帮忙。看着他过早苍老的面容，我怎么也说不出拒绝的话。好在我有些木工基础，能搭把手。

惯例新手做棺木，多从长寿老人开始，那种场合较喜庆，时间充裕。但更多时候要为非正常死亡或夭亡的人做棺木，气氛压抑，死者的亲人哭天抢地。在没有电灯的年头，夜晚常要举松明火把，通宵达旦赶进度。每次开工前，父亲都叮嘱我要记住尺寸，虽说多数是统一规格，但也得根据死者的高矮胖瘦调整。做棺木最要紧的是质量，一旦漏气漏液，就是对逝者的大不敬。

父常说：“这是一门手艺，人人都需要，总要有人做。做好事积阴德，你得认真学。”可那些压抑的场景，实在让我难以承受。做了几次，父亲问我棺木尺寸，我却一问三不知。我知道，这门手艺我是学不来了。但看着父亲辛苦的样子，即便满心不情愿，我还是咬牙坚持了几年。那几年，我和父亲一起合作了20来个。

那时，各家的灶锅多献给国家"大炼钢铁"。人们不敢声张地吃着些什么，实际上谁家也没有可偷吃的东西。因集体化耕作，土地集体所有，谁家都没多余做食物，市场上物资匮乏且昂贵。当时实行八级工资制，普通小职员、教师月薪仅30至50多元，我们公社的戴书记才90多元，据说是全县工资最高的公社书记。物价飞涨，最离谱时，大米1市斤3至4元，猪肉1市斤7到8元，一个月工资连几斤大米都买不起。有的干部家里农业户口多，微薄工资甚至不够购买市场上的粮食。

国营粮站只为居民户口凭粮食供应证或粮票提供平价粮，每斤约0.12元，农民无权购买。生产队分配的口粮，每人每年仅有100至200市斤带壳的水稻谷子。许多人宁可弃公职，回家挖野菜度日。那时，东西昂贵，公家商店的食物还需粮票，小商贩虽不需粮票，但几乎已绝迹——私人做生意被视作"投机倒把"，是资本主义，必须没收并坚决打击。村民若多种些蔬菜，不仅会被没收，还会被打成"反革命"，罪名是破坏集体经济，后果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