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圩夜的守望

柏涂

赶圩夜的守望

1961 年初，曾经热火朝天的大锅饭时代悄然落幕，食堂也人去楼空。家里没了灶台，临时用三块大石头匆匆垒起，把没有拿去炼铁的锅拿来，勉强应付一日三餐。

那时的“三自一包”政策，社员能在自家房前屋后建起猪圈、鸡鸭舍、免子窝，把这些家禽家畜安置妥当。每家还分到了“自留地”，这小小的地成了希望所在，大家可以自主栽种各类农作物。不少人还在附近的山上开荒，种地瓜、小麦、大麦这些旱地作物。爸妈除了完成生产队的任务，每天天不亮就出门，摸黑才回家，在自留地里劳作。

那年我十一岁，除了上学和照看妹妹，农忙时节也得帮着家里干活。水稻、小麦、大麦的收割，豆角的采摘，地瓜的除草，找兔宝宝的粮草。

父亲很辛苦，每天一大早，生产队还没出工，他就到较近的菜地里忙活。到了中午，本该休息，他却常常顾不上，傍晚生产队收工后，又赶到较远的山地继续加班。往往是星斗挂上天空，伸手不见五指了，他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往家走，很多时候，到了本该回家的时间，家里却迟迟不见他的身影。

又是一个农历十五赶圩日，太阳刚落山，圆圆的月亮爬上了天空，将大地照得清冷。外面天色渐黑，我在房里点上小小的煤油灯。那盏灯的光在风中摇曳，仿佛随时都会熄灭。我时不时跑到房间里，盯着那只破旧的钟看了又看；一会儿又跑到厅里，打开后门，我能清晰看到父亲回家的必经之路，可每次都失望而归。

正当我满心疑惑时，那熟悉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音乐，从挂在厅里柱子上的小喇叭里传了出来，声音微弱得如同苍蝇的嗡嗡声。紧接着，广播员播报着：“嵩口广播站，现在播送天气预报……明天再见”。晚上 9 点，广播结束了，漫长的时间一刻一刻地流淌，每一秒都无比煎熬，可父亲依旧不见踪影。

当我第N次打开后门，终于，隐隐绰绰的人影出现在远处。人影越来越近，我的心里瞬间涌起一阵喜悦，妹高兴的喊：爸回来了。然而，当我再仔细看时，他却朝着岔路口走去，逐渐消失在黑暗中，希望成了泡影。过了一会儿，又有人影从远处走来，看起来是两人，爸妈也是两人啊，我再次满怀期待，结果也在岔路口消失了。这样希望与失望的反复拉扯，让我的心情从单纯的担心渐渐变得恐惧起来。

妹妹早就饿得哭闹不止，家里实在没有能吃的东西来哄她，玩具在此时更是毫无用处。她哭累了便睡着了，可我却饿得肚子咕咕叫，头晕目眩。邻居们大概也和我们一样，为了生计忙得不行，平日里并不热闹的村子，今晚格外的安静。当然，我并不是害怕什么大灰狼，那时候，根本就没听说过这类故事。我只是害怕父母会出什么意外。

半年前，隔壁有个壮汉，聚餐时总是食量惊人。可谁能想到，这样一个身体强壮的人，竟然因为水肿病，在路上突然倒下，再也没能站起来。最近父亲的水肿病倒是好了些，村里的老中医说，病根就是身体缺少营养的，什么良药都不如饱“肚子药”。

今天难得有个公休日，父亲还特意灌了一大竹筒加了盐的开水。中午多吃了些地瓜米饭，为下午能多干活而储备力气。那些地瓜米可不简单，前不久，他与十一大伯长途跋涉到尤溪，用家中祖传仅有的两块银元，换来了 50 斤珍贵的地瓜米，这就是我们的“肚子药”。

母亲看着我们兄妹，心疼地说：“孩子，下午是周六，你在家照看好妹妹，我和你爸爸去后山梳理番薯蔓，天黑就回来”。可现在天已经黑透了啊，我心里七上八下，只能一遍遍祈祷着父母快点回家。

我胡思乱想，想了很多，我的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各种可怕的画面，越想越觉得害怕，可理智又不断安慰自己：不会的，一切都会好的。

我实在太累太饿了，瘫坐在地上，不知不觉竟迷迷糊糊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突然一阵身体的触动把我惊醒。“傻孩子，你怎么睡在这儿？”母亲轻柔的声音传来。“爸妈，你们怎么这会儿才回来啊”！我委屈地叫着，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父亲心疼地为我擦去泪花。

父亲无奈地说：“没办法啊，孩子，就剩一点活儿，干完明天就不用去了。是不是饿坏了？”母亲在一旁附和着。

“岂止是饿，我好担心你们啊！”我哽咽着说。父亲笑着说：“好在我们带了手电筒，没事没事，放心吧。”

母亲点亮了松明火把，温暖的火光照亮了屋子。虽然晚餐很简单，只有地瓜叶搭配着指头大小的地瓜，还有一些地瓜米，但那一刻，一种难以言喻的幸福感涌上心头。仿佛经历了长久的漂泊后，终于回到温暖的港湾。

这迟到的晚餐，吃得格外香。尽管晚饭后已经是半夜，但有这小小的家，我心中无比温暖，无论什么时候，家都是我最坚实的依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