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明代今贵州境内原住的“土民”，主要有苗、布依、侗、土家、彝、水、仡佬等族，贵阳地区“土民”多为苗、布依、彝、仡佬等族。《黔书·苗蛮种类部落》称：“黔僻处西南，穷山深箐，所在无非苗蛮，其种类各殊，而部落亦不一矣。爰稽其概，莫大于卢鹿”。“卢鹿”即当时对今彝族之别称，自魏晋南朝时期自今滇东北迁入以来，即雄踞今黔西北一带，明初其首领霭翠授贵州宣慰使，设宣慰司署于今贵阳，其所属“水外六目”，在今乌江上游鸭池河以东的清镇、修文、息烽等县（市）境内，故这些地方有不少彝族分布。至于布依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被称为“仲家”，《黔书》称：“其种有三：一曰补笼，一曰卡尤，一曰青仲。贵阳、定番（今惠水）、广顺皆青仲”。同书记述当时贵阳地区苗族情况称，新贵有东苗、西苗，广顺有花苗、牯羊苗，龙里有白苗，贵定有短裙苗。仡佬则分布在今贵定之平伐。另有称为“宋家”者分布于新贵，又有“蔡家”者则威清（今清镇）有之。后李宗昉《黔记》记之更详。如记花苗在贵阳，白苗在贵定、龙里，青苗在贵筑、修文，东苗在贵筑、修文、龙里、清镇、广顺，西苗在贵阳，佯广苗在龙里，八番苗、谷蔺苗、葫芦苗在定番（今惠水），克孟牯羊苗在广顺金筑司，平伐苗在贵定新添营，鸦雀苗在贵阳，尖顶苗在贵阳府属。卡尤和补笼“仲家”，分布在贵阳、定番、广顺。剪发仡佬在贵定，打牙仡佬在清镇，红仡佬在广顺。另有称为“里民子”者，分布在贵阳、清镇，“宋家”在贵阳属，“蔡家”在贵筑、修文、清镇。以上对苗、布依、仡佬等族的种种称谓，都是过去民间根据其服饰的不同色调或习俗的他称，并不影响其为同一民族。</p><p class="ql-block">当时，贵阳地区分布的民族，多数辖于土司统治之下。其中除居于今清镇市西部及修文属水西土司亲辖之“水外六目”，开州水东宋氏土司所统辖，其余据《黔书》记载，“其辖于土司者，贵阳所属，新贵则有中曹、养龙、白纳、虎坠、喇平；定番则有程番、上马、小程、卢番、洪番、方番、韦番、卧龙、小龙、金石、罗番、大龙、卢山、木瓜、麻响、大华；广顺则有金筑；开州则有乖西；贵定则有平伐、大平伐、小平伐、把平；龙里则有龙里、水东、大谷龙、小谷龙、羊场；修文则有底寨等司”。水西安氏土司所辖“水外六目”之地，明崇祯初奢安之乱后，方献于朝廷，而水东宋氏也因参与奢安反明失败被废，改设开州。</p><p class="ql-block">土司统治地区，人口和土地虽都归土司所有，但历来人不编户、土无丈量，田土随山开垦，不计顷亩，王朝亦无法对其“编户齐民”“计亩升科”，故自宋、元以来“虽有贡赋版籍，但不上户部”，仅由土司以其地土所出，定期入贡，并无定额。及至明初，各地土司先后归附，太祖以贵州地处边远，地瘠民贫，民族众多，且新归附，故着眼于政治统一，不计赋税多寡，以收取“远人之心”。所以，每次土司入京进贡，除政治上予以抚慰外，经济上也予以优厚赏赐。</p><p class="ql-block">洪武初年，西南经常用兵，粮饷供应困难，多得土司纳粮相助。为此中书省曾奏请设为定额，未获批准，朱元璋指示对土司地区“所有田税随其所入，不必复为定额以征其赋”，后虽形成定额，如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户部议定，自洪武十九年（1386年）始，贵州宣慰司岁输3万石，金筑安抚司岁输2000石，比原纳定额已大为减少，仍未能如数交纳，朝廷又再次下令减免。如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西平侯沐春上奏，水西民霭翠所纳税粮8万石，连年递减至2万石，然亦不能供也。太祖又谕：偏远之民，“不可以中国治之，但羁縻之足矣！其贡赋之负者悉免征，逃徙者招谕复业”。</p><p class="ql-block">自永乐十一年（1413年），贵州承宣布政使司建立后，田赋制度虽逐渐与全国接轨，各府、州、县逐步清查田亩，编户齐民，计亩升科。但土司地区所有粮差仍由土司总行认纳，再由所属土目、土民逐级分摊。如贵州宣慰司额定夏税小麦、豆、荞32石余，秋粮8546石余，麦荞由水东宋氏及青山、贵竹、龙里、扎佐、养龙、底寨六司分摊，秋粮米由安宣慰名下认纳2199石，水东宋氏代纳1057石，贵竹、水东、白纳、扎佐、养龙、底寨、乖西、中曹、青山、龙里10长官司共纳2000余石，其余则由谷龙头目宋居宗、水西七泊房及土目黑冲、阿六、阿登、促俄、阿酒、种叶、阿高、阿沙诸人分担。至于龙里、新添两卫军民指挥使司所属长官司，则由卫指挥使司分摊到各土司名下认纳，不在卫所屯科粮之内。这些负担最后自然都落到广大各族民众肩上，但当时并不与朝廷地方行政当局直接发生联系，而是通过各级土官层层交纳。</p><p class="ql-block">【选自《贵阳通史》（全三卷），贵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