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东辨析斯诺为谢立全拍摄吹号照片有关问题

德华

胡立东撰文 谢小朋核校

2025年3月23日

提要

一，引子

二，“谢立全当年任职的教导营是属于红一军团还是下属的红二师”问题。立东对此问题的辨析。斯诺记述为谢立全拍摄吹号照片的W W W W H。
三，斯诺为谢立全拍摄吹号照片时黄华不在现场及其它有关问题。
四，立东创作的谢立全画像及撰写的有关文字和其它相关资料。
五，结尾。

一，引子

1936年7月8日至10月19日，中央交际处长兼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外交部招待处长胡金魁在毛泽东、周恩来直接领导下，接待并陪同了斯诺首次访问陕甘宁红军102天全过程。 图 1936年7月8日中央交际处长兼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外交部招待处长胡金魁，随周恩来、李克农、叶剑英在安塞白家坪接待了到达陕北红区的斯诺、马海德，并于7月10日至13日，经三天骑马行程，陪同斯诺从安塞到达中央驻地保安之后，斯诺为胡金魁拍摄了这张单人照片，并载入《红星照耀中国》。 立东注：至1937年9月6日，抗日统一战线形成，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外交部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处，胡金魁改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处长。 图 1936年斯诺首次访问陕甘宁红军到达中央驻地保安后，头戴红军帽照片的画像。立东作于2021年11月9日。收入立东创作的《画说那时红星闪耀》画集。 斯诺到达保安伊始，就热情高涨地展开了对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采访，并采访了红军大学、红军剧社等，直至7月底。

8月初，按周恩来制定的访问日程，胡金魁全程陪同斯诺离开保安，前往甘肃、宁夏访问红军各主力部队。一路经过吴起镇，访问了红军兵工厂；经过河连湾，采访了陕甘宁省委及负责人李富春和夫人蔡畅；还采访了红二十九军军长肖劲光等。

8月中旬至下旬，在宁夏豫旺堡及周边地区，斯诺访问了中国人民红军西方野战军（兼一方面军）司令彭德怀及所部红一军团及红一师、红二师红军主力。

1936年8月21日，红军西方野战军（兼一方面军）及所部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在豫旺堡附近为斯诺举行了欢迎大会。一军团红四师派代表卢仁灿从百里之外的环县毛居井驻地赶来参加大会，在会上向斯诺赠送战马，并向斯诺转交了红四师师长李天佑、政委黄克诚、政治部主人舒同签署的向斯诺的致敬信。斯诺高兴地接受了信和战马。
图 在红军主力欢迎斯诺大会的次日，1936年8月22日，中央交际处长兼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外交部招待处长胡金魁（中），与斯诺（右），李长林（左，即李涛上将），在豫旺堡彭德怀司令部附近拍摄了三人骑马合影。载入斯诺著作《红星照耀中国》。 多年之后，当记者刘力群采访时，卢仁灿将军看到这张照片，指认了斯诺所骑战马是他代表红四师赠送给斯诺的，并详细回忆了赠送战马全过程的故事。详细请参阅2023年10月30日立东撰写的论文【“胡金魁和斯诺骑马合影照片”与卢仁灿《我给斯诺送战马》之密切关联问题——与晓滨、文元、力群探讨》】

立东注：1936年7月10日至13日胡金魁陪同斯诺从安塞到保安，李长林（即李涛上将）与胡金魁、斯诺同行三天。斯诺记述了李长林在途中向他讲述的贺龙的故事。当8月中旬斯诺抵达豫旺堡采访中国人民红军西方野战军（兼一方面军）司令彭德怀及红一军团期间，时任一军团政治部统战部长的李长林（李涛上将）就近探访了斯诺，留下这张珍贵的三人骑马合影。详细请参阅2024年8月3日立东撰写的论文《斯诺、胡金魁骑马合影中另一位是否李长林的疑问及考证》

在豫旺堡访问红军期间，斯诺为谢立全拍摄了一张吹号的照片。此照片后来被命名为“抗战之声”，并被用作《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中国》）一个版本的封面。

2022年3月24日立东为谢立全吹号照片画像，并撰文记述了此照有关的背景故事，其中列有谢立全将军1972年7月1日写给夫人苏凝信的2页复印件；还列有他人2021年9月20日写的《两个斯诺的江西情结》。标题中“两个斯诺”是指埃德加·斯诺和海伦·斯诺夫妇，作者可能借托斯诺与海伦名义，在文内编撰有一段斯诺拍摄此照之前与谢立全的对话，而立东读过此文后还就留下了“海伦回忆斯诺在拍照前与谢立全对话的印象”。（详见本文“四，立东创作的谢立全画像及撰写的有关文字和其它相关资料。”）。立东把画像和这些文字等相关资料都收入了自己创作的《画说那时红星闪耀》画集。

2025年3月12日，经好友姚普光兄（姚喆将军之子）帮助，并辗转通过知也、熊进、胡燕诸位热心朋友的串联，联系上谢立全将军的二儿子谢小朋。当天，谢小朋告诉立东：“这段文字第一次见，父亲生前没有说过。”并开始与立东就拍摄照片时谢立全的任职及其它相关问题，进行了多日长时间的深入探讨和商榷，也就本文的草稿进行了讨论、核校。

二，“谢立全当年任职的教导营是属于红一军团还是下属的红二师”问题。立东对此问题的辨析。斯诺记述为谢立全拍摄吹号照片的W W W W H。

在立东看，谢立全将军亲笔信中记述当年自己的职务，与《两个斯诺的江西情结》所编撰的谢立全在斯诺为他拍照前与斯诺对话时，自述当时的职务基本相符。

而谢小朋指出，谢立全将军亲笔信内容是：“我是一军团的教导营的总支书记”；他人编撰的谢立全告诉斯诺的内容是：“现任红二师教导营总支书记。”两下对比， “教导营总支书记”之职务相符，但谢立全亲笔信写的是教导营属于“一军团”，他人编撰的谢立全对斯诺说的却是属于“红二师”。这个差别便导致了一个“谢立全当年任职的教导营是属于红一军团还是下属的红二师”问题。

立东对此问题的辨析。

为此，立东查核了手中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第336页之1936年5月之后的中国人民红军西方野战军（兼一方面军）红一军团及下辖红一、二、四师建制及干部名单，这部分资料的时间段，正好应对1936年8月斯诺访问宁夏豫旺堡彭德怀部红军主力的时间。

查核结果是，在斯诺访问的时段，“组织史” 中不论红一军团，还是红二师之司、政、后机关都没有“教导营”这个单位。所以，立东暂无根据确准“谢立全当年任职的教导营是属于红一军团还是下属的红二师”问题之答案。
图 “组织史”第335页，请阅右下角“（二十六）中国人民红军西方野战军（兼红一方面军）1936年5月18日正式成立；10月改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兼红一方面军总指挥部。立东注：姓名前标注绿色者是已作画像之前辈，下页与此相同。 图 接上图，“组织史”第336页。 请阅该页左下（即斯诺访问时）“2，红军第一军团：”及下辖红一、二、四师之司、政、后单位及干部名单。均无“教导营”。

故，目前立东只能根据现有公开的资料，加上近几天谢小朋提供给立东的更多的相关信息，对此问题，以及有关照片的拍摄时间、地点、内容等相关问题，尝试作些逻辑辨析。

一，“谢立全当年任职的教导营是属于红一军团还是下属的红二师”问题产生于两个人，一是谢立全将军本人于1972年7月1日亲笔写信告诉夫人苏凝的是“一军团”；二是2021年9月20日《两个斯诺的江西情结》中，他人编撰的谢立全口头告诉斯诺的是“红二师”。

二，虽然谢立全于1972年7月1日写信给夫人苏凝 记述了斯诺为他拍摄吹号照片一事，但要求家人一直对外保密，所以，除谢家以外，任何其他外人无从得知斯诺拍摄的红军吹号照片中的主人翁是谁。

三，据谢小朋2025年3月12日-23日期间，发给立东的各项资料，其中一项是“杨子晚报”1996年7月1日刊载署名“南京 阿明”写的《无价的财富》，首次披露斯诺拍摄谢立全吹号信息（立东注：据谢小朋告诉立东，阿明是海军指挥学院干部处长张明的笔名）。
图 “杨子晚报”1996年7月1日刊载署名“南京 阿明”写的《无价的财富》。 另一项是三个月之后，1996年10月4日解放军报刊登本报记者祖六四、蔡云骜的文章《西行漫记封面照片主人公-谢立全将军留下的故事》，也公开了斯诺为谢立全拍摄吹号照片这一信息。 图 1996年10月4日解放军报刊登本报记者祖六四、蔡云骜的文章《西行漫记封面照片主人公-谢立全将军留下的故事》。 还有一项，是2019年8月14日央视CCTV-13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新长征 再出发 吹响“抗战之声”的电视节目。该节目有谢小朋讲述他所知道的有关他父亲那张照片的一些情况。详见央视网。

四，斯诺第一位夫人海伦是1997年1月去世的，从时间上分析，可推断她生前无可能知道以上1996年7月1日杨子晚报、10月4日解放军报有关谢立全信息的文章，和2019年8月14日央视节目有关谢立全吹号照片的电视节目三条信息。

五，但是，海伦生前是否可能从斯诺那儿得知过那张吹号照片的信息，又或是否知道斯诺为谢立全拍摄吹号照片之前，是否与谢立全有过对话？

六，为澄清有关问题，立东查阅了斯诺原著，在豫旺堡访问彭德怀、红一军团及红一、二师的那个时间段，斯诺两次记述了他所见红军号兵们练习吹号的情景。特摘抄如下：

1，“在预旺堡的高高结实的城墙上，红军的一队号兵在练习吹军号，这个堡垒一样的城中有一角落飘着一面猩红的大旗，上面的黄色的锤子和镰刀在微风中时隐时现，……”-斯诺《红星照耀中国》

2，“在开了枪眼的雉堞上刚兜了一半，我就遇见了一队号手——这时总算在休息，这叫我感到高兴，因为他们的响亮号声已接连不断地响了好多天了。他们都是少年先锋队员，不过是小孩子，因此我停下来对其中一个号手谈话时就采取了一种多少是父辈的态度。”-斯诺《红星照耀中国》

七，据斯诺以上两条有关红军号兵们的记述，可以分析出斯诺为谢立全拍摄吹号照片的背景W W W W H的一些线索，以及斯诺有没有记述他与谢立全对话的线索：

1，W，为什么？

斯诺关注红军号兵们“好多天”了，且不止一次地记述了他对红军号兵们的关切和兴趣。这含有第一个重要线索，因为这导致了他最后为谢立全拍摄吹号的照片。这个线索给出了有关照片的第一个W问题，即Why？为什么斯诺要为谢立全拍摄吹号照片。因为好多天的关注，斯诺对红军号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W，时间？

斯诺记述他关注红军号兵们“好多天”了，这含有第二个重要线索，从中可以分析出，谢立全吹号照片的第二个W问题，即When？何时斯诺拍摄的那张照片？

请读者先看一张1936年8月红军主力接待斯诺的日程表如下列：

图 1936年8月宁夏豫旺堡彭德怀部红军接待斯诺日程表。 分析上图，一是可以清楚看出红军主力彭德怀部接待斯诺日程拟定的是从1936年8月16日上午“彭司令员访谈”开始。二是可以由此而确定这一天（或前一天8月15日），就是斯诺抵达豫旺堡彭德怀司令部的日子。

再分析斯诺记述的“好多天”。不论英文还是中文，都有一个基本约定俗成，就是无三不成几。即，凡说“几天”，一般是指三天。那么说“好多天”，则约在五六天或以上。

再把斯诺记述的“好多天”，与红军主力接待斯诺的日程表上最后一天的日子，即8月21日，作交叉对比，两下是相符的。

不过，斯诺在豫旺堡实际访问的日子超出了这份日程表，那么，这份日程表是否完整，是否还有其它页面载有更多的日程安排，而因为历史久远发生缺失未能面世。立东在此暂留下这个问题，因与本论文讨论的主题无大关联，且按下不议。

据以上日程表和立东的有关分析，可以推算出“好多天”大约是从8月15或16日至20日或21日这个时间段。换言之，在这个时间段里，斯诺留心红军号兵“好多天”。那么基本可以推断出，为谢立全拍摄那张吹号的时间，就在1936年8月15至21日之间。不可能早，也不可能晚。

3，W，地点？

斯诺记述了号兵们练习时的场地，“在豫旺堡的城墙上”，这含有第三个重要线索。从斯诺为谢立全拍摄的吹号照片看，谢立全站立的位置是一处高于周边地势的，被多年风雨侵蚀只剩下残垣的城墙。所以，可以判断，“豫旺堡的城墙上”或其附近，就是斯诺为谢立全拍摄吹号的地点。这个线索就又解释了第三个W问题，即Where？在何处拍照。
图 2025年3月17日谢小朋发给立东比较清楚的谢立全吹号的照片。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当时拍照的地点、位置、近景、远景的地形、地貌。 图 2025年3月18日谢小朋发给立东有关2009年在宁夏勘察吹号照片之旧址，右一谢小朋（谢立全二儿子）、右二同心县党史专家杨文远，右三谢小林（谢立全三儿子），在谢立全吹号照片的旧址。 图 2025年3月18日谢小朋发给立东，2009年谢小林女儿谢菲（谢立全孙女）在谢立全吹号照片的旧址。 2025年3月18日，谢小朋还告诉立东：“大约是三年前，当地在预旺镇建起了纪念地，邀请谢家后人到场，我们年纪大了，委派大哥谢建新的女儿谢海兵作代表。
她回来告诉我，纪念地没有建在我们去过的镇南瓦渣梁，而是建在镇北，周边沟壑山地，与照片背景大片平地不符，据说是后任馆长的意见。”

4，W，什么内容？

斯诺的记述“这个堡垒一样的城中有一角落飘着一面猩红的大旗”，这含有第四个重要线索。这句话可以解释他为谢立全拍摄吹号照片中的旗帜从何而来。解释了第四个W，即What，照片中有什么内容。

5，H，怎样拍摄的？

斯诺两次对红军号兵们练习的记述，含有第五个重要线索，可以解释当时并非号兵的谢立全手中的号是从何而来。这同时其实解释了两个H问题， 即How？

（1），谢立全手中的号是怎么来的？就是临时从正在练习的红军号兵们手中借来的。

（2），照片是怎样拍摄的？就是斯诺要当时身份并非号兵，但曾经当过号兵的谢立全临时摆拍的。

而这第五条线索，又叠加印证了斯诺为谢立全拍摄吹号照片的地点，必定是在距离红军号兵们练习吹号的“豫旺堡城墙”很近很近的地点。否则，就不方便向红军号兵借用军号为谢立全拍照。

6，所以，立东以为上列斯诺有关红军号兵们练习的两次记述，客观上已经为拍摄谢立全吹号照片，留下了密切相关的来龙去脉多条线索，使立东可以从这些线索，不但可以清楚看出斯诺为谢立全拍照的前因后果，也可清楚看出与谢立全吹号照片有关的W W W W H。并且，还可以看出斯诺想为红军号兵吹号拍照，是“蓄谋已久”（“好多天”）的一件事情。

7，由以上，可进一步分析，如果斯诺在为谢立全拍照前，与谢立全有过任何对话，斯诺应该会加以详细记述，作为吹号照片的文字注脚。而事实是，斯诺只记述了红军号兵们练习的情况，且记述了两次，但却并没有记述谢立全与他有过任何对话。

2025年3月17日，立东与谢小朋就海伦有无可能生前知道红军号手是谢立全的问题探讨时，谢小朋微信告诉立东一个重要信息：“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海伦·斯诺的侄女谢列尔女士，受邀参加“九三”阅兵，我正在北京参与大型纪录片《长城 : 中国的故事》拍摄，有关方面安排我们俩位后人见面，谢列尔通过翻译告诉我，美国人离婚后，前妻如不再嫁，可以保持前夫姓氏，侄女可以视作斯诺后人，掌管着以斯诺命名的一个新闻基金会，你采用了见面新闻照片。
我送她三件礼物，所在长城编辑部出版的中英文画册《追寻远去的长城》、1979年中文版《西行漫记》和根据谢立全1955年授衔照片的石印画。
谢列尔十分惊喜，说她和她的家族，多年一直想知道号手的命运，没想到他活到了你们胜利后，还是一位将军！
如果海伦·斯诺有谢立全的文字记载，不应出现上述现象。”
图 2025年3月17日，谢小朋发给立东的照片，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时谢小朋与海伦·斯诺的侄女谢列尔女士在北京会面时的情景。 综上资料分析，海伦生前是否可能从斯诺那儿得知过那张照片的信息，或是否知道斯诺为谢立全拍摄吹号照片之前，是否与谢立全有过对话？参考以上2015年谢小朋与谢列尔女士的交谈内容，答案似可呼之欲出了。

8，回过头再看《两个斯诺的江西情结》所编撰的，在斯诺为谢立全拍照之前与谢立全的那段对话，就有必要质疑那段对话的真假，那段对话的客观根据是什么？

而《两个斯诺的江西情结》成文时间是2021年9月20日，比1996年7月1日杨子晚报、10月4日解放军报有关谢立全信息的文章，最早公开斯诺为谢立全拍摄吹号照片这一信息晚了25年。比2019年8月14日央视网上所载CCTV-13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新长征 再出发 吹响“抗战之声”的电视节目晚了6年。

由此或可推测，《两个斯诺的江西情结》有关谢立全吹号照片的内容，及文中编撰的拍照前斯诺与谢立全的那段对话，有可能是作者综合1996年7月1日杨子晚报、10月4日解放军报有关谢立全信息的文章，和央视有关谢立全的节目内容编撰而成？此问题的答案，只能从《两个斯诺的江西情结》作者那儿得到解释。

以上，立东对教导营属于红一军团，还是属于红一军团的红二师两个不同之处，尽可能作出全面辨析。

据立东几十年研究历史问题案例的经验，就是应该保全所有有关案例的历史资料，留待以后与可能发现新的线索进行交叉比对再行确准。

2025年3月17日，就斯诺为谢立全拍摄吹号照片有关问题，谢小朋发给立东央视网2019年8月14日所载央视CCTV-13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新长征 再出发 吹响“抗战之声”的电视节目。谢小朋在节目中讲述了他所知道有关他父亲及那张吹号照片的一些情况。
图2025年3月17日谢小朋发给立东的2019年8月14日电视节目，立东制作的截屏-1970年代谢立全将军与儿子谢小朋。 图2025年3月17日谢小朋发给立东的2019年8月14日央视电视节目，立东制作的截屏-谢小朋接受央视采访，正在叙述他从父亲那儿了解的有关斯诺为谢立全拍摄吹号照片的有关情况，以及他个人对父亲谢立全吹号照片的理解。 立东观看上述央视节目，发现谢小朋在节目中所谈他对父亲的理解的话语，被《两个斯诺的江西情结》的作者在文章中改成了谢立全本人的话语。

回头再看《两个斯诺的江西情结》的作者在文中编撰的，斯诺在为谢立全拍照之前与谢立全的对话，就更令人不得不质疑其真实性了。

三，斯诺为谢立全拍摄吹号照片时黄华不在现场及其它有关问题。

立东在观看谢小朋发来的2019年8月14日央视新长征节目时，发现了其中有一段模拟斯诺为谢立全拍摄吹号照片当时场景的电视具有重大原则性错误。在模拟电视的场景中，竟然出现了戴着眼镜的中年形象的黄华。为历史存真，立东以为有必要指出，这段模拟场景的电视严重违背了斯诺的记述，也严重违背了历史客观事实。

1，当时黄华年仅23岁，刚刚大学毕业，斯诺英文记述为“a Yenching graduate”，一个燕京大学毕业生。据斯诺记述，是他请黄华临时到陕北为他作翻译的。

2，而黄华并未随斯诺同行。1936年6月初斯诺只身乘火车离开北京，于1936年7月8日傍晚，斯诺与在西安会合的马海德一起进入红区安塞白家坪，第一次见到周恩来。9日斯诺全天采访周恩来。10日晨6时，在负责接待并全程陪同斯诺访问的中央交际处长兼外交部招待处长胡金魁陪同下，由安塞出发，于13日到达中央驻地保安。
图 电影《红星照耀中国》（2019）。右起中央交际处长兼外交部招待处长胡金魁（右）、美国记者斯诺（中），他们身后中间是安塞自卫队卞队长。这个镜头是胡金魁接待了刚抵达安塞白家坪的斯诺。稍后，卞队长来向胡金魁报告，刚击溃了尾随斯诺的一帮土匪。然后，胡金魁陪斯诺见到了周恩来。镜头中是胡金魁、斯诺、卞队长他们正面向周恩来。 立东注：1，这部电影的文案和编导不清楚胡金魁是中央交际处长兼外交部招待处长，误把胡金魁称为科长。2，这部电影还把斯诺记述的湖南籍的李长林（即李涛上将），搞混成了四川籍的李长林少将。 斯诺记述胡金魁陪同他从安塞赴保安，“第二天早晨六点钟（立东注：即1936年7月10日），我就同一队大约四十名青年一起出发，他们是属于通讯部队的，正要护送一批物资到保安去。

我发现只有我自己、外交部——红军自己的外交办公室来的一位使者傅锦魁（胡金魁）和一个红军指挥员李长林有坐骑。也许这话说得并不完全确切：傅锦魁（胡金魁）在一头壮实的、但是负担已经过重的骡子背上挤了一个栖身的地方;李长林骑的一头驴子，负担同样过重;我像腾云驾雾似的跨在仅有的一匹马上，它是不是真的在我跨下，有时我也没有多大把握。”-《红星照耀中国》

而后斯诺下榻在胡金魁负责的外交部招待处（招待处下辖有招待所），并开始在中央驻地保安紧锣密鼓地采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红军大学、红军剧社等。直到8月初，由胡金魁全程陪同赴甘肃、宁夏采访红军各主力部队。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书中多处详细生动地记述了胡金魁一路日日夜夜陪同他到各地访问，以及同吃、同住、同工作，及沿途所见所闻陕甘宁红军和百姓的实际状况。

在《红星照耀中国》书中，有一段内容是斯诺对胡金魁概括性的记述：“我当时是同傅锦魁（胡金魁）一起旅行，他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由外交部派来陪我上前线。象在后方的所有共产党一样，傅（胡）因有机会到前线的部队里去而很高兴，把我看成是天赐给他的良机。同时，他直率地把我看成是个帝国主义分子，对我整个旅行公开抱怀疑态度。但是，在一切方面，他总是乐意帮忙的，因此后来没有等到旅行结束，我们就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斯诺记述，“我当时是同傅锦魁（胡金魁）一起旅行”… “对我整个旅行”，足以清清楚楚地、毫无疑问地证实胡金魁是外交部派去的，胡金魁是斯诺首次访问陕甘宁的主要陪同者。

斯诺在他的著作《红色中华散记》书中清楚地记述了黄华是在他之后到达陕北的。请见下列英文版截图：
图 斯诺著《《红色中华散记》，“王汝梅，一个燕京大学毕业生，在我到达西北之后来到西北。今天他的名字叫黄华，是周恩来手下的外交部的外交官员。 学者原南京大学教授奚金芳所著《斯诺与中国革命关系大事记》中记述，“8月27日，黄华(时名王汝梅)从北平赶来，在预旺堡与斯诺相会并随后充当他的翻译。”详可见下列奚金芳文之截图。

斯诺文与奚金芳文内容基本相符，奚文只是更明确地记述了黄华到达豫旺堡与斯诺会合日期是1936年8月27日。

而此时，斯诺刚好结束了在豫旺堡对红军西方野战军（兼红一方面军）司令彭德怀及红一军团的访问，正要前往豫旺县采访徐海东及红十五军团。（立东注：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此时在保安，任红军大学校长，7月下旬已在保安接受过斯诺采访。斯诺采访红大时，为政委毛泽东与校长林彪拍摄了一张合影，载入《红星照耀中国》。）

而在此之前，斯诺已在豫旺堡为在红一军团的谢立全拍摄了那张吹号的照片。

所以，2019年8月14日央视CCTV-13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新长征 再出发 吹响“抗战之声”的电视节目中，模拟斯诺为谢立全拍摄吹号照片场景的电视，出现中年形象的黄华，完全是无中生有，是严重违背斯诺的记述以及客观历史事实的。且与黄华当时的年纪、身份不符。

斯诺在《红色中华散记》书中，还有另一段与奚金芳文可以相对应的记述如下：

　“1936年8月26日于甘肃预旺县。
……
徐海东指挥的第15军团就在这里预旺县驻防。徐派了一排人骑着小蒙古马来迎接我们——王汝梅、马海德、胡金魁和我自己。我们很快走完这七十里地，有一半路程我们纵马奔驰。晌午时分，王汝梅骑的那匹马鞍具松开了，马儿直往有城墙的地方飞奔而去，直到城根才收住步。王汝梅咬牙坚持到了底。他称得上英雄好汉，因为这可以说是他第一次骑马。”

奚金芳文记述是1936年8月27日黄华赶到豫旺堡与斯诺相会；斯诺记述是1936年8月26日前往豫旺县徐海东部，王汝梅（黄华）第一次骑马。换言之，黄华是在这一天才赶到，且恰逢斯诺一行离开豫旺堡前往豫旺县，便随斯诺一行第一次骑了马，结果鞍具还松开了。奚、斯两文中的日期非常接近，仅相差1天。

斯诺还记述了5天之后，1936年8月31日，徐海东部西进，他与徐海东分手时，牵马步行良久，两人依依不舍，徐海东深情地送给斯诺一个墨绿色玉质鼻烟壶留作纪念。

而据资料，此时黄华被安排为马海德医生的翻译，与斯诺一行分手，随徐海东部西进而去。斯诺在胡金魁的陪同下，继续访问豫旺堡周边红军部队，直至9月上旬踏上返回保安的旅途。

由上可见，1936年7月8日至10月19日，斯诺首次访问陕甘宁红军的102天里，斯诺请的临时翻译黄华，在斯诺对陕甘宁红军的访问日程已经过半时，直至8月26日，姗姗来迟，迟到了50天，才与斯诺在宁夏豫旺堡会合。且在5天之后，于8月31日在豫旺县与斯诺分手，算起来，黄华实际与斯诺在宁夏豫旺县一起仅待了5天时间。而这5天就是黄华与斯诺首次访问有关联的全部时间，仅占斯诺访问日程的百分之五不到的时间。

这里，立东有必要要指出另一个重要的事实，即，斯诺请黄华作他的临时翻译，是因为他在前往陕北之前并不知道红军内部有人精通英文。

而在斯诺访问红军的100多天里，黄华实际只与斯诺待了5天，那么，在没有黄华的90多天里，需要翻译的斯诺是如何与毛泽东等众多人物，及红军广大指战员，还有沿途许多百姓们交谈的？那就是红军有自己懂英文，且能力很强的翻译。

在斯诺首次访问陕甘宁红军时，实际为斯诺作翻译的另有其人，那就是吴亮平。毛泽东与斯诺的多次长谈，都是吴亮平翻译的。吴亮平担任过红军一军团地方工作部长、三军团宣传部长。毛泽东很欣赏他的翻译作品，给予几乎无可复加的极高评价：“功盖群儒 其功劳不下于大禹治水”。斯诺到访时，毛泽东亲点吴亮平作翻译。

斯诺在胡金魁陪同下前往甘肃、宁夏访问红军主力全程一路也是吴亮平担任翻译的。相比吴亮平，黄华作为翻译的作用，对于斯诺首次访问全过程而言，微乎其微，甚至可以说是可有可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书中，多次记述了吴亮平为他翻译的情况，其中记述了与毛泽东谈话时，吴亮平翻译的详细情况。

图 吴亮平照片画像。立东作于2022年1月13日。收入立东创作的《画说那时红星闪耀》画集。 图 吴亮平画像照片。 行文至此，立东不得不指出，《黄华回忆录》与《两个斯诺的江西情节》，都说斯诺首次访问是黄华陪同的，这显然与上列诸多客观历史事实完全不符，既严重违反了斯诺的记述，也严重违反了历史客观事实。

当时黄华只是一个年轻的刚毕业的大学生，既非红军，亦无红军职务，即不了解红军，也不了解陕甘宁各地情况，连马都不会骑，只是外来的一个临时翻译，且只与斯诺在宁夏待了5天，怎么能够把黄华说成陪同斯诺首次访问？当时的黄华又怎么能够承担陪同斯诺首次访问陕甘宁红军如此重大的责任？

另外重要的一点，稍加辨析，了解当时红军状况的读者就可明白，黄华当时甚至不具备资格承担斯诺与红军之间翻译的重大责任。因为斯诺对毛泽东等高层的采访，以及对红军主力的采访，涉及不少红军的机密，在没有获得红军充分信任之前，怎么可能会让一个外来的青年学生知晓这些机密！而黄华当时的阅历还不一定能完全理解毛泽东等高层对斯诺所谈的全部内容，翻译起来岂非句句困难重重。

已见网上有读者评论：“黄华的这本回忆录是经不起仔细察看的，经不起和国外史料对比的。”

2021年9月20日编撰的《两个斯诺的江西情节》有关黄华陪同斯诺访问的记述：“斯诺渴望访问红区的梦想，在1936年终于实现了。他6月从北平出发，路过西安，经安塞前往保安（今志丹县），在那儿夜复一夜地采访了红军长征及毛泽东的生平，访问了红军窑洞大学。然后，由黄华陪同，去宁夏、甘肃一带访问。”可以明显看出，作者对斯诺首次访问的全貌不甚了解，对斯诺的著作也缺乏研读或起码的了解，全凭主观意志或想象写作，对于那段值得尊重，应该慎重对待的斯诺记述以及相关的历史，行笔太过轻率。

2007年8月1日出版的《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写道“陪同斯诺在陕北采访”在前；2021年9月20日编撰的《两个斯诺的江西情节》写道“由黄华陪同，去宁夏、甘肃一带访问”在后，皆属伪史。很明显，后者是盲目跟从前者，所起作用只是以讹传讹。

有必要再客观地捋一捋红军、斯诺、黄华三者的关系，其中是简简单单的两对关系：

1，红军与斯诺的关系；2，斯诺与黄华的关系。

1，斯诺是红军邀请的客人。红军与斯诺的关系，是主人与客人的关系。红军为主，斯诺为客。斯诺与红军有直接关联。

2，黄华是斯诺请的临时翻译。斯诺与黄华的关系，是主次关系。斯诺为主，黄华为次。黄华与红军无直接关联。

不论从以上两对关系，还是从语言逻辑，历史客观事实，或从常理来看，接待陪同斯诺访问红军的人，首先必须是红军，必须具备红军主人的资格条件。黄华不是红军，只是一个外来的刚毕业的大学生，根本不具备接待陪同斯诺的红军主人资格条件。

更何况，严格讲，黄华甚至连客人的资格都不具备，他只是斯诺请的临时翻译，并非红军请的客人。黄华与斯诺的关系，是主次关系，或随同关系。

把黄华说成陪同斯诺访问，就是荒诞不堪地颠倒错位了斯诺与黄华的关系，把斯诺与黄华的主次关系，颠倒错误成了主客关系，黄华成了主人，斯诺成了客人。当然，更是也颠倒错位了红军与斯诺的关系，明显把红军主人陪同位置和作用架空或抹煞了，也把红军与斯诺的主客关系切断了。用历史中根本不存在的完全虚假的“黄华陪同斯诺访问”，取代了历史中真实的“红军陪同斯诺访问”。 是典型的“无中生有”、“移花接木”、“偷梁换柱”。如此一来，斯诺详细记述的红军接待陪同斯诺访问的全部内容，被黄华回忆录一句虚假空洞的，空空如也的“（黄华）陪同斯诺在陕北采访”的伪说消除归零，以至人们难以看到那段真实的历史，只能看到诸如央视根据黄华回忆录中的伪说制作的虚假历史了，只能看到《两个斯诺的江西情节》盲目跟风黄华回忆录写出的虚假空洞的，没有任何实际内容的“由黄华陪同，去宁夏、甘肃一带访问”那么一句话。

黄华明明是斯诺请的临时翻译，在斯诺访问红军的100多天过程的中间，只与斯诺一起待了短短的5天，怎么可能替代红军成为接待陪同斯诺的主人？这是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说不通的原则性错误。

2007年8月1日出版的《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之“第二章 陪同斯诺在陕北采访随红军进人延安”，从标题“陪同斯诺在陕北采访”到此章中的一些内容，对比以上及其它相关客观历史资料，明显属于回忆录作者主观随意臆造。套用一句张冠李戴，仅在宁夏陪了斯诺5天的黄华，自己给自己戴上了陪同斯诺访问陕甘宁红军100多天的帽子，就实在难免有沽名钓誉之嫌了。

再回过头去看前述2019年8月14日央视新长征节目，其中那段模拟斯诺为谢立全拍摄吹号照片当时场景的电视，无中生有地出现黄华之错误，追溯其原因，必是受到了2007年出版的黄华回忆录中“黄华陪同斯诺访问”荒诞错误的影响。当然，不排除多年来有其他更多的人被黄华回忆录的错误误导。而央视节目一旦错误，影响范围会有多大，可想而知。

立东不会否认黄华前辈后来作过的许多工作，于2021年就已经为黄华画了像，收入了立东创作的《画说那时红星照耀》画集。因他在1936年8月在宁夏曾经确实有5天时间涉足过斯诺的访问，并与负责接待并全程陪同斯诺访问的中央交际处长兼外交部招待处长的老爹胡金魁有过5天的工作交集。

当然立东也不会否认《两个斯诺的江西情节》作者所做过多年的许多有益、有意义的工作。

一是一，二是二，有问题就要指出问题，厘清问题。立东在历史面前，坚持秉持不惟己，不惟亲，不惟上，不惟众，只尊重、只惟客观事实的学术研究原则。

立东相信，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本文以上论及斯诺为拍摄谢立全吹号照片直接有关的，或间接相关的所有问题，亦是如此。

四，立东创作的谢立全画像及撰写的有关文字和其它相关资料。

图 谢立全画像。立东作于2022年。 谢立全画像文字

谢立全，二九年入红军，三一年入党，长征到陕北，一九三六年七月八日至十月十九日中央外交部招待处长胡金魁接待并全程陪同斯诺首次访问陕甘宁红军，陪同斯诺到豫旺堡采访红一军团，拍下谢立全吹号照片，取名“抗战之声”，后被用作《西行漫记》一个版本的封面。直到1972年2月15日斯诺去世之后，1972年7月1日谢立全才看到这张照片并给夫人苏凝写信：“在京西宾馆买了5月份人民画报，看后那个“吹抗日战争之声”是我，这可以肯定，不会张冠李戴的。回忆当时我不是号兵，我是一军团教导营的总支书记（营长何德全…），斯诺看我健壮，衣冠比较整齐，又是背了手枪的…这个像片登载是历史产物，你我知道就行了…”（立东注：人民画报为纪念刚去世的斯诺刊登部分斯诺首次访问陕甘宁拍摄的照片）。据海伦回忆（立东注：《两个斯诺的江西情结》一文作者给立东造成了是他记述海伦回忆的印象-2025年3月18与谢小朋探讨时日记。），此照拍摄前斯诺问，“你会吹号吗？”谢答，“我小时候就是号兵”“你叫什么名字？多大了？什么地方人？”“我叫谢立全，江西兴国人。今年19岁...现任红二师教导营总支书记。”“太好了...我给你拍张吹号的照片好吗？”遂拍此照。谢后历任师政委、军政委、海军第五舰队司令兼政委、海军学院院长，五五年海军少将。

立东 壬寅二月画照以记
图 1936年8月豫旺堡，谢立全，斯诺摄。 图 谢立全给苏凝信1 图 谢立全给苏凝信2 图 2015年9月4日北京，谢立全之子谢小朋向海伦·斯诺（Helen Snow）的侄女谢里尔·比绍夫（Sheril Bischoff）女士赠送礼物。 图 谢立全海军少将 （以上立东于2022年3月24日创作的谢立全画像、撰写的文字及有关资料 完） 2025年3月17日，谢小朋告诉立东：“不排除谢立全任职红军基层连队时，一专多能，懂吹号。
我们一度以为，照片中号嘴抵在下颏，是在镜头前摆了个pose。
后来有懂军号的朋友告诉我，这是标准的吹号动作之一 - 预备用号。”

立东答复谢小朋：“虽然画时与你一样以为只是在摆样子，但仍然忠实于原照画的。今天始知是预备的动作。”

2025年3月21日，谢小朋收到立东此文草稿后，发给立东两本书的资料如下：

一，

图 2025年3月21日，谢小朋发给立东《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人物志》封脊。 图 2025年3月21日，谢小朋发给立东《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人物志》687页“谢立全”。内有“红1军团随营学校总支书记”。 二， 图 2025年3月21日，谢小朋发给立东《王宗槐画传》封面。 图 2025年3月21日，谢小朋发给立东《王宗槐画传》29页。内有“红军长征到了陕北，……军团首长决定恢复教导营，任命王宗槐为教导营政委。实际上，这是一所随营学校……”。 一，《第一方面军人物志》中，谢立全是“红1军团随营学校总支书记”。

二，《王宗槐画传》中，“红军长征到了陕北，军团首长决定恢复教导营”… “实际上，这是一所随营学校”。

所以，从以上两本书中与谢立全任职之相互关连的内容看，皆可印证谢立全将军1972年7月1日给夫人苏凝写信内容：“回忆当时我不是号兵，我是一军团教导营的总支书记”。

而斯诺为谢立全拍照时，距离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仅约10个月。而那时，谢立全任职是一军团教导营的总支书记，是有根有据的。

有关斯诺为谢立全拍照之时，谢立全的任职当以他1972年7月1日写给夫人苏凝的亲笔信中的“一军团教导营的总支书记”为准。

五，结尾。

89年前发生的事情，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已经是遥远而难以触摸的历史。

虽然斯诺记述了他首次访问陕甘宁红军大量文字资料，并拍摄了数百张珍贵的照片，还有部分电影胶片，足以生动地、充分地呈现当时红军的概貌，并轰动了中国和世界。但毕竟他只是一个人，时间、精力都有限，哪怕他有时候几近连轴转，但是，仍然不可能对所有他接触到的成百上千的人物都面面俱到地记述细节。

以至于为谢立全拍摄吹号照片，却没有对谢立全姓名、职务等个人资料的记述。

这种情况并非个例，立东就已经考证过与谢立全案例相同的多例其他人物，多是有照片，缺姓名、职务等文字资料。而有文字记述的，其中也存在受条件限制而发生误记。这些人物中，上有至元帅，下有至红小鬼。

而立东以为，正因为此，作为曾与斯诺朝夕相处过的红军的后代，自觉有责任，有义务，尽微弱的绵薄之力，去填补斯诺留下的一些缺失和误记。

已经尽可能全地为斯诺、海伦采访过的100多位红军人物创作画像，撰写生平文字。创作出了几十万字的《画说那时红星闪耀》画集。谢立全将军的画像是其中之一。
图 2022年立东创作的《画说那时红星闪耀》画集封面。 几十年不懈的探索和研究，的确已经破解了一些斯诺留下的谜题，也填补了一些斯诺留下的缺失去，勘正了一些误记。但是，还有不少问题有待进一步去探索、发现。

唯有生命不止，努力向前！

撰写此文，耗费10多天时间和精力，只为弄清楚有关斯诺拍摄红军吹号照片的有关问题，而由辨析吹号照片主人翁谢立全的任职等相关问题，又发现与斯诺首次访问陕甘宁那段历史有关联的若干问题，当然，便要责无旁贷地逐一加以辩驳、澄清。

留下此文从头到尾的写作过程，为后人留下一点东西，也为自己留下一个继续研究探讨历史问题的模板。

后注：此论文草稿发给了谢小朋、沈嘉蔚、刘力群、丁晓平、杨文元诸位朋友，请各位提出宝贵意见。

按回复的顺序，得到丁晓平、沈嘉蔚、刘力群、谢小朋的回复，尤其小朋又提供两份历史资料，在此一并感谢！

感谢小朋最后的核校。

敬请读者批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