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高州李鸿勳将军

東山玉树

李鸿勲传记

李鸿勳传

李鸿勳，字小坪，粤之高州平山荡平村人也。少习经史，通韬钤之术，躯干魁梧，膂力绝伦，日行二百里若等闲。道光中，粤西会党蜂起，何名科、凌十八辈啸聚山林。勳乃率乡勇协官军征剿，每战辄先登陷阵，声震岭表。

咸丰二年，高廉道宗元醇奇其才，举荐于江南钦差向荣麾下。时粤逆势炽，金陵震动。勳隶总兵张国梁部，转战吴越间。尝以奇兵夜袭贼垒，火其辎重，斩首千级。梁拊其背叹曰："吾之樊哙也！"倚为股肱，凡军机要务咸咨之。

四年冬，江南大营合围金陵。翌年五月，向荣、吉尔杭阿联章奏功，迁惠州协都司，旋擢水师提标左营游击。会瓜镇告急，贼渠秦日纲率众东犯。勳与总兵德安、副都统顺庭等分道夹击，大破贼于栖霞街，焚其舟楫，江水为赤。

六年夏，巡抚吉尔杭阿殁于高资，向荣遣张国梁驰援。勳自丹徒镇出奇兵，会诸军于京岘山。是夜星斗满天，勳率死士衔枚疾走，破贼七垒，追奔至华山。未几向帅薨，江南大营退保丹阳。时金陵逆首筑垒围城，金坛孤悬如累卵。知县周沐润婴城固守，勳领偏师三千驰援。昼夜登陴，发炮毙贼无算。围解之日，军民相拥泣下，帝闻而嘉之，超擢参将，加副将衔。

是年十月，句容烽火又炽。勳率部趋百培山，流丸中额而殒。事闻，天子震悼，赐云骑尉世职，谥"壮愍"，敕建专祠，祀昭忠祠。其殁也，同袍无不扼腕，谓"将星之坠，江东折柱"。子绍宗袭职，镇守桑梓，克绍箕裘。

论曰：勳起布衣，提三尺剑佐平大难。当其跃马横戈，江南半壁赖以安枕。然百战余生，卒陨锋镝，岂非忠义所激，奋不顾身者欤？诗云"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观勳之勋烈，可以风矣！

说高州

洪武元年（１３６８）高州路改高州府，化州路改化州府，属广东行省。

洪武初年信宜瑶民在贵子平民炉堂下村和洪冠楼垌等地开采铁矿炼铁，铸造铁镬和农具等。

洪武二年（１３６９）设博茂场盐课司，隶属海北道提举司。

洪武九年（１３７６）化州降为县，属高州府。

洪武十四年（１３８１）化县复为州，复辖吴川、石城（今廉江）２县，仍属高州府。自此，高州府统辖信宜、茂名、电白县和化州及其辖县吴川、石城。

洪武二十四年（139１）设神电卫于电白县白石坡（今电城镇），隶属广东都司前军都督府，管理电白、茂名、信宜、阳江、阳春和吴川等县的治安防务。清雍正三年（１７２５）撤。

正统十一年（１４４６）广西瑶民暴动，攻 陷化州，执知州茅自得，杀千户汪义。正统十三年（１４４８）六月，都指挥佥事陈德、布政使吴扬率兵俘杀信宜瑶人。年末，瑶民赵音旺率众进攻泷水、电白等处，攻陷神电卫城，自称“天贤将军”。成化二年（１４６６），起义瑶民十余部屯驻高州境内，屡受官军镇压，信宜西垌瑶民攻至高州、雷州，与官兵激战，双方死伤惨重。高州知府孔镛通过招抚，瓦解部分起义队伍。

天顺四年至成化三年（１４６０～１４６７）广西壮族起义军和当地起义农民攻陷信宜县城。孔镛派部将符琼率兵往信宜夜袭起义军侯大六（广西博白人）营寨，符琼战死。

成化七年（１４７１）云炉山贼夜陷神电卫城，指挥马常、范忠弃城而逃，城中居民被劫掠。事后，马常、范忠和掌印、千户均以弃城罪被充军。

嘉靖十一年（１５３２）春，阳春瑶民首领赵林花率众攻陷高州府城。

嘉靖四十五年（１５６６）电白西部降大冰雹，最大的如谷斗，城西五六十里瓦屋全毁，树木农作物尽伤，禽畜死伤无数。

隆庆五年至万历二年（１５７１～１５７４）日本海盗连年抢劫电白、化州、高州等地，两次洗劫神电卫城，杀害军民３８００多人。后攻化州和高州城，均被官军击退。万历二年，倭寇伙同阳春黎汝诚匪徒劫掠电白时，其部属１２００多人，全部被歼。

万历元年（１５７3）信宜县在镇隆办窦江书院。

万历四年（１５７６）信宜等地瑶民起义，两广总督凌云翼调集两广官兵２０多万人分１０路征讨，其中１路洗劫了怀乡，杀害了大批瑶民。高州宝光塔建成。清咸丰六年被洪水冲崩一角，九年重修。

万历五年（１５７７）信宜县的定康、信丰、感化、从善、镇南５个都划给新设的西宁县（今郁南县），称“新图”。清乾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７），除镇南都留属西宁县外，其余４个都还属信宜县，仍沿称撔峦紨。

万历六年（１５７８）四县执行“一条鞭法”，赋役合并征收。次年，清丈耕地，按田亩征收田赋。

万历七年（１５７９）信宜瑶民陆毛率众起义，把部分地主的土地、耕牛分给农民，万历十八年（１５９０）被官军镇压。

万历十五年（１５８７）电白县在电城西街办志学书院。

一、行政区划调整与治理体系

行政层级变动

洪武元年（1368）：高州路、化州路升格为府，隶属广东行省，强化中央对粤西的控制。

洪武九年（1376）：化州降为县，隶属高州府；**洪武十四年（1381）**复升为州，辖吴川、石城，形成高州府“三县一州”格局（茂名、信宜、电白、化州）。

正德至万历年间：信宜部分辖区划归西宁县（郁南），后部分归还，反映边疆行政区划的动态调整。

军事防御体系

洪武二十四年（1391）：设神电卫于电白，统辖粤西六县防务，属广东都司前军都督府，体现卫所制对边疆的军事控制。

成化七年（1471）：神电卫城遭山贼攻陷，守将因弃城罪被充军，暴露卫所腐败与防御漏洞。

倭寇与海盗侵扰：隆庆至万历年间，日本海盗多次劫掠沿海（如电白、化州），神电卫两度被洗劫，军民死伤惨重，反映海防压力与明朝后期军事衰落。

二、民族矛盾与边疆治理

瑶民与壮族起义

洪武至万历年间：信宜、化州、高州频繁爆发瑶民起义（如赵音旺、赵林花、陆毛等），广西壮族起义军亦波及信宜。

镇压与招抚策略：

军事镇压：正统十三年（1448）陈德、吴扬俘杀信宜瑶人；万历四年（1576）两广总督凌云翼调20万官兵分十路围剿起义瑶民。

政治招抚：成化年间高州知府孔镛招抚部分起义队伍，缓解冲突。

经济与文化冲突

瑶民“不纳赋税”传统与明朝赋役制度（如“一条鞭法”）矛盾激化，导致起义频发。

汉人移民与土司制度并存，部分区域推行“改土归流”，加速民族同化，但引发反抗。

三、经济发展与产业变迁

矿业与手工业

洪武初年：信宜瑶民开采铁矿，铸造铁器，推动手工业发展。

万历二十六年（1598）：电白马踏石岭金矿开采，反映矿业资源开发深化。

正德年间：电白成为广东四大造船中心之一，支撑海外贸易。

农业与水利

嘉靖年间：化州修筑高岭陂堤、平原江堤，万历六年（1578）四县清丈耕地，推广“一条鞭法”，促进农业集约化。

成化五年（1469）：疏浚电城河连通海道，船运可达广州，便利贸易。

盐业与贸易

洪武二年（1369）：设博茂场盐课司，盐税成为财政支柱。

正德十四年（1519）：广州市舶司迁来电白，吸引暹罗、葡萄牙等外商，电白港成国际商港；**嘉靖十四年（1535）**市舶司迁澳门后，电白贸易地位下降。

四、自然灾害与社会脆弱性

地震与气候灾害

正德四年（1509）、嘉靖三年（1524）、万历三十九年（1611）：茂名、化州、电白多次地震，房屋倒塌，威胁民生。

嘉靖四十五年（1566）：电白西部冰雹灾害，摧毁房屋、农田，暴露农业社会抗灾能力薄弱。

洪水与重建

万历三十七年（1609）：茂名水灾导致城崩；**咸丰六年（1856）**宝光塔被洪水冲毁，反映水利设施不足。

五、教育与文化发展

书院与科举

嘉靖至万历年间：泗水书院（1552）、宝贤书院（1553）、窦江书院（1573）、志学书院（1587）相继设立，推动儒家文化传播与士绅阶层崛起。

方志编纂与文化传承

弘治至万历年间：四县多次修纂地方志（如《电白县志》《高州府志》），强化地方治理与文化认同。

万历年间：单人木偶戏从闽南传入，丰富民间文化。

六、社会结构与经济形态

土地与赋役改革

万历六年（1578）：推行“一条鞭法”，赋役合并征收，简化税制，但清丈耕地可能加剧土地兼并。

商业与集市网络

万历年间：信宜、高州、电白、化州形成集市网络，促进区域商品流通。

土糖寮与橙子园：红糖生产与经济作物种植，反映农业商品化趋势。

总结与启示

边疆治理的两难：明朝通过卫所制、改土归流强化控制，但军事镇压与民族同化政策激化矛盾，导致瑶民起义持续百年。

经济双重性：矿业、造船、贸易推动繁荣，但自然灾害、倭寇劫掠与赋税压力制约发展。

文化整合：书院与方志编纂促进儒家文化传播，但民间艺术（如木偶戏）保留地方特色。

历史延续性：水利工程、行政区划调整等问题（如神电卫兴衰、市舶司迁移）为清代粤西治理提供经验与教训。

凤凰鸣矣，于彼高冈。  梧桐生矣，于彼朝阳。  菶菶萋萋，雍雍喈喈。

　　据2006年版《高州县志》记载：“凤凰山唐墓：位于平山镇凤凰山上，当地群众称该墓为‘吴三坟’或称‘吴三大帝墓’。据说‘吴三大帝’是唐代当地土著瑶人首领，排行第三，他占地为王，自称为帝，故名。该墓为土穴墓，土堆覆盖，墓周直径5米，墓址保存完整。”

岭南惊现千年帝陵？高州"吴三大帝墓"改写唐代民族史之谜

一座隐没在粤西山野间的无名土丘，一段尘封千年的民族秘史。当地方县志中"吴三大帝"四字与唐代瑶人首领的记载相碰撞，历史长河中骤然闪现一道诡异光芒——这座直径仅五米的土穴墓，是否埋藏着岭南土著民族对抗中央王朝的铁血传奇？

一、土丘下的帝王疑云：瑶山深处惊现"三帝"印记

＂吴三坟＂的民间称谓在平山镇流传千年，口耳相传的叙事中，这个排行第三的瑶人首领以铁腕统摄八百里瑶山。地方耆老至今仍能讲述"吴三大帝"的传说：他曾在凤凰山顶树起蟠龙旗，以青铜战鼓号令七十二寨；他自铸"天凤通宝"钱币，在瑶峒间流通使用；他甚至仿效长安大明宫建制，在深山中修建了九重宫阙。

考古学家在墓周发现的唐代绳纹陶片与瑶族特有的银饰残件混杂堆积，印证了这处墓葬的时空坐标。更耐人寻味的是，墓室形制虽简，但封土堆的夯筑方式竟暗合唐代三品以上官员的墓葬规制。这种僭越礼制的建造手法，恰似向世人昭示墓主人"虽居草野，自比王侯"的桀骜姿态。

二、羁縻制度下的血色反叛：解码唐代岭南的民族暗战

唐王朝在岭南推行的"羁縻之治"，实则是中央与土著势力血腥博弈的战场。据《新唐书·南蛮传》记载，贞观年间高州都督府曾七征瑶峒，《资治通鉴》更留下"斩首二千级"的残酷记录。在这些官方史书讳莫如深的空白处，"吴三大帝"极可能是某次大规模瑶民起义的领袖。

墓址所处的凤凰山地形险要，至今保留着古代石砌防御工事遗迹。山腰处发现的冶铁遗址与箭镞作坊，暗示这里曾是武装割据的军事要塞。更令人震惊的是，2018年村民修路时曾挖出刻有"天凤三年"字样的断碑，这个不载于正史的年号，或许正是吴氏政权对抗李唐王朝的铁证。

三、迷雾重重的考古悬案：沉睡地下的王朝密码

这座土墓的考古价值远超想象。唐代瑶族墓葬迄今发现不足十座，而具有明显僭越特征的更是绝无仅有。墓中可能埋藏的青铜礼器、兵器乃至文字资料，或将颠覆我们对岭南民族政权的认知。但令人焦虑的是，墓室上方近年出现的盗洞痕迹，让抢救性发掘变得刻不容缓。

民族学者指出，瑶族《过山榜》文献中"盘王第三子"的传说，与"吴三"称谓存在神秘关联。若能在墓中发现瑶族古老文字"女书"的记载，或许能解开这个民族尘封千年的记忆密码。这座看似平凡的土丘，正在向现代人发出穿越时空的挑战。

当夕阳掠过凤凰山斑驳的夯土，这座千年古墓依然沉默。它究竟是瑶民口传历史中的悲情帝王，还是正史夹缝里漏写的割据枭雄？在考古铲揭开真相之前，"吴三大帝墓"就像一枚深埋地下的时光胶囊，等待着向世人诉说那段被遗忘的岭南史诗。此刻，历史与现实在此交汇，民族记忆与学术考证的博弈才刚刚开始。

旧城风云

明朝成化年间高州地方社会转变分析

——以“林符会”为中心的视角

一、历史背景与核心问题

明朝中叶的社会控制困境

制度刚性：明朝通过里甲制、军卫法、户籍制强化中央集权，但在粤西南边疆地区（如茂名县）面临严重水土不服。里甲制在华南少数民族聚居区难以推行，基层权力仍由地方首领（如俚僚酋领、瑶族头人）掌控，形成“后俚僚时代”的松散治理格局。

军事真空与动乱根源：卫所制崩坏导致官方军事力量薄弱，广西瑶族频繁侵扰，地方社会陷入“阖郡之民，几尽为贼”的动荡局面，民变与瑶乱交织，族群冲突激化。

贺喜研究的争议与补充

学术对话：作者指出贺喜《亦神亦祖》对茂名地方社会的分析存在局限，如忽略雷祖信仰的复杂性、未深入探讨族群动态（俚僚残余势力与瑶族崛起的关系）。

核心补充：强调明朝中叶茂名县“林符会”等民间武装的非法性与临时性，揭示官方对地方自保组织的矛盾态度（既依赖又压制）。

二、制度冲突与地方治理

里甲制与边疆社会的脱节

制度失效：茂名县户籍统计异常（人口瞒报严重）、里甲制无法覆盖俚僚-瑶族混杂的基层社会，地方首领实际掌控权力，形成“里甲外壳+酋领内核”的二元结构。

族群身份模糊：官方将动乱归咎于“猺贼”，但实际参与者包括大量汉化俚僚和流民，导致“民”与“贼”界限流动（如孔镛宣称“高州本无贼”以重构合法性）。

军事制度崩溃与地方武装兴起

卫所制崩坏：屯田侵占、军户逃亡导致官方军事力量瘫痪，募兵制成为主流（如戚家军模式），但边疆地区依赖临时招募的“义勇”（如林符会）。

林符会的双重性：作为民间自保组织，林雄、符琼的武装既抵抗瑶乱，又因游离于官方体制外被视作潜在威胁，需通过“招安”纳入国家军事体系。

三、林符会案例：民间武装与官方策略

组织性质与行动逻辑

自保联盟：林符会以血缘（林氏家族）和地缘（遵台乡）为基础，通过“盟牲歃血”凝聚乡民，填补官方军事真空。

策略转型：从“保境抗贼”到“随官征剿”，通过效忠孔镛获得合法身份（如“义勇将军”封号），体现地方武装向国家代理人转型的求生策略。

族谱编纂与历史重构

身份遮蔽：林、符族谱刻意淡化“林符会”的民间武装属性，虚构“莆田移民”祖先，将林雄塑造成儒家化的忠义典范，反映明朝中叶宗族造谱运动对历史记忆的改造。

史料矛盾：官方文献（如《义壮祠碑记》）与族谱对林符会的记载差异，暴露地方社会在动荡后急于“洗白”身份的集体焦虑。

四、族群动态与社会整合

族群冲突与融合

瑶族扩张：瑶族从广西向粤西南渗透，占据化州、信宜等要地，与俚僚残余势力、汉民形成竞争性共存。

狼兵介入：成化年间调广西狼兵屯驻高州，通过“以夷制夷”策略分化瑶乱（如孔镛招抚邓公长、剿灭冯晓），加速族群权力重组。

儒家正统化工程

孔镛的治理智慧：以“招抚为主、武力为辅”分化叛乱集团，通过户籍登记、赋税减免将“附贼之民”重新纳入国家体系。

宗族造谱运动：明朝中叶后茂名姓氏族谱大量虚构“中原移民”起源（如莆田说），掩盖土著身份，配合里甲制推行构建儒家化宗族社会。

五、历史意义与理论启示

边疆治理的范式转型

从“军事镇压”到“文化整合”：孔镛通过招抚、狼兵屯田、户籍重构，将粤西南从“化外之地”逐步纳入王朝正统，为清代“改土归流”奠定基础。

族群政治的复杂性：动乱不仅是“汉瑶冲突”，更是俚僚残余、流民、狼兵、官方多方博弈的结果，需打破“民-贼”二元叙事。

地方社会的能动性

民间武装的生存策略：林符会在官方压制与瑶乱威胁间寻求平衡，通过效忠官府实现身份合法化，展现边疆社会的弹性适应能力。

历史书写的权力博弈：族谱与方志对林符会的选择性记忆，反映明清粤西南社会在儒家化进程中重构历史认同的努力。

结论：明朝成化年间高州社会的转变，是中央制度与边疆现实碰撞、族群冲突与文化整合交织的缩影。林符会的兴衰揭示民间武装在动荡中的生存逻辑，孔镛的治理策略标志边疆控制从暴力镇压向系统化整合的过渡。这一过程不仅重塑了粤西南的社会结构，也为理解明清边疆治理的复杂性与地方社会的能动性提供了典型案例。

明清时期茂北边民政策

今茂北明清时期抚边政策

一、历史归属问题

行政区划争议

信宜新旧图划分：根据《信宜县志》，明代万历五年（1577年）罗旁瑶族起义后，原属信宜的定康、感化等五都被划入新设的西宁县（今郁南），称“新图”，涵盖今深镇、古丁、马贵等地。但《信宜县志》明初都图记载（p88页）未提及三镇，光绪十五年（1889年）区划始见其名。

高州府军事管辖：《茂名县志·兵防》及高州韦氏族谱显示，三镇在军事上属**茂名县（高州府）**管辖。狼兵屯戍体系中，韦氏等狼兵家族驻守三镇，形成军事纽带，但民事归属尚存疑。

地理合理性：

三镇与信宜间被大雾岭山脉阻隔，水系流向茂名县，地理联系更紧密于高州府，支持其归属茂名县的合理性。

行政与军事管辖分离：西宁县属泷州府，茂名县属高州府，跨府军事管辖或因三镇地处瑶乱频发边疆，需高州府直接控扼。

二、政治与军事

狼兵体系与招主制度：

狼兵屯戍：明代为镇压瑶乱，从广西田州等地征调狼兵（半农半兵）至粤西，三镇由韦氏狼兵驻守（《韦氏族谱》载其成化二年迁入）。狼兵以“耕守”为职，兼具军事防御与土地开发功能。

招主角色：招主为官府与狼兵/瑶僮间的代理人，如茂名县狼兵由黄宪、李廷华等招主管理（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其职能包括招募狼兵、管理田赋，部分招主世袭（如阳春刘氏），但高州韦氏狼兵族谱未提招主，或因其直接受命于官府，独立性较强。

边疆治理矛盾：

狼兵势力膨胀：明末清初茂名狼总韦翅鸣暴乱，反映狼兵武装易脱离控制，成为地方割据势力。

行政与军事分离：三镇民事归属未明，可能因边疆动荡，官府侧重军事控制，民事管理薄弱。

三、经济与文化

经济开发：

狼兵屯田推动山区农业开发，三镇土地多由狼兵家族开垦（如韦氏获赐“朗韶田米”）。

招主控制土地赋役，形成“州县—招主—狼兵/僮民”经济链，削弱里甲制度。

文化交融：

狼兵（壮族先民）与本地汉、瑶族杂居，形成独特边疆文化。韦氏族谱强调“皇权恩赐”以强化合法性，反映文化认同的建构。

地理封闭性使三镇文化保留较多壮族/狼兵传统，与高州汉文化互动有限。

四、地理环境与战争影响

地理屏障：

大雾岭山脉隔绝信宜，使三镇与高州水系、交通更紧密，成为军事防御天然屏障。

山地地形限制大规模农耕，经济以山地种植、戍守为主。

瑶乱与边疆战争：

**罗旁起义（1577年）**直接导致新图设立，三镇被划为边疆军事区。

明朝以狼兵“以夷制夷”，通过招主控制瑶僮，三镇成为高州府防御瑶乱的前哨。

五、抚边政策与周边环境

政策特点：

军事优先：三镇归属高州府军事体系，反映明廷“边疆军事化”策略，民事管理让位于防务。

招主代理制：通过招主间接控制边疆，减少行政成本，但埋下地方势力坐大隐患。

周边互动：

西宁县：同为瑶乱后新设，与三镇同属边疆动荡区，但行政归属不同府，体现分而治之。

广西田州：狼兵文化源头，与三镇狼兵保持族群联系，强化边疆军事网络。

六、遗留问题与研究方向

民事归属矛盾：需进一步查证三镇在明清赋税、科举等民事记录，明确其是否属茂名县。

招主与狼兵关系：对比高州韦氏与信宜和氏狼兵案例，分析招主权力差异的根源。

族群互动：三镇狼兵、瑶族与汉族的融合过程及文化遗存。

结论

明清时期，今茂北高州镇（平山、深镇、古丁、马贵）在军事上属高州府茂名县管辖，民事归属尚存争议。地理隔绝、瑶乱治理及狼兵屯戍塑造了其边疆属性，招主制度则体现了明廷对边疆的间接控制。三镇的历史是军事防御、族群互动与边疆开发的缩影，需结合更多方志、族谱深化研究。

明代万历五年（1577年）罗旁瑶族起义后，明廷将信宜县的定康、信丰、感化、从善、镇南五都划归新设的西宁县（属泷州府），形成“新图”。这一行政调整虽意在强化边疆控制，却因地域割裂、赋税制度矛盾等因素埋下不稳定隐患。以下从地域和赋税两方面分析其影响：

一、地域割裂与行政矛盾

地理阻隔与跨府管辖

自然屏障强化孤立性：新图地区（含今深镇、古丁、马贵等）地处大雾岭山脉北麓，与信宜核心区地理隔绝，却与高州府茂名县（今高州市）水系相连。行政划归西宁县（泷州府）后，形成“地理属高州、行政属泷州”的矛盾，导致管理鞭长莫及。

军事与民事管辖分离：三镇军事上由高州府狼兵驻守（如韦氏家族），民事却名义上属西宁县，实际形成“高州管军、泷州管民”的割裂局面。官府难以统筹治理，易滋生权力真空。

族群冲突与边疆身份模糊

瑶汉杂居与认同危机：新图原为瑶族聚居区，划归西宁县后，明廷通过招主引入狼兵（壮族先民）屯戍，形成瑶、狼（僮）、汉杂居格局。族群间的土地争夺（如狼兵占垦瑶地）和文化冲突频发。

行政归属与身份矛盾：民众对“西宁新图”缺乏认同，反而因地理、经济联系更倾向高州府，导致地方治理合法性受质疑。

二、赋税制度与剥削矛盾

招主代理制的赋税弊端

土地分配不公：新图土地名义上由官府划拨狼兵“耕守”，实际被招主（如刘、伍、林、黄四姓）控制，形成“招主—狼兵—瑶民”三级剥削链。招主借管理权侵占良田，瑶民被迫退居贫瘠山地，激化社会矛盾。

赋税截留与滥权：招主代收赋税时，常截留或加征（如“火耗”“脚费”），《阳春县志》载刘廷亮等招主“世袭掌田赋，狼兵自食”即为例证。民众实际税负远超官方定额，引发逃亡或反抗。

狼兵特权与赋役失衡

狼兵免税特权：狼兵以“戍边”为由享有赋役豁免（如韦氏获赐“朗韶田米”），而普通瑶汉民众需承担重税，形成“军事特权阶层”与“被剥削平民”的对立。

里甲制度崩溃：新图地区本属边疆，里甲户籍登记薄弱，招主和狼兵进一步架空里甲，导致赋税征收混乱，官府难以掌握真实户口与田亩数据，加剧财政失控。

三、地域与赋税的叠加效应

边疆军事化与经济凋敝

新图被划为军事防区后，土地多用于狼兵屯田，限制商业与农耕扩展。山区经济本就脆弱，赋税压榨更使民生困苦，民众为求生计或依附狼兵、或逃亡为“匪”，进一步破坏社会稳定。

明末清初茂名狼总韦翅鸣暴乱，正是狼兵势力膨胀、赋役压迫与边疆失控的集中体现。

行政效率低下与治理失效

跨府管辖导致公文传递、司法审理滞缓，民间纠纷（如土地争讼）久拖不决，民众转向招主或狼兵私力救济，削弱官府权威。

西宁县（泷州府）与高州府在军事、赋税权责上推诿，形成“三不管”地带，为地方豪强（如招主）和狼兵势力坐大提供空间。

四、与周边对比：阳春模式的经验与教训

同为边疆地区，阳春县通过招主刘廷亮家族招狼兵平瑶乱，初期实现稳定，但因招主世袭垄断土地，最终在康熙四年（1665年）被废除。对比新图地区：

相似性：均依赖招主代理制，导致赋税剥削与土地集中。

差异性：阳春招主被官府主动革除，而新图因跨府管辖矛盾，未能及时调整制度，不稳定因素长期积累。

结论

新图的设立虽暂时缓解了罗旁起义后的边疆危机，却因地理割裂、赋税不公、族群矛盾三大问题，成为长期动荡的温床。其根源在于：行政与军事管辖分离，导致治理碎片化；招主—狼兵体系的赋税剥削与特权固化，加剧社会分化；边疆经济基础薄弱，难以支撑军事化治理。这一历史教训表明，边疆治理需统筹地理、赋税与族群关系，避免制度设计上的权责割裂与特权阶层的固化。

一、各族群管理范围与管带职能

1. 瑶族

管理范围：瑶族主要聚居在粤西、桂东的边山地带，以“瑶寨”为单位形成自治聚落。在茂北高州镇（平山、深镇、古丁、马贵）及信宜新图地区，瑶族占据大雾岭山脉险要地带，控制山地森林资源，活动范围与狼兵屯戍区、汉民农耕区交错。

管带职能：

抚瑶官/瑶总：明代官府为笼络瑶族首领，设立“抚瑶官”（如《明实录》载高州府设抚瑶官），由瑶族头人担任，负责调解瑶民纠纷、代征赋税（常以“瑶粮”名义象征性缴纳）。

自治权：瑶族内部由“瑶老”或“寨老”管理，保留习惯法，处理土地分配、婚丧、械斗等事务，官府较少干涉。

2. 狼兵（僮族/壮族）

管理范围：狼兵为明代从广西田州、归德州等地征调的壮族军事移民，以“狼寨”为单位屯戍。在茂北高州镇，韦氏狼兵控制平山、深镇、古丁、马贵等军事要隘，屯田范围覆盖河谷平地和交通线。

管带职能：

狼总/狼目：狼兵首领称“狼总”“狼目”，世袭或由官府任命（如韦氏族谱载其始祖“世袭千户侯”），职能包括：

军事防御：统领狼兵巡逻、剿匪、镇压瑶乱；

土地分配：管理屯田，分配狼兵家庭耕种；

赋役代征：向招主或官府缴纳部分屯田产出（若存在招主）。

独立性：部分狼兵家族（如高州韦氏）直接听命于官府，无招主介入，形成半独立土司式管理。

3. 汉族（含招主阶层）

管理范围：汉民主要分布于城镇、平原及交通枢纽（如高州府城、信宜旧图地区），通过里甲制度管理。招主阶层则控制边山地区的狼兵屯戍区及瑶汉杂居地带。

管带职能：

里甲长：负责户籍登记、赋税征收、治安维护，但在边疆地区因瑶僮未编户而权力受限。

招主（核心管带角色）：

土地控制：代官府管理狼兵屯田及瑶区“荒田”，实际垄断土地分配权；

赋税代理：代收狼兵、僮民、瑶民税赋，常截留或加征（如阳春刘氏“签田与狼兵自耕自食”）；

军事协调：协助官府调遣狼兵，充当官府与狼兵、瑶僮间的联络人；

司法仲裁：在官府缺位时，处理边疆民间纠纷（如土地争讼）。

4. 僮民（非狼兵僮族）

管理范围：普通僮民多依附招主或狼兵，分布于狼寨周边，从事农耕或为狼兵提供劳役。

管带职能：

受招主或狼总直接管理，无独立自治权，身份介于“民”与“兵”之间，承担赋役但无军事义务。

二、招主的形成时间与性质

1. 形成时间

起源：明代洪武至永乐年间（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明廷在广西推行“以僮制瑶”策略，出现早期招主雏形。

扩散：

正统至成化年间（15世纪中后期）：广西招主模式随狼兵征调传入广东，高州、肇庆等地开始出现招主（如阳春刘氏于成化年间招狼兵平乱）；

万历年间（16世纪末）：罗旁瑶乱（1577年）后，招主制度在新图地区（含茂北三镇）广泛确立，成为边疆治理核心机制。

2. 招主性质

半官方代理人：

招主身份需官府认可（如《阳春县志》载刘氏“世袭招主”），部分由里甲长、胥吏转化而来，代表官府管理边疆；

权力来源为“招抚权”和“土地签派权”，兼具行政（赋税）、军事（调兵）、司法（仲裁）职能。

地方豪强化：

招主通过控制土地和狼兵，逐渐形成世袭特权阶层（如刘、伍、林、黄四姓），甚至架空官府（康熙《阳春县志》称“招主掌田赋”）；

在无招主地区（如高州韦氏狼兵），狼总直接取代招主职能，形成“军管型”边疆模式。

剥削性与不稳定性：

招主借代理权剥削狼兵、僮民和瑶民，导致赋税不均、土地兼并（如瑶民失地退居深山）；

官府对招主既依赖又忌惮，明后期至清初逐步废除招主世袭（如阳春1665年“撤招主归保长”），但茂北三镇因跨府治理矛盾，招主与狼总势力长期并存。

三、族群管理体系的联动与冲突

权力链条：官府 → 招主（汉） → 狼总（僮） → 狼兵/僮民 → 瑶民（自治）

冲突焦点：

土地争夺：招主与狼总争夺屯田控制权，瑶民与狼兵争夺山地资源；

赋税转嫁：招主向狼兵、僮民加征赋税，狼兵又向瑶民勒索“保寨钱”；

文化冲突：狼兵（僮族）与瑶族语言、习俗差异，加剧族群对立。

结论

明代中前期至清初，茂北高州镇及信宜新图地区形成**“招主—狼兵—瑶民”三级管理体系**，招主作为核心代理人，既是官府统治边疆的工具，也是地方割据的隐患。其性质随权力膨胀从“半官方中介”蜕变为“豪强土皇帝”，最终因赋税不公、族群矛盾引发边疆动荡。这一体系深刻反映了明清边疆治理中**“以夷制夷”策略的制度性缺陷**。

罗旁起义

　　罗旁起义是明代中后期两广地区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瑶族起义之一，爆发于明万历初年（1573-1575年），至万历五年（1577年）被镇压。这场起义以广东罗旁山区（今云浮、罗定一带）为中心，波及粤西、桂东的瑶、壮族群，反映了明朝边疆治理政策与少数民族矛盾的激烈冲突。以下结合史料梳理起义背景、过程及影响：

一、起义背景：族群矛盾与政策失效

地理与族群环境罗旁山区地处粤桂交界，山岭纵横，明代属德庆州、泷水县管辖，是瑶族聚居地（史称“罗旁瑶”）。当地瑶族以刀耕火种、结寨自保为生，长期游离于官府控制之外。

明朝边疆政策激化矛盾

军事压迫：明中期为强化边疆控制，频繁征调狼兵（如广西俍兵）镇压瑶民，导致族群对立。

土地侵占：汉民向山区拓垦，侵占瑶族传统生计空间，官府纵容豪强“夺瑶田以益编户”（《明神宗实录》）。

赋役苛重：尽管明廷有“免瑶役”政策，但地方官吏仍强征瑶民赋税，甚至掳掠人口为奴（“岁索瑶童男女”）。

前序起义的积累自正德至隆庆年间（1506-1572年），罗旁瑶民已多次起义，但明廷采取“剿抚不定”策略，矛盾未能根除。

二、起义过程：从爆发到镇压（1573-1577年）

1. 起义爆发（1573-1575年）

导火索：万历元年（1573年），明军以“剿匪”为名焚毁瑶寨，激起大规模反抗。

联盟扩张：瑶族首领韦高山、盘宗昌联合粤西、桂东的瑶、壮族群，形成“十寨万余人”的武装力量（《苍梧总督军门志》），控制西江沿岸，截断两广水道。

游击战术：起义军依托山林，“官军至则散入深箐，退则复聚”，明军疲于应对。

2. 明廷强力镇压（1576-1577年）

调集重兵：万历四年（1576年），两广总督凌云翼调集20万大军（含汉军、狼兵、俍兵），分十路围攻罗旁。

军事策略：

步步为营：伐木开道，修筑堡垒，逐步压缩起义军活动空间。

分化瓦解：悬赏招降部分瑶首，孤立顽抗势力。

决战与屠杀：万历五年（1577年）春，明军攻破起义军核心据点，韦高山战死，盘宗昌被俘。史载“斩首万六千级，俘获男女四万余人”（《明史·凌云翼传》），瑶民遭血腥清洗。

三、起义影响：边疆重构与文化创伤

行政建制调整明廷析德庆州、泷水县地设罗定州（今罗定市），下辖东安（今云浮）、西宁（今郁南）二县，派流官直接统治，推行保甲制，强化控制。

军事驻防体系

设罗定参将，统兵万余驻守，建南乡、富霖等千户所。

沿用“以夷制夷”策略，招募归顺瑶民为“抚瑶”，编入守军。

人口与生态重构

强制移民：将部分瑶民迁至雷州、高州等地，同时招汉民垦殖罗旁，“瑶地尽为华风”（《粤西丛载》）。

文化同化：毁瑶寨、禁瑶俗，强迫改汉姓、习汉语，加速族群融合。

长期族群记忆起义失败后，幸存瑶民退入更深山区或融入汉族，罗旁瑶文化遭受重创，至今当地仍流传“血洗罗旁”的悲壮记忆。

四、起义与明朝边疆政策的反思

政策矛盾性明廷既依赖狼兵、俍兵镇压起义，又无法解决其与瑶族的土地、利益冲突，导致“以夷制夷”策略最终激化矛盾。

治理逻辑局限过度依赖军事镇压，忽视经济安抚（如土地分配、赋税减免），致使边疆治理陷入“镇压-反抗-再镇压”的恶性循环。

历史启示罗旁起义的悲剧表明，边疆稳定需兼顾军事控制与文化包容，单纯武力征服难以实现长治久安。

　　罗旁起义不仅是明代瑶族反抗压迫的高潮，也是中国边疆治理史上“武力拓边”的典型缩影。其过程深刻揭示了中央王朝与边疆族群的互动张力，为后世民族政策提供了历史镜鉴。

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政策的形成与背景

“改土归流”是明清时期针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行政改革政策，核心是通过废除世袭土司、土官（如土司、招主、狼总等），改设流官（朝廷直接任命的非世袭官员）进行直接统治，以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割据。其形成背景包括：

土司制度弊端：土司世袭垄断土地、赋税和军事权力，形成独立王国，常对抗朝廷或剥削民众。

边疆治理需求：随着汉民移民增加和边疆开发，土司制度与中央集权的矛盾加剧，需强化行政控制。

军事征服推动：明末清初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军事镇压（如平定“三藩之乱”）为改土归流提供了契机。

广东诸县的“改土归流”实践

在广东高州府、罗定州（原泷州府）等边疆地区，改土归流主要针对瑶族、狼兵势力及招主体系，具体表现如下：

1. 西宁县（今云浮郁南）

背景：西宁县为万历五年（1577年）镇压罗旁瑶乱后新设，管辖原信宜新图地区（含今深镇、古丁、马贵）。其境内瑶族、狼兵势力交错，招主与土司并存。

措施：

裁撤招主：康熙四年（1665年）后逐步废除招主世袭特权（如阳春刘氏），改由保长管理赋税。

军事镇压与编户：清雍正年间对残留瑶寨进行军事清剿，强制瑶民“剃发易服”，纳入里甲户籍。

行政调整：将原属西宁县的部分瑶区（如信宜新图）划归高州府，打破跨府管辖矛盾。

结果：瑶族退居深山或汉化，狼兵势力被削弱，西宁县逐步实现流官治理，但山区经济仍落后。

2. 东安县（今云浮云安）

背景：东安县与西宁县同属罗定州，为瑶族、僮族杂居区，明代依赖狼兵屯戍。

措施：

废除狼兵世袭：清康熙年间取消狼兵千户、百户世袭职位，改设绿营兵驻防。

土地改革：将原狼兵屯田收归官府，招汉民垦殖，削弱狼兵经济基础。

结果：狼兵群体瓦解，部分融入汉族，东安县成为汉民主导的普通州县。

3. 茂名县（今高州）

背景：茂名县韦氏狼兵自明代成化年间屯戍，形成半独立势力，明末清初韦翅鸣暴乱暴露其割据风险。

措施：

军事镇压：清顺治至康熙初年，清军剿灭韦翅鸣叛乱，解散狼兵武装。

行政改制：撤销狼兵“世袭千户”特权，原屯田划入民田，由流官征收赋税。

文化同化：强制狼兵（僮族）改用汉姓、习汉俗，淡化族群身份。

结果：韦氏家族势力衰落，狼兵群体消散，茂名县完全纳入流官体系，但山区仍存少量僮族文化遗存。

4. 信宜县

背景：信宜新旧图分治问题突出，新图地区（含今深镇等）长期归属争议，招主与狼兵控制边山。

措施：

行政整合：清雍正九年（1731年）将原属西宁县的新图部分区域划回信宜，统一行政区划。

废除招主：乾隆年间取缔招主代征赋税权，改由县衙直接管理瑶僮地区。

结果：信宜县实现行政统一，但原新图地区因地理封闭，汉化进程缓慢，瑶僮文化保留较多。

5. 阳春县

背景：阳春县招主刘氏家族自明代成化年间世袭掌权，控制狼兵与土地，形成地方豪强。

措施：

康熙四年（1665年）废招主：裁撤刘、伍、林、黄四姓招主，赋税改归保长，土地收归官有。

移民垦荒：招徕客家、广府汉民开垦原招主控制的“狼田”，稀释族群结构。

结果：招主阶层瓦解，阳春县成为汉民主导区，但瑶族退入西山（今阳春与信宜交界），保留部分自治。

改土归流的最终结果

政治统一：广东边疆地区基本废除土司、招主、狼兵世袭特权，实现流官直接治理，强化中央集权。

经济转型：原土司、狼兵控制的土地转为民田，推动汉民移民和农业开发，但山区经济仍滞后。

族群变迁：

瑶族、僮族部分汉化，部分退居深山（如信宜大雾岭、阳春西山）；

狼兵群体瓦解，融入汉族或保留少量文化习俗（如高州韦氏后裔）。

文化冲突：强制同化政策引发少数族群反抗（如清中后期瑶民起义），但总体加速边疆“内地化”。

总结：广东改土归流的特点

渐进性：从明代招主代理到清代直接废黜，历时两百余年。

军事与行政结合：以武力镇压为前提（如剿灭韦翅鸣），辅以行政改革。

地域差异：

西宁、东安等罗定州属县以裁撤招主为主；

高州府茂名、信宜侧重瓦解狼兵势力；

阳春县则通过移民替代招主体系。

遗留问题：山区族群隔阂、经济落后仍是长期挑战，为近代广东民族问题埋下伏笔。

韦翅鸣之乱

韦翅鸣之乱

乙酉顺治二年秋九月，狼贼韦翅鸣犯府城署，知府方象乾、参将孙维翰破走之。翅鸣双花狼贼也，率众千余逼犯东城，象乾与维翰率兵拒之。会贼谍邓义和为南城乡勇所擒，遂连夜奔窜，象乾等乘势追击，斩获以千计。翅鸣西遁，十一月擒获，解府诛之。

《乱离见闻录》：是时各乡练总捉贼甚严，茂名蓝溪之张百袋、吴川芷寮之陈长脚二俱授首，惟信宜狼总韦飞狗因朱姓占其狼田，告于方海防，愤方枉法，率党数千犯府城，屯扎于枕头岭”。“朱某厚贿县令，郡生被犄去衣杖青，遂逼屯反，即回西粤，帅府士兵作乱，将富豪全家杀害，复统兵攻高郡，劫库犒军，竟遭擒捉。遂抄三族，各房子孙逃散甚多”。

一、韦翅鸣之乱的历史背景

政权更迭的军事博弈事件发生于顺治二年（1645年）南明控制下的高州，正值清军入关初期。1648年清军首次进入高州后，与南明势力在此展开长达十年的拉锯战，直至1657年清廷完全掌控。这种政权真空状态为地方武装势力的崛起提供了土壤。

狼兵制度的积弊狼兵作为明清两代在岭南招募的少数民族军事组织（以壮族为主），其"狼田"制度既是军事保障也是矛盾根源。明朝茂名狼兵人均28亩田，清朝降至20亩，但土地分配始终与兵役绑定。韦氏家族作为世袭狼兵首领，其暴动直接源于土地纠纷：朱姓侵占狼田后，官府未能公正处理，导致韦翅鸣率数千人反叛。

二、事件发展的深层逻辑

族群对抗的升级

狼-瑶世仇的结构性矛盾：狼兵本为镇压瑶族而设，韦秋登跑马圈地时与瑶目黎氏械斗杀人，反映出两族历史积怨。清廷"以夷制夷"政策加剧了族群对立，黎氏作为归化瑶族首领，其与韦氏的冲突本质是资源争夺与历史仇恨的叠加。

制度性歧视的催化作用：韦翅鸣被擒后遭"犄去衣杖青"（剥衣杖责）的羞辱性惩罚，暴露出官府对少数民族的歧视性司法，成为叛乱的直接导火索。

土地制度的崩坏韦秋登"跑马圈地"的传说折射出明清土地制度的危机。按明代浦北标准，茂名狼兵应享25800亩田，但清代仅余14000亩。土地缩水与人口压力导致武力争夺成为常态，而清廷1723年推行的"摊丁入亩"政策进一步瓦解了狼兵世袭土地制度。

三、社会变迁的长期影响

军事体系的转型狼兵数量从明成化年间茂名839人锐减至清初666人，雍正十年（1732年）最终废除。这与清朝推行绿营兵制、削弱地方武装的战略直接相关，标志着中央集权对边疆控制力的强化。

族群融合的进程

文化同化的双刃剑：瑶族通过接受"瑶兵-瑶目"制度被纳入国家体系，壮族狼兵则因世袭制终结而失去特殊性。到清中后期，两族"逐步同化为汉族"，实质是王朝国家构建过程中对边疆族群的制度性消解。

民间记忆的延续：韦氏与黎氏"永世不通婚"的族规，成为固化族群边界的文化符号，至今仍在地方社会产生影响。

四、史料价值与待考问题

文献系统的互补与矛盾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明成化年间茂名狼兵839人，与光绪县志清初666人的数据差异，反映出明清两代狼兵规模缩减58%（考虑战乱损失与政策调整）。

《乱离见闻录》称韦飞狗为叛乱首领，正是正史中韦翅鸣。

量化研究的可能性按人均20亩标准，清初茂名666名狼兵需13320亩田，与文中14000亩估算基本吻合。但狼田实际分布可能突破行政边界（如涉及今广西浦北），这为GIS空间分析提供了课题。

结语

韦翅鸣事件是明清边疆治理危机的缩影，折射出政权更迭、土地制度、族群政策的多重张力。从南明到清朝的统治策略调整，本质上是通过军事镇压、制度重构和文化同化，将边疆族群纳入国家秩序的过程。而民间械斗、世仇记忆的延续，则成为观察中国传统社会"国家-地方"互动机制的鲜活案例。

明清茂北民族政策

明清茂北民族

明景泰间，猺贼猖獗，调狼以剿之。已而狼与猺为唇齿，召獞以御之，已而猺与獞为腹心，缓之则蜂聚，迫之则鸟散，四民失业，有隐忧焉。于时文庄邱公欲仿土官之制，以寓建卫之意。中丞韩公设为秋调之法，以严要害之防。迨至孔公镛，始以忠信而招徕之，立抚猺免差役，约束其众以听征调。数公之良策，实兼而行之，彼享其田园之利而德我此籍，其捍御之力以安民，实百世之利也。

高州府及周边地区在明清时期对少数民族（尤其是“狼”“猺”“獞”等族群）的管理政策，体现了中央王朝对边疆地区的军事控制与民族融合策略。以下结合地方志记载，从政策背景、军事调遣、土地安置、民族管理等方面梳理其特点：

一、政策背景：边疆动乱与军事需求

族群矛盾与边疆动荡明代高州府（今广东茂名一带）地处粤西山区，是汉、瑶、壮（獞）、狼（可能为壮族分支）等多族群杂居之地。明景泰至成化年间（15世纪中叶），当地瑶族起义频繁（“猺贼猖獗”），甚至与狼、獞联合对抗官府，形成“蜂聚鸟散”的游击战模式，导致社会秩序崩溃（“四民失业”）。

军事调遣的困境官府初期依赖广西狼兵镇压叛乱（“调狼以剿之”），但狼兵与瑶族逐渐联合（“狼与猺为唇齿”），迫使官府再调獞兵制衡，反而形成更复杂的族群联盟（“猺与獞为腹心”）。传统武力镇压效果有限，迫使地方官员转向“剿抚并用”政策。

二、明代政策：军事化管理与土官制度结合

（1）军事编制与狼兵调遣

成化年间韩雍的“秋调之法”都御史韩雍在成化年间（1465-1487）将广西狼兵调至高州各隘口戍守，建立军事据点（如信宜县狼兵来自广西归德州），并实行“秋调”制度：农闲时训练备战，战时按需征调。

军事据点与兵力分布据万历《高州府志》，茂名县狼兵分为多个寨堡（如大屯寨、黎垌寨等），由黄宪、李廷华等将领统领，总兵力达660名；另有獞兵80名、猺兵580名，形成层级分明的军事网络。

（2）土地安置与经济安抚

拨荒田免徭役官府为狼兵、猺兵分配荒田耕种（“拨荒田以俾之耕”），并免除其普通徭役（“蠲其猺役”），使其在经济上依附于官府。例如信宜狼兵获田产米500余石，十年内免服大役。

土官制度的尝试邱濬（文庄公）提议仿照西南土司制度，以当地首领管理族群（“仿土官之制”），但实际执行中更依赖军事将领直接控制。

（3）孔镛的招抚政策

成化后期，知府孔镛以“忠信”招抚瑶民，承诺免差役、保障土地权益（“立抚猺免差役”），将其纳入官府军事体系（“听征调”），缓和了族群矛盾。

三、清代政策：延续与调整

军事建制的保留清代沿袭明代狼兵寨堡体系，如光绪《茂名县志》记载的“狼寨”（大屯、清湖等）与“瑶山”（端黎、黄坑等）名称与明代基本一致，但实际军事功能逐渐弱化，更多作为户籍管理单位。

土地关系的固化狼、瑶族群通过长期耕种官府分配的荒田，逐渐形成稳定的村寨聚落。例如化州狼村20处、瑶山51处，成为地方社会的一部分。

族群身份的模糊化清代文献中“狼兵”“猺兵”的记载减少，部分族群可能通过汉化或与汉族融合，脱离原有军事编制，仅保留地名（如“狼寨”“瑶山”）作为历史痕迹。

四、政策特点与影响

军事戍边与经济控制结合通过土地分配将少数民族纳入国家赋役体系，同时利用其武力维护边疆稳定，形成“以夷制夷”的边疆治理模式。

族群管理的二元性对狼、瑶等族群既依赖又防范：一方面利用其战斗力（“籍其捍御之力以安民”），另一方面通过分田免役削弱其独立性。

长期社会影响政策虽缓解了明代边疆危机，但固化族群界限，部分族群（如狼兵后代）长期处于社会边缘；清代政策松弛后，原军事化村寨逐渐演变为普通村落，成为粤西族群分布格局的历史基础。

附：明代茂名县狼、猺兵据点示例

　　这一政策体系反映了明清王朝在边疆治理中“因俗而治”与“以汉化夷”的双重逻辑，也为研究粤西民族史提供了重要个案。

政权更迭，会党兴起

明末清初高州府政权更迭与会党兴衰

一、政权更迭：从南明到清朝的动荡过渡

明末局势（1644年前后）茂名县地处粤西，明末受农民起义与清军南下双重冲击。崇祯末年（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明朝覆亡，南方建立南明政权（弘光、永历等）。高州府一度成为南明抗清据点，地方士绅与驻军支持永历帝，试图阻截清军南进。

清军入粤与地方归附（1647-1650年）

1647年：清军首次攻占广州，高州府部分官员投降，但南明势力（李成栋等）多次反攻，粤西陷入拉锯战。

1650年：清将尚可喜、耿继茂彻底攻占广东，高州府正式纳入清朝统治。清廷推行“剃发令”，引发茂名县零星反抗，但遭武力镇压。

清初治理与地方整合

清廷委派流官治理，重建户籍与赋税制度，茂名县被纳入“迁海令”范围（1661年），沿海居民内迁，经济短期受挫。

地方士绅阶层分化：部分归附清廷以保田产，少数坚持反清（如参与“三藩之乱”）。

二、会党兴起：反清秘密组织的萌芽

社会背景驱动

战乱与赋税：明清易代期间战火频仍，加之清初“迁海令”与苛税，民众流离失所，底层生存压力激增。

民族矛盾：清廷强制推行满族习俗（剃发易服），激发汉人抵抗情绪，粤西山区成为反清势力潜伏地。

天地会等会党的早期活动

起源与渗透：天地会（洪门）传说起源于清初福建，康熙年间（17世纪末）逐渐向广东扩散。茂名县因毗邻广西、地处山区，成为会党渗透粤西的通道。

组织形式：以“反清复明”为口号，吸纳失地农民、手工业者及反清遗民，通过秘密结社、宗教仪式凝聚力量。早期活动隐蔽，多以抗税、劫富济贫形式出现。

地方武装与会党结合

清初茂名县盗匪横行，部分会党与地方武装（如“土寇”）合作，形成半公开反抗势力。康熙中期，清廷加强剿抚，会党活动一度转入地下。

三、结局：清廷镇压与会党转型

康熙朝的强力镇压

军事清剿：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乱”（1673-1681年）后，强化对南方控制。高州府清军联合地方团练，剿灭公开反清的会党武装。

文化整合：推行科举、修缮地方志（如《高州府志》），弱化反清思想，士绅阶层逐渐转向效忠清廷。

会党的潜伏与转型

地下网络延续：部分会党成员转入广西、湘粤交界山区，保持秘密联络，为乾隆后期天地会大规模起义埋下伏笔。

职能转变：从政治反抗转向互助组织，在地方纠纷调解、底层互助中发挥作用，如康熙末年茂名县民间“私斗”中常见会党影子。

历史影响

短期：清初茂名县政权更迭与会党活动加剧社会动荡，但随清廷统治稳固渐趋平静。

长期：会党成为粤西民间反抗传统的重要载体，直接影响清末太平天国运动与洪兵起义（1854年）。

四、总结：政权更迭与会党兴衰的深层逻辑

政权更迭：茂名县从南明抗清前线到清廷稳固统治，反映边缘地区在王朝鼎革中的被动适应。

会党角色：作为底层反抗与文化抵抗的载体，会党在清初受挫却未根除，其韧性为后续历史埋下伏笔。

地域特性：茂名县的山地环境、族群杂居（客家、广府）为会党提供生存土壤，使之成为粤西社会矛盾的缩影。

清朝信宜县历史发展分析

（1647-1861年）

一、政治军事动荡频繁（清初至咸丰年间）

清初军事冲突（1647-1651年）

战略要地争夺：信宜地处两广交界，顺治年间屡遭广西起义军（高翔、张九龙、古道元等）攻陷，清军多次平叛（如李之珍、陈武讨伐），反映其作为军事缓冲区的地位。

地方武装暴动：陈选暴动持续年余，显示清廷对边疆控制薄弱，地方势力割据严重。

民族矛盾与镇压（康熙年间）

瑶民反抗与消亡：1681年张如龙等瑶民夜袭清军，后被陈经策联合清兵剿灭，瑶民活动自此消失，体现清廷“改土归流”政策下对少数民族的高压统治。

晚清起义与社会动荡（道光至咸丰）

拜上帝会起义（1848-1852）：凌十八响应洪秀全，组织大寮起义，转战多县，最终失败，反映太平天国运动对南方的辐射及清廷镇压能力。

天地会活动（1861）：陈金建立大洪国政权，实施轻税政策，分封会党首领，凸显晚清地方治理失效与会党势力崛起。

二、经济发展与产业转型

农业恢复与土地开发（顺治至乾隆）

招垦政策：1660年西宁县招民开垦怀乡、白石荒地，提供种子、耕牛，旨在战后恢复生产，促进人口回流。

经济作物贸易：乾隆年间蓝靛（染料作物）经云开村中转外销广州、梧州，依托水路形成商业网络。

手工业与矿业兴起（康熙至咸丰）

陶瓷业：1700年朱砂溪兰勾山瓷窑投产，标志规模化手工业出现。

铸造与造纸：1831年周敬斋铸造厂生产农具及铁器远销西南；1852年金垌天罡纸以容县为集散地，反映区域分工深化。

玉石开采：1856年德亮围山崩出玉石，带动本地玉雕业，突显资源开发对产业的偶然推动。

交通与商业网络建设

通道开辟：1736年杯岭通道连接罗定水路，打通广州贸易线，降低运输成本，促进商品流通。

新圩建设：大洪国在南门外建轻税市场，试图重构地方商业秩序。

三、行政区划调整与地方治理

疆域划归与人口管理（1756年）

原划归西宁的信丰等4都回归信宜，新增人口4694人、田地840顷，强化信宜行政体量，入学名额分配体现文教资源整合。

羁縻政策与民族治理

清廷通过资助垦荒、轻税政策稳定边疆，但瑶民剿杀暴露民族政策暴力性，导致族群结构单一化。

四、社会结构与矛盾演变

阶级矛盾激化

大洪国向富户征“洪租”，天地会重划土地赋税，反映贫富分化加剧，农民与地主矛盾突出。

文化冲突与融合

瑶民反抗被镇压后，汉文化主导地位巩固；拜上帝会传播显示外来宗教与本土社会的碰撞。

五、长期趋势与历史定位

从边疆动荡到经济整合：清初军事冲突频发，中期依托交通与手工业渐趋稳定，晚清卷入全国性起义浪潮。

资源与地理驱动发展：区位优势（两广交界）和资源禀赋（瓷土、玉石、蓝靛）塑造其经济角色。

清廷统治的缩影：信宜的招垦、镇压、行政调整，折射清王朝在边疆地区的控制策略从怀柔到强权的转变。

总结：信宜县在清代经历了军事动荡、民族冲突、经济开发与社会重构的复杂历程，其发展轨迹与清廷的边疆政策、区域经济网络及全国性社会运动紧密交织，成为观察清代南方边疆治理的典型案例。

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

一、鸦片战争时间线

1840年6月：英国以林则徐虎门销烟为借口，派遣47艘舰船、4000名士兵，由乔治·懿律和义律率军封锁广东珠江口，战争爆发。

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在英军旗舰“康华丽”号签订《南京条约》，战争结束。

二、《南京条约》核心条款

领土主权丧失：割让香港岛给英国。

贸易主权受损：

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

废除“公行”制度，允许英商自由交易。

巨额赔款：2100万元（含鸦片赔偿、商债、军费），导致白银外流。

关税自主权丧失：中英共同议定进出口货物税率。

三、战争直接后果

中国社会性质剧变：

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扩大政治经济侵略。

经济崩溃：

清政府为支付2800万元战争费用横征暴敛，税收激增1-3倍；

外国工业品倾销摧毁城乡手工业，农民与手工业者破产；

地主兼并土地，剥削加剧。

矛盾激化：

民族矛盾（列强侵略）与阶级矛盾（底层生存恶化）交织，为太平天国运动埋下伏笔。

四、地方反应与后续事件

短期地方影响：部分地区（如黄塘）因生产力提升抵消赋税压力，民众生活暂未显著恶化。

长期连锁反应：1850年广西爆发太平天国起义（洪秀全领导），直接受鸦片战争后社会矛盾激化的推动；

清廷“太平盛世”假象被彻底打破，内外危机交织。

五、历史定位

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近代史开端，传统封闭体系崩解，主权沦丧与殖民化进程加速，同时激发后续抗争（如洋务运动、维新变法）。

鸦片战争期间茂名县情况

一、地理位置与直接战事影响

地理位置特殊性高州府茂名县（今广东茂名市一带）地处粤西，远离鸦片战争主战场（珠江口及东南沿海）。英军军事行动集中于广州、厦门等通商口岸，未深入粤西内陆，因此茂名县未直接遭受战火冲击。

地方防御薄弱清廷在粤西的军事部署以地方团练为主，防御能力有限。若英军西进，茂名县难有有效抵抗，但因战争未波及，当地未发生直接军事冲突。

二、经济与社会间接影响

赋税激增与民生压力

清政府为支付《南京条约》巨额赔款（2800万元）及鸦片贸易导致的财政亏空，在全国加征赋税。茂名县作为农业县，田赋、盐税等负担显著加重，农民被迫缴纳“捐输”“津贴”等额外杂税。

地方记载：据《高州府志》，1843年后“民田每亩加征银三分”，部分农户因税负破产，土地兼并加剧。

手工业与贸易受挫

鸦片战争后，外国工业品（如洋布、洋铁）通过开放口岸倾销内地。茂名县传统手工业（如土布纺织、铁器制造）受低价洋货冲击，部分作坊倒闭，手工业者转投农业或流亡。

例外情况：部分山区因交通闭塞，仍维持自给自足经济，受影响较小。

鸦片输入与白银外流

战后鸦片贸易合法化，粤西走私鸦片增多。茂名县虽非主要集散地，但白银外流导致市场银贵钱贱，农民以铜钱纳税时实际负担进一步加重。

三、社会矛盾与地方反应

底层生存恶化

赋税重压、手工业衰败、地主盘剥导致贫富分化加剧。部分失地农民加入天地会等秘密会社，或流亡至广西、湖南谋生，为后续社会动荡埋下伏笔。

地方精英应对

士绅阶层通过组织团练、兴修水利（如鉴江堤坝）维持地方稳定，但无法缓解系统性危机。部分开明士人（如高州进士陈兰彬）开始关注时局，主张“师夷长技”。

四、与后续事件的关联（太平天国起义）

地理纽带作用茂名县北接广西信宜（今属茂名市），与广西陆川、博白等地毗邻。1850年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爆发后，茂名成为起义军向广东渗透的通道之一。地方民团与清军联合布防，防止起义军南下。

社会动荡加剧鸦片战争后的经济崩溃与阶级矛盾，使茂名县民众对清廷不满情绪滋长。1854年广东天地会“洪兵起义”期间，高州府亦发生小规模会党起事，虽被镇压，但反映出底层反抗意识觉醒。

五、总结：鸦片战争对茂名县的深层影响

短期：未受直接战火破坏，但赋税加重、白银外流导致民生凋敝，传统经济结构受冲击。

长期：成为连接两广社会动荡的枢纽，间接推动粤西反清力量崛起。

历史定位：茂名县的遭遇折射出鸦片战争后中国内陆地区的典型困境——在列强侵略与内部衰败的双重挤压下，地方社会逐步滑向全面危机。

大寮起义，初出茅庐

清文宗显(咸丰)皇帝实录

剿何名科奏折

五月壬寅(十六日)

（1851.6.15)

谕军机大臣等。有人奏，粤东高州府贼氛日炽一折。据称，信宜县贼首凌十八，上年聚众滋事，署茂名县知县胡宗政，奉委访拿，率将凌十八之弟凌廿四纵放，以致凌十八声势益大。更闻该处东镇圩（今信宜东镇）等处，有王大亚佛六等股，往来茂名（今高州）、信宜两境，排庄挟劫，掳人勒赎。其尤甚者，有何名科、何名誉兄弟，聚匪六千余人，踞住安鹅（今安峩），由黄塘石骨圩（今平山、长坡）一路焚掠，至府城外之水堂乡（今高州曹江帅堂等地），杀死练丁百余并练长候选知县李景新等，复劫新峒（今高州新洞）等处，离郡城仅四十里等语。贼首凌十八滋扰两粤交界地方，胆敢围攻郁林州城，猖狂已极。当其初起滋事之时，该处地方官如果认真捕拿，痛加惩治，自不难立就扑灭。贼弟凌廿四，前据该督抚等复奏，系据绅耆联名具保，实不为匪，安知非地方官受其挟制，曲为回护，仍须确切访查，毋任奸匪漏网，劣员蒙蔽。现在廉州贼伙尚未尽歼，而高州（高州府六属州县）之匪，又复如此横行，若不拼力扑灭，坐令蔓延两省，忽去忽来，何以靖闾阎而卫良善。着徐广缙、叶名琛按照折内所指盗匪姓名，督饬文武员弁，分投缉拿。其凌十八、刘八各股，尤当会同广西合力兜剿，立净根株。高、廉、肇庆各属，均与广西毗连，在在均关紧要。赛尚阿等即日可到军营，大兵云集，一经痛剿，势必窜入东境。现在提督陶煜文带兵高、廉，而肇庆一带，贼氛未靖，朕心实深悬念。徐广缙既未便离省远出，叶名琛正值清远撤兵回省之时，着该督抚等商酌何处情形紧要，或须叶名琛亲往两粤交界处所，驻扎督办，即一面启程，一面具奏。总期两省夹击，迅速扫荡群丑，慎勿再延时日。顷又据骆秉章驰奏，探报广东另有曾大生股匪，欲至湖南滋扰，而前由贺县窜回广东广宁之匪，亦未扑灭。如仍向英德、清远游窜，则湖南宜章、桂阳一带又须防堵等语。着徐广缙等迅即查明曾大生一股是何处贼匪，赶紧擒剿，毋致蔓延邻省。奏折一件着抄给阅看。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修广东南海县桑园堤工，从巡抚叶名琛请也。

五月辛亥(二十五日)

（1851.6.24)

谕内阁。周天爵、劳崇光、向荣奏，剿捕怀集南坪贼匪一折。另片奏，追剿刘八股匪及进剿会匪凌十八等各情形。此次剿捕南坪另股贼匪，虽获胜仗，惟温大货五、何名科等，皆著名凶贼，已由怀集窜回广宁。近据徐广缙等奏报，剿办广宁贼匪，亦未将首逆歼擒。若非东西两省合力痛剿，不分畛域，何以迅扫贼氛。至刘八、凌十八等两股贼匪，奔窜两粤交界地方，虽屡经击散，旋复啸聚，总因两省带兵各员，不能并力兜围，以致此拿彼窜，良民受其蹂躏，遭其裹胁，何时还定安集，朕心实深焦念。现在赛尚阿业已驰抵军营，着即严饬在事文武，激励兵勇，迅速歼擒，并着徐广缙、叶名琛督饬带兵大员，于肇庆、高、廉各属交界处所，一体会剿，务使著名凶匪悉数就擒。倘该文武等有推诿退缩等情，即着据实严参。朕必执法从事，断不能稍为宽宥也。

六月甲戌(十九日）

（1851.7.17)

谕军机大臣等。据徐广缙等奏，剿办广宁匪徒连获胜仗，并追剿东省各股零匪及复查广西大股会匪情形，又奏参升任总兵托故迁延各一折。已分别明降谕旨，将赵如胜以都司降补，交赛尚阿差委，并谕令徐广缙等督饬文武，严密堵剿矣……降补都司赵如胜，前在广东剿捕，尚属得力。现交该大臣差委，着即酌量调拨，或饬赴南宁、太平一带，与高、廉接壤扼要处所，随同剿贼，察其能否感奋，据实具奏。贼首刘八及凌十八两股并何名科一股，虽经广东文武迭次擒剿，而渠魁总未就获，余党仍复分窜，若不急合东西两省兵力，四面兜捕，滋蔓伊于胡底。着该大臣随时知照徐广缙等，严饬高、廉一带文武，不分畛域，与广西派出之文武员弁，两路夹击，以期及早扑灭，净绝根株。其贼首温大货五一名，已据广东拿获解省审办，惟伙匪曾亚淐等党与尚多，已谕令徐广缙等严密搜捕。西省文武亦应一体堵缉，勿令窜逸，是为至要。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予广东阵亡署千总卢威扬，祭葬世职

七月丙戌(初二日）

(1851.7.29)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又据徐广缙等奏，高廉一带贼匪窗扰，该督已于六月二十六日驰赴该处剿办。已谕令该督专办东省堵剿事宜，仍随时咨报该大臣，并严防西省逸匪窜入，以冀戮力同心，肃清边圉。将此由五百里谕知赛尚阿，并谕巴清德、达洪阿、乌兰泰、向荣知之。

又谕。徐广缙、叶名琛奏，遵查高廉贼匪情形及曾大生股匪一折。信宜县贼首凌十八，奔窜两省，肆行滋扰，急应严拿惩办，毋任远飏。署茂名县知县胡宗政，前听绅耆之言，将凌十八之弟凌廿四保释。现经该督等将胡宗政撤任访查，务期彻底根究，毋任蒙混。其踞住安鹅之股匪何名科，屡经两省夹攻，剪除党与，并将其母女妻子，生擒解省。惟何名科现在逃往何处，仍着严饬缉拿务获。现在徐广缙前赴高廉一带督办军务，叶名琛留省办理文武乡试，所见甚是。叶名琛于乡试事竣后，仍着驻省就近调度。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七月壬寅(十八日)

（1851.8.14)

谕军机大臣等。徐广缙等奏，剿办会匪凌十八迭次接仗情形一折。据称该匪凌十八一股，由西省窜回信宜之怀乡圩，经总兵杨昌泗，知府胡美彦于六月初五日、初七日两次进剿，歼擒百余名，焚烧贼巢十余间。因贼众兵单，未能痛加剿洗，是此次接仗情形，未甚得力。该匪等声势相倚，凌十八一日不除，则韦正得藉资援应，西省剿办亦难得手。且尚有何名科一股，首匪未获，一经啸聚勾结，必至他处蔓延。该督现既飞调潮州兵勇及提标各弁兵亲往督剿，务将各股迅速扑灭，总期于两省毗连处所，严饬文武，分堵夹攻，不得再令该匪东西窜扰。该督现驻高州一带，所有剿办一切情形，谅已随时知照赛尚阿和衷妥办，不误机宜也。再前据骆秉章奏，探得广东英德、曲江一带有贼千数百人，分起行走。又连州属之阳山县白虎圩一带，有游匪二百余人窜扰，均五月内之事，与湖南地界毗连，并着该督抚查明此二股贼匪，现在如何情形，该地方文武如何剿捕，曾否净尽。徐广缙现赴高州，着叶名琛就近查办，迅速扑灭，毋致滋蔓为要。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两广总督徐广缙奏。督兵驰赴高州。得旨：该匪等声势相倚，凌十八不除，则韦正不弱。卿至高州和衷妥办，其尽心焉。

予广东阵亡守备滕跃龙，祭葬世职，如都司例。

奏折中韦正，即太平天国北王韦昌辉，具体如下

1. 韦正（韦昌辉）的身份

韦昌辉（1823—1856），原名韦正，广西桂平人，太平天国早期核心领袖之一，受封北王。

出身富裕地主家庭，因不满清朝腐败和地方压迫，变卖家产资助起义，成为金田起义的重要发起人之一。

2. 咸丰年间的义军：太平天国

时间背景：咸丰帝在位期间（1851—1861），正值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高潮。

起义性质：太平天国是清朝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农民起义，以“反清复汉”“均贫富”为口号，建立政权与清廷对峙十余年。

韦昌辉的角色：

军事指挥：率军参与攻克武昌、南京等战役。

政治斗争：1856年“天京事变”中，韦昌辉奉洪秀全密令诛杀东王杨秀清，随后滥杀无辜，引发内讧，最终被洪秀全处决，导致太平天国内部严重分裂。

3. 历史评价与争议

贡献：韦昌辉早期为太平天国的资金、组织提供了关键支持，军事上亦有建树。

负面评价：因“天京事变”中的残暴行为，被视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加速了太平天国的衰败。

**“韦正”即韦昌辉**，作为太平天国北王，是咸丰年间反清义军的重要领袖。其事迹集中体现在金田起义至天京事变期间，对太平天国前期崛起与后期内乱均有深远影响。

鸦片战争（1840-1842年）：中国战败，签订《南京条约》，割地赔款，丧失主权，加速半殖民地化进程。

太平天国起义（1850年起）：广西洪秀全领导农民起义，波及广东、广西两省，地方天地会组织（如何名科、凌十八等）响应，加剧清廷统治危机。

地方起义频发：广东信宜、茂名等地天地会起义（如安莪起义）与清军激烈对抗，反映社会矛盾激化。

何名科：信宜安莪起义领袖，联合广西天地会与清军作战，最终被俘杀害。

凌十八：太平天国起义初期重要人物，活跃于两广交界。

清廷官员：徐广缙（两广总督）、叶名琛（广东巡抚）、杨昌泗（高州镇总兵）、冯子材（清军将领）、李鸿勋等参与反扑起义军。

　　大寮起义（1850-1852年）是清咸丰年间两广地区爆发的一场以天地会为核心的农民起义，其背景与晚清社会矛盾激化、地方治理失控及秘密会社活动密切相关。以下结合具体事件分析其背景及发展脉络：

一、社会政治背景

清廷统治危机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因赔款和鸦片输入加剧财政危机，赋税加重，两广地区土地兼并严重，民众生活困苦。地方官吏腐败，基层控制力削弱，民间反抗情绪高涨。

天地会的组织动员天地会作为反清秘密会社，长期在两广活动。起义领袖何名科、凌十八等以“劫富济贫”为口号，吸引流民、矿工和破产农民加入，形成武装力量。信宜大寮地处粤西山区，易守难攻，成为起义据点。

太平天国运动的催化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起义，震动清廷。广东天地会为响应太平军，加速起事。凌十八部原为广东信宜起义军，后试图北上与太平军会合未果，最终被清军镇压。

二、起义过程与清廷应对

起义爆发（1850-1851年）

1850年：何名科、梁十八等率众在高州平山司（位于今信宜平塘或高州曹江长坡平山一带）起事，清廷调集乡勇围剿，但起义军迅速扩大。

1851年1月：何名科攻破高州镇左营（应是平山汛和黄塘汛），斩杀外委李朝琛；3月连克平山司署、石骨圩，逼近高州城，斩候选知县李景新，震动两广。

1851年11月：清廷调集贵县兵勇合围何名科、凌十八部于莲塘，起义军战败，何、凌被俘后遭磔杀。

清廷军事策略调整（1852年）

为强化镇压效率，咸丰二年（1852年）高州镇总兵福兴接替宗元醇，破格提拔李鸿勋、张腾蛟、黄武贤等将领，重用地方武装力量（如乡勇），分化瓦解起义势力。

三、起义失败原因

清廷地方武装的强化乡勇制度（如高州平山司乡勇）成为清廷重要依靠，其熟悉地形且战力较强，配合正规军形成合围。

起义军局限性缺乏统一纲领和战略，各部各自为战，未能与太平军形成有效联合。凌十八部北上受阻后孤立无援，终被各个击破。

经济封锁与政治分化清廷切断起义军粮草补给，同时拉拢地方士绅，削弱民众支持基础。

四、历史影响

加速清廷军事改革起义暴露八旗、绿营衰败，促使清廷进一步依赖湘军、淮军等地方武装，为后续镇压太平天国积累经验。

激化两广社会矛盾起义虽败，但民众反抗未止。1854年广东“红兵起义”延续天地会传统，形成更大规模反清浪潮。

1854年广东的“红兵起义”实为**“洪兵起义”**（又称“洪兵之乱”或“洪兵反清起义”），是清末太平天国运动期间，由广东天地会（洪门）领导的一场大规模反清起义。因天地会自称“洪门”，起义军被称为“洪兵”（或讹传为“红兵”）。以下是关于此次起义的概要：

背景与起因

社会矛盾激化：鸦片战争后，广东地区受列强侵略、经济凋敝，民众赋税沉重，加之自然灾害频发，民不聊生。

天地会活动：天地会作为秘密反清组织，以“反清复明”为口号，在广东、广西等地广泛发展成员。

太平天国影响：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南方反清情绪高涨，广东天地会借机发动起义。

起义经过

爆发时间：1854年夏，起义首先在广东佛山、东莞、顺德等地爆发，迅速蔓延至全省。

领导人物：

陈开：天地会首领，起义核心领导人之一。

李文茂：粤剧艺人出身，率“红巾军”（因头裹红巾得名）参与起义。

何六、甘先等地方首领响应。

围攻广州：起义军集结十余万人围攻广州城，与清军激战数月，但因缺乏统一指挥和武器劣势，未能破城。

转战广西：1855年，陈开、李文茂率部转移至广西浔州（今桂平），建立“大成国”，继续抗清，坚持至1861年最终失败。

起义特点

规模庞大：波及广东数十州县，参与民众达百万之众。

联合抗清：起义军与广西的“艇军”及部分太平军势力联合，形成区域性反清浪潮。

民间支持：起义提出“劫富济贫”口号，获得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和船民支持。

失败原因

清军镇压：两广总督叶名琛联合地方团练武装，采取残酷镇压手段，屠戮起义军民数十万。

外国干预：英、法等国为维护在华利益，向清军提供武器和后勤支持。

内部弱点：起义军缺乏统一领导，各部各自为战，战略目标不明确。

历史影响

动摇清朝统治：起义严重冲击了清政府在华南的统治，牵制了清军兵力，间接支援了长江流域的太平天国运动。

加速地方军事化：清廷为镇压起义，进一步依赖湘军、淮军等地方武装，加深了地方势力的崛起。

民众觉醒：起义展现了民间组织反抗压迫的力量，为后来的革命运动（如辛亥革命）提供了历史借鉴。

名称辨析

“ 洪兵”与“红兵”：起义军属洪门系统，故称“洪兵”；因部分义军头裹红巾，民间亦俗称“红巾军”或“红兵”，但正式历史文献多称“洪兵起义”。

这场起义是19世纪中叶中国南方反清浪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清末社会矛盾的激化与民众反抗精神的觉醒。

区域权力结构变动李鸿勋等新兴将领的崛起，反映清廷在危机中权力下移，地方军事精英逐渐掌握实权。

总结

大寮起义是晚清两广社会危机的缩影，其爆发根植于经济剥削、吏治腐败与秘密会社动员，失败则凸显清廷在地方控制上的策略调整能力。起义虽被镇压，却为后续更大规模的民变埋下伏笔，成为太平天国运动的前奏之一。具体史实：

○道光三十年庚戌（1850年）至咸丰元年辛亥（1851年）于高州平山司统率乡勇，协剿何名科、梁十八等部。时天地会众据信宜大寮，两广震动。

咸丰元年正月十五（1851年1月15日），何名科破高州镇左营于黄塘杀外委李朝琛。

二月（1851年3月），何部连克平山司署、石骨圩，逼高州城四十里，斩候选知县李景新等。

九月廿七（1851年11月19日），贵县兵勇合围何部于莲塘，何名科、凌十八等被俘，解赴桂平磔杀。

【咸丰二年壬子（1852年）】○四月廿二 高州镇总兵福兴代宗元醇为帅，破格擢李鸿勋、张腾蛟、黄武贤等为心腹。

李鸿勋在凌十八起义中的表现及功绩可总结如下：

主要表现

关键战役中的决定性行动咸丰二年（1852年）六月十二日，清军分三路围攻凌十八起义军据点罗镜圩。李鸿勋作为记委（八品），与勇目冯日坤共同追击起义军首领凌十八。在战斗中，二人合力将凌十八砍伤并割取其首级，直接导致起义军的核心领导崩溃。

战术配合与执行李鸿勋隶属西路清军部队，参与攻破起义军外围炮台七座，突破防线后迅速追击溃逃的凌十八，展现了较高的战场应变能力和作战效率。

功绩与嘉奖

终结凌十八起义

李鸿勋击杀凌十八的行动，成为清军彻底剿灭该股起义军的关键。凌十八起义历时三年，波及粤桂两省，李鸿勋的功绩加速了起义的终结，避免了清廷在太平天国运动初期陷入更大的被动。

官职晋升与荣誉赏赐

晋升千总：因功升任千总（正七品），跻身中级军官行列。

赏戴蓝翎：获清廷授予蓝翎，象征其战功得到官方认可。

列入保奏名单：两广总督徐广缙、巡抚叶名琛将其列为剿匪重要功臣，获咸丰帝谕旨嘉奖。

历史背景与评价

起义的重要性：凌十八起义是太平天国运动在广东的重要分支，与洪秀全主力军“声势相倚”，其失败削弱了太平军在粤西的势力，为清廷集中兵力镇压广西太平军争取了时间。

李鸿勋的角色：作为基层军官，李鸿勋在战役中承担了关键战术任务，其行动体现了清军对地方起义的残酷镇压策略，同时也反映了清廷在军事危机中对中下层军官的依赖。

总结

李鸿勋因在罗镜圩战役中击杀凌十八而立下首功，其表现直接影响了战局走向，成为清廷镇压粤西农民起义的标志性人物之一。他的晋升与嘉奖不仅彰显个人勇武，也折射出清军在内战中对基层军官的激励机制。尽管其功绩在清廷视角下被视为“忠勇”，但从历史全局看，他亦是镇压农民起义、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性角色。

上方桥战役

　　太平天国从金田起义到攻克南京（1851-1853）期间的战争概况及清军将领表现分析

一、战争背景与进程

金田起义（1851年1月）太平天国在广西桂平金田村起兵，初期以洪秀全、杨秀清为核心，迅速吸引贫民和反清势力。清廷派钦差大臣赛尚阿、提督向荣率军围剿，但初期清军指挥混乱，屡屡失利。

转战两湖（1852年）太平军突破清军封锁北上，在湖南、湖北发展壮大。**蓑衣渡之战（1852年6月）**中，清军江忠源部伏击太平军，冯云山战死，但太平军仍成功进入湖南，并攻占武昌（1853年1月）。

东进南京（1853年2-3月）太平军沿长江东下，攻克安庆、芜湖，最终于1853年3月占领南京，改名“天京”，建立政权。

二、清军将领表现分析

1. 张国梁（1823-1860）

早期角色：原为天地会成员，后降清，成为向荣麾下悍将，以勇猛著称。

关键战役

广西追击战（1851-1852）：参与对太平军的追击，但因清军内部矛盾成效有限。

长沙保卫战（1852年秋）：协助清军坚守长沙，延缓太平军攻势，为后续部署争取时间。

武昌之战（1853年1月）：随向荣部试图夺回武昌未果，但牵制了太平军部分兵力。

特点：善用游击战术，在清军溃败时多次断后，被视为“江南大营”核心将领的雏形。

2. 冯子材（1818-1903）

早期经历：此时尚属青年将领，主要在广西地方团练中崭露头角。

参与战役

广西剿匪（1851-1853）：配合清军主力在博白、钦州等地镇压天地会起义，间接支援对太平军的围剿。

地方防御：组织民团协助清军维护后勤线，但未直接参与对抗太平军主力的重大战役。

后续发展：太平天国后期才逐渐晋升为重要将领，中法战争时成名。

3. 李鸿勋

在湖南、湖北一带协助清军防守，或参与地方团练作战。

三、清军战略缺陷与太平军优势

清军问题：指挥权分散（如赛尚阿、向荣、乌兰泰互不配合）、绿营腐化、依赖地方团练。

太平军优势：宗教凝聚力、灵活战术（如“穴地攻城”）、吸收流民扩充兵力。

四、总结

张国梁是此阶段清军最突出的将领，其战术能力为后期江南大营的建立奠定基础。

冯子材尚未成为核心人物，主要在地方积累经验。

李鸿勋若确有其人，可能属次要角色，需更多史料佐证。

此阶段清军的屡次失利暴露了体制弊端，而太平军凭借机动性和凝聚力迅速壮大，最终定都南京，形成南北对峙局面。

在太平军攻占金陵（南京）及清军后续反攻的战役中，李鸿勋作为清军中层军官，主要参与的是金陵外围的防御与反攻行动，而非直接参与攻城。其具体表现和角色如下：

一、历史背景与战役定位

金陵战役的时间线

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克金陵，定都天京（南京）。

1853-1856年：清军建立江南大营（向荣部）和江北大营（琦善、托明阿部），长期围困天京。

李鸿勋的活动时间主要集中在1854-1856年，即清军江南大营对天京的围困与反攻阶段。

李鸿勋的职位时任绿营守备（正五品），隶属江南大营统帅向荣麾下，指挥地方武装“广东壮勇”，属于中层战术指挥官。

二、关键战役表现

1. 上方桥战役（1854年）

战术目标：阻击太平军从金陵城外出击，维持江南大营对天京的封锁。

李鸿勋行动：率广东壮勇从侧翼突袭太平军阵型，击毙一名黄衣将领（推测为中级指挥官），导致太平军阵脚大乱。

配合张国梁部三面夹击，斩获太平军四千余人，俘虏伪丞相赖四秀等高级将领。

作用：此战为清军防御战中的局部胜利，李鸿勋的突袭是突破太平军防线的关键。

2. 仙鹤门-黄马群战斗（1856年）

背景：太平军为摧毁江南大营，调集石达开、秦日纲部合围清军。

李鸿勋行动：率600兵勇驰援仙鹤门清军，抵御太平军秦日纲兵团的进攻。

在清军火药耗尽、防线濒临崩溃时，勉强维持战线，但未能阻止太平军突破。

结果：清军最终溃败，江南大营被毁，李鸿勋在此战中体现中层军官的战术执行力，但无力扭转败局。

三、角色分析与历史局限

战术执行者李鸿勋的任务多为服从高层指令（如向荣、张国梁），在局部战场突袭、阻击或防御，缺乏战略决策权。例如：

上方桥战役中，其突袭行动虽成功，但依赖张国梁主力的协同。

仙鹤门战斗中，仅能延缓太平军推进，无法填补清军整体兵力劣势。

清军体制的缩影

兵力短板：李鸿勋指挥的“广东壮勇”属地方非正规武装，训练和装备不足，反映清军依赖临时募兵的弊端。

指挥僵化：清军高层（如向荣）战略保守，被动防御，中层军官如李鸿勋难以发挥主动性。

历史评价

局部贡献：在防御战中偶有亮眼表现（如击毙敌将、突破防线），但对全局影响有限。

时代局限：作为绿营军官，其能力受制于清军腐败、补给不足和指挥体系僵化，最终随江南大营溃败退出历史舞台。

四、对比太平军与清军的战术差异

五、总结

李鸿勋在金陵相关战役中，是清军防御体系的典型中层军官：

贡献：在局部战斗中展现战术执行力，为清军短暂维持江南大营的围困提供支持。

局限：受制于清军体制缺陷，无法突破被动防御的战略困境，最终随江南大营崩溃而湮没。

历史意义：其经历折射出晚清绿营的衰落与非正规武装的临时性，侧面印证太平军取胜的必然性。

太平军一破江北大营及相关战役

　　在太平军一破江北大营及相关战役中，李鸿勋作为清朝绿营军官，扮演了清军中层指挥官的角色。具体表现为：

关键定位与行动

职位与隶属李鸿勋时任守备（清代绿营中级武职，正五品），隶属江南大营统帅向荣麾下，与都司何振标共同指挥广东壮勇（地方武装）。

清朝咸丰年间（1851-1861年），高州府（今广东省茂名市一带）作为粤西重镇，其地方武装“壮勇”的发展与当时的社会动荡密切相关。以下从背景、组织、作用及影响等方面梳理其发展情况：

一、历史背景

内忧外患

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波及全国，广东成为起义活跃区。1854年，广东爆发“洪兵起义”（红巾军起义），波及高州府周边。

清廷正规军（绿营、八旗）战斗力薄弱，地方官员与士绅被迫依赖地方武装自保。

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期间，英法势力对广东沿海的侵扰间接加剧地方防御压力。

高州府的特殊性

地理位置：地处粤桂交界，是两广交通要道，易受广西太平军及本地起义势力冲击。

地方匪患：山区匪盗与起义军交织，威胁地方稳定。

二、壮勇的组织与发展

组织形式

官督绅办：由地方官员（如知府、知县）主导，联合士绅、富户出资招募乡民组成，属团练性质。

经费来源：多由地方捐输（士绅出资、按田亩摊派）维持，部分可能截留赋税。

规模：因史料有限，具体人数不详，但据《茂名县志》载，咸丰四年（1854年）为抵御洪兵，高州府曾紧急招募壮勇数千人。

典型事件

抵御洪兵起义：1854年，洪兵围攻高州府城，知府蒋立昂率壮勇联合官兵守城，最终击退起义军。

剿匪与协防：壮勇常被调遣至信宜、化州等地清剿山匪，并协防广西边境。

三、作用与局限

积极作用

维护地方稳定：填补了正规军防御的空缺，有效遏制起义军和匪患蔓延。

强化士绅权力：地方精英通过掌控壮勇，进一步巩固了在基层社会的权威。

局限性

纪律问题：部分壮勇缺乏训练，劫掠百姓之事时有发生，加剧民怨。

财政压力：长期募勇加重地方经济负担，导致捐税苛派，引发底层民众不满。

四、后续影响

军事地方化趋势

高州府壮勇的发展是晚清地方军事化的缩影，为清末民初粤西地方武装（如民团、乡勇）奠定了基础。

社会结构变化

士绅阶层通过控制武装力量，进一步主导地方事务，削弱了清廷对基层的直接控制。

五、史料与争议

主要来源

地方志：如《高州府志》《茂名县志》记载了壮勇参与守城、剿匪的事迹。

官员奏折：两广总督叶名琛、高州知府蒋立昂的奏报提及壮勇调度。

研究争议

部分学者认为壮勇在镇压起义中手段残酷，激化社会矛盾；亦有观点肯定其维护地方秩序的实效性。

总结

咸丰年间高州府壮勇的兴起，是清廷中央权威衰落与地方自救的产物。其虽短期内稳定了局势，但长期加剧了地方势力的割据倾向，反映了晚清社会治理的深层危机。对这一时期的研究，需结合广东地方社会结构与军事变革的互动进一步探讨。

战术执行

上方桥战役（1854年）：在向荣奏报的《堵剿上方桥获胜片》中，李鸿勋率部从左翼横冲太平军阵营，击毙一名身着黄衣的太平军指挥官（可能为中级将领），导致太平军阵脚大乱。清军趁势发起总攻，配合张国梁部形成三面夹击，最终斩获太平军四千余人，缴获大量旗帜，并俘虏包括伪丞相赖四秀在内的多名高级将领。

战斗影响：李鸿勋的突袭行动直接破坏了太平军的阵型，为清军此役胜利提供了关键突破口，但因其上司何振标在追击中重伤身亡，李鸿勋可能承担了后续局部指挥任务。

战役地位李鸿勋属于战术执行层，其作用局限于局部战场（如上方桥），并非全局性指挥官。相较于向荣、张国梁等核心将领，他的行动更多是服从高层战略部署，体现清军中层军官在防御战中的典型角色。

历史背景与局限

江南大营困境：李鸿勋参战时，江南大营已因兵力分散、补给不足陷入被动。尽管他在局部战斗中表现勇猛，但无法扭转清军整体颓势（如1856年江南大营最终溃败）。

清军结构问题：作为绿营守备，李鸿勋的部队（广东壮勇）属于非正规地方武装，侧面反映清廷依赖临时募兵应对太平军的体制缺陷。

总结

李鸿勋在太平军一破江北大营的关联战役中，是清军防御体系中的一名中层战术指挥官，其行动对局部战斗胜利有贡献，但未对整体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他的角色凸显了清军依赖地方武装和中层军官执行防御的战术特点，同时也暴露了绿营体系在应对大规模起义时的局限性。

咸丰五年（1855年）五月，向荣、吉尔杭阿奏请以广东惠州协都司李鸿勋升广东水师提标左营游击。以广东潮阳营守备戴文英升惠州协都司。

这段史料反映了咸丰五年（1855年）五月清朝地方军事官员的调动情况，涉及广东水师和陆营的武职晋升体系。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历史解析：

一、官职体系分析

惠州协都司：清代绿营中级武职，属正四品，协守惠州府军事要地，隶属于广东陆路提督。

水师提标左营游击：广东水师提督直属部队（提标）的次级指挥官，从三品，负责海防与内河水战。

潮阳营守备：正五品地方驻防武官，属潮州镇总兵管辖，驻防今汕头潮阳区。

二、人事调动特点

李鸿勋的晋升路径符合清代"本省递补"惯例：惠州协都司（陆营）→水师提标游击（跨军种晋升），反映清廷对海防重视

戴文英的晋升体现"属地优先"原则：潮阳营守备（潮州府）→惠州协都司（同属粤东防区）

向荣此时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江南军务，却插手广东人事，显示其权势扩展

三、历史背景联系

此调动正值太平军西征与广东红兵起义时期（1854-1855年天地会起义刚被镇压），清廷急需整饬广东防务

广东水师此时承担着双重任务：既要防御英法舰船（距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仅剩1年），又要剿灭沿海反清武装

李鸿勋后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参与虎门炮台防务，戴文英1856年调往江南大营对抗太平军阵亡。

四、制度运作透视

奏请程序符合《大清会典》规定：重要武职需经总督/钦差大臣会衔上奏

游击与都司虽品级相近（从三品vs正四品），但水师提标左营属"督标"嫡系，地位更高

反映清中期后"重水师"趋势，广东水师与福建水师并列为南洋防御核心

这份奏折体现了咸丰朝在内忧外患中调整地方军事部署的典型做法，既维系传统绿营体系，又试图通过人事调配增强实战能力，为后续江南大营的重建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应对埋下伏笔。

镇江破围之战

镇江破围之战

一、战役初期部署阶段（1856年1月）

兵力配置

李鸿勋以游击身份率800名壮勇，作为清军总兵张国梁的预备队，驻防仙鹤门（今南京东北），负责威胁天京（南京）安全。

清军第一线兵力约8000人，李鸿勋部属于机动支援力量，配合张国梁主力应对太平军东征。

二、战役关键节点表现

1. 仙鹤门阻击战（1856年2月）

太平军秦日纲兵团分路抄袭清军后路，焚毁营垒十余座，清军防线动摇。

2月19日：向荣紧急调回张国梁主力增援，李鸿勋率部填补防线空缺，暂时阻滞太平军推进。

2. 增援青马群（1856年6月）

太平军石达开、秦日纲兵团合围紫金山清军大营，清军防线濒临崩溃。

6月19日：向荣派李鸿勋率600兵勇增援仙鹤门，短暂遏制太平军攻势，为张国梁回援争取时间。

3. 丹阳追击战（1856年6-7月）

江南大营溃败后，清军退守丹阳，李鸿勋随张国梁部参与多次反攻。

7月2日：丹阳城外五里铺之战，李鸿勋作为张国梁部将，参与三路（一说五路）出击，击退太平军秦日纲部。

7月9日：向荣病逝后，李鸿勋继续协助张国梁整军防守，维持丹阳防线。

三、战后评价与局限性

战术作用

李鸿勋主要承担辅助支援角色，多次率预备队填补防线缺口，但未主导关键战役。

在仙鹤门、青马群等战斗中表现被动，未取得显著战果，更多依赖张国梁指挥调度。

兵力劣势

所部兵力单薄（仅数百人），面对太平军主力（陈玉成、李秀成等）难以形成有效对抗。

清军整体士气低迷，李鸿勋部缺乏主动进攻能力，仅能依托工事固守。

封赏与争议

因镇江解围及后续作战表现，李鸿勋获清廷赏巴图鲁名号（“巴图鲁”为满语“勇士”称号）。

但史料未记载其具体战功细节，可能因参与协同作战获集体嘉奖。

四、历史背景与角色定位

清军体系缺陷：江南大营兵力分散，李鸿勋等基层将领缺乏独立作战权，战术灵活性受限。

太平军优势：陈玉成、李秀成等善用奇袭，清军被动防御（如李鸿勋部）难以应对机动战术。

战役影响：镇江解围虽延缓太平军东进，但清军未能彻底打破天京-镇江战略联系，最终因天京事变局势逆转。

总结

李鸿勋在镇江战役中表现为典型的清军中层军官：

执行力强：服从调度，填补防线缺口；

缺乏主动性：依赖主力部队（如张国梁）支撑战局；

象征性嘉奖：获巴图鲁名号反映清廷对基层军官的激励，但实际战功有限。其表现凸显了清军绿营体系的僵化与太平军新兴战术的压制力。

李鸿勋作为清军游击（清代武官官职，属绿营兵体系，级别次于参将）主要军事行动：

仙鹤门战役（1856年6月19日）：向荣为增援仙鹤门清军，命李鸿勋率600名兵勇阻击太平军，暂时延缓了秦日纲部的攻势。

丹阳防御与金坛之战（1856年7-8月）：

向荣溃退丹阳后，李鸿勋部700余人被派驻金坛协防。

太平军围攻金坛时，李鸿勋在城内预先构筑“偃月垒”（半月形防御工事），成功抵御太平军穴地爆破攻城的战术，使太平军未能破城。

战术能力：

在金坛防守中表现出较强应变能力，通过工事加固化解危机，体现其防御作战经验。

结局与记载：

文中未提及其最终结局，仅记录其在金坛战役中的关键作用。

李鸿勋作为绿营中层将领，主要活跃于江南大营覆灭后的丹阳-金坛防线，是清军抵抗太平军东进的重要力量之一。

总结：

李鸿勋是清军江南大营体系下的中级军官，在太平军击溃江南大营后的丹阳、金坛防御战中承担关键阻击任务，尤其在金坛以战术工事成功守城，延缓了太平军的东进攻势。其事迹反映了清军基层将领在后期战局中的局部应变能力。

金坛战役

金坛战役

一、战前准备阶段（1856年8月前）

兵力部署

1856年8月3日，李鸿勋以游击身份率部3000人增援金坛，与当地团练近千人组成约4000守军。

与知县周沐润共同组织防御：焚烧城外民房、储备物资、修筑工事，并提前在城墙内开挖堑壕、设置监听瓮。

应对突袭

8月15日太平军间谍点燃火药库时，李鸿勋冷静指挥士兵严守城门，配合周沐润扑灭大火，挫败里应外合计划。

二、战役关键节点表现

1. 主动出击（8月15日）

组织精锐部队突袭太平军东禅寺营地，虽强攻不利但成功牵制敌军。

2. 防御战术创新

热油泼浇：8月22日太平军架云梯攻城时，李鸿勋命守军泼沸粥烫杀攀城敌军。

粪水灌地道：8月27日太平军挖掘地道至西门，李鸿勋下令用煮沸粪水灌入地道，全歼突入敌军。

3. 城墙爆破危机（8月29日）

太平军炸毁西城墙后，李鸿勋与冯子材紧急调集各门兵力死守缺口，并组织民众用门板、砖石快速修复城墙，成功击退太平军总攻。

4. 援军协同作战

8月19日张国梁援军抵达后，李鸿勋配合内外夹击战术，多次出城突袭太平军营垒（如焚烧大王庙指挥所），打破围城态势。

5. 稳定军心

在守城火药告罄、军民恐慌时，李鸿勋一度欲突围，经周沐润劝说后坚守岗位，最终通过援军补给重振士气。

三、战役结果与评价

最终战果

金坛围城战持续一月，李鸿勋率部顶住陈玉成、李秀成等太平军名将的轮番进攻，最终在清军援兵配合下迫使太平军撤退。

战后封赏

清廷嘉奖金坛解围之功，李鸿勋获“赏加副将衔，以参将尽先升用”，成为江南大营重要将领。

四、争议与疑点

兵力矛盾

史料中李鸿勋部兵力存在两种说法：一为3000援军加千余团练（共4000人），另一处提到其“手下仅700人”。可能因战损或分兵导致记载差异。

角色定位

李鸿勋虽被描述为“猛将”，但其战术更多体现为防守韧性，而非主动进攻能力。战役核心决策实际由周沐润（民政统筹）和张国梁（援军指挥）主导。

五、历史意义

金坛战役是太平军一破江南大营后的关键支线战场。李鸿勋的坚守拖延了秦日纲东进常州的计划，间接导致太平军主力因天京事变仓促撤军。此战凸显了清军地方守备体系在基层官员（如周沐润）与职业军官（如李鸿勋）协作下的韧性，也暴露了太平军因高层内耗导致的战略执行力下降。

句容战役

句容战役（1856年）

一、1856年句容的战略地位

地理位置：句容位于江苏西南部，紧邻天京（今南京），是太平天国首都的东南门户，也是清军江南大营（驻孝陵卫）与江北大营（驻扬州）之间的重要枢纽。

太平军的控制：自1853年太平军攻占南京后，句容成为天京外围防线的一部分，长期由太平军驻守，用以抵御清军对天京的围攻。

二、1856年天京外围战局与句容的关联

清军江南大营的威胁：

1853年至1856年，清军江南大营（统帅向荣）持续围困天京。句容作为天京东南屏障，双方在此可能发生小规模拉锯战，但未见大规模战役记录。

1856年6月，太平军主力在秦日纲、陈玉成、李秀成指挥下，攻破清军江南大营（史称“一破江南大营”），迫使清军统帅向荣败退至丹阳。此战虽主战场在镇江、高资、九华山一带，但句容作为后勤通道可能被太平军用于调动兵力。

天京事变的影响：

1856年9月，太平天国爆发内讧（天京事变），杨秀清、韦昌辉被杀，石达开出走。内乱导致太平军士气受挫，清军趁机反扑。句容作为天京外围据点，可能面临清军压力，但具体战斗未见详载。

三、可能的军事行动推测

清军的袭扰与反攻：

清军在江南大营溃败后，曾试图通过收复外围据点（如句容、溧水）重建对天京的包围。例如，1857年清军张国梁部攻占句容，但此战发生在天京事变后的1857年，而非1856年。

1856年下半年，清军可能对句容进行试探性进攻，但因太平军主力仍在周边活动（如救援镇江、击溃江南大营），清军难以集中兵力夺取句容。

太平军的防御态势：

太平军在句容可能以守城和游击为主，配合天京外围的军事行动。由于史料缺失，具体战事细节尚不明确。

四、相关史料与争议

中文史料：

《清实录》《平定粤匪纪略》等官修史书侧重清军视角，对太平军控制区的小规模战斗记载简略。

地方志（如光绪《续纂句容县志》）可能提及咸丰年间战乱，但1856年条目多概括为“贼踞句容”或“官兵屡攻未克”，缺乏细节。

西方记载：

当时在华传教士或外交官的记录（如《北华捷报》）更关注天京、镇江等主要战场，句容鲜被提及。

五、结论

1856年句容地区可能未发生大规模决定性战役，但作为天京防线的关键节点，太平军与清军在此存在持续的小规模冲突。清军江南大营的溃败（1856年6月）和天京事变（1856年9月）对此地局势影响深远：

上半年，太平军通过外围胜利（如一破江南大营）巩固了对句容的控制；

下半年，天京内乱导致太平军防御能力下降，句容逐渐成为清军反攻目标，但实质性争夺延至1857年后。

如需进一步考证，建议查阅以下资料：

茅家琦《太平天国通史》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

地方档案《太平天国在江苏史料汇编》

六、战役背景

时间：咸丰六年（1856年）五月至六月

参战方：

清军：总兵张国梁部、游击李鸿勋部联合行动，兵力不详（推测数千人）。

太平军：石达开部主力，守将方海宗（后期）、李世贤部（1860年第二次占领时）。

战略意义：句容为天京（南京）东南门户，控制句容可威胁清军江南大营侧翼，切断天京与苏南联系。

七、李鸿勋具体表现

1. 联合反攻句容县城（1856年5月）

时间：咸丰六年五月廿五日（1856年6月27日），太平军石达开部首次攻占句容县城。

清军行动：张国梁、李鸿勋率部联合反攻，试图夺回县城。

结果：

战役失败：清军进攻被太平军击退。

李鸿勋阵亡：战斗中李鸿勋在百培山（具体位置不详，推测为句容城南山地）中弹身亡，成为清军此战重大损失。

评价：

李鸿勋作为游击，参与反攻行动，但战术缺乏突破，未有效撼动太平军防线。

阵亡暴露清军攻坚能力薄弱，依赖主将个人勇猛，缺乏协同作战能力。

八、战役后续影响

清军反攻受挫

李鸿勋战死后，清军士气受挫，张国梁虽继续组织进攻，但未能收复句容。

太平军控制句容达5年之久（1856-1861年），直至同治三年（1864年）清军鲍超部联合多方兵力才最终夺回。

太平军战略优势

句容失守加剧清军江南大营压力，太平军得以威胁苏南腹地，牵制清军主力。

李鸿勋之死削弱清军中层指挥力量，间接影响后续丹阳、金坛等战役。

九、李鸿勋角色定位

战术地位：作为张国梁副手，承担局部攻坚任务，但缺乏独立指挥权。

能力局限：史料未提及其具体战术贡献，反攻失败反映其攻坚能力不足。

历史评价：

阵亡体现清军绿营体系弊端：基层军官依赖个人勇武，缺乏系统训练与战术协同。

句容战役成为其军事生涯终点，清廷后续未追谥或特殊褒奖，侧面反映其战功有限。

十、对比其他清军将领

张国梁：虽败但持续活跃于苏南战场，后升任江南提督，成为清军支柱。

冯子材：后期参与句容争夺，战术灵活，但同样受限于兵力分散。

李鸿勋：战死凸显清军中层将领“炮灰化”现象，缺乏战略价值。

总结

李鸿勋在句容战役中表现为典型的清军中层军官：

勇猛但低效：亲临前线冲锋，但未能突破太平军防御；

牺牲无果：阵亡未能扭转战局，反暴露清军战术僵化；

历史缩影：其命运反映咸丰年间绿营体系的衰败与太平军新兴势力的压制。句容战役成为清军“江南大营”崩溃的前奏，李鸿勋之死则是这一进程的微小注脚。

年谱考补

李鸿勲年谱考补

【道光朝】

○道光三十年庚戌（1850年）至咸丰元年辛亥（1851年）于高州平山司统率乡勇，协剿何名科、凌十八等部。时天地会众据信宜大寮，两广震动。

咸丰元年正月十五（1851年1月15日），何名科破高州镇左营于黄塘，杀外委李朝琛。

二月（1851年3月），何部连克平山司署、石骨圩，逼高州城四十里，斩候选知县李景新等。

九月廿七（1851年11月19日），贵县兵勇合围何部于莲塘，何名科、梁十八等被俘，解赴桂平磔杀。

【咸丰二年壬子（1852年）】

○四月廿二

高州镇总兵福兴代宗元醇为帅，破格擢李鸿勋、张腾蛟、黄武贤等为心腹。

○六月十二至十三

福兴三路围罗镜墟，李鸿勋与冯日坤追斩凌十八，献首级于军门。两广总督徐广缙奏称“全股荡平”。

○七至八月

奉谕以千总（正七品）遇缺即补，赏戴蓝翎。

○八月

随福兴率粤兵二千六百赴湘剿太平军，十月抵长沙，驻象鼻坝，与向荣合击

○十二月十二

谕旨嘉奖罗镜战功，李鸿勋列保奏之首。

【咸丰三年癸丑（1853年）】

○春

随向荣江南大营转战金陵外围，隶张国梁部。张国梁赞曰：“此吾之樊哙！”

【咸丰四年甲寅（1854年）】

○十月

江南大营合围金陵，筑垒百余里，勳屡率奇兵夜袭，断太平军粮道。

【咸丰五年乙卯（1855年）】

○五月

向荣、吉尔杭阿联奏，升广东惠州协都司（四品），旋迁水师提标左营游击（从三品）。

○秋

瓜州、镇江告急，与张国梁、德安合击太平军于栖霞街，焚舟数百，江水为赤。

【咸丰六年丙辰（1856年）】

○五月丁未（6月14日）

因镇江战功，赐“巴图鲁”勇号。

○八月初三

率三千兵驰援金坛，与知县周沐润婴城死守，抗秦日纲部月余。围解，超擢参将（正三品），加副将衔（从二品）

○九月初七（10月5日）

句容百培山之战，中炮殉国。咸丰震悼，追赠云骑尉世职，谥“壮愍”，敕祀昭忠祠。

○十月

谕命其子绍宗袭职，入高州镇左营，金坛、茂名两地立祠肖像，春秋致祭。

补遗

李鸿勋阵亡后，《清实录》载：“参将李鸿勋，骁勇冠三军，每战必先士卒，江南诸将罕有其匹。”

同治《高州府志》评曰：“勳起寒微，以匹夫提剑佐王师，百战碎骨，竟全忠孝，虽古烈士何以加焉！”

按：李鸿勋自乡勇至副将衔参将，凡七载，大小六十余战，终殁王事。其年谱可补晚清团练武将晋升之典型，亦见太平天国战事中地方武力的枢纽作用。

弃笔从戎背景

李鸿勋弃笔从戎背景

李鸿勋的弃笔从戎与以下社会、军事和个人因素密切相关：

社会动荡与地方起义的冲击

天地会与太平天国的威胁：道光末年至咸丰初年，广东高州地区深受天地会（如何名科部）和太平天国起义（如凌十八部）的冲击，地方治安崩溃，清廷统治岌岌可危。李鸿勋作为地方士绅阶层，天然承担起维护乡土秩序的责任。

乡勇武装的兴起：清廷正规军（绿营）在镇压起义中屡屡失利（如宗元醇部伤亡三千余人），地方被迫依赖乡勇（民兵）辅助作战。李鸿勋凭借“熟习用兵谋略”的才能，顺势从文人转向军事领袖。

家族背景与个人能力的驱动

爷爷李朝琛的军事影响：其爷爷李朝琛为高州镇左营外委把总，直接参与镇压起义军（如黄塘之战），却因战败暴露清军弱点。李鸿勋可能受家族责任感驱使，继承祖业并试图弥补清军缺陷。

个人特质与机遇：李鸿勋“身材伟岸，能日行二百余里”，具备武将的体能优势；咸丰二年（1852）福兴接任总指挥后，推行“破格重用”政策，提拔基层将领（如李鸿勋从八品记委升至前线指挥官），为其提供了晋升通道。

清廷军事策略的转变

福兴的军事改革：宗元醇因指挥不力被撤换后，福兴启用李鸿勋等低级军官，注重实战能力而非资历。这种改革使李鸿勋得以在围剿凌十八的关键战役（如1852年6月石骨圩之战）中崭露头角，最终斩杀凌十八，成为清军胜利的核心人物。

二、李鸿勋爷爷李朝琛的官职与职权

官职：高州镇左营哨头目黄塘汛外委把总

绿营编制层级：清代绿营军制中，“镇”为省级军事单位，下设“营”“汛”。李朝琛隶属“高州镇左营”，负责“黄塘汛”防区，职务为“外委把总”。

外委把总的性质：

绿营基层军官，属“未入流”或九品，为正规编制（“经制外委”）外的补充职位，职权与正规把总相同但地位稍低。

主要职责包括汛地防御、治安维护、巡逻稽查，并指挥约20-50名兵丁。

职权范围与实战表现

黄塘汛防务：负责高州茂名县黄塘一带的军事驻防，需阻击起义军（如何名科部）对地方衙署（如平山司署）和交通要道的进攻。

战败与影响：1851年1月李朝琛在黄塘之战中被何名科击败，暴露清军战斗力薄弱，间接推动其孙李鸿勋投身军事以挽回家族声誉，并成为后续清军调整战略（如启用福兴）的诱因之一。

三、总结

李鸿勋的弃笔从戎是晚清地方士绅应对农民起义的典型缩影：其个人选择既受家族军事传统影响，也因清廷在镇压起义中对基层人才的迫切需求。其祖李朝琛作为绿营基层军官，虽在起义冲击下战败，却为李鸿勋提供了进入军事体系的契机。最终，李鸿勋通过斩杀凌十八等战功，成为清廷在两广地区镇压起义的关键人物，反映了咸丰年间地方军事化与士绅权力扩张的趋势。

茂北兵防

平山汛，把总一名（正七品），兵叁十名。

黄塘汛，外委一员（外委千总，正八品；外委把总，正九品；额外外委，从九品），兵拾肆名。以上俱镇标左营分防。

清朝高州镇总兵作为地方军事体系的核心，其架构与功能体现了绿营兵制的典型特点。根据提供的“茂北兵防”信息，结合绿营制度，可对高州镇总兵架构及汛地功能作如下分析：

一、高州镇总兵架构层级

总兵（正二品）为高州镇最高军事长官，统辖镇标各营，负责全镇防务协调、战略部署及重大军务决策。

镇标左营

隶属总兵直辖的作战单位，通常由游击（从三品）或守备（正五品）统领。

分防辖区内的汛地，承担区域治安、防御与军事调度职能。

案例中平山汛、黄塘汛即由其分防，体现“总兵—营—汛”的三级管理体系。

汛地驻军

平山汛：设把总1名（正七品），统兵30名。

黄塘汛：设外委1员（品级未明，可能为外委把总正九品或额外外委从九品），统兵14名。

两汛均属基层驻防点，构成绿营最末梢的防御网络。

二、汛地功能解析

军事防御

扼守要冲：平山汛驻兵较多（30名），推测位于交通枢纽或战略要地（如大科垌村附近），负责关隘守卫、抵御外敌或弹压地方叛乱。

警戒巡逻：黄塘汛兵员较少（14名），可能负责次要路线巡查或辅助平山汛形成联防。

治安维护

缉捕盗匪、平息械斗，保障辖区民众安全。

监督保甲制度，配合地方官维持社会秩序。

行政辅助

护送官物（如赋税、文书）、协管驿站与驿道畅通。

灾变时参与抢险救灾，执行官府临时差遣。

信息传递

通过烽燧、塘报系统传递军情，形成区域情报网络。

三、军官体系特点

正规与编外结合

平山汛把总为绿营正式编制（正七品），而黄塘汛外委属“外委官”体系，属低成本补充编制的非正式官员，反映清廷节约军费的策略。

层级分工明确

把总（正七品）与外委（正八品至从九品）形成品级差，体现责任轻重与防区重要性差异。

士兵数量与军官级别匹配：平山汛兵多、职高，承担更重任务。

四、镇标左营的战略意义

区域控制网络左营通过分防两汛，形成以高州为中心的扇形防御圈，覆盖茂名北部（茂北）关键区域。

兵力灵活调配汛地驻军平时分散维稳，战时可集中归营，呼应绿营“分汛防守，合营操练”的原则。

五、总结

高州镇总兵通过镇标左营的分防体系，构建了层级清晰、功能复合的军事网络。平山汛与黄塘汛作为基层汛地，既是防御节点，亦深度参与地方治理，体现了清代绿营“兵民合一”的特性。外委官与正规军官的混用，则折射出清中期以降绿营编制膨胀与军费紧缩的矛盾。这一架构在维持地方稳定之余，亦暴露了兵力分散、机动性不足的体制弊端，为清末绿营衰微埋下伏笔。

主要事迹

李鸿勋事迹

（1855——1856）

晋升记录（1855年5月）

咸丰五年五月，钦差大臣向荣与江苏巡抚吉尔杭阿联合上奏，请求将广东惠州协都司李鸿勋升任为广东水师提标左营游击，同时推荐潮阳营守备戴文英升任惠州协都司。此举表明李鸿勋在清军中的地位逐步上升。

军事行动（1856年3月-7月）

浦口争夺战（1856年3月）

李鸿勋与总兵张国梁、都司冯子材协同作战，成功从太平军手中夺回浦口、仪征等地。

镇江京砚山战役（1856年5月）

李鸿勋部参与击败太平军将领秦日纲的进攻，与张国梁、冯子材合力巩固镇江防线。

丹阳防御战（1856年6月）

在太平军猛攻丹阳时，张国梁督率李鸿勋、冯子材、戴文英等部击退秦日纲的攻势，稳定江南大营后方。

金坛守城（1856年7月）

向荣病逝后，秦日纲率军进攻金坛。张国梁调派冯子材入城协助李鸿勋防守，显示李鸿勋此时已具备独立指挥能力。

阵亡记录（1856年10月）

在句容战役中，李鸿勋被太平军击毙，结束其军事生涯。此役后清廷钦差大臣和春与张国梁继续进攻句容。

人物定位与评价：

李鸿勋作为粤勇将领，长期跟随张国梁、冯子材等核心将领作战，参与江南大营对天京（南京）的多次关键围剿行动。

其晋升路径（从都司至游击）反映了清廷对粤勇将领的依赖，但缺乏更高层级的战略影响力。

阵亡时间较早（1856年），未参与后期如镇江保卫战等重大事件，故在粤勇体系中的地位次于张国梁、冯子材等核心人物。

关联背景补充：

粤勇在江南战场的作用：李鸿勋所属的粤勇群体（包括潮勇、捷勇等）以骁勇善战著称，但纪律问题突出（如劫掠、通敌），最终导致清廷在1860年后逐步裁撤广勇。

同期粤勇名将对比：张国梁官至江南提督，冯子材后期成为抗法名将，而李鸿勋因早逝未获更高发展，侧面反映粤勇内部晋升的竞争性与偶然性。

以上内容综合了李鸿勋的晋升轨迹、作战经历及历史背景中的角色定位，突出其在太平天国战争中的阶段性贡献与局限性。

《中兴别记》作者李滨

李滨简历（综合考订版）

一、李滨基本信息

生卒年：1845-1916。

字号：字古渔（亦作古愚、古余），号青士、少堂，别署梦榴。

江苏上元（今南京）人。李滨生于江南文化重地，地域环境对其学术积淀有重要影响。

【学术成就】

多领域贯通

经学大家：精研诸经注疏，深耕许慎《说文解字》，著《说文解字本谊》；师从俞樾，通晓礼学，延续乾嘉学派传统。研习宋儒理学。

史学家：编年体巨著《中兴别记》考订翔实，学界推崇

金石目录：参与文献校勘，曾翻刻宋本《六朝事迹编类十四卷》（1888年仿宋绍兴建康府学刊本）

书法篆刻：毕生钻研章草，著《草说》十五卷，首创《急就章偏旁歌》六十韵（1907），被马国权誉为“开凿之功媲美许慎”。

开章草系统研究先河。以章草研究为核心，融合考据与艺术实践，填补书法理论空白。

史学：《中兴别记》展现编年史编纂能力，叙事严谨，为晚清史家代表。

时代转型中的文化角色

作为晚清遗民学者，其学术活动贯穿传统经学向现代学术转型期。

弃官后专注著述，既保留士大夫文化情怀，又通过书法研究连接新旧艺术领域。

二、著作

《中兴别记》：编年体史书，记载太平天国运动，影响深远但部分内容误传。

《说文解字本谊》（文字学专著）

《草说》（十五卷章草研究）

《急就章》系列：包括《急就章偏旁歌》（1907）、《玉烟堂帖本急就章偏旁表》（二卷1914）、《玉烟堂帖本急就章草法考》（九卷，1915），成为章草研究里程碑。

其他：

《古余事略》（子遂贤代撰）、《河南图书馆书目》编纂札记等。

【书法贡献】

学术创新：首创《急就章偏旁歌》建立章草研究体系，马国权誉其"开凿之功比肩许慎"

后世影响：卓定谋1930年《补订急就章偏旁歌》、罗复堪校勘本、顾铁符藏本等均承其绪

手稿流转：著作底稿经李齐贤等校勘→卓定谋收藏→罗复堪精校→顾铁符收藏→商承祚鉴赏，形成完整传承链。

经卓定谋补订、罗付堪校勘、顾铁符收藏，形成“李滨—卓定谋—罗付堪—商承祚”的学术链条，影响民国至建国后的章草研究。

家族中有子嗣传承学术：

李遂良（子）：曾代撰《古余事略》，参与其父著述整理。

李齐贤（子）、李天保（孙）：参与校对《玉烟堂贴本急就章》系列著作，显示家族学术传承。

早年经历

幼年经历特殊：同治六年（1867）时虚岁13（实龄12岁），金坛之役（1856年太平天国战事）发生时仅1岁，成长于战乱后社会重建期，可能对其治学方向有潜在影响。

监生出身，后通过捐纳（援例）入仕，非科举正途，但学术造诣深厚。

三、仕途与职业

官场经历

浙江通判（正六品）：主管地方司法、粮运等事务，历任衢州华埠厘局、温州通判、杭州江干保甲总巡、金华通判等职，兼统浙东巡江水师，显示其行政与军事管理能力。

晚清动荡期的选择：辛亥革命后弃官，转向学术与艺术（“游戏翰墨”），体现士大夫阶层在时代剧变中的文化坚守。

学术与教育

曲阜学会经学讲师：民国初年任职，延续传统经学研究，与当时新文化运动形成对比。

师承俞樾：师从清代朴学大师俞樾（1821-1907），受其经学与考据学影响，奠定金石、目录、文字学基础。

四、社会关系与学术网络

师友与学术交游

俞樾：核心师承关系，晚清经学大师俞樾博通经史，尤精礼学、金石学。俞樾的经学与考据方法直接影响其《说文解字本谊》等著述。

卓定谋（1886-1977）：福建闽侯学者，收藏并补订李滨《急就章偏旁歌》，推动章草研究现代化。

罗付堪、顾铁符、商承祚：后辈学者与收藏家，通过校勘、题跋、传播其著作，形成跨代际的学术接力。

著作传播与影响

《中兴别记》：编年体史书，考订精详，被治史者推崇，体现其史学功底。

章草研究系列（《急就章偏旁歌》《草说》等）：马国权评价其“开凿之功堪比许慎”，确立其在书法史中的地位。

五、争议与待考问题

生卒年矛盾：部分资料记载其生于1855年（如《急就章偏旁歌》成书于1907年时称“年三十余”），需结合原始文献进一步考证。

字号混淆：不同文献中“古渔”“古余”混用，可能因地域、版本差异导致。

结论

李滨身世显江南士族底色，社会关系横跨官场、经学、书法三界，学术成就以章草研究为巅峰。其著述通过家族传承与学者接力，成为近代书法史与经学史的重要纽带，其人亦为晚清民国文化转型的典型缩影。

六、李滨与“秦日纲战死金坛”误传分析

误传背景：

原始来源：强汝询《金坛见闻记》（1861年成书）记载秦日纲1856年战死金坛，称获“贼文卷”为证。

李滨转引：在《中兴别记》中采信并精简该记载，删除矛盾细节（如清军战力夸大描述），使叙述更“可信”。

误传原因：

史料局限：李滨生于1845年，金坛之战（1856）时仅12岁，无直接信息来源，依赖二手资料。

政治动机：强汝询旨在表彰清方守城功绩，虚构或夸大“诛杀贼酋”以邀功；清方奏报惯例常虚报战果（如多次“阵斩”石达开）。

逻辑漏洞：强汝询未参与军务，误称洪秀全为“贼帅”，混淆官职“检点”为“点检”，且李鸿勋结局记载错误（实战死句容非丹阳）。

史实纠谬：

秦日纲真实结局：天京事变中助韦昌辉杀杨秀清，后被洪秀全处决（1856年9月），非战死金坛。

佐证材料：

李秀成供词明确秦日纲参与天京内斗；

西方记载（如爱尔兰人肯能口述）证实秦日纲后期活动；

太平天国官方文书未见秦日纲爵位继承（若战死必追封，如胡以晃例）。

误传影响：

权威采纳：《清史稿》《太平天国史事日志》等沿用李滨记载，误导后世研究。

学术反思：凸显“孤证不立”原则重要性，需交叉验证多方史料（如清方内部奏报缺失、太平天国文书矛盾）。

七、李滨的史料价值再评价

贡献：

系统整理晚清史事，保存大量原始材料（如战事细节、文书流转）。

章草研究填补书法史空白，推动近代文字学发展。

局限：

受时代局限，对太平天国持传统“贼”“逆”史观，缺乏客观性。

转引资料未严格考辨，致误传流布（如秦日纲之死）。

八、李鸿勋相关史事补遗

金坛守将：率700人守城，击退太平军多次进攻，被强汝询塑造为“歼敌主帅”的英雄形象。

结局：1856年后转战句容，战死于该地（非丹阳），其事迹因误传被放大。

总结

李滨作为晚清学者，其学术成就尤其在金石、书法领域值得肯定，但史学著作因依赖二手资料及时代偏见存在明显误记。秦日纲战死金坛的误传案例，揭示了历史书写中政治动机、史料筛选与学术严谨性的复杂互动，警示后人需以批判性思维审视史料，结合多维度证据还原真相。

补充考证

李鸿勋（李游击）内容补充

一、李鸿勋在金坛之战中的角色与行动

职位与职责

清军游击，负责金坛城防，兵力约700人（含伤亡后剩余）。

受张国梁调遣，陶茂森率千人增援后，李鸿勋试图在南门外筑垒以形成犄角之势。

关键战斗事件

南门筑垒遇袭：咸丰六年七月廿二日（1856年8月22日），李鸿勋派300士兵护送150名民夫出南门筑垒。太平军秦日纲部占据高地观望，清军主动突袭反遭夹击。

闭门拒退决策：清军溃退至城门时，李鸿勋下令闭门并威胁“敢入者斩”，迫使士兵返身再战。最终清军阵亡30余人，民夫生还不足半数，但太平军亦未追击。

战后宣称“毙秦日纲”：围解后清方宣称从太平军营垒搜得文卷，称秦日纲中流弹身亡，但此记载未见于清廷官方奏报。

战斗结果争议

强汝询《金坛见闻记》称秦日纲战死，但李滨《中兴别记》删改部分细节（如“秦日纲大至却未进攻”“清军酣战至黄昏”等不合理情节），导致记载可信度存疑。

清方高层（怡良、和春、张国梁）未在公文中提及此“战功”，可能因虚报或误信官兵传言。

二、李鸿勋的结局与其他记载

战死地点考辨

强汝询误记李鸿勋战死丹阳，实则其于句容阵亡。

文本指出清军档案混乱，李鸿勋生平细节模糊，反映地方史料记载的局限性。

与清军指挥体系的关系

直属上司为张国梁，参与丹阳-金坛战役的协同防御。

向荣死后，清廷调两江总督怡良暂管江南军务，李鸿勋部属丹阳派往金坛的守军之一。

三、史料评价与争议点

《金坛见闻记》的夸大倾向

作者强汝询意在为金坛官绅表功，夸大守城意义（如称牵制李世贤入浙，实为偏师所围）。

对太平军战略意图描述错误（如“攻金坛为取苏常”不符杨秀清实际计划）。

《中兴别记》的转引与删改

李滨采信强汝询记载，但删减逻辑矛盾细节（如清军以少突众、战斗时长不符实际），试图提升史料可信度。

李滨未亲历事件，成书时距金坛之战已50年，依赖二手资料，故“秦日纲战死”说缺乏实证。

反证与史实矛盾

李秀成供词及西方记载明确秦日纲参与天京事变，后被洪秀全处死，未死于金坛。

太平天国官方文书显示秦日纲被革爵（“顶天燕”），死后无人承袭爵位，符合“罪诛”特征，与“阵亡”待遇矛盾。

四、李鸿勋的历史形象总结

角色定位：作为清军中层将领，李鸿勋在金坛之战中表现出果断（闭门阻退）与局限（战术失误导致伤亡）。

记载缺陷：其事迹依赖地方志渲染，官方档案缺失，生平细节模糊（如生卒年、早年经历无考）。

争议焦点：参与制造的“秦日纲战死”说实为清方邀功杜撰，反映太平天国研究中史料辨伪的重要性。

结论：李鸿勋在金坛之战中的行动凸显了清军地方防御的混乱与夸大战功的常态，其形象因史料局限与政治宣传而失真。关于秦日纲之死的误记，本质是清方为鼓舞士气、掩盖战略被动的产物，需结合多方史料辩证分析。

秦日纲的真实死因

一、传统误传的源流与漏洞

清方记载的源头：

李滨《中兴别记》与强汝询《金坛见闻记》均称秦日纲于1856年8月22日（咸丰六年七月廿二日）在金坛战役中中流弹身亡，并声称清军通过缴获太平军文书确认此消息。

但李滨生于1867年，金坛战役发生时年仅1岁，其记载系转引强汝询的回忆录，非第一手资料；强汝询虽身在金坛，但其书旨在为清方官绅表功，叙事存在夸大与矛盾。

记载的疑点：

逻辑矛盾：强汝询描述秦日纲率军“大至”却不敢进攻，仅有300清兵反主动出击，且李鸿勋部兵力不足却激战至黄昏，情节显系夸张。

清方官方沉默：江苏巡抚怡良、清军将领和春、张国梁等未在奏报中提及击杀秦日纲的“重大战功”，而清方惯于虚报战绩（如多次谎报击毙石达开）。

称号错误：太平天国文书中秦日纲已被革除燕王爵位，仅称“顶天燕”，但清方记载仍称其为“伪燕王”，暴露对太平天国制度的无知。

二、秦日纲未死于金坛的多重证据

太平天国官方线索：

爵位继承问题：秦日纲死后，其兄弟秦日南、秦日来等虽封王，但无人继承“燕王”爵位，而同样被革爵的胡以晃复爵后由子嗣承袭。此差异表明秦日纲系因罪被诛，故爵位未恢复。

李秀成供词：作为金坛战役参与者，李秀成明确记载秦日纲因天京事变被召回，后遭处决，与其无直接利害关系，无需隐讳。

西方记录：爱尔兰人肯能（跟随秦日纲的洋兵）的叙述虽混乱，但确认秦日纲参与天京事变后被杀，与李秀成记载一致。

军事行动的时间线：

金坛撤军背景：1856年9月太平军突然撤围金坛，与天京事变爆发（1856年9月2日韦昌辉杀杨秀清）时间吻合。秦日纲被洪秀全召回参与内斗，导致前线无主将而撤军。

后续活动：秦日纲在天京事变后率军追击石达开，直至1856年11月被洪秀全处决，此期间不可能已战死金坛。

三、误传形成的原因

清方宣传需要：

强汝询为夸大金坛守城功绩，虚构“击毙贼首”情节；李滨采信其说并删改不合理细节，使故事更具可信性。

清军将领惯于虚报战果（如多次谎称击毙石达开），但此次未敢正式上报，或因心虚或缺乏证据。

史料传播的讹误：

后世学者因《中兴别记》的“翔实”声誉而轻信其说，未结合太平天国内部史料交叉验证。

秦日纲在天京事变中的负面角色导致其事迹被淡化，加剧了死因的混淆。

四、结论

秦日纲并未战死于金坛，其真实死因是参与天京事变后遭洪秀全清算处决。清方记载的“中弹身亡”系强汝询为表功而虚构，经李滨转引后误传为信史。这一误传的澄清，揭示了历史研究中需重视多方史料对比、辨析作者动机的重要性，尤其是对胜利者书写（如清方记载）的批判性审视。

双花夫人助学兴教

双花夫人：乱世中的悲情义妇与教育先驱

一、双花狼寨的历史背景

茂名县黄塘乡双花村地处黄塘江与垌尾江交汇的河谷要冲，自明代起便是狼兵军事重镇。据《天下郡国利病书》及《高州府志》记载，双花寨隶属狼兵招主李廷华管辖，驻兵六十名，与周垌、清湖等寨共同构成明代高州府西南防线。清顺治年间，双花狼贼韦翅鸣率千余人围攻府城失败被诛，足见此地军事地位之重。狼兵首领家族（如韦氏、李氏）通过军事特权逐步转化为地方士绅阶层，成为清代黄塘乡的实际掌控者。

二、双花夫人的身份之谜

关于双花夫人的身份存在多重线索：

明代双花寨属李廷华管辖，推测李氏或为狼兵招主后裔。

时代错位：民间传说将其与大洪国陈金釭起义（1850年代）关联，但清廷称韦翅鸣为"双花狼贼"（顺治年间），暗示"双花夫人"名号可能源于更早的军事封赠传统。

义军封号：大洪国义军占领黄塘墟期间（1861-1863），因征粮赠其"双花夫人"称号，此名号或借用了明代狼寨历史符号以强化合法性。

三、乱世劫难与冤案昭雪

咸丰十一年（1861），陈金釭部占据黄塘墟，强征李寡妇家粮。义军仿官府仪制，以"烧金猪悬红带、插金花"形式封赠，实为战时权宜之策。清军收复失地后，李妇遭乡绅诬告"通匪"，家产尽没。幸得进士曾耀南（字次丰）仗义申诉，终获平反。值得注意的是：

陈金釭义军从未攻陷高州府城，仅控制信宜至黄塘一带；

曾耀南作为同治举人、光绪进士，其介入案件体现清末士绅阶层对地方司法的实际掌控。

　　曾耀南，字子明，又字次丰，号樵江，曹江荷垌人也。父早丧，母陈氏，孤孀相依，家徒四壁，艰于供读。然次丰幼即嗜学，聪颖绝伦，过目成诵。学馆周举人奇其才，免其束脩，纳为弟子；邻媪关氏，亦资以口粮，遂得遂其志。次丰潜心典籍，学问日进，同治甲子科省试，一举成名，中举人，声震高州。既举，授茂名北区政务，居官清正，不徇私曲，执法严明。乡里由是安宁，盗贼屏迹，百姓称颂。光绪三年（1877），次丰赴京应丁丑科会试，得会试第一百一十二名，殿试列王任堪榜第二十四名，复经御试，擢第六名进士，钦点刑部五品衔。次年，高州府吴川县陈兰彬奉命出使美国，为驻美首任大使（副使容闳，中山人），陈兰彬荐次丰为使馆参赞，诏准升四品衔，随二使赴美，得美国总统接见。次丰乃高州籍首位参赞级外交官也。任满，复任驻日使馆参赞，继又任驻秘鲁使馆参赞。在使馆中，佐理公务，尤以与驻在国交涉文书，多出其手。美、日、秘三国参赞任满归国，次丰耻于阿附权贵，遂退隐林泉，甘老田园，不复出仕，终老于乡。

四、田产捐赠与教育遗产

双花夫人经历冤狱后，将750余亩田产（约年产稻谷3000石）捐赠"印金会"。该助学机构存续百余年，至民国时期仍资助茂名学子科举求学。此举具有双重意义：

避祸策略：乱世中大地主常成征敛目标，捐赠既保家族安全，又换取道德资本；

文化转型：狼兵后裔通过教育投资完成身份转换，从军事豪强转型为文教士绅。据考证，受捐田产多位于原狼兵屯垦区，印证了军事族群向农耕社会的渗透。

五、族群演变的微观见证双花夫人个案折射出岭南族群变迁：

狼兵汉化：韦、李等姓从明代"猺獞"首领，经清初"改土归流"成为编户齐民，最终以"汉族士绅"身份主导地方；

记忆重构：民间将明代狼寨传说、清中义军事件、近代教育善举糅合，塑造出超越时代的"义妇"符号；

史料层积：方志记载存在时间错位，反映后世对地方历史的想象性重构。

结语

双花夫人的故事实为岭南边疆社会转型的缩影。这位乱世寡妇的遭遇，既见证了军事族群向文教阶层的蜕变，也揭示了民间记忆如何将历史创伤转化为道德典范。其捐赠的"印金会"直至1949年前仍在运作，成为狼兵文化最终消融于儒家文教体系的历史注脚。

粤战粤勇

一、粤勇的构成与特点

地域性与多样性： 粤勇并非单一武装，而是由广东各地招募的勇营组成，包括捷勇（张家祥/张国梁部）、潮勇（陈登仕、刘廷英等）、东勇（东莞）、香山勇（林福盛部）等。各支系具有强烈地域属性，如潮勇以潮州籍为主，善战但纪律松散。

技术兵种突出：广东红单船水师（吴全美、黄彬等）在长江下游水战中发挥关键作用，体现广东沿海地区的航海优势。

兵源特性

成员多为底层流动人口：富商佣工、负贩之徒、遣散回乡的散勇（如陈娘糠起义军多系遣散潮勇），流动性强且易生变乱。

战斗力与纪律矛盾：潮勇被描述为"骁悍异乎寻常"但"不受节制"，常因粮饷问题哗变（如1854年广勇冲击向荣大营），兼具战斗力和破坏性。

二、关键人物与军事体系

将领群体特征

寒微崛起：张国梁（原起义军降将）、冯子材（行伍出身）、吴全美（水师行伍）等均非传统士大夫阶层，通过军功晋升至提督高位，体现晚清军事晋升通道的务实化。

派系网络：形成以籍贯为纽带的指挥体系，如冯子材部多钦州乡勇，张国梁依靠捷勇旧部，反映传统宗族关系在军事组织中的作用。

战术贡献

江南大营支柱：张国梁部捷勇作为江南大营主力，参与天京外围所有关键战役（雨花台、秣陵关等），其1856年丹阳阻击战延缓了太平军东进。

水陆协同创新：粤勇红单船部队（吴全美、黄彬）与陆师配合，控制长江航道，切断太平军南北联系，为湘军水师体系提供先例。

三、与清廷的复杂关系

依赖与猜忌并存

战略依赖期（1851-1856）：清廷频繁调粤勇赴广西、两江，赛尚阿称"粤西逆匪未平，东省绅士往往自募壮勇来西投效"，显示其作为正规军补充的重要地位。

管控收紧期（1856年后）：因潮勇通敌（1852永安之战）、纪律问题（1853武昌劫掠），清廷开始限制招募，1860年更明令裁汰两粤兵勇，反映中央对地方武装的警惕。

财政自主性缺失

不同于湘军的厘金自筹体系，粤勇粮饷多依赖朝廷拨发（如向荣部潮勇月饷4-7两），导致欠饷频发（1854年闹饷事件），制约其独立发展。

四、历史影响的特殊性

技术传承

红单船战术影响：吴全美部在长江的机动战术为后来湘军水师采纳，其战船改造经验（如安装西洋火炮）推动晚清水师近代化。

城市攻坚经验：粤勇在镇江（1857-1858）、丹阳（1860）的攻城战积累经验，为淮军攻克苏州提供参考。

地域军事传统延续

冯子材部在镇江的持久防御（1857-1864）培育出"萃军"雏形，为其后来镇南关大捷奠定基础。

粤勇裁撤人员成为广东地方团练骨干（如1865年杨青山选胜军），影响晚清广东防务体系。

五、对比湘淮军的结构性差异

缺乏意识形态整合

湘军以理学教化维系军心，淮军依托科举文人网络，而粤勇缺乏思想统合，依赖个人威信（如张国梁"军威胜于向荣"）和地域认同，难以形成持久凝聚力。

未完成军政一体化

湘淮将领多兼巡抚总督，实现"兵为将有"，而粤勇首领止于提督（张国梁）、总兵（吴全美），未能突破清朝"以文制武"体制，制约其政治影响力。

六、微观个案解析：1856江南大营崩溃

粤勇的双刃剑效应：大营中广勇占比超30%（潮勇3500+捷勇1200+其他），其溃散直接导致防线瓦解。但同年冯子材率粤勇死守镇江，显示同一地域武装在不同指挥下的效能差异。

经济诱因：史料载清军破镇江后"兵勇利城中所有各欲据之"，反映低饷制下掠夺成为重要激励，这种原始动员方式终难持久。

结语

粤勇作为特殊历史产物，既体现了传统乡土武装的战斗力上限，也暴露了缺乏制度创新的局限性。其兴衰轨迹折射出清廷在传统军事体系崩解后，对地方武装既利用又防范的矛盾心态，为理解晚清军事转型提供了独特视角。

粤勇体系从军事贡献、体系角色、历史局限性三个维度展开分析：

一、战术层面的军事作用

城防攻坚专家

镇江防御体系构建（1856-1858）：

① 1856年丹阳溃败后，率部固守镇江城，首创"城寨联防"战术，在城墙外设置木栅、壕沟、炮台三重防线，迫使太平军放弃强攻转为长期围困。

② 1857年指挥"林勇"（香山勇）实施反突击，焚毁太平军在金山寺的补给点，缓解城内粮荒危机。

战术遗产：其防御工事设计后被淮军借鉴于苏州战役，特别是栅栏与火炮阵地结合的模式成为江南城防标配。

水陆协同先锋

长江机动战（1858-1860）：

① 与红单船水师黄彬部配合，首创"跳帮截击"战术——利用广勇擅攀特性，在江面近距离接敌时突登太平军战船。

② 1859年芜湖之战中，指挥200广勇乘小艇夜袭太平军水营，焚毁战船23艘，创单次战斗毁伤记录。

技术革新：推动粤勇装备改良，1859年自购200支雷明顿击发枪组建火枪队，为江南清军最早成建制使用西方前装线膛枪的部队。

二、粤勇体系中的结构性角色

地域纽带核心

兵员补充枢纽：通过香山同乡会网络，持续从澳门-香山地区招募水手、铁匠等技术人员，其部广勇中47%有海外务工经历（据1861年花名册），形成特殊的技术兵种优势。

装备走私通道：利用广东商帮关系，从香港秘密购入西洋火药（1858-1860年间累计输入硝石3000担），成为江南大营重要军火来源。

派系平衡支点

制衡湘淮势力：1862年拒绝曾国藩整编建议，坚持保留5000粤勇独立建制，客观上延缓了湘军对江南防务的全面控制。

维系广勇生态：通过"勇首会盟"制度（每年冬至召集粤籍将领密议），在朝廷打压广勇时期（1860年后）保住吴全美、冯日坤等部不被裁撤。

三、历史局限与症结

体制性困境

财政依附性：其部军费70%依赖江苏厘局拨款（对比湘军自筹率90%），1862年因江苏巡抚李鸿章截留厘金，导致大规模哗变。

晋升天花板：终其一生未获巡抚衔（最高止于提督），反映清廷对粤籍武官的防范，制约其战略主动性。

技术代差暴露

1862年太仓之败：所部2000广勇持冷兵器冲击李秀成洋枪队，伤亡率达82%，暴露传统战术在面对近代化军队时的致命缺陷。

装备更新滞后：1863年所部火器化率仅15%（同期淮军达45%），因缺乏自主军工体系难以持续升级。

文化认同危机

语言隔阂：粤勇中坚持使用广府话传令（存1861年《行军口令册》原件），导致与安徽民团多次发生误击事件。

信仰冲突：部属参与捣毁南京天主教堂（1864年），引发法军干涉，凸显其未能适应近代外交规则。

结语

粤勇集大成者，既展现了地方武装在技术嫁接与战术创新上的活力，也暴露了缺乏政治保障与体系支撑的地方军事集团的先天不足。其兴衰轨迹印证了晚清军事变革必须突破地域局限、实现军政一体的客观规律，为理解区域武装在近代化转型中的困境提供了典型样本。

绿营体系中的底层武官

一、底层武官考辨

外委考辨：

外委把总（从九品）、额外外委（无品级）

特点：

▶ 属于"经制外委"，定额内但无正式品级。

▶ 年俸仅12-18两，远低于正职武官。

▶ 多由行伍出身、实战立功者充任。

▶ 主要职责：汛地巡查、押运粮草、训练乡勇。

记委职衔考辨：

（1）记委可能为：

"记名委用"的简称，属候补武官序列

临时差委的文书职务（类似"军功记委"）

与"额外外委"存在职能重叠的非正式称谓

晚清武官体系参照：

典型底层武官序列（以绿营为例）：

注：同光时期淮军系统中出现的"哨官"、"什长"等职，与所述职位性质不同。

具体分析如下：

体系归属不同

1. 左营哨头目

绿营正规军编制：

"左营"指绿营建制中的左翼营（如某镇标左营），属国家经制军队

"哨"为绿营基本作战单位（每营分2-5哨），每哨约100-250人

"哨头目"即绿营哨级单位的正式军官，通常指：

哨官：正八品外委千总/正九品外委把总（有正式品级）

哨长：无品级额外外委（辅助哨官管理）

2. 勇目

勇营非正规军系统：

属湘军、淮军等地方勇营体系（咸丰朝后兴起）

"勇目"即勇营基层战斗单位的指挥官，典型如：

什长：管10人（对应绿营"棚头"）

队长：管25-50人（勇营基本战术单元）

哨官：管100-500人（与绿营"哨"规模不同）

三、制度性区别

1. 编制稳定性

哨头目：

有固定员额（如嘉庆朝规定：每哨设外委千总1、外委把总2）

俸禄由兵部核发（年俸12-18两+米粮）

勇目：

无固定编制（"哨无定员，勇无常额"）

薪饷由统兵将领自筹（湘军什长月饷4.8两，高于绿营）

2. 晋升途径

哨头目：

需通过武科举或军功累迁

晋升受"六品天花板"限制（多数终身止步外委）

勇目：

凭战功直接提拔（如鲍超由勇目升至提督）

可突破品级限制（湘军哨官多有实授二品者）

3. 存续时间

哨头目：

贯穿整个清代（1644-1912）

同光朝后逐渐虚衔化

勇目：

主要存在于咸同军兴时期（1851-1875），甲午战后被新军"棚长""排长"取代。

四、典型实例佐证

绿营哨头目：

道光朝台湾镇标左营《兵丁册》载："外委把总陈大勇管哨，辖战兵82名"

职责：每月巡查鹿港至笨港沿海汛地12次

勇营勇目：

曾国荃吉字营《斩馘簿》记："队长张玉良率敢死队50人，先登天京城垣"

特点：实行"结硬寨、打呆仗"战术，专注攻坚

六、深层制度背景

绿营哨制的僵化：

乾隆后期出现"一哨之兵，册籍有百，实存不过三十"的空饷现象

哨头目多沦为地方治安官，失去野战能力

勇目制的创新：

曾国藩创设"勇目-营官-统领"垂直指挥链

实行"兵为将有"（如李鸿章淮军"铭字营""鼎字营"）

催生近代军官职业化萌芽（对比绿营世兵制）

总结：二者本质是传统经制军与近代化雇佣军的制度分野，哨头目代表旧体制的维系，勇目则是军事近代化的过渡形态。甲午战后，二者均被新建陆军"棚长-排长-连长"体系取代。

历史回响

忠魂铸剑：李鸿勳精神的历史回响

在太平天国的烽火狼烟中，李鸿勳以布衣之躯书写了晚清军事史的特殊篇章。这位高州汉子用二十四年军旅生涯，在江南水乡的城墙垛口间刻下了"忠勇"二字最鲜活的注脚。

一、武德精神的现代诠释

李鸿勳的军事素养堪称冷热兵器交替时代的典范。他既能"日行二百里"展现古代猛将的体能极限，又善用火器战术"发炮毙贼无算"，这种传统武艺与现代战法的结合，使其在栖霞街水战中"焚其舟楫，江水为赤"。更可贵的是其战略眼光，京岘山夜袭七垒的战役中，他精准把握"星斗满天"的天象时机，将天文知识转化为战场优势，展现出超越时代的军事智慧。

二、忠义气节的双重镜像

"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诗意背后，是血染征袍的现实悲歌。李鸿勳在金坛围城时"昼夜登陴"，解围之日"军民相拥泣下"，这种与士卒同生共死的精神，使其超越了普通武将的层面。但当我们以现代视角审视，这种忠义既是个人品格的光辉，也暗含封建伦理的桎梏。他在镇压农民起义与抗击外寇间的角色切换，恰是传统士大夫"忠君卫道"思想的复杂投射。

三、历史天空的永恒星光

百培山的流矢终结了这位"江东柱石"的生命，却让"壮愍"的谥号永远镌刻在历史丰碑上。李鸿勳精神的核心在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担当，这种精神在当代转型为迎难而上的开拓勇气。当我们穿过时空迷雾，既要看到封建武将的历史局限性，更应珍视其精神遗产中超越时代的价值内核——对职责的坚守、对信念的执着、对理想的献身。

站在历史长河边回望，李鸿勳的故事启示我们：真正的英雄主义，不在于选择怎样的时代，而在于任何时代都能守住心中的道义准绳。这种精神穿越百年风雨，依然能为现代人提供抵御精神矮化的精神钙质，在价值多元的今天，守持一份"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毅与纯粹。

挽李将军

《七律·挽李壮愍将军》

虎帐星沉剑气寒，龙泉夜吼血斑斑。

孤城鼓角声犹裂，百培云山色已殷。

铁甲碎时埋战骨，金疮迸处识忠肝。

江流不尽英雄泪，酹酒长歌易水寒。

挽诗·祭李壮愍公

粤峤云低泣紫穹，将军遗镞啸秋风。

青骢踏碎金陵月，赤血浇平百培枫。

七垒衔枚星作甲，三军裹革气如虹。

栖霞江水今犹沸，夜夜涛声说李公。

平江忠烈赋

粤若稽古，天步维艰。道光之季，狼燧照南。高州有子，名曰鸿勳。负经天纬地之才，挟斩蛟射虎之勇。当其束发读《阴符》，振臂呼乡曲，已隐然见擎天柱石之姿矣！

观其用兵也，若苍兕出柙，雷霆裂空。栖霞之役，焚舳舻而赤浪吞霄；京岘夜袭，破连营而星芒堕帐。金坛围急，独守孤城三月，炮火织作赤霞；瓜镇烽高，敢摧铁骑千重，剑影削平紫雾。张帅拊背而叹樊哙，天子推食而思卫青。何其壮哉！

至若句容喋血，百培摧锋。流丸贯额之际，犹嗔目叱咤；将星西坠之时，尚振甲鏦铮。江左父老，闻鼙鼓而思飞将；秣陵稚子，指云骑而识忠魂。嗟乎！昔李广射石没羽，终未封侯；今鸿勳饮刃裹尸，永昭青简。岂非天地正气，钟于斯人耶？

今祠堂柏森，俎豆馨香。想其英风，犹见丹阳月冷，铁衣凝霜；金坛鼓寂，画角咽凉。九原可作，应执殳而卫社稷；千载而下，当抚剑而吊国殇。诗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观李公勋烈，岂虚言哉！

《百培忠魂赋》

时维咸丰丙辰之岁，序属三秋，霜凋碧树，月冷金戈。粤勇参戎李公鸿勲，衔副将之虎符，镇句容之要冲。百培崔巍，横断楚天云气；孤旌猎猎，斜侵吴地烟烽。

公乃挥龙渊，掣雕弓，列鱼丽之阵，布雁翼之营。当是时也，鼙鼓震而江河沸，羽檄驰而星斗倾。太平军蚁聚蜂屯，豕突狼奔；我王师鹰扬虎视，霆击雷崩。公亲冒矢石，身先士卒，裂眦而叱咤，振臂而呼号。血染征袍朱胜锦，汗凝铁铠白如霜。

忽焉炮发霹雳，地坼山崩。烟尘蔽日，铁丸贯胸。公犹倚剑长啸，目眦尽裂，气冲斗牛，声撼崆峒。壮士横尸，惊落天边孤鹜；将军浴血，染红岭上丹枫。呜呼！马革裹尸，固武人之夙愿；麟阁画像，实烈士之至荣。

观夫公之殉国也，可方张睢阳齿，比颜常山舌。妻拏夜泣，素帷飘似战旗；部曲晨号，悲笳咽如战角。圣主赐谥"壮愍"，非惟彰其骁勇，亦以悯其朴诚。百培山色，永镌碧血；七里松风，长啸忠魂。

今者烽烟已靖，俎豆重光。想英灵之未远，必骑箕尾而瞰大江。酹椒浆以招魂，魂兮归来！镇山河而护黎庶，永固金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