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长歌：从鄱阳湖渔村看时代变迁（副本）

冰之bill

老父亲于1930年出生于鄱阳湖边的一个小渔村，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亲身参与了土改、人民公社集体生产、改革开放后的生产责任制，亲眼目睹了农村打工潮、新农村建设、精准扶贫等为农村所带来的巨变。老父亲就是我村发展中的一本厚厚的史书....

一、解放前：家族往事与时代印记

在时光长河的幽微之处，解放前的岁月宛如一幅泛黄的旧画卷，缓缓铺展，每一处褶皱都藏着家族的故事，每一抹色彩都晕染着时代的沧桑。

1930年，父亲出生于鄱阳湖旁的一个小渔村。这里，湖波荡漾，渔歌悠悠，祖祖辈辈的生活都与这片浩渺的水域紧紧相依，靠在鄱阳湖打渔为生，同时在岸边耕种着一点旱地和水田。彼时，尚未有围湖造田之举，上半年鄱阳湖水位一涨，湖水便漫至村前，许多水田被淹没，仅留下为数不多地势较高的旱地。好在父亲的爷爷辈兄弟众多，且个个身强体壮，家中还拥有近二十亩旱地和水田，在村里算得上家境殷实，日子过得较为安稳。

父亲的爷爷，身材高大魁梧，体魄健硕，为人豪爽仗义。在湖区，打渔并无明确界限，为争夺有限的资源，矛盾冲突频发。不仅村与村之间时常爆发争斗，就连同村的渔民之间也常因利益纠葛而斗殴。在那个法治缺失的时代，强者为尊，弱肉强食的法则肆意横行。我们村的村民性格剽悍，人口也相对较多，加之村里有一位在县城江西省首批重点中学——鄱阳中学任教的著名老先生，他的学生多在官场任职，一旦村里有事，找他出面周旋，许多难题便能迎刃而解。有了这样的依仗，村子在当地行事难免有些蛮横霸道。每当冲突发生，父亲的爷爷辈们总是冲在最前面，多次卷入械斗，甚至致人死亡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曾有一次，与都昌县某村在鄱阳湖区发生械斗，我们村吃了亏，一位渔民不幸丧生。愤怒之下，他们偷偷前往对方村庄附近的湖面，扣押了一艘渔船，抓走了一个年轻人，并将其带回村里残忍打死，埋在了村旁的树林里。后来得知，这个小伙子自幼丧父，是母亲含辛茹苦将他拉扯大。小伙子被抓走后，他的母亲整日以泪洗面，为了寻找儿子，她不辞辛劳，跋涉两百多里的路程，一路打听来到我们村。我们村与小伙子的村庄虽仅一湖之隔，但在交通极为不便的当时，不乘船而靠陆路前往，足有两百多里之遥。难以想象，那位可怜的母亲历经了多少艰难困苦，走了多少个日夜才找到这里。看到她悲戚的模样，村民们无不深感愧疚，却又不敢将真相告知，只能谎称未曾见过她的儿子，并给了她一些路费。如今，老辈们谈及此事，仍满心自责与懊悔，从那以后，行事也不再那般鲁莽冲动。

时光流转，到了爷爷这一辈，爷爷四十多岁才迎来父亲，且父亲是家中唯一的男丁，自然备受珍视，爷爷不舍得让父亲去从事危险艰辛的打渔工作，便花钱送他去读私塾。父亲的性格与爷爷辈们截然不同，他继承了奶奶的善良温和，做事严谨细致。父亲记性极佳，在私塾里学业出众，写得一手好字，在村里也算是个有文化的人。直至如今，年近九十的他，还常常引用儿时所学的《昔时贤文》来教导我们，那些古老的智慧在岁月的沉淀下愈发熠熠生辉。

父亲常跟我讲起，解放前，尽管我们家生活勉强尚可，但村里大多数人却生活得极为困苦。村民们常年在鄱阳湖上打渔，很多人不幸感染了血吸虫病，当时被称作“大肚子病”。这种可怕的疾病肆虐横行，许多青壮小伙子不到四十岁就被病魔夺走了生命，村里男人能活到六十岁的都寥寥无几。正因如此，父亲的爷爷活到八十多岁，已然是村里人人皆知的老寿星。在他八十三岁离世时，家人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安葬仪式，在农村这被称为“做斋”，还特地请了道师做法事，以寄托对逝者的缅怀与敬意。

1949年，父亲与自幼作为童养媳的母亲喜结连理，正式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自此，家中的大小事务都落在了父亲的肩头。而爷爷则是个豁达乐观之人，仿若尘世中的活神仙，他热衷于赣剧，有事没事就哼唱几段，那悠扬的唱腔常常引得周围的大人小孩纷纷挤到家中，热闹非凡，大家或是捧场叫好，或是跟着起哄，欢声笑语回荡在小院之中 。

父亲年轻读私塾时的练字书法

父亲儿时读私塾的书

二、土改：时代浪潮中的家族起伏

在历史的宏大叙事里，每一个家族都是一朵独特的浪花，随着时代的洪流起起落落，演绎着各自的悲欢离合。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父亲他们在鄱阳湖打渔的日子，充满了惶恐与不安。鄱阳湖的粼粼波光之下，潜藏着无尽的危险，他们时刻提心吊胆，生怕遭遇鬼子或是国民党军队。父亲曾回忆，有一次在鄱阳湖水面上，他们与国民党士兵不期而遇。那些士兵仅仅给了一个铜板，便蛮横地夺走了他们辛苦打来的所有鱼。自那以后，只要远远瞧见当兵的身影，他们便赶忙驾船躲得远远的，如同惊弓之鸟。

1949年初，新中国刚刚成立，那时的小渔村消息极为闭塞。渔民们常年在水上讨生活，见识有限，对共产党的政策也不甚了解。就在这样懵懂的状态下，村里发生了一起令人痛心疾首的悲剧。解放后，有几个共产党干部进村宣传土改政策，他们借住在我家的老烟舍。村里有个莽撞无知的小伙子，竟误以为这些干部是坏人，在夜里趁其不备发起偷袭，残忍地杀死了一名土改干部。事后，他不仅毫无悔意，还在村里四处炫耀吹嘘。可他的恶行很快便遭到了惩处，当天就被公安局抓捕，不到三天便被当众枪毙。这一事件如同一记重锤，狠狠地敲醒了村民，以往那种靠族长管理、无法无天的旧时代彻底结束，仿佛一夜之间，天翻地覆。村里有个原本生活拮据，但满怀革命热情的人被推选为村长，还有几个生活困苦的人也成为了村干部，自此，村里轰轰烈烈地开展起土改和划成份运动。

我家的田地在这场运动中被分了出去。父亲怀着复杂的心情，将原来的田契偷偷藏了起来。直至今日，父亲仍会指着那几块田地，感慨地说：“以前，这些可都是咱家的。”划成份时，整个村子都很穷，真正有钱的人家没几个。但上头有要求，各村必须划定一个地主成份。这些出身穷苦的村干部们经过商议，最终将目标锁定在村里一户常做些小买卖、田地相对较多、日子过得比较殷实，且家族势力又不强的人家身上。据父亲说，把这家人定为地主，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家是村里唯一送子女去县城读书的。在那个识字的人都寥寥无几的年代，有钱送孩子去县城读书，既让人羡慕，又难免招人嫉妒。就这样，完成了划地主成份的指标，好向上级交差。

轮到划分我家成份时，本有人想把我家划为富农。好在从父亲的爷爷辈到父亲的父亲辈，都与这些穷苦出身的干部们的长辈相处融洽，有着不错的交情。最终，我家被划为中农。这一划分为父亲的命运带来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因为富农属于专政对象，而中农则是自己人，是工农统治阶级的一员。也正因如此，后来村里生产队需要会识字记帐的人，学校需要老师的时候，干部们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了父亲。父亲权衡再三，觉得当会计可能更有地位，也更为实惠，便选择成为生产队的会计。这一当，就是近三十年，直到1983年村里生产队解散。

世事无常，难以预料。回顾往昔，父亲当年选择当会计，在那三十年里，生活还算安稳，家里的日子也过得去。然而，分田到户、生产队解散之后，尤其是当听说堂叔当年担任民办教师后成功转正，如今每月有三千多元的退休工资，而自己辛苦了这么多年却一分退休金都没有时，父亲难免心生懊悔，后悔当年没有选择当老师。父亲常常对我感叹世事难料，做人一定要谨慎，“害人之心不可有”，未来的事情谁也无法预知。他还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的人当下不得志，切不可欺负人家，因为说不定哪天就时来运转了，这样的例子他在生活中见过太多。同时，他也反复告诫我“防人之心不可无”，“富在深山有远亲，贫居闹市无人问”，生活要勤俭节约，努力过好自己的日子，认真做好自己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求人不如求己 。

父亲保存的土改时家里的田契房契

父亲保存的52年的农村合作社社员证

父亲保存的56年的代表证

三、集体生产：岁月中的奋斗与变迁

在父亲担任生产队会计的三十年集体生产时光里，他深切体会到乡村生活的清贫与艰辛，更见证了那一代人无私的付出与牺牲。家乡坐落于鄱阳湖畔，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得这里一到雨季，湖水上涨，大片农田便被淹没，水田所剩无几，仅仅依靠打渔，难以维持生计。

解放后，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围湖造田、大兴水利的热潮。全村男女老少满怀极高的热情，积极投身到这场波澜壮阔、改天换地的伟大运动中。在那个机械匮乏的年代，一切劳作全靠肩挑手提，村民们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和坚定的信念，筑起了鄱阳湖大坝这一福泽万世的宏伟工程。从工程的始建到后续的维修加固，前前后后历经三十年从未间断，凝聚了几代人的心血。

自大坝建成后，水田面积大幅增加，且从此免受洪水的侵袭，村民们的吃饭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即便在三年灾害最为艰难的时期，尽管粮食短缺，甚至出现过吃树叶、米糠的情况，但村里并未出现真正饿死人的悲剧。这一切都得益于围湖造田运动，父亲回忆说，那时经常会看到安徽人到村里讨饭，所以当时要是看到村里有人吃饭狼吞虎咽的样子，就会戏称他为“安徽佬”，这个称呼一直沿用至今。鄱阳湖大坝的建成，无疑是功在千秋的伟大壮举，直至今日，它依然庇护着当地村民。每每谈及此事，老父亲总会由衷地赞叹毛主席的伟大与远见卓识。

在全力兴建大坝、发展农业的同时，村里还大力开展消灭血吸虫病的行动，积极推进农村医疗卫生事业。这场运动成效显著，基本消灭了血吸虫病，极大地改善了医疗条件，村民的寿命得以延长，村里人口急剧增长。与此同时，识字扫盲运动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村里读书的男丁数量明显增多。父亲常说，那些年虽然生活辛苦、日子清贫，但相较于解放前，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那时生活稳定，民风淳朴，人与人之间关系融洽。集体生产刚开始的时候，大家的干劲十足，工作认真卖力，干活时你追我赶，经常开展劳动竞赛。父亲还提到，那时的村干部工作兢兢业业、身先士卒，毫无贪心杂念。他曾接触过的县长以及公社书记，个个都十分平易近人，毫无官架子。每年夏季抗洪抢险、冬季维修圩堤时，他们都会亲临一线，以身作则，令人由衷敬佩。

然而，到了六十年代之后，集体生产仿佛陷入了停滞状态，动力缺失，出工不出力的现象愈发普遍，农作物收成难以提高，村里发展缓慢，变化不大，农民的生活水平也始终在温饱边缘徘徊，再难有实质性的提升。

父亲保存的56年的兵役证

父亲保存的52年的农民协会会员证

父亲保存的56年宣传员证

父亲保存的布票

父亲保存的56年的帐本

父亲保存的60年的帐本

父亲保存的供应证

父亲保存的粮油入库本

四、文革：动荡岁月里的伤痕与救赎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却也曾在某些时刻陷入泥泞，留下难以磨灭的辙印。解放土改时期，村里被划为地主的那户人家，自此坠入命运的深渊，受尽了苦难的折磨。家中所有财产被洗劫一空，分光殆尽，他们还被戴上高帽，被迫在村里游行示众，遭受着无尽的侮辱与唾弃。

村里还有一位在解放前于县城中学教书的老先生及其家人，也未能幸免于这场政治风暴的冲击。老先生虽已离世，但他的子女被下放回村，境遇极为悲惨。曾经，老先生为村里做过诸多好事，可在那个特殊的政治环境下，人们因恐惧而选择沉默，不敢提及他的善举。这些子女没有容身之所，只能无奈地栖身于村民废弃不用的破旧厨房或牛栏里，生活的艰辛超乎想象。

对他们而言，命运最为残酷的时刻并非解放初期划成份、划右派之时，而是1966年文革爆发的最初几年。原本旨在批判资产阶级当权派、整治违背人民利益的共产党领导干部的文革运动，在农村却变了味。村干部们对谁是资产阶级当权派一头雾水，即便知晓也因种种顾虑而不敢行动。于是，那些早已被打倒的地主、右派再次成为被批斗的对象，不仅如此，他们的子女也未能逃脱厄运，惨遭迫害，这样的行为实在是毫无人性可言。

父亲亲眼目睹了村里那位被划为地主成份的儿子——曾在县城读书并任教的王老师，戴着高帽被游街示众，一路上遭受着非人的虐待。有一次，游行至村里的一口水井旁，王老师不堪凌辱，万念俱灰之下，试图跳井自杀，幸亏旁人眼疾手快，一把拉住他的大腿，才将他从死神手中夺回。即便如此，他此后依旧受尽了折磨与羞辱。

后来，邓小平同志上台，拨乱反正，那位地主和右派都得到了平反，他们子女的工作也得以恢复，重新回到县城重点中学任教。回首那段黑暗岁月，他们心中满是愤怒与痛苦，对当年那些落井下石的村干部恨之入骨，而对邓小平同志则感恩戴德，视其为重生的父母。记得邓小平同志逝世，举行追悼大会的那天，我恰好就在王老师家中。只见他点燃香烛，泪流满面，沉浸在无尽的悲痛之中，一整天都茶饭不思。王老师对那段羞辱的过往刻骨铭心，始终无法原谅那些伤害过他的村民，临终前还特意嘱咐后人，自己死后不要葬入村里的祖坟山，不愿与那些人为伍。听父亲讲述完他的经历，我完全能够理解他内心的痛苦与决绝。那是一个让大多数人激情澎湃的时代，却也是部分人不堪回首的噩梦年代，历史的无情，总是让人在感慨中五味杂陈，悲喜交加。

五、分单干，集体制解散：在变革中拥抱新生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如春风般吹遍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一场深刻的变革就此拉开帷幕，全国上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这股改革的春风吹到我们小渔村时，已然是1983年。这段往事，至今仍清晰地印刻在我的记忆深处。

记得当年解散生产队，实行单干的那天，队里的社员们纷纷齐聚在我家中。大家的脸上写满了复杂的神情，许多人心中都有些不舍。毕竟，在集体生产的岁月里，大家朝夕相处，共同劳作，早已如同一家人般亲密无间。

分单干会议上，父亲依照队长的指示，根据各家人口数量，将旱地和水田按照好、中、差的标准进行合理搭配，分配到每一户人家。农具和耕牛也按照几家合伙使用的原则进行了妥善分配。生产队仓库周围的土地，被按人口数划分成各家的菜地。最后，只剩下仓库的分配问题。经过大家商议，决定将仓库折价为六百五十元，每个社员都有一个抽签机会，谁家抽到，就需拿出六百五十元买下这个仓库，然后再按照社员人数平分这笔钱。商议确定后，有几户人家主动提出放弃抽签，只要分钱，他们表示即便抽到了，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来购买。于是，抽签便在几家经济条件稍好的社员家中进行。最终，由于我家人数较多，幸运地抽到了仓库，我们按照约定将钱分给了大家。之后，每个社员都在分单干的协议书上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按下了手印，以此宣告一个时代的结束和新征程的开始。

当天晚上，母亲贴心地为每人煮了一碗面，在我们当地，这被称作“点心”。那一碗碗热气腾腾的面，不仅温暖了大家的胃，更慰藉了每个人的心灵。

在那个夜晚，社员们的心中既怀揣着对未来新生活的无限憧憬，又饱含着对过去集体生活的深深眷恋。他们站在时代的转折点上，带着对往昔的不舍和对未来的期待，勇敢地迈向充满未知与希望的新生活 。

父亲保存的村小组社员收支明细表

父亲保存的实行生产责任制小组成员经济收入明细表

父亲保存的卖集体财产仓库时费用，小组成员分配明细及大家的签名

六、八十年代生产责任制：乡村变革中的家庭奋进

分单干的浪潮，彻底改变了农村的生活轨迹，宛如一阵强劲的旋风，吹散了往日的慵懒与依赖，也带来了全新的机遇与挑战。曾经，那些在集体劳动中靠着混工分度日的懒惰之人，日子渐渐变得窘迫不堪。而集体时期的村干部们，也纷纷“下岗”，不得不放下昔日的职务，亲自下地劳作，他们之中，有些人的生活不再如从前那般风光无限，只能重新适应这一转变。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尤其是那些人口众多且勤劳肯干的家庭，生活正朝着富裕的方向大步迈进。

我的父亲，也告别了无需下地挣工分的日子，全身心投入到自家责任田的耕种之中。父亲心思细腻、精明能干，母亲则是典型的中国乡村女性，她年轻时身材高挑，力气过人，性格倔强，做任何事情都有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在集体生产的生产队时期，母亲就是一位极为出色的妇女队长。队里若是有妇女不听指挥或是心生不服，母亲从不退缩，总是豪爽地提议：“不服？那要么咱们比赛干活，看谁做得又快又好；要么就比挑东西，看谁力气更大；再不然，干脆摔一跤，比比谁更厉害！”这般干脆利落的行事风格，让母亲在队里赢得了众人的敬重。分单干之后，母亲干活愈发卖力，家中里里外外的大小事务，几乎都被她一人操持得井井有条，她成为了家庭坚实的顶梁柱。

为了增加家庭收入，后来，父母购置了一条渔船，让大哥和二哥前往鄱阳湖打渔挣钱。在分单干的头几年，也就是八十年代初期，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家里的日子越过越红火。那时，计划生育政策抓得很严，大嫂怀了第三胎，村干部找上门来，要求要么去做引产手术，要么缴纳五百元罚款。大嫂眼中含泪，倾诉着自己已有两个儿子，如今特别渴望能生个女儿，实在舍不得打掉孩子。父亲听后，没有丝毫犹豫，当即让大哥去交了罚款。最终，大嫂如愿以偿，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而村里许多交不起罚款的家庭，只能无奈选择引产。

到了1986年，家里花费几千元，建起了一座崭新的房子，也就是俗称的“八树屋”。在当时的村里，这可是一件极为风光的事情。每当过年的时候，父亲总会习惯性地总结过去一年村里的情况，他会念叨着有多少老人离世，又有多少人家新建了“八树屋”。在我的记忆深处，从八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态势，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温饱问题早已不再是困扰大家的难题，乡村处处洋溢着生机与希望 。

父亲保存的上交农业税凭证

父亲保存的83年生产责任合同书

七、乡村娱乐：旧时光里的欢乐与温暖

在那个物质并不充裕的年代，村民们的业余生活虽显单调，却满是质朴的趣味与温情，宛如一首悠扬的田园牧歌，在岁月的长河中缓缓流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美好记忆。

农闲时节，便是乡村娱乐的黄金时光。村里或是放映电影，或是邀请村里的赣剧班子挨家挨户唱戏，又或是请来一位说书人讲评书，每一项活动都能在平静的村庄里掀起一阵欢乐的浪潮。犹记得有一位邻村的说书人，他讲评书时的模样至今仍历历在目。他讲的《薛仁贵征西》和《薛刚反唐》，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夜幕降临，他搭起一张床铺，在上面放置一张桌子，自己站在床铺上，桌子上摆放着一面小鼓，旁边点着一盏煤油灯，昏黄的灯光摇曳，为这场说书增添了几分神秘的氛围。大家围在床铺四周，或坐或站，全神贯注。说书人凭借着深厚的功底，讲得绘声绘色，每一个角色都被他演绎得栩栩如生。讲到关键之处，他猛地敲响一下小鼓，那清脆的鼓点瞬间扣紧了所有人的心弦，大家沉浸其中，如痴如醉，仿佛穿越时空，置身于故事之中。

农村放电影，那无疑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每个人儿时最璀璨的记忆。只要一听说要放电影，我们这些小孩子就会兴奋得好几天都难以入眠。放电影的那天下午，我们便迫不及待地带着凳子，早早地奔赴放电影的场地。一到那儿，我们或是满心欢喜地看着大人们搭木架子、挂影布，好奇地观察着每一个准备环节；或是和几个小伙伴在一旁嬉笑追逐，尽情释放着童真；或是眼巴巴地盯着卖油条的小摊，眼中满是渴望。要是有哪个小伙伴手头宽裕，买了一根油条，我们便会一拥而上，一起欢快地分享这份小小的美味，简单的快乐在空气中蔓延开来。那时村里还没有通电，父辈们所向往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共产主义生活尚未实现，放电影靠的是发动机发电。每次电影放映前，通常会先播放一个简短的教育片，其中有一部宣传消灭血吸虫的宣传片，我印象尤为深刻，或许是因为它与村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大家感同身受的缘故吧。那时放映的电影大多是具有强烈教育性和煽动性的革命战争片，每次看完，我们都会热血沸腾，心中充满了斗志，仿佛自己也成为了影片中的英雄。本村的电影结束后，我们几个小伙伴还会兴致勃勃地跟着放映队辗转好几个村子，不知疲倦地反复观看同一部电影，乐此不疲。

除了电影和说书，村里的赣剧班子也为大家的业余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农闲时，赣剧班子便会挨家挨户地演唱几段经典曲目。每到这时，村子里就热闹非凡，小孩们嬉笑打闹着跟在戏班子后面，好奇地张望着。演员们的一招一式、一颦一笑，都让大家沉浸在赣剧独特的艺术魅力之中，乡村的上空回荡着悠扬的唱腔和欢快的笑声。

八十年代初，村里迎来了第一台电视机。那时村里依旧没有通电，村南有一家人从外面租了一台电视机，播放武打的录像，像《霍元甲》《射雕英雄传》等，这些精彩的武侠故事瞬间吸引了全村人的目光。观看一次收费五分钱，即便如此，他家每天晚上还是被挤得水泄不通。小孩子要是没钱，就会想尽办法，有的从门缝里偷看，有的甚至爬上窗户偷偷溜进去。只要看到一点精彩的内容，就会兴奋地到处炫耀，还会模仿影视里的情节，天天舞棒弄枪，玩得不亦乐乎。那些充满欢乐与纯真的童年娱乐时光，宛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记忆的深处，令人回味无穷 。

八、八十年代末：乡村的动荡与隐忧

时光流转至八十年代后期，乡村的发展脚步仿佛突然放缓，经济陷入了停滞不前的泥沼，社会风气也如被阴霾笼罩，逐渐恶化。农村里，闲散人员偷鸡摸狗、打架斗殴的现象时有发生，搅得原本宁静的乡村不得安宁。村民之间，常常因为农田界限划分不清，或是灌溉放田水这类琐事而产生矛盾冲突，人多势众的家庭仗着人多，时常欺负人口较少的家庭，邻里关系变得愈发紧张。更令人痛心的是，解放后已经销声匿迹三十多年的村与村之间的集体械斗，竟然死灰复燃，再度上演，那混乱且暴力的场面，让人触目惊心。

八十年代末，就爆发了一场因我村渔民与邻村渔民在鄱阳湖上打渔而起的冲突，进而演变成两村之间的严重械斗。当时，场面失控，混乱不堪，鸟铳、长矛、大刀等武器纷纷登场，双方都有人员受伤，所幸没有闹出人命。在械斗发生的那几日，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原本平日里村民之间那些个人恩怨，仿佛在一瞬间变得微不足道，被大家抛诸脑后，一笔勾销。全村人无论男女老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同仇敌忾，一致对外。村里的各个主要路口，二十四小时都安排了专人手持长矛等武器值守，以防对方突然偷袭。为了保障孩子们的安全，学生被禁止离开村子去学校上课，生怕被对方扣押当作人质。村里还统一杀猪宰羊，为青壮年男村民免费提供一日三餐，那紧张的氛围，犹如国与国之间爆发了战争一般。

那时我正在读初中，看到这野蛮又落后、毫无法治观念的一幕，潜意识里便充满了不满，不经意间嘟囔了一句：“都什么时代了，还搞这种事。”没想到，这句话被村里一位八十多岁的老爷子听到了，他顿时火冒三丈，狠狠地把我骂了一顿：“你这个鬼东西，不去帮忙做事，还在这里说屁话！想当年你太爷爷、你爷爷在村里跟别人发生斗殴的时候，哪次不是冲在最前面？你倒好，躲在后面说这些混账话，真是一代不如一代！”被老爷子这么一骂，我自知理亏，又怕引起众怒，只好灰溜溜地逃离了现场。

这场矛盾冲突持续了好几天，好在最后在乡镇政府和乡派出所的积极协调下，得到了妥善解决。万幸的是，冲突没有进一步升级，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在八十年代末，农村还有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许多年轻人对干农活心生厌倦，又没有其他正经事可做，整日游手好闲，四处闲逛，这样的状态使得他们极易惹是生非。尤其是在当时新兴起的录像厅和溜冰场里，打架斗殴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农村的治安状况变得极其糟糕。父亲常常无奈地抱怨，现在的经济状况相较于集体时期确实好了不少，可人心却变得越来越坏，社会风气也愈发恶劣。在过去，干农活时如果当天的任务没有完成，农具就放在田地里，第二天接着用，根本不用担心会被偷走。可现在，就算把农具放在家里，稍不留意都会被人偷走，更令人发指的是，竟然还有人偷耕牛，这样的事情在以前简直是难以想象。集体时期，农村家家户户都不用锁门，可现在呢，稍不注意就会遭遇盗窃。父亲只能无奈地叹息，表达着对乡村现状的忧虑和无奈 。

九、九十年代打工潮：乡村青年的逐梦与变革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乡村的年轻一代，在录相厅、溜冰场的热闹喧嚣中，听着流行歌曲，内心悄然萌生出对外面世界的向往。他们渐渐意识到，在村庄与乡镇之外，还有一个更为广阔、精彩的天地。最先踏上外出闯荡之路的，大多是那些厌倦了农活、不甘于在家吃苦，且家境相对较差的年轻人。起初，村民们对外出四处漂泊打工的青年印象不佳，觉得他们是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懒散之辈。最初，这些小青年常年在外奔波，却常常一年到头也挣不到多少钱，过年返乡时，依旧一贫如洗，两手空空。

然而，到了九十年代初，情况开始悄然发生转变。一些掌握泥瓦工和木工手艺的人，在上海、杭州、温州等沿海城市找到了施展身手的机会。尽管工作环境简陋，生活条件艰苦，但到了过年时，他们竟能带着上万元甚至更多的收入回家，这对在村里辛勤务农的其他年轻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诱惑。此后，每年过年，都有大批青年小伙子，无论是否懂得泥瓦工或木工技术，都跟着之前外出打工的亲戚朋友奔赴沿海城市。此时，外出打工不再是少数人的选择，而成为了一种时尚与潮流，席卷整个乡村。不仅男青年纷纷外出，年轻的女孩们也开始涌向江浙和广州一带，她们大多投身服装行业，从事制作衣服或鞋子等工作。她们每天工作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常常累得身体不适，即便如此，工资收入却并不高，一年能挣到三千到五千元就算是不错的成绩了。沿海地区经济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内地打工者们的艰辛付出。尽管打工生活充满艰苦，收入微薄，但相较于在家务农，依然有着更大的吸引力。那时，粮食价格低廉，而化肥、农药等农资价格却居高不下，再加上沉重的税收，在家务农几乎无利可图。

外出打工对村庄的影响，在九十年代中后期逐渐凸显。子女在外打工较多的家庭，经济状况日益好转，逐渐走向富裕。村里新建的房子不再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常见的“八树屋”，取而代之的是砖混结构的楼房。曾经依靠农业致富的家庭，在这股打工潮的冲击下，渐渐落后。而那些在外打拼，尤其是成为小包工头的人家，财富迅速积累，一夜暴富。世事变化之快，令人始料未及。曾经人们常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可在那个快速发展的时代，十年之间，乡村的贫富格局就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村里，家庭的贫富状况经历了多次更替。解放前，精明能干的“地主”及“富农”家庭，解放后沦为落魄挨斗的阶层，而曾经的穷人则翻身成为革命干部；农村实行单干后，革命干部的生活有所落魄，“地主”后代得到平反，恢复工作，生活逐渐好转，勤劳务农者通过辛勤劳作走向致富之路；打工潮兴起之后，在家勤劳务农者逐渐落后，外出打工者则凭借努力实现了富裕。这股打工潮，自此在乡村扎根，一直延续至今，深刻地改变着乡村的面貌和人们的命运。

十、二十一世纪乡村巨变：时代浪潮下的乡村新生

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几年，是中国房地产行业飞速发展、房价急剧攀升的时期，这一时期，也成为了我们乡村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黄金时代。随着城市房地产市场的疯狂扩张，对农村务工人员的需求急剧增长。农村外出打工者在各城市逐渐站稳脚跟，他们的职业领域不再局限于简单的泥瓦工或木工，而是广泛涉及建筑行业的各个方面。其中，有的人凭借机遇与努力，成为了千万乃至亿万身家的建筑商，有的则摇身一变，成为了建材老板，即便依旧从事基础的泥瓦、木工工作的人，也积累了财富，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与九十年代相比，这一阶段外出务工者的生活条件有了显著改善。过去，他们只能住在临时搭建的工地工棚里，如今，他们大多选择在当地租房居住，许多夫妻得以团聚生活。工作稳定性增强，他们还将孩子接到当地学校读书，生活逐渐稳定，与在家乡并无太大差异。尽管城市普通市民对房价疯涨怨声载道，但这些农村务工者的幸福指数却处于较高水平。城市房价的高低与他们关联不大，因为他们绝大多数人不会在城市买房，相反，城市房产的蓬勃发展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收入来源。每到过年回家，他们便着手动工建造楼房。这一时期，村里新建的楼房数量最多，样式也最为精美。如今农村的房子，不再是九十年代的老式楼房，几乎全是仿照城市别墅风格建造的新式建筑，一家比一家高大，一家比一家款式新颖，从外观到内部装修，都可与发达地区相媲美。在家乡建造一幢新式别墅式楼房，已然成为一种时尚与潮流，彰显着乡村的新风貌。

社会经济的发展，总是喜忧参半。房地产疯狂发展的这十几年，对于绝大部分城市工薪阶层而言，是一场难以承受的“噩梦”，高房价让他们的生活压力倍增；而对于农村务工者来说，却是机遇满满的“黄金时期”。在这十几年间，国家不仅减免了农业税，还发放农业补助，建立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为农村60岁以上的老人提供养老补助，实现了村村通公路，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精准扶贫等一系列惠农政策和利民措施。用老父亲的话说，这些都是以前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几千年来，种田交税被视为天经地义，如今不仅不用交税，还能领取补助，这无疑是赶上了前所未有的好时代。父亲感慨，现在大家的日子越过越好，村里新式楼房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曾经低矮的土房和老式“八树屋”，大多已被崭新的楼房所取代，乡村正以崭新的姿态，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我的母亲

母亲今年八十多岁，患严重的老年痴呆已经四年有余，生活完全无法自理。前几年，她的头脑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即便许多事都已忘却，但每次见我回家，她总会欣喜地说：“没想到你来了。”我离开时，她总是默默流泪，一言不发。

母亲是典型的中国乡村女性，年轻时身形高挑，力气颇大，脾气倔强，做任何事都不甘落后。在毛泽东时代的生产队，她是个极为能干的妇女队长。队里有些妇女若不听话或不服气，母亲便会提议：“不服？要么比赛做事，看谁速度快；要么比赛挑担，看谁力气大；要么摔一跤，看谁更厉害！”母亲个性虽强，却从不欺负队里的其他成员，从不偷懒耍滑，累活重活总是一马当先，也从不贪图小便宜。

直至今日，每次我回到家乡，一些乡亲仍会聊起母亲当年的要强。母亲怀我时已四十多岁，怀胎十月，未曾休息过一天。生我的那天，她白天还挺着大肚子在鄱阳湖大坝的建设工地上忙碌，帮着队员们装泥，傍晚回家便生下了我。母亲未患病前，还常笑着回忆：“怀你的时候，肚子特别大，人也特别累，可被你害苦喽！出生时，我还在你屁股上拍了两巴掌，说你这小家伙，怀得我最辛苦，我年纪这么大，将来哪有命享你的福哟。没想到，还真享到了！”说罢，她总是笑得开怀，那笑容，如此温暖，如此甜蜜 。

母亲所说的享福，便是看着我长大成人，上大学、参加工作、组建家庭、生儿育女。母亲堪称英雄母亲，在那艰苦的岁月里，她先后生育了十个儿女，其中两个因年幼生病夭折，含辛茹苦将八个孩子拉扯大，其中的艰难难以言表。直到前年春节，母亲和老父亲仍坚持独立生活，不愿给儿女增添负担。我们苦劝他们别再操劳，好好休息，可他们怎么也听不进去。父亲总说：“不干活，坐吃山空啊。”母亲也念叨：“不干农活，那做什么呢？”有时干活累了，母亲也会嘟囔：“真见鬼，现在连五十斤的东西都挑不动了，以前挑一百多斤走十几里路都不带歇的，唉！看来真是老了！”即便如此，母亲和父亲还是希望种些芝麻、花生、大豆，或是养几只鸡，就盼着过年时能送给儿女，表达他们的心意。

如今，母亲生病了，头脑不再清醒，话语也少了许多。每次我回去陪她散步，乡亲们有时会故意指着我问：“这是谁？你认识吗？”母亲总会微笑着点头。而每次我离开时，她总会紧紧拉着我的手，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

岁月长歌，缅怀父母

时光流转，岁月匆匆，父母离开我的日子已悄然流逝许久，但他们的音容笑貌、谆谆教诲，却如同一幅永不褪色的画卷，深深烙印在我的心间。每至夜深人静，回忆如潮水般涌来，那些与父母共度的往昔岁月，温暖而又珍贵，让我在无尽的思念中，探寻着亲情的永恒力量。

父亲生于1930年农历5月26日，那是鄱阳湖边一个宁静的小渔村——柏堑村。村庄依偎着湖水，湖光山色见证了父亲的成长。他读过几年私塾，在那个教育资源匮乏的年代，这为数不多的学习经历，赋予了父亲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字写得极好，笔锋间透着一股坚毅与刚劲，每一个笔画都仿佛诉说着他对知识的敬重。在毛主席时代，父亲凭借着自己的文化和严谨的态度，在生产队担任了近30年的会计。他做事仔细，每一笔账目都记得清清楚楚，容不得半点差错；为人谨慎，对待工作和生活都秉持着高度的责任心。在村民们眼中，父亲是值得信赖的依靠，他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为生产队的发展贡献着力量。

母亲于1933年农历9月28日出生在邻村高家村，是童养媳。年轻时的母亲，个子高挑，浑身散发着一种质朴而又坚韧的气息。她力气大，脾气倔，做什么事都有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在集体生产队的岁月里，母亲是一位相当能干的妇女队长。她带领着村里的妇女们，积极投身到生产劳动中，无论是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还是各种集体活动的组织协调，母亲都做得有声有色。她的果敢和担当，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和认可，成为了村里妇女们的榜样。

1949年底，父亲与母亲结为连理，开启了他们携手一生的旅程。婚后，他们先后迎来了5男5女共十个子女，然而，命运却对这个家庭开了残酷的玩笑，大儿子和三儿子不幸夭折，未能成人。在大儿子夭折后，父母收养了一个女儿，后来她成为了老二的童养媳，一家人相互扶持，共同面对生活的风风雨雨。尽管生活艰辛，但父母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和对子女深深的爱，将9个子女拉扯长大。他们用自己的言传身教，教会我们勤劳、善良、坚韧和担当，让我们在充满爱的家庭氛围中茁壮成长。

父母的一生，是与时代同行的一生。他们亲身经历了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见证了祖国山河在侵略者铁蹄下的满目疮痍，心中种下了爱国的种子；经历了解放战争的波澜壮阔，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欢欣鼓舞，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积极参与到国家建设的浪潮中，无论是土改时对土地的渴望与珍惜，还是人民公社集体生产中的齐心协力，都饱含着他们对新生活的热爱和对国家的忠诚。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地，父母又勇敢地投身到生产责任制的实践中，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在土地上创造着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农村打工潮的兴起，让父母看到了子女们追求梦想的脚步，他们默默支持着我们，为我们的远行而牵挂；新农村建设和精准扶贫的开展，让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父母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他们感叹着时代的伟大，也感恩着生活的馈赠。

那些与父母共度的时光，是我生命中最温暖的回忆。小时候，一家人围坐在破旧的饭桌前，虽然饭菜简单，但充满了家的味道。父母总是把最好的留给我们，看着我们吃得津津有味，他们的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夏日的夜晚，我们会在院子里乘凉，听父母讲述他们年轻时的故事，那些关于战争、劳动和生活的点点滴滴，让我们对这个世界有了更多的认识。农忙时节，我们会跟着父母一起到田间劳作，虽然辛苦，但在劳动中，我们学会了珍惜粮食，懂得了父母的艰辛。

如今，父母已离我而去，但他们的精神却永远陪伴着我。他们用一生的时间，诠释了什么是爱，什么是责任，什么是对生活的执着追求。每当我在生活中遇到困难和挫折时，我都会想起父母那坚定的眼神和鼓励的话语，仿佛他们在告诉我：不要放弃，勇往直前。他们的教诲如同一盏明灯，照亮我前行的道路，让我在人生的旅途中，始终保持着积极向上的心态。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父母的爱成为了我心中永恒的港湾。无论时光如何流转，无论我走到哪里，那份深深的眷恋和思念，都如影随形。我怀念父亲那宽厚的肩膀，怀念母亲那温暖的怀抱，怀念一家人在一起的欢声笑语。虽然他们已不在我身边，但我知道，他们的爱从未缺席，他们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成为我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

我会永远铭记父母的养育之恩，珍惜他们留给我的一切。我会将他们的精神传承下去，用爱去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用心去生活，不辜负他们对我的期望。愿父母在天堂安息，那里没有病痛，没有烦恼，只有永恒的宁静与幸福。而我，也将带着他们的爱，勇敢地走下去，书写属于自己的人生篇章。

清明回祭心凄惶

爹娘故，老宅荒，清明回祭心凄惶。

椅倚墙，尘满床，不见身影独自伤。

春雨细，蒿草长，追忆双亲跪墓旁。

情难忘，泪千行，焚香化冥诉衷肠。

爹教诲，娘问寒，唯有相逢在梦乡！

润色一下上面的诗

清明祭亲

爹娘辞世老宅荒，清明归祭意凄惶。

旧椅斜倚尘满壁，空床寂寂影难望。

细雨如丝蒿草长，跪临碑墓忆亲长。

情深未忘泪千行，焚香化纸诉离殇。

严父训言犹在耳，慈母暖语梦中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