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渚往事

素心

我这里要说的梅渚，是位于安徽省郎溪县与江苏溧阳相毗邻的一个古镇。

　　古镇老街始建于宋代，兴于明清，这里曾经是苏浙皖水运物流港口。如今却与很多残存的古镇一样寂寥衰落。

　　（老药号列入历史文物保存，仍在惨淡经营）

　　第一次来梅渚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在郎溪插队，生产队长安排我们三个女知青去梅渚卖山芋苗，着实让我们兴奋了一回。

临行前听说梅渚那里江苏浙江粮票布票通用，于是我们用全国粮票托人兑换了几尺浙江布票。计划经济时代很多商品凭票供应，那时江浙经济发展就处于领先，连我们村里买猪娃都要徒步去高淳，来回几十里。

天刚亮我们便跟着生产队的一位大叔，拉着载满一把把山芋苗的板车出发了。足足四十多里的路程，上午九点多钟我们就赶到了梅渚。

小镇正逢集，农贸市场人头攒动，农产品交易非常热闹。待我们将山芋苗卖完已近中午，我们仨顾不上饥饿，便迫不及待地逛街购物。在一家专用浙江布票的商店，各色好看的花布让我们喜出望外。姑娘们谁不爱美？于是各自挑选了自己中意的花布，别提有多高兴。返回途中大家轮流坐上板车前行，一路唱着歌，都没感觉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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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去梅渚是一九七八年夏天。宣城郎溪邻近几个县遭遇多年未遇的干旱，两个多月没下一滴雨，土地龟裂，禾苗枯萎。县委当即成立了抗旱指挥部，分南北两个片区，全力动员抗旱保苗。那时我已留县里工作，被抽调到梅渚北片，主要任务搜集基层旱情上传下达。

　　那些日子里住在老街一家小旅馆，白天下队晚上回来时间无处打发，便去文化馆找书看。

文化馆宽畅整洁，几排书架和报架井井有条。发现小说并不多，还是《金光大道》《艳阳天》《红岩》以及样板戏之类读物。那时候文革已基本结束，拨乱返正刚开始，很多书还没完全解禁。于是想着请镇上一好友陪我引见馆长。

　　馆长姓徐，约四十岁上下，高个子宽额头，说话很温和，看上去就是位文化人。一面之交后的第二天，我便独自上门借书。

　　夏日傍晚天黑得迟，穿过文化馆后门，就是一个面积不大的小院，馆长一家三口正围坐在一小方桌前吃晚饭，院子里一棵蓬松的石榴树枝头坠满了火红色花朵。

他见我进来，便连忙拖了只小木椅，又递过一个蒲扇。知道我想借书，他吃完饭立即放下碗转身进了屋子，不一会儿出来递给我两本书，我接过一看，一本是《沙士比亚戏剧集》，另一本《莫里哀喜剧六种》，我下意识地翻了一下书页，连忙道谢转身离开。出门时暗自揣测为什么推荐剧本给我看？该是他自己喜欢的书吧？反正有书打发时间，对我来说总是不错的选择。

　　说实话，文革那些年的折腾，能够读的书很有限。少年时代还读过前苏联的一些小说，就再也没见过外国文学。第一次读沙翁戏剧，真的是给我心灵视野开了一扇窗，穿过那扇窗，让我遇见了《威尼斯商人》，认识了《哈姆雷特》，对莫里哀笔下的《伪君子》《悭吝人》绝妙的讽刺喜剧却是最初的启蒙。

　　这两本书，我不仅认认真真地读，而且还做了笔记。后来我了解，徐馆长之前是梅渚中学语文老师，不仅懂音乐善书法，而且还写过小剧目，是群众文化工作的多面手。

　　后来我又从他那里借阅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契诃夫短篇小说选》等名著，还有文革后刚复刋的《人民文学》等期刊。足以说明他家有藏书，那些书文革中能保留下来该是一种怎样的勇气？

虽然当时文革刚结束不久，中国文坛和社会正百废待兴，一些刊物刚复刋，却又来了一拨“反击右倾翻案风”，严重挫伤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人格精神，尤其是外国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还没有真正撕去“封资修”的标签。真的从内心感谢馆长对我的信任。在那个漫长的夏日夜晚，是那些书填补了我的孤独与空虚。

　　直到秋后处暑季节才盼来一场暴雨，那场雨真的是惊世骇俗，淋漓畅快，旱情迅速得到缓解，受灾的庄稼人又全力投入抢种补种，弥补过往的损失。我们到九月下旬才正式撤回到县里。

记得那是国庆节后的一天，徐馆长到县里开会，特地到我单位赠予我一幅字“万木霜天竞自由”，笔意酣畅的行草含蓄丰润，那是一种多么畅快淋漓的表达和期盼？！他还告诉我新华书店到了不少新出版的中外名著呢。

从那以后，我每月工资除去买饭票，剩下几乎买了书，直到次年调回城，满满两箱书办了托运，却是我全部的家当。

　　（找到文化馆旧址，大门紧锁，完全失去了往日的模样。）

　　（时光湮没了昨日的繁华，这家商店经营的农具和传统手工竹编，叙述着往日故事。）

　　有人说过这样的话，人在开始喜欢回忆的时候便是开始老的时候。

　　其实我们每个人一生中读过的书，走过的路，遇见过的人很多，但真正能够记住的，刻骨铭心的过往并不多。梅渚小镇在我的记忆深处却如此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