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消逝的思念———清明时节忆叔叔

刘晓农

一 叔叔1950年生人，比我父亲小十岁。初中毕业后正逢“文革”，父亲跟祖父商量后，送叔叔去了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莲花分校继续学习。1969年“共大”毕业，在路口小学代过一段时间课。1970年县革委在全县招收一批“新生力量”充实到“三部一室”（政治部、组织部、保卫部和办公室），叔叔经大队推荐，公社同意，上级考察合格，被分配到县保卫部。从此，叔叔成了头顶国徽肩扛天平的政法干警。叔叔中等身材，五官清秀，皮肤白皙。穿上制服，秀气中透着几分英武。那时保卫部实行军管，履行公安局和法院的职责。县武装部政委包礼余挺喜欢叔叔，下乡出差就带着他。经常是一辆吉普车开进保卫部大院，车上下来一位军人，用北方话大声喊道：“刘～飞～翔，走啰”。叔叔即刻从办公楼里冒出来，一溜小跑钻进吉普车。这时的叔叔风华正茂，朝气勃勃，不折不扣“小鲜肉”一枚。“文革”结束后，恢复公、检、法。叔叔去了县法院。记忆中，叔叔在法院机关时间少，在基层法庭时间多。关于叔叔的工作情况，多是后来我从他同事那里听到的，虽然是只鳞片爪，但两个印象特别突出。一方面，业务能力出色。在基层法庭，民事纠纷调解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叔叔调解纠纷又好又决，一般是一边听双方当事人说，一边记录，当事人说完，调解协议也就出来了，双方看看协议没有意见，签字画押握手言和。我想这得益于叔叔太懂农民，太了解他们的取舍边界，太熟悉他们心目中的面子和里子。同时，叔叔对法条的理解和文字驾驭能力无疑也是过硬的。纠纷调解有时也要技巧。听说过这样一件事，高洲某村一户人家丢了一只鸡，说是邻居家偷吃了，邻居声称自家几个月没吃过鸡，两家吵得不可开交，最后闹到法庭。叔叔当天就去现场处理，先到村里几户人家转了一圈，很晚才来到邻居家。邻居心想你再怎么走访也抓不到证据，正好还我清白，忙拿着热水瓶来泡茶。叔叔说，喝茶我喜欢用滚水冲泡。灶间摆着大中小三个鼎锅，叔叔把小鼎锅坐在炉灶上，舀了小半瓢水却没往锅里倒，跟邻居说起话来，等了一会才把水倒进去。只听得“滋”的一声，一股热气从锅里冒出来。叔叔随口对邻居说，我嗅到鸡汤味了，你也闻到了吧！邻居顿时觉得露馅了，主动承认吃鸡的事实。最后在邻居家门口的卫生坑里翻出了鸡毛。另一方面，作风低调亲民。“有没架子的，没有像你叔叔这样没架子”、“飞翔就跟穷苦百姓划得来”，他的同事这样评价叔叔。叔叔平时很少戴大盖帽，也基本不穿皮鞋，两支钢笔别在制服胸前口袋上，一个公文包，一辆自行车，胶鞋裤腿上常常泥点斑斑，他就是这样颠簸在乡村的泥路上，把公平正义刻在老百姓心间。叔叔是个不折不扣的“泥腿子法官”。坊楼镇有个村支书的儿子在山上挖了个小煤窑，煤和煤矸石就堆在井口空地上。一场洪水煤和煤矸石顺着河沟往下冲，淤在山下的农田里。田主无法耕种，纷纷要求赔偿；矿主强调是自然灾害所致，自己也是受害者，对田主的诉求不予理睬。镇政府鉴于事涉支部书记，协调意见是田主免交公粮一年，冬修时镇里负责恢复农田。偏有人不同意这样处理，一纸诉状告到法庭，叔叔接手这个案子。期间，村支书又请吃饭，又托人说情，镇政府也希望按镇里的意见办，叔叔不为所动。跟同事几进几出村里，听取群众意见，征求党员看法，根据这片田几十年未曾淤过的事实，按照法律规定，最终的调处结果是，矿主按该村均产计赔一季损失，并出资恢复被毁农田。叔叔不抽烟，不嗜酒，平时不苟言笑，显得持重老成，当地百姓不管老少都叫他“路口老刘”，其实那时叔叔年龄还不过四十。时隔多年仍有些当事人把“路口老刘”当作亲戚走动。在基层法庭工作的岁月里，叔叔手写了成百上千裁判文书。字里行间，流淌着对弱势群体的温情体恤，深藏着对强权势力的理性制衡，跃动着刚正不阿的司法品格。然而，正是这种扶弱抑强恤民慢官的个性，使他与当时潜规则盛行的县法院渐行渐远，乃至格格不入。律师状告县法院院长事件曾经轰动全国，也许能够反映当时县法院不正常的政治生态。 二 对家的理解和操持，最能体现叔叔和光同尘的一面。他心思细腻，虑事周到，话不多吃得苦，深得祖父祖母意。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跟祖父剃头这活非叔叔莫属。一盆热水，一把剃刀，祖父端坐高凳上，头上打满肥皂沫，叔叔手执剃刀左剃右刮，动作轻快利落，祖父眯着眼睛像是享受这幸福时光，片刻之间头刮得光洁如瓢，祖父伸手摸摸泛着青光的头皮，喃喃自语道，今天赚了两角钱。后来，祖父到了叔叔不回不剃头的地步。羊裘作为高档御寒衣品，在那时可是稀罕之物，祖父一辈子梦寐以求，可惜手头从没有宽裕的时候。叔叔知道祖父的心思，终于有一天叔叔亲手把簇新的羊裘袄子披在了祖父身上，此时祖父已是奔六的人了。叔叔刚参加工作那几年，一两个月才回一次家，祖母会特意煮一两顿白米饭，我们沾叔叔的光有白米饭吃。1975年冬，叔叔结婚。婶婶是闪石乡洞背村人，家境尚好，置办了很多嫁妆。那时政府提倡喜事简办，规定结婚嫁妆不能超过六扛。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婚礼前一天，我家安排人用板车把部分柜子箱子先拖过来。叔叔婚礼那天天高云淡，来客熙熙，有不少戴着大盖帽的同事来喝酒。婶婶和蔼大方、勤劳贤淑，两个儿子相继出生，这个小家庭成了叔叔深耕的园地和靠泊的港湾。叔叔参加工作时，农村还是大集体，田里农活不沾手，十足的“脱产干部”。分田单干后，家里有了几亩责任田，犁耙耘耕都要亲自上阵，叔叔从零开始，摸爬滚打一两年，成了做农活的一把好手。周末和节假日是叔叔累并快乐的时光，大短裤、罗布巾、旧草帽，是他干农活时的标配。“双抢”时节更是赤膊上阵，披星戴月，作夜水经常在田埂上一守就是一个通宵，这让很多地道农民都自叹不如。种粮种菜种花生，养猪养牛养鸡鸭，叔叔婶婶勤耕苦累精打细算，几年光景这个小家庭就富足殷实起来。1984年盖起了新房，全家人喜迁新居，一派兴旺景象。那些年叔叔写春联，下联年年是“勤耕苦累建设幸福家园”，一时传为佳话。不过，我还是不明白，叔叔有一份工资，生活水平已经超过绝大多数农村家庭，究竟是什么原因驱使他近乎自虐地劳动？是为了物质上收获？还是为了精神上的寄托？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叔叔对儿子的养育照顾异乎寻常。一方面严管严教，让他们留下勤快节俭忠信厚道的底色；一方面包容宽厚，塑造他们勇于尝试敢于挑战的性格。叔叔对儿子的怜爱无以复加，给他们擤鼻涕很少用手捏鼻子，多是双手捧着脸，用嘴把鼻涕吸溜出来。叔叔自己曾患有慢性鼻窦炎，深知其害。他觉得这样做可以保护鼻道预防炎症。如今他们在如山父爱的感召之下跨越自己的人生山海。 三 叔叔是我的长辈，也是我的师友。叔叔去县城工作那年，我已发蒙读书。每年暑假，最盼望的一件事就是叔叔带我去县城玩。有一次好不容易等到叔叔回来，又等叔叔开口。等得花儿都快谢了，叔叔终于问我，明天去不去县城玩啊，这让我高兴得跳起来。晚上，母亲给了我几毛钱。第二天，晨曦微露，我坐在自行车三角架杠子上，沐浴着凉爽晨风舒畅极了。叔叔踩着自行车，我听到了他微微的喘息声，感受到了他慢慢发热的体温。太阳初升时，我们进了保卫部大院。在食堂吃早餐，一碗稀饭两个包子，让我大快朵颐。叔叔的卧室在办公楼二楼，房间很高很大，有一床一桌一柜，还有个洗脸盆架，木地板油漆斑驳却一尘不染。隔壁有个公共卫生间，每晚8点多洗漱后就关灯睡觉。有时叔叔带我看夜场电影就睡得晚一些。县保卫部对面是文化宫，每天都有电影。《烽火少年》、《黄河少年》、《闪闪的红星》、《金姬和银姬的命运》（朝鲜）等电影就是在县城看的。后来才知道叔叔每次带我来县城是有意识让我来看少儿电影。“您好！飞翔同志，见到您非常高兴”，“您好！见到您也很高兴”，有一天在院子里有人这样跟叔叔对话，我感觉很高级很新鲜。我问这人是谁怎么这样说话，叔叔说这人姓甘，是甘祖昌将军的侄子，苏联人就是这样说话。后来看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十月》，果真如此。那时在县城机关单位这样说话是一种时髦。有一天叔叔对我说，街上修了一条柏油马路，带你去看看。叔叔可能忙一直没带我去，我就自己上街去找，走遍了每条街也没看到。原来我把“柏油”听成了“柏叶”，以为有一条铺满柏叶的绿色街道。一天下午父亲带我坐班车去县城，晚上在保卫部看电视转播。会议室里挤满了人，后面的就站在桌子上。这是我第一次看电视，屏幕上很多雪花点，看不清人脸，声音效果也差。这天是1976年9月19日，叔叔特地邀请父亲去看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电视转播。这好像是我最后一次去叔叔那里玩，因为我已经上初中了。有一年，叔叔从上海出差回来，送给我三样礼物：一套衣服、一支钢笔和一张明信片。衣服包括上衣和裤子，鱼肚白纺绸布料，制作精良。说是上海小学生欢迎外宾时的服装。钢笔的特别之处是笔帽头上是个黑白相间的熊猫头像，太吸引眼球，让我显摆了好一阵。明信片一面是上海动物园的参观示意图，有虎豹猴象等动物图片，大概是叔叔参观时的赠品。叔叔早年患有鼻炎，后来发展为鼻窦炎。本来不算严重的病，但给他带来不小的心理负担。记不清哪年，我已经参加工作了，一天清早下了很浓的霜，他急匆匆来找我，说这几天早上起来痰里发现有血丝，要去南昌检查，万一有什么事，智锋雄锋就交给你了。我一听吓一跳，只说你放心去吧，不会有事的。那时我们都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又缺乏咨询渠道，一听鼻涕或痰中带血丝就自然会往那方面想。其实冬季霜冻天，早晨起床擤鼻涕吐痰带血丝大概率是空气干燥所致。八十年代建新房子时，叔叔经常亲自筛石灰，尽管戴着口罩，少不了石灰被吸入鼻道，刺激鼻黏膜致鼻涕带血，也让他忧心忡忡。后来叔叔这方面的认知多了，慢慢也就放下了这个思想包袱。社会大变革大转型时代，许多人在思想上陷于困惑，特别是一些明显违背传统道德的现象堂而皇之地盛行时，人们常常就会感到迷茫。叔叔也不例外。八十年代，叔叔对发生在眼前的事敏感而理性。有人通过歪门邪道或投机取巧一夜致富，让很多人羡慕不已。叔叔说，你只看到贼古吃肉，没看到贼古挨打，别瞎羡慕；对有人家子弟考上大学，叔叔说，祖宗积了德，后人吃了苦，儿孙有出息；对否定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这事，叔叔说，学大寨大庆艰苦奋斗精神没有错；对一些年轻人外出广东打工，叔叔说，有崽别到口岸上走，会看瞎眼睛吃滑口。总之，叔叔基于传统的价值观，强调做人做事要走正道守本分耐劳苦。后来，随着市场交易原则泛滥渗透，叔叔对这个社会的陌生感到与日俱增，理性和自信逐渐被感性和惶惑所替代。记得跟我说过这样一件事，有个朋友贷款买了一辆大巴车打算在春运期间跑广东，可是拿不到交通运管部门核发的营运证，结果无法运营。而有人没有车辆，却有关系拿到运营证，从外面租来几辆大巴车跑广东，一个春运赚得盆满钵满。他说这事想不通。有一次叔叔问我，为什么现在当大官或发大财的人没有几个好人？这句有些偏激的话，确实反映了当时官场商场的蝇营狗苟，也反映了叔叔精神世界与现实社会的抵牾。1997年8月初的一天下午，叔叔骑着自行车来找我，神色有点急。说他在医院住院，要我去一趟。我不知道他住院的事，立马骑着自行车跟他一起去了。叔叔住的是县医院的传染病科，彭日勤医生让叔叔躺下，用手在他腹部按压，说化验指标较高，按摸肝区也有些异常，还是去上级医院检查一下。我当时想，叔叔气色很好，不可能会是那种极端情况，赶紧去南昌排除一下，免得担心。父亲陪着叔叔去南昌，住进省第一附属医院。过了几天父亲来电话说，叔叔没用了，肝癌晚期！我感到震惊。第二天我去了南昌，尽管我有心理准备，走进病房的那一刻我仍无法相信眼前的现实，叔叔脸色蜡黄，与在县医院时完全两个样，才几天时间啊！看到我，叔叔脸无表情，自顾自说了一句：我是累死的！这时我哭了。回到家里，少不了遍访民间偏方，希望奇迹出现。叔叔躺在床上面朝里面，腹水也日涨一日。这样的日子很难过啊，个个心里像压着块石头。这时县政府在广州有个招商会，我回到家里跟叔叔告别说，叔叔坚持住，回来陪你过中秋。当我中秋节前一天回到家里，叔叔已经丢弃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驾鹤西去。其实，叔叔并没有远去，他一直活在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