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圖索驥童年那些事

点云

退休之后，时光悠然，心中却总有一种莫名的空虚。于是，我凭记忆画了一张从出生到初中的家庭地址图。沿着地图的脉络，我仿佛重新走进了那个方圆不足万平米的空间，唤起了埋藏多年的童年往事。这地图不仅是一条路线，更是一扇通往过去的门，让我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地回忆起那些年少的点滴。

往事如麻，难以用有限的文字道尽。不如随心而写，任思绪流淌，来一篇真正的散文叙事吧。

劉家台是昔日長安機器製造廠的一個家屬村。過去的工廠的人們都圍繞工廠居住。工廠的大喇叭會准備吹起上下班的號角，於是，魚貫而出，魚貫而入的生活就天然形成，子弟們也不例外。

（图为上黄泥村路口，这已经是40年后的场景，但变化不大。）

（一路往下走就是刘家台正街，这可能是20年前的照片，刘家台的原貌依稀可见。）

刘家台，这个现在已经不复存在的街道和集市，是我儿时记忆中最深刻的地方。在学龄前的日子里，每天奶奶都会手腕上挎着一个菜篮子到刘家台买菜，而我则被锁在家中。我常常手握窗棂，两眼直勾勾地盯着窗外，盼望着奶奶回来。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排解自己的孤单与害怕，同时期待着有一份额外的美食送到口中。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所有的食物都可以称得上是美食，这样的感受毫不夸张。

记得有一次，在漫长的等待中，我收获了一份超乎预期的惊喜——一只奶奶不知从哪里捡来的“马白连”（画眉鸟）。这让我喜出望外，原来每个小男孩骨子里都对鸟儿有着天然的喜爱。

我生性胆小，每当从刘家台方向传来“卖挖耳，卖芊子，同志们照顾瞎子……”的吆喝声时，我就会急急忙忙跑回家中，乖乖地坐在里屋的藤沙发上一动不动。奶奶问“怎么啦？”我依然一言不发。后来才知道，发出吆喝声的那张脸是一张非常可怕的脸，五官似乎都挪了位置，据说是被老虎伤过的。

当时，由刘家台粮食总站向黄泥村粮站运输粮食全靠一种名叫“鸡公车”的独轮小车。每车一般运三袋粮食，每袋约150斤。从刘家台到黄泥村全是上坡，一个人推着非常吃力。于是，我们这些小朋友每逢节假日或其他课余时间都会到刘家台帮忙拉车。这可不是学雷锋，而是有“代价”的——拉车之后，推车的师傅返空时会推我们返回刘家台，美其名曰“过车瘾”。师傅们也乐意这样做，毕竟上坡和下坡的辛苦程度不可同日而语。

再说说家门前的阴沟和开门见山的小山坡吧。这条阴沟比较大，虚线部分是有盖板的，而实线部分没有加盖，一米多宽，两米来深。

阴沟的存在看似普通，却成了我们胆量的竞技场和冒险的乐园。在无聊的时候，我们会站在阴沟边上比赛谁能用单腿跨过或双腿跳过阴沟。由于阴沟边缘的高低不同，从高往低跳问题不大，但如果从低往高跳，一旦失误，后果不堪设想。

下到阴沟里，钻进盖着盖板的黑洞洞部分进行“探险”，则是阴沟的另一项诱惑。至于阴沟里的水脏不脏，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根本不是问题。其实，阴沟并不是完全密封的，设有数个倒污水的口子，一不小心被上面的人泼一身污水（甚至粪水）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山坡上有两个值得记叙的场景：一是坡底的三个防空洞，二是坡顶的“化尸炉”。

防空洞大概是抗战时期修建的，洞口的二十米以内进行了拱砌，其余几百米都是石谷子结构的光光洞体，时常有垮塌，洞内满是垮落的大小石块。然而，对于一群不知愁滋味的少年来说，冒险成了天性。我们经常打着油毛毡做的火把进洞玩耍。还有一种进洞的方法是每人手里拿着一面镜子，最外面的人将阳光反射进洞，然后人人接力反射照明。如果有人掉链子，那就会体验什么叫伸手不见五指。

沿着一个被我们称为“碉堡”的防空洞通气孔的地方继续往上走，就来到一个叫“化尸炉”的地方。不要以为打了引号的“化尸炉”是某个场所的别名，它就是一个真正的化尸炉。过去21兵工厂就是如此霸道，从生的医院到死的化尸炉一应俱全，仿佛进入这里，一切都被安排得妥妥当当。

我记事后，化尸炉已经不怎么用了，但偶尔也会使用。我同学的大伯就是在此地用煤炭火化的，烟囱的缥缈轻烟随风腾空。

有时伙伴们为了彰显胆量，也跑到那里去玩。除了化尸的炉台外，还有一屋子没人认领的骨灰盒。只有一个老人在那里值守，他没有工作，也没有正常的收入来源，平时靠给人家担煤炭下力维系生活。据说他过去是国民党监狱的看守，有一身武艺，真是艺高人胆大。

坡下是一片较大的菜地，菜地的边上有一口不大不小的堰塘，这广阔的空间是我们放飞自我的地方。放学后，我们时常到农田里捕蜻蜓、捉蚱蜢，到堰塘弄小鱼，一阵肆无忌惮的疯狂玩耍，直到傍晚吃饭时分才依依不舍地归家。“文革”时期，没有学习压力，没有家长和学校的约束，仿佛也没有家长对掉进堰塘的担忧。

大家看见地图中用“○”表示的水龙头了吧？当时六十几家人只有三个供水点，用水之困难可想而知。不过大多数人家都有水缸，挑回家里再用。排队等水成为常态，但也有占着水龙头洗衣用“霸王水”的无德之辈。

从十二三岁开始，挑水的责任就落在了我的肩上。开始是用铁皮桶加扁担挑，一担有五六十斤。稍长大点就用双手提水，桶也换成了一只有三四十斤的木桶。在劳动光荣的年代，提水的力气也是一种自我表现的形式吧。

那时的邻里非常和谐，基本上家家都认识。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我们对门的淦师傅家的房屋是由原来的通道隔成的，前后都有门。记得淦师傅的老儿子叫老七，加上父母及一个姑婆，一家十口人住在里面。就是这样一个连之家人都难以转身的房屋，邻里们居然还是将他家看成原来的通道，前进后出，似他家如无人之境。

前几天看见电影（视）里有六十年代的学校前门口有一大批人接小孩放学的情景。小编肯定是八零、九零后吧，将现实的生活场景代入六七十年代，这样的场景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那时候没人接送，没人接送，没人接送，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我们的学校是长安子弟小学，离所住的村子不远，而一个村就有近二十个同班同学（见地图中的黄色标记就是同学们的家）。清晨，邀约三两个同学上学，沿远大布厂方向的小道行走不到十分钟的距离就到了，一路欢声笑语，其乐融融。晚上，一群同学相邀而回，踏着夕阳的余晖成为归巢的小鸟。

再往左走，就来到简易舞台和舞台后面的村长家。村长家是全村唯一的楼房，一楼一底，住着三家人。村长一家九口人住一半楼，另外两家住另一半。

在舞台上，我见到了红卫兵们表演的节目，见到了批斗“地主”“资本家”等“黑五类”，也见证了两派红卫兵在此处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文功武卫而唇枪舌剑。

再往前走就来到上黄泥村，我上高中时搬家到上黄泥村。如果要继续写下去，那里可能又有一篇“可歌可泣”的散打“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