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三舅（詹世珅）

三强

——（接童年的印记）一文

序

“文革”开始后，社会动荡和家庭不稳定因素又给我和奶奶在开封四合院的平静生活带了新的变化。父母虽然已回到郑州原单位工作，但由于大势所趋和工作性质以及住房等原因全家暂时还不能团聚。本来我和奶奶去开封老家就是权宜之计，也是突发变故不得已而为，再说哪有让母亲和孩子长期不在身边寄宿他乡呢？

父母和伯伯大大商议的结果是～奶奶回郑州居住邮电院伯伯家，辞退跟随我家多年的保姆张大大。固然伯伯家也不宽敞，且有四个孩子，还有我哥，但奶奶跟着自己的儿子媳妇，看着孙子孙女们在眼前心里很是舒心，我父母也能常去探望。

我一人继续“留守”开封，但要离开老家四合院换一个环境，改为跟着在开封工作的三舅生活，还在财政厅小学上学，上学的路程变的更远了，现在估计最少三四里地，（印象从省府前街经中山路、徐府街、书店街、东大街到财小）每天全凭自己两条腿往返。

才去开封时，依稀记得三舅刚新婚燕尔，在中山路开封百文站单位里有一间小屋。两年后我再和三舅一起生活时简直鸟枪换炮、大相径庭了。

一.（三舅詹世珅）

孩提时代的我，印象中三舅和四舅（詹世琋）常去我们家，略大懂事后才明白，他们俩在郑州跟着我母亲上学（住校，有母亲供给）每逢周日，三舅和四舅都会来家看看有无需要帮手的地方，主要带我哥俩玩，顺带打打牙祭。能哼唧到生活费以外的银子自然是激动不已，若能给买件新衣服或蹭到我父亲的外衣更是欣喜若狂。

三舅和四舅年纪相差不到一岁半，幼年记忆中都是大高个儿。当时他们还不满20岁，在郑州文化路上一所学校读高中。他们两人来家对我奶奶尤其敬重，对我父亲也是恭敬有加，对我母亲更是到了敬畏的地步。（妈妈大三舅18岁）

三舅最后毕业于河南财经学院，“文革”前参加革命工作，分配在开封百文站工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鉴于形势所迫，站队于造反派。由于年轻有为，有文化有专业，群众基础好；性格既善良又厚道，品行既大方又端正；对中央的精神有较强的理解和宣传能力，所以很快提拔到开封地委工作。

在三舅提拔到开封地委当部门领导时，我从老家四合院来到了地委大院，当时不满九岁，刚上三年级不久。

随着三舅地位的不断攀升，我也是在其辖区内如鱼得水，尤其是和驻守地委的部队（驻开封1军一个连）打的火热，连队里所有的事情没有我不掺乎的。文革后期三舅官至开封地区科委主任，开封地区计委主任。文革结束后，因派系斗争，三舅被发配鹤壁市建委主任，（降级使用）那是后话。

二 . （地委大院）

开封地委大院位于中山路北段，坐西面东，大门临街二三十米，有如凹字，跨度高大的门楼衬托着它的显赫地位，大门的两旁立有木制的绿色岗亭，有军人二十四小时站岗把守。

现在也记不清楚里边的具体结构了，只记得三舅的办公室在大门左侧一幢三层楼的最上边。如果是苏式建筑，应该是四个角都有拐弯楼的，中间的空地约有个足球场那么大。开封地区所辖甚广，各地五花八门的汽车经常充斥一院子。

当时三舅已经在地委家属院（省府前街）新盖的平房分到两大间房屋，约有40平方。（结婚时的新房不到10平方）三舅的第一个孩子泽厚还在襁褓之中，舅妈在开封玻璃厂工作。我记得非常清楚，舅妈每天清晨都推着小四轮竹木车带着表弟去上班，现在想来真是不可思议。

舅妈具有中国妇女的优秀品质和传统美德，贤惠厚道，朴实无华，为人诚恳低调，工作积极认真负责。由于工作表现优异，后以以工代干的形式调入厂图书室做了管理人员。三舅妈得闲一直坚持硬笔书法的练习，九十年代初，首次参加中国硬笔书法艺术大赛，便获得了佳作奖。

由于我的到来，三舅在职权范围内喊来单位维修队，把外屋一个房间从中间砌了道墙，给我留下了一个独立空间。再后来单位又在门外增盖了厨房。

“文革”中三舅非常忙，既要负责日常工作又要参加政治运动，还经常出差，对家庭对我经常顾此失彼，舅妈因为工厂较远中午不回来。所以三舅从一开始就安排我在地委食堂（地委第二招待所，徐府街）自己打饭吃。我之所以独立性很强，和早早接受这种锻炼有很大关系。我不但自己能照顾自己，一日三餐在食堂吃饭，自觉上学、放学，判断是非，还结交地委家属院许多新朋友。

三.（地委招待所）

地委招待所在徐府街上，坐北朝南，和地委大院直线距离不超过二百米。整个院子长约百十米，宽约五十米，大门有哨兵，之所以有哨兵，那是因为这里有驻军。（执勤守卫地委大院）

大门把着西墙，进去一条小柏油路通到后边；路东建有四排平房，用青砖砌的花墙和招待所隔开着，有两处月牙门进出；二、三排之间有个广场，各种运动器械在西边罗列着，篮球架居中竖立在东墙边。第四排平房的后边建有一栋老式宽大的二层筒子楼，就是地委招待所了，临西墙边是招待所食堂。

这四排平房驻扎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军一个连的建制。而当家的正是我的朋友和喊周叔的周连长。

这个招待所不对外，只负责各地来汴出差或开会的工作人员和地委大院领导的食宿，能住进这个招待所里的都是统领各县的一方“诸侯”，起码也得达到相当的级别才能入驻，伙食自然不会差喽。

我从跟着三舅起，三舅就安排我在这里吃食堂，整个食堂搭伙的就我一个小孩儿。当时“文革”进入高潮，吃饭前都要排队集体接受最高指示的“检阅”，唱革命歌曲，背诵老三篇，读毛主席语录等形式主义蔚然成风。

虽然大街上有时人潮如海，宣传车的大喇叭彼此起伏，撒传单，大字报，标语多如牛毛。但这里依旧平静如水。这里有的是部队嘹亮的军号声，和军人铿锵有力的训练声。由于我进出地委大院和地委招待所如履平地，当时很多人都另眼看我，“衙内”之名悄然传起。

我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氛围中，这种机遇可以说是老天爷对我的恩赐了，也可以说我命里该有这段奇遇。（七章节另说）

四.（跟着三舅调研）

开封地委管辖的地域范围大，涉及面广，种类繁多。郑州西边的巩县都归它节制。

开封的大西瓜真甜，这在老家四合院就领略过。

开封周边地区是有名的西瓜产地，每年西瓜下来前，地委管理这块的部门都要下去，摸底，调查产量，质量，组织收购，外调，运输等。这和以前的计划经济是分不开的。

我有幸和三舅去视察西瓜地一次，那真叫开眼了。小轿车出了开封城往东走了个把小时，（那时的车况、路况都不行）下了公路又过了几个村庄，来到一片西瓜地。

乡、村干部早就接到通知在那里候着，一行人下的车来，被领进一个瓜庵（看瓜搭的窝棚），接待者张罗着说天热先吃点西瓜降降温、解解渴。

这时，只见一老汉走到一眼井前，用辘轳的方式摇上来两个大西瓜，抱到桌案前，我看到两个西瓜皮上都划有十字痕迹。切开的西瓜脆沙瓤，用井水镇过的西瓜凉甜，（与冰箱里的凉不同）吃的那真叫一个爽，尤其是人困马乏时。

在等候吃西瓜前，三舅就咨询和征求乡、村干部及瓜农的意见和希望，能否保证今年的外调任务，吃西瓜的同时又进一步了解情况，并做出相应的回答。他们在继续谈论工作时，我早过足了西瓜瘾。

我跑到那眼井想探个究竟，只见三米深左右的水井里面，又有几个西瓜，装在用粗条滕编的框里放到了井水里，这样的用意是方便来瓜地的人品尝。后来得知，凡西瓜皮划十字记号的，都是非常好的西瓜，也可以留作当种瓜。

当时市面上西瓜也就4、5分钱一斤，如果开车到瓜地来拉，最多2分钱一斤。现在跟孩子们说这些，他们根本不会相信。

当三舅一行考察完要走时，乡、村干部又往车上塞了好几个西瓜。路上我给三舅要一个西瓜，三舅知道我的用意，特意让小车拐到招待所门前，我抱起一个西瓜小跑到周叔那里了。

五.（普通生活与紧俏商品）

从我能跟着三舅生活就可以看出，妈妈把我交给三舅是放心的。而且，三舅已经有能力在很多方面报答我母亲曾为他铺路架桥的付出，三舅是饮水思源的。

有些亲身经历或者见过的事情，现在还是值得回味和羡慕的。因为它是那个特殊年代抹不去的记忆。

文革期间，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受到很大冲击，物资供应紧张。许多日常用品都需要凭票购买，像粮食、布匹、油等基本生活物资都是定量供应，人们的生活相对比较简朴。

我依稀记得那时在地委招待所食堂搭伙，饭票分主食、副食两种，两毛钱的菜票都属于大额了，1分，2分，5分，1角面值的饭票用的比较多。甲、乙、丙、丁菜根据自己的胃口和喜爱可以选择。最贵的甲菜（红烧肉，小酥肉）也才2角钱。

据说那个年代一个人一个月的生活费也就7～10元就够了，如果全家人一起生活就更省了。妈妈按月给三舅寄15元是我的生活费，都是三舅给我买好饭票，我从不为没饭票吃饭而发愁。除此以外，凡我磨叽三舅想要买的东西，三舅也都是尽量满足我。

我见识过三舅给我父亲买的茅台酒，从三块一瓶一直到八元一瓶的经历。（逢年过节）茅台酒在当时属于高档商品，产量有限，而且主要供应一些特定的场合和人群。普通老百姓很难买到，即使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在物资紧张的环境下，茅台酒的稀缺性更加凸显。

遗憾的是长辈们没有长远眼光，那时候买十箱茅台酒才几个钱？（父亲一个月工资可以买小40瓶）敢放到现在试试？

我见识过三舅给我父亲买新郑烟厂出的顶级“喜梅”牌香烟，当时才0.51元一盒，几乎和中华牌香烟一个档次。现在的天叶（黄金叶）一百元一盒，一盒烟翻了将近200倍，找谁说理啊！

父亲骑的永久13型锰钢自行车是那个年代的紧俏商品；上海蜜蜂牌缝纫机也是每家向往拥有的商品；海鸥牌照相机彰显着它的华丽；75年底我参加工作时的第一块手表（洛阳牡丹60元，哥羡慕的不得了）等等都是三舅在懿旨下襄助购买的。

六.（三舅患病）

在我跟着三舅的那段时间里，三舅曾患过一次病。这与他一心扑在工作上，有时连轴转，休息不好，缺乏营养，时常出差有很大关系。

记得有次我吃晚饭回到家，见到家里来了几个领导模样的人，屋里还放了一大篓鸡蛋，（竹子编的那种大篓）等人走后，我见三舅戴着口罩便问道，“咋了三舅”，三舅说：“得病了，并提醒我这段时间离他远点”。

患病原因是三舅免疫力低下，内循环紊乱，肺部感染，（肺结核初期）由于发现及时，积极治疗，加上三舅年富力强，所以很快痊愈了。（我现在怀疑是误诊）

三舅这次得病在家休养的日子里，我学会了一门手艺～煎荷包蛋。

我见识了舅妈给三舅煎鸡蛋的过程，随后我明里、暗里照葫芦画瓢没少煎荷包蛋吃，鸡蛋角叠的比饺子还好看，而且吃后把灶台打扫的干干净净。三舅调侃道：这一大篓鸡蛋你比我吃的还多啊。

七.（三舅出车祸）

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那时我已经回郑州上中学了。

印象里三舅和军代表一起去下边处理突发事件，由军队司机开的北京吉普车。当时可能是为躲避老百姓；或是因雨天路滑；还是司机操作不当；吉普车翻到路边沟里，一车人都伤痕累累，我三舅的伤势最重。（坐在副驾驶）

据说当时满脸是血，嘴角、鼻子部位都掀开了，当我和母亲过后赶到医院探望时，三舅已经做了缝合手术，面部整个几乎全部被纱布包裹，只露出两只眼睛，说话都费劲。我母亲对三舅的关心是不言而喻的，对三舅大大咧咧和倔犟的性格也是无可奈何任由他去。

三舅一直保持积极、乐观，向上的态度，对这次事故也是满不在乎。好在随着岁月的流走，三舅脸上的疤痕几乎看不出来了。

三舅除了对担负的工作勤勤恳恳外，，对原开封地委书记（张申）等老领导也是非常尊重，遇事请教，因工作能力强，成绩显著，博得了张申书记的非常肯定和青睐。

八.（事与愿违）

七十年代初，父亲因工作安置问题没有最后确定，黄委会给安排临时住房一间（丙等房）一家人挤在一起，文革前我家住的是甲等房。母亲所在单位省人民广播电台为解决妈妈的后顾之忧，特在电台家属院给妈妈分到一间半住房。（公用水龙头，厕所）

如果按照后来的规定，父亲处级应该享受120平方的面积，实际分到的住房面积还不到70平方，（小三居室）母亲电台的住房才30多平方两者加起来也不够面积啊！

大约73年前后，我在上高中。新上任的电台领导为了改善职工的住房条件，创政绩，准备将电台家属院四五排平房扒了盖楼，苦于买不到砖。后来召开电台全体职工大会，宣布谁能买来砖，把楼盖起来，将首先分到一套新房。（口头承诺）

母亲把这信息用电话告诉了三舅，三舅当时是开封地区计委一把手，批个建楼的砖算啥啊，叮嘱我妈妈，“他们说话要算数啊。”通过三舅的运作，由郑州中原窑厂（好像）供应电台30万块砖。

哪知道，五层楼还没封顶，电台换新领导了，上届领导许过的愿做的承诺通通不算。

母亲不是好事之人，更不会胡搅蛮缠。单位的许多职工为母亲鸣不平。最后单位给母亲调剂了一套一间半的小居室，面积和原先差不多的，唯一的宽慰，有了自己的厨房用水和卫生间。

三舅最后得知我母亲没有分到新房也是愤慨不已。我母亲之所以活到一百岁，与她的知书达理和心胸豁达有关，与她的与世不争和屈己待人有关，与她的虚怀若谷和功成不居有关。

后来电台集资建房，我圆了妈妈大半辈子没住上称心如意房子的愿望。

九.（时代变迁）

我跟着三舅时，地委能撑门面最好的一部轿车好像是～华沙，但经常趴窝，苏联的69式吉普较多，地委小车班的都认识我，我坐过并见识过司机如何起步打火的，后来北京吉普才逐渐多了起来。

有次招待所楼前停了辆地委的69式吉普，我和战士李广毛还有二排长刚打过篮球，我打开车门坐在驾驶位置，手握着方向盘，喊他俩上来坐坐歇会，他俩刚上车坐稳，我脚踩到点火器，车往前耸了一下，他两个立马下车看谁在后边推车，我暗自偷笑。他俩再次上车后，我又脚踩了点火器，车又往前耸了一些，下车查看还是没人，他俩发毛不敢再坐了，我乐的在驾驶室哈哈大笑。

三舅的司机小陈（陈善邦）文革结束前两年接了辆崭新的罗马吉普，此时我已在郑州上高中了。他常载着三舅来郑州开会办事。有次三舅在家和母亲说话，他带着我显摆他的罗马吉普了。他说这车不错，是他开过最好的车了，车速快，底盘重，稳的很，前边两个座位可以后仰甚至放平，自诩在路上跑到路码表达150公里。

三伏天的季节，三舅的司机小陈受命来郑州给我家送开封大西瓜，搞的左右邻居羡慕的跟啥似的。

北京七姨的大儿子（罗建华16岁）69年下乡内蒙古建设兵团，下乡七、八年都回不了北京，高干子弟或者有路子的都陆续回北京了。我上学放假曾去北京玩，听七姨诉说过兵团的苦，表哥被子烂了用伤贴膏粘着，干活背200斤的麻包，冬天零下几十度等等。

七姨央求我妈妈让三舅通融一二。三舅听从我母亲的旨意，采取“曲线救国”的方法，（内地投亲靠友）先把七姨大儿子的关系从内蒙古建设兵团调到开封地区下属尉氏县的公社农村继续下乡插队，第二年赶上招工进入到河南巩县化工厂工作，没两年就对调回到了北京，七姨多年的心结终于如释重负。

十.（家风与亲情）

三舅事业上的蒸蒸日上，丝毫没有减少对我母亲的感恩和报答。凡是我母亲说的话都奉为圣旨，总是想尽一切办法（不违反原则）完成母亲交代的事情。

我怀念毛泽东时代的干部。三舅特殊年代在高位那么多年，正是具备了刚正不阿、心胸坦荡，廉洁奉公，厚德载物等这些优秀品质。虽然文革结束后降级使用（因派系），但一直能经得起组织上的审查。

三舅职务高，但工资很低，印象里月工资是39还是42元。我75年底参加工作，工资是26元。

三舅在鹤壁任建委主任那几年，四个儿子还没撑起门面，每月回开封几次，工资都交给“铁老大”了。后来三舅听从我父母的建议，主动让贤从领导岗位下来了。

三舅的小儿子泽威、泽猛（双生）上小学后，每年都会在三舅的带领下拿着考试成绩单来郑州让大姑姑过目。

三舅晚年生活幸福，四个儿子事业有成，先后成家，增口添丁，枝繁叶茂。三舅操持家务，迎来送往，忙的不亦乐乎。三舅一直对我母亲敬若神明，凡是他有最好的东西，都会拿来孝敬我母亲。（摆件、酒、茶叶等）

2016年，我母亲带领全家最后一次去开封，（女儿开车）三舅和舅妈全程尽心陪伴。龙亭菊展，七盛角夜景让妈妈好开心。我小儿子（6岁）更是得到三舅的恩宠，晚上睡觉都要和舅爷睡在一张床上，一句喜欢吃舅爷家的糖蒜，让舅爷上心，骑自行车跑老远给买了回来。

疫情发生后，三舅曾来省人民医院住院治疗时，三舅的病牵动着我母亲的心。我和二强曾数次探视，我老婆更是在家做好饭亲自送到三舅病房。

三舅病重时，数次和母亲视频，他已不能正常交流，都是舅妈待转。母亲难过看不下去，命令我女儿开车拉着我哥哥、嫂子和我去开封看了三舅最后一次。三舅当时已经卧床不起，不能说话，三舅看到我的一瞬间，眼睛明显亮了起来。

当我们要走时，三舅握住我的手久久不愿松开，我也眼含泪水哽吟安慰着三舅。我明白三舅不松手的含义，那是叮嘱我一定把他近百岁的大姐照顾好；不愿意和他有瓜葛并喜欢的外甥分别。

疫情封控严时，三舅驾鹤西去，我有心去开封送三舅最后一程。泽猛叮嘱条件根本不允许，来回折腾光掉隔离了，只得作罢。

岁月如梭，转眼间三舅已经作古数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三舅的身影却从未在我的记忆中模糊，反而随着时间的沉淀愈发清晰。他那熟悉的面容和温暖的笑容，少年时那些与他相处的点点滴滴，那些我所了解的事情，让我忍不住想要用文字来记录下这份珍贵的怀念。

全文完 2025.4.1

声明：以上有个别图片取自网络，大部分都为个人保存或者绘制，只是为了故事更加生动、多彩而已。

感谢泽猛提供的照片和信息。

谢谢大姐的提示，把部队那部分另说。

谢谢小姨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