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不是梦

若愚

《高学历PK高人格》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人生难得几回搏。

以上是曹沿松的座右铭。

沿松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他留下几大口袋书籍、笔记本、信札、照片。我和阿春细心整理，发现他在每本笔记本的扉页上都写着“我的大学不是梦”，以此激励自己。我不由无限感叹：“有志者事竟成！”这孩子有着远大的抱负，坚定的信心，顽强的毅力，他平凡的脚步一定可以走完伟大的行程，可以征服任何一座高峰，一定能成就一番事业！

我最早接触沿松这孩子，他只有虚二岁，他父亲去世不到两月。

某一天，老叙同找我给小孙子沿松看病，我连忙赶去。

只见沿松母亲阿春，清瘦单薄，脸色灰暗，抱着两岁的沿松骑在膝头上，坐在门口晒太阳。

小沿松偎在她怀里，一只手抓乱了她的头发。阿春将他的小手拿下来，拢了拢被抓乱了的头发。

两个小姑娘傻傻地站在两边，真像一个逃荒的家庭。

我量了一下沿松的体温，37.5度。问阿春：“孩子还有哪里不舒服？”

阿春说：“他这两天不想吃东西，吃了就吐。不时肚子疼。”

孩子穿的开裆裤，我一眼就看到孩子的卵蛋一边红肿，触之则哭，低烧，精神萎靡，这是典型的嵌顿性肠疝肠梗阻，必须马上手术，否则小孩有生命危险！一人一方。阿春边吃边喂沿松。两个姑娘为我盛饭夹菜，十分融洽。

阿春问我：“这三个孩子你最喜欢哪个？”我说：“沿松憨厚，聪明，好好读书，将来求一个公职，扔掉大锹把子。大妹忠厚老实，二妹机灵好强，只可惜家里太穷不能念书了，难以摆脱做田的命运。反正，三个孩子我都喜欢。”

天已很晚了，孩子们发出均匀的鼾声，煤油灯也快要油尽熄灭了。天气很冷，临睡前，我第一次给小沿松把尿，嘴里还不停地“嘘嘘”，还有些不习惯。其实，沿松这样大的孩子可以自己蹲在地下撒尿了，因地上寒气重，我心疼这孩子，怕他受了凉。

沿松六岁时，我用香烟纸写些方块字，阿春和我教他识字。七岁送他到小元村读小学。学校离家有两里路，他自己来回跑，也没有人接送。

家里养了长毛兔，沿松和晓钟觉得新鲜好玩，兴趣很高，饲养任务就交给他俩，沿松放学回家割青草，拾菜叶喂兔子。沿松渐渐大了，早上自己用咸小菜和饭一起炒，饭菜一锅熟，省时省事。哪有蛋，鱼，肉啊！那时候我家是特困户，只有逢节过年才买点荤菜。

他幼小稚嫩的肩，背着百纳的书包上学去，从村里经过，吸引了不少爱怜的目光。

他从小天资聪颖，性情温顺，尊老爱幼，从不和同学打架，学习成绩优秀，很受老师喜爱。

他口袋里从不装钱。给五分钱让他买支铅笔，找回的二分钱还交给妈妈。本村黄庆友母亲在学校门边卖小孩零食，就从来没见沿松买过。

她见到阿春说：“你每天也要给几分钱给沿松买点东西吃，他见别人买，怎么不嘴馋？才多大啊！我看他蛮可怜的。”

实际上，阿春就是给他钱，他也不要。

一九八三年破圩，我在圩堤上搭棚住家。圩堤上已见首不见尾地搭起一串串大棚。两边是浩淼的洪水，晴天还罢了，遇上暴风雨天气，棚内漏得一塌糊涂不说，还提心吊胆，害怕大棚连人一下子被风浪卷走。

沿松还要上学，路上要趟几段水洼地，没有人接送。

冬季，别人家都做了新屋搬进新居，只有我家没钱做屋，只好在圩堤上的大棚里过冬，孤零零地在风雪中飘摇。

接连下了好几场大雪，早上起来。被子上覆盖了一块块积雪，一家人脸上，手脚都生了冻疮，红肿溃疡，既痒又疼。三个姑娘成天偎被窝里。

沿松还要去上学，没有深靴子，只有浅胶鞋，他的两只鞋窝里灌满了雪水，一双脚冻得红肿麻木。现在想起来，那个罪不知他是怎么受下来的！

1984年，我们借了一些债做了新屋，内里没钱粉刷，墙缝还透风，到年底不得不搬进去住。

这一年是我家经济上的转折点，生活从此渐渐好起来。因为初级合作医疗解体了，政府默认我们这些赤脚医生单干，自负盈亏。我的业务比较繁忙，因此收入比做田要高得多。

八九十年代，农村人最大的希望，就是让孩子求一个公职，扔掉大锹把子。

当年，绝大部分农家生活非常困难，学生报考中专的多。中专录取分数线最高，超过巢湖一中。

当年没有改革开放，我们思想还很保守，让孩子考上中专，将来能有个铁饭碗就心满意足了。

沿松中考取得优异成绩，他志向高远，本意选择巢湖一中，将来上大学。

我和阿春认为，晓钟又上来了，同时负担两个孩子读书，对于我们这个特困家庭来说是难以承受的。建议他报考黄麓师范。

在家庭压力下，沿松最终痛苦地放弃了上大学深造的机会，报了他不喜欢却是有些同学高不可攀的黄麓师范。

他哭了，哭得很伤心，阿春也陪他哭了，我也很痛苦。

现在想起来，对不起沿松！

我送沿松去开学，从运漕乘大巴到巢湖市，转车到黄麓师范。

这个学校是民国时期张治中将军在家乡创办的。它远离喧嚣的城市，坐落在山光水色之间，沿途是乡村土路，灰尘很大。

学校很漂亮，有四层的教学大楼，图书馆，宿舍楼，大操场等教学设施，张治中铜像矗立在图书馆前。在当时算是很不错的学校了。

沿松和其他同学一样都是一批高才生，大都因为家庭困难，屈就在此，犹如蛟龙被困沙滩，期盼着大潮来临。

他们对学习并不十分认真，他还是酷爱足球，结拜了六大弟兄。

这些天资很高的学子，无论怎么玩都会轻松顺利地通过考试拿到毕业文凭。

他曾和班主任王安全老师推心置腹地交谈。

沿松问：“我将来最大的前途如何？”

王安全很坦率地说：“如果没有关系网，单凭自己努力，你最多能熬到一名小学或中学校长而已。”

这句话无疑更加坚定了他上大学的决心。他开始向同学借整套的高中课本自学。

沿松是在运漕小学实习的。在小学对面巷子里，我母亲住处附近的薛姨妈家租了间房住下来，在我母亲处吃饭，有时薛姨妈也留他吃饭。

他的温良恭谦礼让，俩老奶奶都非常喜欢他。

为了能使沿松在家门口曹李小学教书，我和阿春特地去找当时的教办主任，我少年时的朋友吕承泉。还买了一条烟和两听茶叶送给他。

他父亲原是小学教师，后打成右派，挑货郎担跑乡多年。平反后，便让吕承泉顶了职。听说县里有得力的亲戚提携，才当了教办主任。手中也就有了一点权力。

对于我们的要求，他起初还说有困难。我知道这只是官场套话。我说：“你不要和我打哈哈，不行也得行，事情就这样定了。”

他问我：“现在政策松了，你为什么不回运漕镇？”

我说：“我的青春年华在乡下已消磨殆尽，现在回运漕还能有什么作为！”

便和阿春向他告辞，沿松也就顺利地进入曹李小学教书。

当沿松拿到第一个月工资时（每月300元），我就和他说：“你每月交给家里一百元，其余的钱我们不管你怎么花。这一百元是为你存起来，以备你将来成家之用。”

沿松笑笑说：“我给你们算一笔账，每月一百，一年一千二，十年才一万二，还不够在运漕镇买一间房子。你们就不要为我操心啦！”

沿松在曹李小学只教了一年书，就被他的恩师郭致聪校长要到黄墩初中教英语。

黄麓师范不开英语课，所以，当时沿松英语也只是初中水平。郭校长这样安排有利于他自学英语及其他高中课程。

在黄墩初中教了一年书，这期间，我和阿春开始为他的婚姻操心。起初是我的母亲想把我的外甥女陈小丽介绍给他。

陈小丽初中文化，身高一米七五，亭亭玉立，身材和面相都不错。再一个是杨巷村的张小梅，也是黄麓师范毕业，在运漕小学教书。高挑身材，青春靓丽，他俩在学校就交好，还有一张合影。

张小梅的祖母来我家看病时，一眼就看上了沿松。也难怪，此时的沿松已是一表人才，如电影明星帅气，真是集全家精华于一身。在我们眼里他样样都好，无可挑剔。

她在我家里里外外看看，连声称赞：“不错，不错！”他又在我们面前夸赞张小梅如何如何的好。要能和我家沿松有缘结合，那简直就是玉人一对，天作之合。

我和阿春看了照片就觉得，不但两人相配，而且将来能在同一学校教书，岂不是美满良缘。

不料沿松却一口回绝了。他说：“陈小丽、张小梅都是好姑娘。但是，我将来必定要上大学，我们就不可能在一起生活，除非她也考大学。”

他决心已下要展翅高飞，而我们“麻雀焉知鸿鹄之志”，从此我和阿春再也不为他的婚姻瞎烦神了。

星期天，节假日，他不再钓鱼了，也不踢足球了。每天清晨，我都能听到屋后树丛里他读英语的声音，直到我们喊他吃早饭。

他晚上看书到深夜十二点，我睡了一觉醒来，他还在看书。总是我催他休息。夏天蚊子多，当时还没有纱门纱窗，没有除蚊喷雾剂，他将小腿插在盛满水的小桶里。

在郭校长的安排下，他到巢湖老骥学校突击补习了一年。

张晓钟比沿松小三岁。此时也已在含山一中读高三。

虽一母所生，其性格差别很大，一个沉稳勤奋，天资聪慧。一个调皮偷懒，爱耍小聪明。

沿松曾问我晓钟是考高中还是考中专，言外之意是看我对亲生子和继儿是否同样看待，他还在为他没上巢湖一中不服气。

我毫不犹豫答道：“当然考中专。”

中考时，晓钟以一分之差没有达到中专录取分数线，只好上含山县一中。我十分懊恼。

老叙同病了，究竟什么病我也拿不准，让两个儿子带到大医院去看，他俩都说年纪大了，没有什么看头，拖了个把月去世了。此期间，沿松常买些营养品来看望爷爷。弥留之际，沿松守在爷爷身边两天两夜，为爷爷送终。协助大伯料理丧事，眼泡都哭肿了。

我们送了厚重的葬礼，全家为爷爷披麻戴孝送上山。

明年沿松和晓钟同时参加高考，我每到月底就送伙食费给他俩。上午看病安排好事务，下午我乘车到含山，将一个月伙食费交给晓钟后又赶到巢湖，送钱给沿松。当晚和沿松在食堂吃晚饭，和沿松同榻而眠。

他晚上看书到下半夜一点，早六点就起床。我说：“你也要注意自己身体。”

他总是说：“没事，我身体好得很，人生难得一搏啊！”

第二天清早乘小轮回运漕。沿松特别关心晓钟，他给晓钟写信，苦口婆心鼓励晓钟好好干，争取明年我家双双金榜题名。

一九九六年高考后，沿松喜笑颜开，晓钟却垂头丧气。

沿松保守估分为590分，他填的是教师档案，只能填报师范类最高学府，

于是他填报了北京师范大学。后来正式分数下来是624分，含山县理科第一名，达到当年清华大学录取分数线，懊悔不及。

我说：“已经很不错了，今后还能考研。”

晓钟名落孙山。

邻居们说，不能好事都被你一家占全了，稻子也该有粒把稗子。

沿松一举成名。一时间在家乡，县里传为佳话。

运漕中学老师，黄墩中学老师，曹李小学老师，运漕医院及附近大队赤脚医生，大、小圩湾村，新埂村及诸多亲朋好友前来祝贺。

掌厨的是曹以松和曹多余，分两天宴请客人，共办了二十多桌酒席，那炮竹声连绵不断，炮竹衣铺垫在家门口厚厚一层。人来人往，欢天喜地，好不热闹。

有一条大约一丈多长的大蛇，可能受炮竹声惊吓，一下从树丛里游到人行道上，有人要将它打死，我连忙跑去阻止。我说：“不能打！这是小龙现身，是好兆头。放它一条生路。”

大蛇缓缓地游走了。

在酒席筵上，我耳边全是奉承的话语，有人说沿松有志气，将来必成大器。有人说沿松从小就聪明懂事。有人说沿松高考全县第一人，将来要写到家谱上去。有人说沿松父亲葬到风水宝地上了，所以下一代要出人物等等。

开学时，阿春送他到北京。此时，他的三个姐姐已在北京打工，沿松在北京一边学习一边做家教，又有姐姐们照应，所以他在北京读四年大学，我们基本上没有负担，只在他每年回家过春节时给他一千元。

阿春和奶奶不和的主要原因：当初奶奶反对我和阿春结合，奶奶认为阿春儿女太多，我担负不起，而她从此等于失去了我这个儿子，将来没有了依靠。后来我弟弟遭几次大难，奶奶几个钱全被弟弟一次次逼走了，对于我们没有什么帮助。

阿春对奶奶就有怨恨。

有一次，俩人吵得特别厉害。奶奶已有老年痴呆症，我只能劝说阿春，可是她不依不饶，更加口出秽言，我忍无可忍打了她并打电话给在北京的几个子女，要他们全部回来。

我说：“你们快回来，家里要出人命了！”

第二天，沿松就和两个姐姐由北京赶回来了。

问清了情况，一起像蜡烛签样子跪在奶奶面前替妈妈赔礼道歉，对我的家暴行为只字不提。这种无言的谴责，大大触动了我的灵魂，反而使我无地自容，愧悔不已！

在北师大，他也是风云人物，入了党，担任系学生会主席。

他学习好，长得帅，社会活动活跃，追求他的女生有好几个。最后订下了山东姑娘徐莉梅。她也是北师大生，比沿松还高一届。

1998年，沿松带着恋人徐莉梅回家过年。

这是一位学究型和事业型的女强人。举止文静，不会讨好卖乖的老实人。她英语好，沿松能顺利地通过“托福”，多亏了徐莉梅的帮助，她还生生等了沿松一

这是我第一次见小沿松，是那样的弱小，可怜。十分同情，却无力帮助。

我和阿春正式同居（不能说是结婚，因为什么仪式也没有）那天，阿春做了四菜一汤，也就是我们一家五口人在一起吃了顿“团圆饭”。阿春抱着小沿松，我们正好

年。1999年，他俩同时考上美国波士顿东方大学。

沿松留学美国的消息在家乡掀起轩然大波，在这以前，家乡还没有哪个学子出国留学。他是家乡一名百年才出现的一个杰出人才，家乡学子以他为楷模。老师和家长以他为榜样来教育孩子们努力进取。

这年八月，沿松和徐莉梅在北京四环宾馆举行婚礼，并贺送他二人双双赴美留学。真是双喜临门。

那晚，那一层楼客厅全包下来，开了五桌酒，可惜徐莉梅的父母没有赶来，只有一个在四川大学读书的妹妹来参加婚礼并送行。

最难得的是我的老友胡庆枝千里迢迢从安徽老家赶来参加沿松婚礼，还包了整整1千元大礼包！我和阿春真的感激不尽，将来怎样回报他这个人情？

这次我们给了他一万元。至于他俩结婚加出国留学花多少钱，他们也不告诉我，是他们自己和姐姐们筹备安排的。

第二天上午九点，我们三辆小车送沿松夫妻上飞机，一一握手告别，眼里含着幸福泪花。

沿松、我和胡大伯三人拥抱在一起，“保重”二字简单而重复着，表达了我们无限的思念和深深的祝福。

张志祥的侄子在机场工作，这才特许一人进停机坪送人。

当然是他妈妈了。我们挥着手，眼看着沿松夫妻和阿春进入检票口，接着是一个多小时的幸福而兴奋的等待，直到那波音大飞机起飞。

曹沿松在美国留学三年时间，拿到了材料物理和计算机双硕士学位文凭，又考上了耶鲁大学金融学研究生。

他自己不知情，学校通知他，取得了施美玲奖学金。

施美玲当时六十岁左右，香港著名女企业家，香港证券委员会主席，她在中国香港和美国都有产业。

朱榕基当总理时，大陆证券市场不景气，朱总特聘她担任国家证券委员会副主席。她只干了两年便辞职回了香港。也可能是她看到了大陆证券市场的黑幕而心生畏惧，知难而退。

她设立了个人奖学金，专门奖励考上耶鲁大学的大陆留学生。她在网上查阅了沿松的资料，并特意到耶鲁大学亲自接见了沿松，谈了两个多小时。

沿松真的很走运，免去了打工之苦，可以专心致志地完成他的学业。这不光是偶然，也有它的必然性，起码说明沿松是一名优秀的学生。

在留学期间，他不但没有找我们要一分钱，他每年还给我们寄来1250美元，我和阿春激动不已。其实那时我们并不缺钱，这让我们感到欣慰和自豪，是一种精神享受。

此汇款必须到含山县中国银行才能提取。我和阿春一道乘车到含山，取款后就办了个一万元的定期存折，直到阿春去世，没有动用这些钱。银行工作人员特别客气，说我二老有福气，养了个这么有出息的儿子。

沿松的二弟王俊松，出生的第二天便给了人家，因为家里养不起。他长大成人后，似乎是为补偿他，他的婚姻大事是我一手操办的。当时我家比他家经济情况好得多，我与他的养父有个协议，就是无论结婚花多少钱，我俩对半分担。结果他养父几乎没拿钱出来。我和阿春向沿松说到此事时，心中不快，总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

沿松非常大度，他在电话里果断地说：“不需他家拿钱出来，一切费用由我们家承担吧。”

沿松在电话中告诉我们，他每星期参加舞会。我担心他学坏了，沾染上不良的习气。他却说，这是他们的必修课之一，为的是将来走向社会时的交际。

沿松邀请我和阿春去美国参加他在耶鲁大学的毕业典礼。

我拿着文件顺地办好我俩去美国的护照。做动身前的准备。

后来因为阿春生病便没有去成，非常遗憾！

有一天，马鞍山市陈红梅包车给我装来了一辆两轮电动车。当时这样的车在运漕还没有卖的。

我很吃惊，我并没有托她买车呀！

陈红梅说，这是沿松安排的，一切费用他全付清了。

沿松又怎么知道我想要电动车呢？原来，阿春在电话里无意中谈及，他二爷想要一辆电动车。

一辆电动车当时要三千元左右，沿松知道我舍不得。于是打电话给在马鞍山市的黄麓师范同学陈家军，委托他给我买了这辆车，让妹妹陈红梅给送来了。

陈红梅后来在沿松帮助下也去了美国留学。

沿松确实孝顺而且心细，只要二老喜欢，满意，他不惜一切代价来满足二老的心愿，他能想到我们所想不到的。

沿松在香港摩根大通公司实习，毕业后也就留在公司任职。

二〇〇四年六月，沿松二弟王俊松在上海添了男孩。阿春说，她不想看到上海那些暴发户，穿金戴银、趾高气扬的妇女们张狂的嘴脸，她不想去，要我一个人去上海庆贺。

沿松本来到北京出差，晓钟在广州进货也打算回北京，他俩听说我要去上海，便临时决定顺道上海，与我汇合。

沿松和晓钟所乘飞机晚上十点到达浦东机场，徐克刚亲家派了两辆车去接机，我也跟着去了。接到人就直接送到松江最好的“红房子”宾馆休息。

第二天中午，沿松邀请了所有在上海的家乡亲朋好友，在饭馆开了四桌，喝的是剑南春和啤酒。抽的是大中华香烟，这在当时是很高档的了。

不用说，沿松是主角，如众星捧月，围着沿松转。这也敬酒，那也敬酒，当然他喝的酒最多。我们这桌喝了七瓶剑南春和二十多瓶啤酒。我坐在他身边不断提醒他，不要喝醉了。他说，没事，没事。他还到其他桌子陪酒，居然没有醉，酒量真大！这顿酒沿松大概花了小二万。

晚上，徐克刚亲家在饭店回请我们，酒喝到中途，沿松推说上卫生间，特意就把账结算了，惹得徐克刚发火。他抱怨说：“沿松！你这样做太瞧不起你表爷了，难道我徐克刚连请你吃一顿饭也请不起吗？”

晚上，三周以英夫妻来宾馆看望沿松。姥姥抱住沿松哭诉，沿松给了她五千元人民币和二百美元。

后一天，亲家带我们到正喜在松江买的新房去看看。车开到小区门口，门岗两位漂亮小姐向我们敬礼问好。停好车，来到一栋楼，上电梯十三楼。正喜家整套房大概一百五十平，三室二厅，二卫一厨。装潢豪华。正喜老婆亲自做了十道家乡风味菜招待我们。

楼下便是松江市最大的中央公园，环境十分优美。

我私下和沿松、晓钟说：“你们到哪一天能买一套这样的房子，那人生也知足也！”

沿松笑说：“这也容易。”

晓钟没有底气，不敢答话。

[插图]

我们三人在松江逗留了三天，一同乘飞机到北京。

二〇〇八年，沿松由香港寄来一份材料，要我和阿春去办理港澳出境证。今年他到北京过春节后带我俩到港澳旅游。因为我办过到美国去的护照，这次办证很顺利。

我们到北京的第二天，沿松从香港飞到北京。

我一眼见到他很吃惊，他显得很憔悴，眼里布满血丝，这是工作压力大和熬夜造成的。阿春双手紧紧握住沿松一只大手，深情地说：“儿子，你瘦多了！工作不能不要命啊！”

沿松强作笑颜：“是你们多虑了吧，我不是好好的吗？我的身体健康得很，我每星期两次到健身房去锻炼。”

他穿一身黑色长摆风衣，里面是范思哲白色衬衫加紫色毛衣。这仅是外表形象，他的内心一定有烦恼和焦虑。我们心疼啊！

他看到我手上和脸上的冻疮，说道：“怎么冻成这样？”马上脱下自己手上的皮手套递给我。

大年三十晚年饭是在“江南水乡”订的两桌，几家人老老小小坐得满满的，有说有笑，其乐融融。特别是三个小外甥追逐嬉戏，让我们更加开心。

他知道我喜欢京剧，竟花了一千六百元买了两张票，让我带锡华妹一道去看，那晚梅兰芳大戏院上演的是孙毓敏主演的“金玉奴”。

初三晚又买了四张票，要我和天云姐妹几个去刘老根大舞台看东北二人转。

过了三天年，沿松带我和阿春飞往香港。

沿松租住的公寓房在山上必列者利街。电梯上11楼，大约有四十平，一房一厅，一储一厨一卫，都很小。他告诉我们，这套房每月租金一万七千港元，公司补贴二万元。

沿松安排我和阿春睡房间床上，他自己睡客厅沙发上，他那一米八的个子，沙发怎么睡得下？我和阿春一再推让，他就是不肯上床。在那情况下，也只得委屈他了。

晚上带我们在附近餐馆吃饭，点了六道菜，分量不是很多，却花了八百元。沿松开了发票。他告诉我们，他中午在单位吃免费自助餐，晚餐单位补贴六百元。吃过晚饭已是九点，沿松还要上班，到夜里十一点才回家安歇。

沿松是不轻易请假的，他要为我们请一个导游，我们坚决不同意。

我说：“香港就这么点大，明天我买一张香港旅游地图，就可以自己玩了。你上你的班，不要为我们烦神。”

沿松给了我一部数码相机，一部手机和一部笔记本电脑。给了我们一大叠一千元面值的港币，特别叮嘱我们不要图便宜在大排档吃饭，要上正规餐馆用餐。

由于过度兴奋，我和阿春一直睡不着觉。夜晚十一点左右，沿松下班回来，洗澡，睡觉。清晨六点，我和阿春醒来时，不敢出声，不敢起床活动，生怕惊动他。

八点半，沿松手机闹铃响了，他起床后，我们才起床。沿松匆匆洗澡，穿戴整齐就要去上班。手里提着换洗衣服。阿春说：“脏衣服留下来，我给你洗。”

沿松却说：“不用不用，附近就有洗衣房，你们换下来的衣服也送去洗。”

沿松走后，我和阿春说：“白领也不是好干的！你看他工作压力有多大，特别是夜里睡不好觉，这有多伤人！”

我俩选定一家早点店，每人吃了一碗粥两根油条就花了二十六元。

乘上公交车直达终点站下车，然后查看地图往回走，边走边玩，到处拍照。今天走这条路线，明天走那条路线，几天下来，港岛最繁华的几条大道：皇后大街，干诺道，轩尼诗道，金钟道等，繁华地段：中环，中银，会展中心，紫荆花广场，皇后像广场，铜锣湾，新世界大厦，植物园等主要景点都跑遍了。

从港岛到九龙半岛，我们在维多利亚湾的三星码头，乘小轮渡过海峡。在渡轮上看大海：海水湛蓝湛蓝，碧波荡漾，海风习习，阳光从云层斜射在海面上，湛蓝的海水波光跳跃，游轮鸣笛，海鸥翱翔；港岛那郁郁葱葱的天际线和城市噪音渐渐退远；一个个有节拍的海浪，拍打船头的撞击声，在海面上越加响亮；波浪反射的阳光格外刺眼。你站在岸上是无法观赏到如此美景的。对岸是九龙半岛上的尖沙咀和旺角。

这样疯跑了几天，阿春喊实在太累了，今天在家休息。晚上出去看夜景。香港的夜景，远看可说是满天繁星，万家灯火，“疑似银河下九天”；近看灯火灿烂辉煌。各色霓虹灯造型奇特。街上人流涌动，车水马龙。可以看到各色人种，奇装异服，可以听到靡靡之音。简直是疯狂的世界。

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之一，干诺道上遍布各国各类银行；香港是国际美食中心之一，皇后大道上遍布各国各种特色的餐馆；香港又是国际奢侈品购物中心之一，轩尼诗大道上遍布各国各大商场，专卖高端电器、高档服饰、化妆品、黄金白金钻石，看得你眼花缭乱。

我和阿春也只是一饱眼福而已，钱在手中捏着冒汗也舍不得买一件东西。

沿松每天晚上九点约我们出去吃饭，每顿三个人总是七八百元，我和阿春都很寒心。于是我俩商量去买一只电饭煲，自己在家烧饭吃，可以省不少钱。找来找去，终于在一条小巷内有一家小店卖电饭煲。

这巷内还布满了大小排档，小菜市场，很狭窄，卫生条件差，但是人很多。许多人打着赤膊在酗酒，这里是香港的另一面。

以后的两天里，我和阿春就在家烧饭吃。

我们不出去吃饭，沿松却发火了：“我请你俩到香港来是享受的。一要玩好，二要吃好，像你们这样在家烧饭吃，给钱又不花，还不如不来！钱是挣来的，不是省来的。一个人最悲哀的事是什么？就是他在世之时没有花光自己的钱。”

我不苟同他这种看法。那是西方人的格言。中华民族崇尚节俭。

沿松接着说：“从明天起，我要带你俩吃遍各国美味。”

那以后，我们天天下馆子，吃了中餐吃西餐，吃了韩国吃日本。

有天晚上，他带我俩来到一家很有名气的“永和”日本料理店。这家餐馆特别有情调。除了操作间，都是烛光照明。环顾四周有些晕暗。餐桌上两支高烛，倒也明亮，大概是为情侣们营造浪漫温馨氛围。

一名男服务生穿黑西服，白衬衣，给我们鞠了个躬，面展笑容说道：“欢迎光临，这边请。”

我脸上就躁热起来，心想：我一个乡巴佬居然受到贵宾礼仪接待。一位女服务生走过来，恭恭敬敬地递上一份精美的菜单，细声细语道：“先生！请您点菜。”

沿松说：“二爷，妈妈，你们随便点。”

我说：“我们不懂，还是你来吧。”

沿松点的大多是海鲜：海参、龙虾、三文鱼，还有我不知名的一坨坨的鱼籽。沿松问：“这些菜鲜不鲜？”

我也就顺其意答道：“很鲜美，很滑嫩。”

其实，我尝到的味，如在北京吃全聚德烤鸭一样，是调料酱的味道，不同的调料就是不同味儿。我这粗人真乃食而不知其味也！

沿松问：“吃饱了吗？”

我忙说：“吃饱了，吃饱了。”

沿松举起一只手，一服务生立刻走过来，接过沿松递给他的一张卡。

不一会，服务生双手奉上卡和发票，并说道：“请先生过目。”

沿松顺手递给他一个小红包。那服务生连连点头哈腰，连说几个恭喜发财！

在回家的路上，我问沿松：“这顿饭花了多少钱？”

他说：“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解释说：“我只是想了解一下香港的行情和生活水平。”

他这才告诉我：“花了一千三百元。在香港普通小学教师月工资不过一万多不到二万。服务生月工资也就一万左右，小费是他们很重要的收入来源。”

走到市政电梯口，他交待说：“上山四站右拐就到家了。我还要上班去。”

这市政电梯是港府的德政工程，完全免费，从山脚直通山顶，封闭式的，方便行人上山。

阿春和我说，她其实没吃饱。我说：“还剩下那么多菜你为什么不吃？”她说：“不敢吃那些生猛海鲜和鱼籽。”

于是我们找到一家小超市，买了袋冻饺，回家煮给阿春吃。

看阿春吃着水饺，我不由叹息：一千三百元可是内地一般人一个月的工资啊！

到香港旅游的人并非个个有钱，在过街天桥上，有印度或马来人，他们为省钱自带干粮和席子，吃住在这里。

这些天桥如同巨大的火车车厢，十分宽阔，连接着两幢毗连的商业大厦。天桥两边有小卖部，中间过道。有的部位专门划出如停车位一样的线条，供人休息。

由于香港土地受限，寸土寸金。只得向高处发展，很少绿化带，公园小得可怜。许多场合只能用盆景或吊篮来点缀。

几十层高的大厦鳞次栉比，而马路却不宽，使香港成了个高耸入云的钢筋混凝土世界，钢化玻璃的世界，富人的天堂，冒险家的乐园，同时也是穷人的避难所！

我穿梭在香港的大道小街上，感觉如蚂蚁在巨大的公墓墓碑间爬行，显得那么渺小和无奈。

已是晚上九点，沿松说：“我白天没时间陪你们玩，今晚带你俩到澳门赌场去见识见识，要是白天的话，我们可以乘直升飞机，那样就可以鸟瞰港澳全景了。”

从香港乘坐天星小轮夜渡澳门正好一个小时。

维多利亚港夜色的美丽让人荡气回肠。灿烂的灯火勾画出维多利亚港鲜明的轮廓，头顶上各种招牌的霓虹灯相竞闪烁跳跃。把港口装扮得富丽豪华。长达数里的灯色中，中环尖顶上的霓虹灯不住地转换色彩。中环大厦巨幅条形图案，依着红橙黄绿青蓝紫的次序，一轮一色，美轮美奂。夜色中的维多利亚港万家灯火，尽显雍容华贵。

凡是去赌场的人，都有小车免费接送。我们在葡京赌场门口下车。霓虹灯编织的花团锦簇中“葡京”两个红色大字熠熠生辉，十分显眼。很远的地方都可清晰看到。

大门口有一巨大的音乐喷泉，每隔十五分钟表演一次。

沿松介绍说：“喷泉的水柱会按音乐的旋律变化和音调的高低而摇摆，起伏，舞蹈。”

等了一会儿，音乐突然响起，是欧洲女人唱的外文歌。同时池中心冲起三柱火焰，数十条水柱腾空而起，在音乐节奏中如数十名身穿明纱的美女翩翩起舞，婀娜多姿。

进了大门是一个宽阔的大厅，圆拱形屋顶，绘有西方彩绘。数根粗大的圆柱闪耀金光。奇形怪状的吊灯，照得整个大厅金碧辉煌。

我激动地拉着阿春的手在大厅里逛了一圈，这是我和阿春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公开场合手牵手畅游。

沿松给我俩录下了一段珍贵的录像。

大厅后面是正式赌场，工作人员禁止我们拍照。

整个赌场如白昼一般亮堂。我们只在普通区转转，那贵宾区不敢踄足。

一座座一排排陈列着各种各样的赌台和赌具，一眼望不到头。

轮盘在快速旋转，扑克牌在洗牌人手指间跳动。牌九和麻将哗哗地响，游戏机唱着美妙的音乐，骰子在玻璃罩里叮咚作响，汇成了赌城特有的交响乐。四周有各种免费饮料。

沿松说：“我们也来体验一把。”他拿出一张一千元面值的港币，兑换了筹码，分给我俩。我们玩了转盘，七张子，最后停留在骰子赌台边。

赌台后面站着“宝官”和“开配”，赌的是最简单的“青龙白虎摇”，也就是猜大猜小，押一赔一，猜点赔七。台面上用漆勾画出界线分为四格：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

也许是鸿运当头，我们三个人，十有七八猜个准，这样，三人共赢了一千六百元。因为明天沿松要上班，我们不得不歇手。我们玩得开怀大笑，我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好像回到了天真烂漫的童年。

二楼有餐饮，三楼是商业区，还有典当铺。

出了三楼大厅，外面突现蓝天白云和小桥流水，我惊讶道：“难道天亮啦！这才几点钟？”

沿松解释道：“这是人造天幕，现在是夜十二点。”

蜿蜒曲折的空中运河展现在面前。运河上有拱桥亭榭，两岸有商店，河里有数条两头尖尖高高翘起的“贡多拉”游船。船上有意大利装扮的水手摇橹，播放意大利歌曲，营造出微型威尼斯水城的意境。游客可付费登船游弋。这样的意境和技巧真是巧夺天工。

回到香港已是凌晨二点多钟。

香港，这个表面繁华的世界里，华灯之外的黑暗处，藏污纳垢，权钱交易、色情交易等无时不在发生！

[插图]

本篇主要描述沿松从小到大成长过程，他之后怎样创业，取得怎样成绩，也许将来成名成家，自有他人来续写。

若愚2015年10月于北京

附郭致聪校长对他的学生曹沿松的评述，是为画龙点睛之笔：

关于沿松三个阶段之印象：

1.就读于黄墩初中（一九八六年九月—一九八六九年七月）

一九八六年秋季开学（也是我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初见沿松时，他的个头在班级是比较瘦小几个之一，腼腆而又可爱，话语不多，但总透着一股灵性。上课时总是特别专心，很多疑难问题经常都是他第一个答出来，深得老师们的喜爱。

在平时的生活中，他始终能与同学们友好相处。积极参与班级文体和公益活动，偶尔也会来点“搞笑”的小动作，这些都给老师和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美好印象。

在初中三年中，他一直担任班级学习委员，无论是学习成绩还是行为表现，在同届的两个班级150多人中都是佼佼者，堪称典范。

三年来，他参加的几次理科竞赛皆获得了较好的名次。特别是一九八九年春季，他与另一名同学张明荣代表黄墩初中参加全国初中数学联赛并双双荣获安徽省二等奖，这是黄墩初中办学史上此类竞赛的最好成绩。

初中三年，要数最后一年最辛苦了。那时上初三就要上晚自习，晚自习后还要再拼上两个小时，否则学习任务很难消化。

我看他早出晚归既耽误时间又不安全，于是就建议他在黄墩住下，有时也可以直接到我办公兼卧室的房间看书，做作业。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确保他实现“鲤鱼跳农门”式的理想。

一九八九年夏季，他在中考中以黄墩初中总分第一名的好成绩被黄麓师范录取。当时，在填报志愿前，我就与沿松交谈过填报什么样的学校比较适合的问题。我认为从他的潜质看应该填报原巢湖地区最好的学校一巢湖一中（他的成绩录取巢湖一中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从家庭条件看应该填报师范学校。他对此也持同样的意见。但是，在正式志愿填写和上报前后，我当时正好在芜湖教育学院学习，回来后听说，他的姐姐还想帮他报巢湖一中的情况吧。

2.就读于黄麓师范（一九八九年九月—一九九二年七月）师范期间，我们见面机会较少，虽只书信联系过几次，但感觉他的成长还是挺快的。一是他的个头蹿得快，字写得也有个性，二是对小学教育有着一种质朴的理想。毕业前，在运漕小学实习。习时，我们谈到了他今后的打算时，他说在学校参加“陶行知教育研究会”那会，就萌生了扎根农村从事平民教育，基础教育的思想。当时我也能理解他说的，毕竟年轻气盛嘛，但是我还是给他说：理想固然重要和美好，但是现实往往是无情和残酷的，先锻炼着吧，有机会再把握吧。

3.参加教育工作期间（一九九二年九月—一九九五年七月）

一九九二年八月，他分配到运漕镇三曹小学任教，一年的磨练，让他明白了理想与现实差距之大，要想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光凭自己现有的知识和能力是很难很难的，这时的他心里或多或少有些失落。但是，在我们的交流中我深深地感到他的进取心依然是强烈的。我跟他说，眼下你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先到黄墩初中来教书，中学的平台总比小学要宽阔一些，第二步是边教边学，为参加高考做好准备。我跟他说，你是否可以考虑脱产复读冲刺一年，具体事情我来操作。这里我是知道的，他要用一年的时间学完高中三年的课程，而且还必须取得良好的成绩，难度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完全相信他有这样的天资和意志。据我了解，刚复读时，他高中数理化基础是薄弱的，尤其是物理课上有些基本题型解答都有困难。复读这一年中，他用的功，吃的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其间，他出现过轻度失眠抑或神经衰弱，因此而吃了一段时间的中药，这个好像当时没有和家里人说，主要是怕家人焦虑和担心。

在高考报名身份确认时，到底是以社会青年还是教师身份时，我们一致认为以教师身份报名要好一些，因为教师身份对口报考师范院校可以优先录取。

二〇一五年高考，他以全县理科总分第一的优秀成绩被北京师范大学录取，一时被乡里、县里传为佳话。

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必将开启他人生新的篇章。

我与沿松一直保持着联系，可谓亦师亦友。在我所教过的学生中，他是个出类拔萃，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在我所处的朋友中，他是个乐观向上，勇于进取，朴实善良，懂得感恩的好朋友。

[插图]

家境贫寒不坠青云之志

自考大学喜得金榜题名

进军投资只为提高社会效益

战胜自己金子终会闪光

在接触曹沿松之前，不知道一个人的家境能够这么清苦，父亲捕鱼遇灾早逝，奶奶重病无钱医治自尽，家里房屋无法住人，母亲带着孩子一路乞讨求生。这是一般电视剧里才会出现的场景，却一幕幕在曹沿松的童年上演。他为家人考虑，中断求学路去做小学教师，后青云之志不坠，得遇良师指引，自考大学、进修留学。最终一步步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作为投资公司的创始合伙人，他依旧对当初老师的话记忆犹新“是金子总是要闪光的”，而他，是这句话最好的践行者。

曹沿松说：“这句话其实一直指引着我，我坚信，人的一生当中，只有不断地提高自己，不断地加强自己，怀着一个不服输的信仰，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