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阿汤哥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很多年了，可他的身影会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带着那些尘封已久的往事，一点一点清晰起来。

　　父亲年轻时从常州来沪后，就一直在漂染厂工作。那厂离家很远，我从未去过，也从未亲眼见过他工作的场景。巧合的是，我当年就读的小学隔壁就是一家漂染厂的操作车间。透过低矮的窗户，我常常看到里边的工人穿着长筒套鞋，戴着长长的橡胶手套，双手挽着沉重的棉纱，在冒着热气的染缸里一把把地撩起、沉下，周而复始，几乎没有停歇的时候。

有一次，我跟母亲提起这所见，母亲告诉我：“你父亲每天干的，就是这样的活。”那一刻，我的心一沉，仿佛看到了父亲在热气腾腾的车间里，弯着腰，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那些繁重的动作。

父亲去世后，我去他厂里处理一些后事，才知道厂址在天钥桥路南丹东路。那时的交通远不如现在便利，我从家里到厂里，换了好几辆车，路上来回花了三个多小时。悲伤之余，想到父亲每天要走那么远的路，干那么累的活，我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了他的艰辛。内心愈加沉重与不安，因为在他活着的时候，我从未听他抱怨过一句苦和累。他总是默默地承受着，像一座山，无声地支撑着这个家。

文革初期，父亲和母亲先后退休了。时局动荡，一向胆小怕事的父亲在送我进复旦附中寄宿就读后，便带着母亲回到了常州老家。老家有一间旧屋，他们请人修缮了一番，还出资修好了村里的路，几乎花光了所有的积蓄。父亲和母亲的退休金在当时算是丰厚的，每月各有70多元，比许多在职的人工资还要高。可他们自己克勤克俭，省下的钱常常用来接济亲友，广结善缘。认识的人，没有一个不说他们好的。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与那些重男轻女的人截然不同。他特别喜欢女孩。一家人围坐在桌边吃饭时，他总是把肉啊、鱼啊这些好吃的菜夹到妹妹的碗里，而我却从未享受过这样的“优待”。也许是因为他觉得男孩主动、胆子大，不需要太多的照顾吧。后来，他对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也是如此，特别疼爱那几个乖巧又懂事女孩子。

父亲爱喝酒，小时候我最喜欢的事就是帮他排队买鲜啤酒。一杯啤酒8分钱，他会给我一毛，找零的2分钱就当作了我的“酬劳”。那是我童年里为数不多的“赚钱”机会，也是我与父亲之间难得的温馨互动。

我去崇明农场工作的第二年，父亲从老家回到了上海。有一次，他说要来崇明住些日子。可到了农场，他在我宿舍住了一晚，喝了一天的酒，第二天便匆匆离开了。当时我以为他过得不开心，心里还有些失落。后来母亲告诉我，父亲一直担心我在农场吃不好、住不好，特意跑来看看。看到我工作生活都很好，他才放下心来，回去后高兴了好长一段时间。

　　邻居们都说父亲和善，只是平日里话比较多，有点啰嗦。可我们父子之间却少有深入的交流，更多的是因为对一些问题的不同看法或处理方式而产生的争执，甚至争吵。父亲走后，我常常因此而无比的后悔。后悔自己当年为什么不能站在父亲的角度，多一些理解，多一份尊重，给他辛劳的一生多一点温存与关怀。

　　四十多年过去了，父亲的形象不仅没有随着时间淡去，反而愈加清晰。可如今，我只能在清明时节，站在他的坟前，洒上一杯酒，默默地说一声：“父亲，对不起，谢谢您。”愿他的在天之灵，能感受到我的忏悔与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