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店

吴强

　　我对书店的儿时记忆，全部都在四牌楼的新华书店。

那时的我以为，“书店”和“新华书店”的含义是一致的。因为，七十年代的合肥好像就这么一家大一点的书店。

新华书店对我们小孩子的意义就是能买到小画书，那时候没有教辅书，每个孩童都不用为教辅书里无尽的题海烦忧。

我小时候最喜欢干的一件事，就是卖家里的废品。一听到收破烂的拨浪鼓声，就忙不迭地拿着窗台上晾晒的鸡毛、鸡胗皮、牙膏皮，还有偶尔的老鳖壳，去换得几毛钱。这几毛钱不用上缴，我可以立刻到新华书店买小画书。有一次，因为心心念念着柜台里的画书，却因没有财源，我把家里马恩列斯毛的全套精装著作都当废品卖了。

‍ 那时候的小画书，都是手绘本的。最喜欢看的，当然是打仗的、反特的。书里的英雄人物，都是目光炯炯，正气凛然，书里的特务坏蛋，都是贼眉鼠眼，丑陋猥琐。我爷爷有几个学生是绘画作者，每当看到肖玉磊、王守志的作品，都有点小小得意，因为我认识他们。后来，又有了电影版的画书，就是将电影画面一帧一帧地拍摄下来，再把照片编辑成册。这个比手绘的更真实，更有画面感，也更受欢迎。

‍ 文革结束以后，文化复兴，我跟着爸爸去新华书店给爷爷买《古文观止》、《文心雕龙》。这些古籍重新出版，一书难求，众多的读者们绕着书店门面那几棵高大挺拔的雪松排出去老远。历史故事题材的画书摆进柜台，成了小孩子们的最爱。岳飞传，三国，水浒，东周列国故事，立刻风靡，每个系列都有好多本，大大地满足了我们的阅读欲望。其故事情节之曲折，人物角色之丰富，远远地超出了战斗故事对我们的吸引。了解和熟悉那些人物和情节，也让你有了惹人艳羡的谈资。

后来，三孝口开了科教书店，我很奇怪，难道书店可以不叫“新华”吗？科教书店，顾名思义，是主打教辅书的，顾客都中小学生及其家长，当时的市场地位远远超过现在的育才书店。科教书店的开办，在某种意义上对学生们来说，不啻于一场噩梦的开始，因为自此以后的童年生活，需要在题海里度过了。四牌楼的新华书店也有了变化，一到周末，雪松树下站满了应聘做家教的大学生和前来选聘的家长学生。

八十年代初，七桂塘门口开了一家其昌书店，应该是合肥第一家民营书店。民营书店在当时是一件新鲜事，它的开业引起了小小的轰动。我也去凑过热闹，不知道是经营资金受限，还是进货渠道不畅，店里的书籍不多，报刊杂志倒是不少。

九十年代以后，报摊也开始卖书了。我家门口的绩溪路上连着几家报摊，成了我下班后喜欢逛的地方。那里，我买了许多王朔、池莉、方方的书。王朔的谐趣，池莉的鲜活，方方的写实，陪我度过了青春岁月。后来，我经常逛女人街的报摊群，跟一个老板熟悉了，花了一百多块钱，请她帮我去安徽大巿场进了一套盗版金庸。错字不少，影响阅读心情，只能又托人从图书城斥三百多块钱巨资买了一套广州花城版的。

再后来，民营书店多了，我经常去三孝口的爱知书店。他家主营文史类图书，以北京三联的为主，很多书在合肥市场独家经营，开业当初生意相当红火。王小波三部曲当时很风靡，我在那里也照顾了一把生意。三联的书对我胃口，有一本集锦类的历史故事书《皇上走了》，我特别喜欢，让我有了一些独立思考。

安徽图书城成了合肥书店的老大，图书种类齐全，购书环境优雅，再加上有“购书卡”这一独门密器，接手了四牌楼新华书店的江湖地位。我曾经去爱知书店找一套三本的《我的河山》，他家只有两册，跑了几趟，始终不见另一册，去了几次图书城，也是失望而归。一次在图书城闲逛时，不经意间，在书架上赫然看到了三本齐全的《我的河山》，没有考虑是否要等打折活动，当即全款拿下。其时的心情，彷佛情人久别重逢一般：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有放弃。

随着实体书店的逐渐式微，民营书店的日子更是难熬。爱知书店从市口好的三孝口，搬到了人流次之的红星路，在红星路又隔了一半门面转租给别人卖菜，再后来迁至人流不足的七桂塘，前后对比，不禁令人唏嘘。前几年我还去过一次，他家为了应对困局，开始卖二手书了。书架上的书籍网上都可以买到，已经无法提起我的兴趣。引起我注意的倒是他家的一只小狸花，跟我养的咪咪很像，性格却乖巧许多，蹲坐在书桌上，任人撸摸。

逛书店就像女人逛服装店，看到一本喜欢的书，就像她们相中一件款式合体、花色适配的衣服，称心如意的满足感，难以自控。

这些年，好久没有逛书店了。家附近开了一间网红书店钟书阁，四牌楼的新华书店重新开业，成了时髦的元·书局，我都没有去过。自从有了当当、京东和抖音，逛实体书店的满足感，只能停留在我的记忆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