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十五）

韦太元字思念

原创作品

　　一九六六年秋天，上午散乱的云团边沿透射着微弱的光。

下了一节课，寺庙里外闹哄哄的。一个高年级方头大脑男生急急地吹着哨子，沙哑的声音高吼着分班集合，然后嘴上拢着个大喇叭，不知道是哪来的，也是第一次见到。没有一个老师参加，好像跟老师无关，就跟全校学生自发做游戏似的。

我大概是二年级，被全校学生排成两列的队伍裹挟着离开学校。长长的队伍浩浩荡荡敲锣打鼓，吹哨子，呼口号，向南沿着一米多宽的大土路散漫地走着，从一个小商店门口过桥，夹大路两旁都是竹林红旗一二队的邹家大院子，向南走了大约半里路，突然左拐七八十米进入了我们红旗三队的祝家院子。

带头的是叫成兴的粗大个子，虽然是才五年级，都足够是壮实的成年人了，他声音沙哑，嘴上套个大口传话筒，使劲的高吼道，“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他转向后面的队伍接着喊，“打倒地主！”所有学生都跟着喊。“打倒地主，打倒反动派！”“无产阶级专政万岁！”反反复复地吼。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们一二年级的学生都是被裹挟着跟着走，就是跟着看热闹的。高年级的闹得最起劲，在主持着一切，说是祝家地主家里有金银财宝，金狗银狗，在屋子里到处找，找了半天没找到，也没有别的值钱的东西。他们问这家的地主老头，藏到哪里去了。地主老头说没有金银财宝，也没有金狗银狗。

　　一些斗争干将不相信，就找来锄头到后菜园子胡乱地挖，尽可能的地方都挖了，挖出一身汗也空空如也，只好作罢。

　　大个子学生说“不老实，要斗争你。”他头大脖子粗，本来声音就很大，加上他的斗争性，声音沙哑更大了，“赶快把东西交出来！”几个男生把早准备好的“高帽子”给地主老头、老太太都戴上。高帽子用有一米多长的大竹筒一端划开成多条，再用竹篾条粗糙的编成长喇叭形，外面糊上白纸，用毛笔随意写上打倒地主。一边一个大个子学生架住地主的胳膊，手拿高帽子的强行给地主戴上去。高帽子开口大小总是不合适，大了戴上去，眼睛看不见两米远，只能看见脚下，后颈肩被尖锐的竹篾条戳得很痛，地主老头不敢叫，只是咬紧牙关眯眯眼睛歪嘴露出很难受的样子。方头大脑脖子粗的同学接下来高喊几个口号，“打倒地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老实交代！”“造反有理，打倒……”

几间草房里涌入几百个小学生，穿来穿去，那是很拥挤的。

到中午一无所获，该吃饭了，我就回家了。不知道后面的事情怎么样。

不几天，就听说那地主老头祝友伦跳进自家猪圈粪水坑里淹死了。

不知是地主经不住斗，受不了苦，何时是尽头，还是胆小。听说还跪了高板凳。只记得他是个单薄瘦弱小老头，身穿着黑色旧长衫，住的房子没有一片瓦，全是麦草房，有五六间。远比我家草房好多了，我家才一间草房，我们被重新划成富农。

不知道怎么回事，我长大了看了毛主席《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我们生产队的地主富农都不够条件。

是各地区阶级分成份的划分对政策制度标准掌握不准，还是按照任务必须要有地主，才有搞阶级斗争。我们成都平原人多田少无地。我们队上人平才半亩五厘水稻田。有的生产队，人平七八分田的就算多富裕的。

我听父母亲说，我们这里的地主，很多都是勤俭持家，主要是自己劳动，农忙请短工的，够不上地主，再说都不坏。有几间瓦房的必须划成是地主。土改都分给贫农住了。

我父亲母亲对那些地主，从来没有直呼其名，总是叫表叔表婶的，叫我们弟兄姊妹喊表爷爷、表婆婆的。

我的童年还是被社会时代和父母主宰着的。言行举止都听父亲母亲的话，不敢违抗。

到改革开放给地主摘帽子了，把解放时没收了的土地竹林树木全退还给他们，我看也没什么豪华，只是比一般的农民地基宽一些而已。

这是我们这地方，我童年一段真实经历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