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花生——小忆知青岁月(二)

红杨树

卖花生 ——小忆知青岁月(二) 作者 : 毕亚娃 1970年冬季的一天，我和聂喜梅去找队长请假回城探亲。虽然是冬季农闲季节，但是上边规定也不允许在家猫冬，而要大干苦干，开展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活动，所以每天还是要出工的。尽管这样，比起春种、夏锄、秋收这三个可怕的季节，冬天还是比较清闲的，不像那三个季节，夜以继日，争分夺秒，全员参战，每天恨不得连轴转，累得人仰马翻。所以我和聂喜梅如愿以偿，很快请到了三天假。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和聂喜梅就轻轻松松的上路了，还没走到村口，就听到后面有人喊我俩的名字，回头一看是村里的安大娘。她手里提着一个已经看不出什么颜色的布袋子，里面装了半袋东西朝我们走来，我俩回头迎了上去，大娘问：“听说你们要回城是吗？”我们回答是。大娘说：“孩儿，求你们点儿事！行不行？大娘家里连买咸盐的钱都没有了，我这袋里有点儿花生，你们俩帮我拿到城里卖了吧？”我俩一听，立时有点蒙圈，因为从来没卖过东西，也不知道怎么卖？看着我俩在那儿愣神，大娘说：“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我们于是试探的问大娘：“你要卖多少钱一斤呢？”大娘说：“我也不知道卖多少钱？你们看着卖吧，大娘信得过你们！”望着大娘愁苦的眼神，我们再也不忍心拒绝了。于是答应了大娘，扛起口袋继续往家走。我俩替换着背着那半袋花生走了30里的路，比平时多用了一点时间，到城里的时候已经中午了，一路上我俩都在商量着怎么卖，幸好聂喜梅说他们家有仓房里有一杆秤，可以把秤拿出来用。 前排左一聂喜梅后排左一毕亚娃 　　我们两家当时都住在烟袋胡同，靠东边我家住在大道边第一个大院，聂喜梅家好像是第二个或者第三个大院。我们把花生背到烟袋胡同以后没有回家，聂喜梅没跟家里人打招呼，就直接把秤拿了出来了。于是我俩背着花生，往烟袋胡同中间走。因为不敢在道边儿卖，第一，怕碰见熟人，不好意思；第二，怕被抓。那时候虽然没有城管，但也是不能随便卖东西的，听说工商管理部门，还有民兵指挥部，看见卖东西的就要抓。而且当时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卖，尤其像花生，好像是什么统购统销的商品，更是不能自由买卖。如果卖这个被人抓住了，轻则是把东西没收。重则还得被人带到有关部门，大约是民兵指挥部接受惩罚。在当时，民兵指挥部是一个挺权威的部门，给你扣上一个投机倒把的帽子，就太可怕了。 我们不敢冒这个险，就选在烟袋胡同中间，认为那一带人比较少，也没有官方人员来巡查，还算比较安全。我们俩都不会大声的吆喝叫卖，就把花生口袋往地下一放，打开口袋嘴花生就露了出来。再把秤放在旁边，这样呢，过路的人就知道这是卖花生的，我们的买卖就开始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俩的神态一定是非常可笑，也可疑。我们都不敢抬头，不敢跟什么人眼光对视，就带着口罩低着个头，左顾右盼，好像在防备什么？真有点像老电影里的反派人物，胆虚虚的。如果革命警惕性稍微高一点，人家看见我们就会断定这花生不是好道儿来的，可那天很幸运，没有遇到这种革命群众。 　　也许那时候物质实在是太匮乏了，花生又是个稀罕物，所以很快就有人打听或来买，我们这个交易都是在静悄悄地进行，买的人也没有大声说话，我们卖的更不敢提高声音。 我们事先研究了价格，因为都不知道这花生应该卖多少钱一斤？只好参考粮站的价格。当时粮站偶尔会在春节的时候，供应城镇居民每人半斤或者一斤花生，价格好像是三毛多钱，我们就准备翻一番多点儿，卖八毛钱一斤。我俩计划如果卖贵了，没有人买，就往下降一降。卖便宜了，买的人多了就再涨点价。现在回想，还是卖得太便宜了点儿，因为买的人络绎不绝。 聂喜梅还懂点怎么称秤儿，我是完全不懂的，于是我就只管收钱。就这样，这个买卖有条不紊的进行着。看卖得挺好，就想涨涨价儿，可一直没找着机会，因为买的人总是不断，你总不能前一个卖八毛钱一斤，后一个你就涨到九毛，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一直按照八毛钱一斤卖，一个多小时的工夫，就把花生卖完了。我俩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花生卖完了以后，我俩数了数钱，这些花生一共卖了14块8角钱，也不知道赔了还是赚了？心里一点儿底都没有，但总算任务完成了。完成了任务之后，我们俩又复盘了一下，觉得还是有一些遗憾，首先我觉得应该先做一下市场调查，万一市场价格一块钱或者九毛钱一斤，我们是不是就给卖赔了？赔了就对不起安大娘了。 　　还有一件事，我俩非常纠结，一直到今天心里也有个疙瘩，过不去。在那些买花生的人当中，有凤城一中的魏奎元老师，他来买花生，我们一眼就认出他来，但是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对待老师？我俩都戴着大口罩，魏老师没教过我们，我们也不知道他认不认识我们，或者认没认出来我们？自始至终我俩都低着头，没敢跟老师目光对视。 魏老师一共买了二斤或者三斤花生，他离开了以后，我们心里都特别不好受，觉得老师如果要认出我俩来，心里会觉得很凉，他能不能以为这两个学生太不懂事，老师来买点花生还收钱？这不妥妥儿的两个“白眼狼”吗？可是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俩是受人之托，总不能把安大娘的花生白送人？何况跟安大娘比起来，魏老师毕竟每个月有五、六十块钱的收入。一直到现在，这个事儿还在我的心里，以后也没有机会跟魏老师解释这件事情了，但愿魏老师能够理解。 两天以后，我俩回到了青年点，把十四块八角钱如数交给了安大娘，大娘眉开眼笑地说：“呀！真没少卖，我原来以为能卖个十块八块钱就行。孩儿，谢谢你们，谢谢了！”大娘很高兴，我俩也高兴了。总算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们这人生头一桩买卖，算圆满成功了。 毕亚娃 2025年3月 在校时的初三一女生 毕业50年在校园合影 回望知青岁月 当年天安门前合影的四个小姑娘 当知青时的全家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