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私塾教育擦肩而过

胡成江集

我接受的是现代学校教育，小学、中学、大学一路走来，都一把年纪了，才隐约意识到自己好像不大识字。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回老家翻看族谱，看不大懂，脑中有“这是封建糟粕”的意识作祟，遂不以为然。这些年我旅游去过许多地方，看不懂那些牌匾与碑刻上的文字，任由导游白话，渐觉惭愧，不禁扪心自问，我这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敢说自己有文化吗。

我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记事时便赶上“批林批孔”，记得那时看过一本小人书，上面将孔子称作“孔老二”，说他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这小人书最后一页的画面，至今我尚记得：一座孤坟，坟旁的树上落着几只乌鸦。那坟是孔子的，整个画面凄凄凉凉，似乎罪有应得。多年后我去曲阜，来到孔子墓前，那块“大成至圣文宣王”的石碑重新给立了起来，一旁子贡等孔门弟子守孝的房舍也给粉刷一新，当年红卫兵小将在此“挖坟掘墓”的嚣张气焰早已荡然无存。

小的时候曾祖父在我家，我记事时便知道家里有位老人，花白的头发，我喊他“老爷爷”。老爷爷会铲磨，一个褡裢搭在肩上，一头拴着大铁锤，另一头系着个帆布包，里面装着凿子、磨石等铲磨用的零碎工具。老爷爷到处给人家铲磨，我跟着他，可以说我是跟着我曾祖父长大的。现在想想，我曾祖父属蛇，应该是1905年生人，当年也就六十多岁，比我现在的年龄仅大十来岁，不过当年在我孩童的视阈里，他已是很老很老的老人。我上小学二年级那年，曾祖父离开我家，回了山东老家。一晃儿，时间过去近半个世纪，太久远了，现在回忆起来，模模糊糊，能够想起来关于曾祖父的记忆寥寥无几。

曾祖父喜欢读书，经常戴个老花镜躺在炕上看书，那时我不识字，不知道他看的什么书，应该是那种竖版的文言文老书，矿上中学里有老师到我家里请教他。曾祖父会写毛笔字，每年春节前，父亲工作的矿上都有人拿着笔墨和大红的纸来我家求他写春联。那时候屋子小，我还记得这样一个情景：外间屋母亲在摊黄豆多些的一耙煎饼，呲啦呲啦，浆糊在光滑的鏊子上给摊开，随着煎饼耙子的赶动，水汽陡然升腾，外屋里一派氤氲，满是烟火气；里间屋曾祖父正戴着老花镜手拿毛笔饱蘸墨汁，在大红纸上挥毫泼墨，炕上、箱盖上摆满了他写好的春联，待晾干后收起，室内弥漫着浓郁的墨香。隐约记得，曾祖父在我的作业本上好像写下过“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这样的话。

我四十多岁的时候，喜欢上了码字，读了许多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年轻文化人写的书，从郁达夫、刘半农、胡适、梁实秋、沈从文、胡兰成到汪曾祺、钱钟书、季羡林等，对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曾祖父不正是那个时候的年轻人吗，便又想起了他。无论哪个时代，二十左右岁的青年人都要为自己的立足社会与前程奋斗，只不过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青年人赶上社会从传统向西洋主导的所谓的现代转型，探索与肩负的东西似乎更多了些。许多那个时候受过教育的富于探索精神的青年人，都远离家乡来到北京，我曾祖父探索精神大概欠点，只听说他年轻的时候去济南考个什么学，走到半路，听说那学又不招生了，遂打道回府。我曾祖父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去东北我家之前，一直生活在老家所在的村子里，做他的私塾先生。那个时候家里有几亩薄田，曾祖父的日子过得大抵也悠闲。

近些年随着年龄的增长与读书码字的深入，我越发觉得传统私塾教育的好，便又想起我曾祖父。我小的时候，若跟他老人家学，阅读写作的能力定比现在不知要强多少倍。历史不能假设，只能说我的“文报”不到。前些年在一档电视节目中看到民国四大公子之一、收藏大家张伯驹六十年代曾下放到我们县，当时的县里没敢接收，后来他去了省博物馆。倘若当年他留在了我们县，说不定会带出几个收藏大家呢，可也不一定，还是要看缘分。我小的时候守着个私塾先生，什么都没学，还是我与传统文化的老学问机缘不到。我与私塾教育的擦肩而过，当年毫无觉察，时间走到今天，我都一把年纪了才略有认识，方感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