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似水流年 我的童年与少年时光

沧海一笑

1954年7月18日，农历六月十九，我出生在武乡县涌泉乡的窊里村。

武乡县位于太行山西麓，山西省东南部，长治市最北端。地跨太行太岳两山，横亘于太原盆地和上党盆地之间，地势险要，古称潞泽之咽喉，冀南之牖户，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武乡人杰地灵，西晋时期有石勒皇帝，新中国时期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武乡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抗日战争时期是八路军总司令部长期驻扎地，在这片热土上留下了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杨尚昆等一代开国元勋的光辉足迹。

图为：当年武乡县城街景

窊里村位于武乡西部。四周环山是一个典型的盆地村庄。东南与丰州镇为邻，距县城10公里。西连祁村、涅河，与沁县松村、里峪、硖石隔河相望。北与涌泉、坡底接壤。窊里村以种植业为主，畜牧业为辅。窊里村，山川秀美，民风淳朴。春来山花烂漫，夏至绿荫蔽天，秋临五谷飘香，冬归雪覆田园。四时之景，皆成画卷；天地之灵，汇聚其间。

窊里村，虽为小山村，然其精神之崇高，文化之深厚，令人敬仰。窊里村人杰地灵，英才辈出。民国年间，聂重义先生曾任审理“七君子”案之主审法官，秉公执法，名垂青史。抗日战争时期，村中热血青年，投身军旅，保家卫国，至今村中有十七位烈士，英魂永驻。其中，“母子杀敌”英雄王贵女、段满青，英勇事迹，感人至深，流传至今。

我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住在窊里村圪劳里，正面是土坯楼四间，东西土坯房各三间。正楼西两间和西房归爷爷聂土金所有，正楼东两间和东房归二爷爷聂来金所有。爷爷聂土金和奶奶段氏在家务农。大伯聂庆云，1917年出生。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太原市河西区委工作。父亲聂庆保，1928年出生。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武乡县委工作。母亲段凤莲，1929年出生。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武乡县人民医院工作。

我出生后，父母亲忙于他们的工作，我由爷爷奶奶照看。鉴于当时的条件只能在村里找奶妈哺乳。父母亲又不放心，经常起早摸黑回老家看我。有一次母亲听到某奶妈邻居说，孩子经常晚上吃不饱又哭又闹。母亲又看到我越来越瘦心痛的哭了好几天。没办法只能再找新奶妈，这样哺乳期奶妈换了好几个，最长的奶妈是聂成文家和聂应钦家。

我4岁那年奶奶去世，爷爷又看不了我。父母亲把我寄养到了东村姨姥姥家。爷爷想孙子也不甘心让姨姥姥养我，又把我接回窊里村。爷爷实在是有心无力，只好找米氏二奶奶帮忙凑合。次年爷爷也去世，我还是去了姨姥姥家。

图为：妈妈和我

姨姥爷段玉昌和姨姥姥何荷花膝下无子女，靠种地为生，家住东村东沟儿三角院。三角院有两眼朝向东南的土窑洞，院墙两堵，一堵南北向东墙、一堵东西向南墙，两道墙衔接处是大门，院子成三角形，所以称三角院。院子处在一个丁字路口。东墙外是东沟主干道路。南墙外是西高东低的坡路，是东沟通过窑科儿连接西沟的主干道路。这条坡路坡上坡下各有一棵几百年老槐树。

姨姥姥家住的这个三角院是土改时分得地主家放草的窑洞。窑洞上边是个院子，院子西楼为正住户段如雪一家，北房南房住户是来留儿一家。西楼和北房中间有个二进院通道，里院住的是段焕武一家。

5岁那年我正式落户东村姨姥姥家。东村在县城（段村）东3公里左右，父母看望我就方便多了。一开始在县城上了两个月七一幼儿园，由于接送不方便又上了东村幼儿园。那时正是关河水库修建时期，东村住了好多修水库的民工，村里很热闹。幼儿园经常组织我们爬在山头上远眺水库大坝的修建场面，真是“人山人海”“红旗招展”“肩挑背扛”“小平车独轮车”“人力畜力”齐上阵，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修库民工一万多人，除少数民工住在附近几个村外，大部分民工住在周边自己打造的窑洞里，上工下工吃饭熙熙攘攘，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图为：姐姐和我

我落户东村那年正是人民公社大食堂的后期，我国农田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导致了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危机，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我记得从食堂打回的饭稀汤寡水，米汤看不见米，汤面看不到面，只有全劳力可以有一个糠干粮。姨姥爷一个糠干粮我们三人分得吃。秋天时节还可以挖挖野菜扒扒树皮，春天只能硬扛着过日子。有时候实在扛不住了，跑到段村父亲或母亲机关从他们碗里吃上几口，父母亲在各自机关食堂吃饭也是定量的，我吃了他们就得少吃。姨姥姥给村支书求情，负责给食堂赶驴磨面，才可以全劳力的身份领一个干粮，这样我们三口人就可以分两个干粮了。有时候干粮里掺和的糠比例太大，吃上之后拉不下来，还得姨姥姥给扣。实在不行跑到段村找妈妈，在街上买碗凉粉吃才能解决。熬过三年自然灾害，大食堂解散了，才略有好转。生产队分些玉米、谷子、高粱和少量的小麦（一年一个人约20斤左右）。自留地收些山药、南瓜和小杂粮。平时基本全粗粮不炒菜，生病了吃些细粮，过年了割上一斤肉吃吃饺子。我这个干部的孩子和农村的孩子没什么区别。

7岁那年，我在东村小学（初级）正式上学，妈妈和姨姥姥给我亲手缝制了小书包，可高兴了。东村小学校是一个独立院子，正房五间，西房三间。其中西房三间是一、三年级教室，正房西三间是二、四年级教室，东两间是老师办公室兼寝室。东墙外是生产队的打谷场兼体育课场地。全校四个年级两个教室，两个老师五六十个学生。

在小学四年的时光里，教过我们的老师有很多，他们有的慈祥，有的严厉，有的幽默……。印象最深的是校长武海旺老师，他平常对我们很严，我们都很怕他。上正课时，不允许我们有一丁点小动作，只要你一分神，老师的粉笔头“导弹”就会很荣幸地瞄准你，而你，也会很光荣的“中奖”。上自习课时，同学们比较放松，可以窃窃私语。但只要听到老师步入教室，马上就会变得鸦雀无声。有时老师突然打个喷嚏，都能把同学们吓得集体哆嗦一下。而卫文亮老师就比较风趣幽默，有时候能把我们逗得前仰后合。这就是我们小学的老师，他们用心血浇灌我们成长，用自己的方式带给我们快乐，使我们在快乐中学习，在学习中成长。

图为本人小学时期

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特别是算术课几乎每次考试得满分。课后作业同学们都喜欢和我一起做，自习课时几乎就成了辅导员了。老师很喜欢我，也经常给我“吃小灶”，给我出些没学过的难题帮助我。我也特别好学，记得有一天上学一进校门看见院子里黑板上写的“向雷锋同志学习”，而且是毛主席题词。我就追着老师问“雷锋是谁，毛主席为啥说向雷锋学习”。结果两个老师一商量，第一节课变成全校大课，专门讲雷锋的故事。

由于我们上的是混班课，又都是来自一个村，同学们相互都很熟悉。我们上学放学都不用家长接送。上学时三五结伴边走边玩。下学时排成两队，一队往东沟，一队往西沟，唱着歌儿就回家了。学校随生产队的作息时间，早上有早自习，上午下午上正课。一天三上学三放学。

我们那个时候，因条件所限根本没有什么玩具可以玩的，但是却玩得很快乐。我们在农村的这些孩子们，发挥想像，借助农村广阔的资源制作出了各种各样的玩具，也创造出了很多的游戏和玩法。比如说玻璃球、滚铁环、纸手枪、跳房子、顶拐拐、踩高跷等。

图为本人完小时期

1965年，我11岁，初小毕业，去三公里之外的城关完小上学，读五六年级。城关完小覆盖城关公社的大部分村庄，有住校生有走读生。东村的学生全是走读生，也是一天三上三下，来回跑十七八公里。完小五六年级统一编班，我们新开学的五年级编了三个班，分别是24、25和26班。24和26班在一进校门的第一排教室，我们25班在最后一排的大教室。我们的校长是暴恩旺，班主任是张广堂。学校校风很好，老师也特别优秀。学校硬件条件有限，但比东村小学好多了。有了专用操场，还有篮球架、水泥乒乓球台、简易木马、简易单杠和双杠等。音乐课有了脚踏风琴。学校还有洋鼓洋号队。城关完小是全县最好的小学校。

进入冬季教室很冷，早自习值班的同学要负责把火炉烧旺，同学们每人一个用墨水瓶自制的小煤油灯。住校生要自带粮食入伙，睡大通铺的床。走读生最难的是冬季，像我们东村的同学，早上五点左右就得起床，天还是黑洞洞的，外边到处是狗叫声，同学们相约一起走三公里的黑路才能到校。那个时候，东村和段村之间一条沙石马路，路南边是河滩路北边是山沟。不熟悉地形的人走黑路还是很怕的，我们非常熟悉这一路的山山水水和一草一木，边走边玩从不害怕。那个时候我们不需要家长接送，家长也没有接送的习惯。一天三上三下一路打打闹闹可开心了。

1966年我12岁开始上六年级，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学校教学秩序受到严重干扰。1967年初，学校以阶级斗争和政治教育为主课，以文化课为副课，坚持到了我们毕业。后期部分教师和干部遭到批判，我们的班主任张广堂老师上吊自杀。学校停课闹革命，遭到批判的老师被逐出学校，下放到农村插队落户。学校停止招生，学生回村参加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回到了东村大队第一生产小队参加集体劳动。

图为武乡县东方红二分校部分同学毕业合影留念，前排左起段少平、段吉福、段怀唐、任子英、崔建斌和关沁华，后排左起贾宪民、本人、任兴田、曹新民和王新民

我11岁那年，姨姥爷去逝。姨姥爷三角院就剩下我和姨姥姥一老一小生活。由于姨姥姥是裹脚老人，所以家中的一些体力活我就做上了，比如担水、劈柴，担圊、担粪等。星期天还跟着姨姥姥在自留地学种地，种过土豆、北瓜、南瓜和荞麦小杂粮等。回村参加劳动也没感觉到有多难有啥落差。我们生产小队队长任志山是个劳动能手，农村这些活儿样样精通。队长经常分派我干些老人妇女们干的活。虽然我算是半劳力，工分在4分至6分之间，但生产队的农活我基本上都干过，从平整土地、犁耙、播种、锄草、间苗，再到割麦子、割谷子、割高粱、掰玉茭、刨山药、刨红薯、拔萝卜等。打场最热闹并具有收获的快感。刨的山药、红薯等一般按人口就地分到户，由各户自己拿回家。我挑着两个箩头翻山越岭很吃力，路上得休息好几回。打谷场分粮就好多了，一次拿不动分两次拿。劳动一天晚饭后要到生产队记工员家记工分，记工员段玉旺记工很认真。标准工分全劳力10分半劳力5分。队长要根据当天的劳动情况确定每个人的工分。队长可以在标准分的基础上增减。我有百分之五十的大概率记到6分。通过这一年多的经历我体会到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真谛，体会到了农民的艰辛和不易。更在心灵深处种下了一颗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者的种子。从初春的播种到金秋的收获，我在这片充满希望的田野上，以土为伴与汗水同行，收获了成长，也收获了感动。时间虽短却是我人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1968年下半年，学校开始复课。随着教育体制改革，城关完小改名为东方红学校。东方红学校一分为二，旧址为一分校俗称一完小，新址为二分校俗称二完小。二分校，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武乡县城仅有的两所小学之一（后又增设初中，还曾短暂办过高中）。学校坐落于县城的主干道新街（今迎宾街）上，校门朝北，隔街与县物资局大门相对。校东有外贸、皮毛社等单位，西与食品公司、烟酒公司相邻。二分校的地形北高南低，呈阶梯状分布。临街是一个长方形的大院子，院子东西各有一排平房，分别坐东朝西和坐西朝东，通常是低年级的教室。院内有两棵大柳树，枝条婆娑，似在热情迎接莘莘学子。院南是一排平房的背墙，平房是老师们的办公室。背墙中间有一门洞，这个门洞就是学校的大门，穿门而过就到了老师办公室正面平台。平台中间有向下的台阶，东西两侧向下是土坡，供车辆出入。台阶下是一个更大的方形区域，有两列四五排坐北朝南的教室，是学校主要的教学区域。再往南，地势又稍低，面积更宽阔，东边是一排坐东朝西的平房，含库房、灶房等，房后还有眼水井。向西有操场、试验田、厕所，向南是一堵一人高的土墙，东南角土墙可以爬进爬出，土墙外就不是学校的地界了。土墙外是涅河河畔，有水草、有树林，还有个麻池。

由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初中停止招生，1966、1967和1968年小学毕业生统一上七年级初中课程。学生按就近原则划分到了两个分校。因为二分校在县城东，东村的学生均进入了二分校。

复课后二分校校长是杜竹山老师。他治校有方，再调皮的学生在他面前都服服贴贴。我就特别佩服和感恩杜老师，可以说他是我人生道路上的贵人。在他的引导下，我明白了很多做人的道理。

学校成立了红卫兵委员会和团支部，我任红委会主任，任爱萍任团支部书记。七年级共编两个班，名曰七一排和七二排，七一排排长李高峰，七二排排长是我。从武乡一中调来了四五个老师充实了教师队伍，原初中科程全开，还增设了学工学农学军课。

图为：武乡县城关东方红二分校七二排毕业合影留念，前二排左七杜竹山校长、左四武山春副校长、左一成志堂老师、左五郭俊才老师、左六武志先老师、右二武年铭老师、右五闫文秀老师，前排左五赵转英老师，后排右一本人

我的班主任是武年铭老师，也是我们的语文老师，他对我们要求很严格。特别要求我和班干部都要严于律己，要有高度的责任感。要完成老师布置的各项任务，急老师所急，急同学所急，有目的工作。要把自己的学习成绩搞上去，树立在同学们中的声望。要关爱同学宽以待人。要勇于奉献，奉献热情，奉献爱心，奉献精力。敢于吃苦吃亏，勇为人先。武老师讲课很认真，他有随时提问的特点，所以听他的课必须集中精力，要不冷不丁问你个问题你会丢丑的。我的学习成绩在全年级一直名列前茅。

我特别喜欢数学课，数学也是我的偏科。一道题我喜欢用不同的方法来做，我数学考试只要不是满分，数学课何志堂老师都要专门找我谈一谈，指出我粗心大意丢分的地方。

英语老师是个南方人，他教我们的第一个英语句子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我现在都记忆犹新。

图为：武乡城关东方红二分校七一排毕业留影

学军课的第一课是基本的军事常识和国防知识。武志先老师是个转业军人，结合他在部队的实际，给我们讲了国防历史、军事思想和现代军事科技等故事，我们个个听得津津有味。队列训练是科目的重要环节，主要包括基本的站姿、稍息、立正、正步走等基本动作的训练。体能训练的科目是跑步、跳远、俯卧撑等。军事技能训练有射击、投弹和野营拉练等。

我们在学校的生活学习丰富多彩。有几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是参加了在蟠龙学校举行的全县初中小民兵军事课目汇报表演，第一次走出离家那么远的地方。二是拉练去王家峪参观八路军总部，全校高年级师生结伴行军三十多公里，中午露餐，晚上分散住在王家峪老百姓家里。第二天参观完后返程，大部分同学脚上都起了泡，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到晚上只走了一半路程，住在了长乐村， 第三天才回到学校。通过参观使我充满了对革命先辈的崇敬之情。真真正正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而且是那种特别刻骨铭心的课。它让我明白,现在的和平和幸福不是随随便便就有的,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和解血换来的。三是晚上拉练回到我的老家——窊里村，听母子杀敌英雄段满青讲述杀敌的故事。那天晚上的行动，我是由副校长武三春老师带领的尖刀班的班长。我们尖刀班提前出发负责探路放置路标，我们沿南沟村和书社村小路直插窊里村。乡亲们在村大队部给我们熬了小米汤热情地接待我们，段满青亲自给我们讲了杀敌的故事。同学们都很兴奋，围着英雄问这问那，并向英雄行集体礼，直到凌晨才开始返程。我们沿着祁村、西城村和聂村回到了县城，天才蒙蒙亮。我们等大部队到达后在下城桥下马牧河边还照了集体像。

二分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学校的一张名片。音乐课郭俊才老师是宣传队的总负责总编导。我和段吉福负责乐队，关沁华、陆晓丽、任爱平、贾宪民、赵小平、陆卫平、王春英、王采平和张金枝等都是演员，还有部分三四年级的小学生。除了唱歌跳舞还有歌舞剧，《收租院》就是典型的代表作。记得关沁华和陆晓丽主要饰演男女正面人物主角，贾宪民、张怀奇主要饰演反面人物，他们都演得很好。我们还经常下到农村、工厂和工地演出，一般都是自带演出道具跋山涉水，一进村就是换黑板报，帮助五保户、军烈属户挑水扫院子，白天和农民伯伯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晚上演出。印象较深的是去枣岭村、松庄村和牛家庄村演出。从学校出发，专走乡间小路过涅河经富庄村到枣岭村，晚上演出，第二天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第三天在松庄参观纪登奎故居并演出。第四天经魏家窑过漳河北源，再经连元村和故县村到牛家庄。一路相互追逐、欢歌笑语，尽情地享受着美好的山水风光。枣岭村的支书魏满堂和牛家庄村的支书牛兴旺都是省级劳模，我们得以和他们近距离接触受益匪浅。一分校也有宣传队，一二分校两个宣传队在县里属知名的演出团体，有时候在县里一些重大活动中就同台演出了。两个分校宣传队都很优秀，相互比拼共同进步。其中陆卫平和张晶等队员被招进了长治市话剧团，后来张晶又进了山西省话剧团成为了国家一级演员，陆卫平（陆涛）还做了电视剧《三国演义》的副导演。其他好多演员都一直活动在社会演出团体中。

我们还有个洋鼓洋号队，我和关沁华、王国华等八个同学是号队的队员。号队队员除正常训练外，每天早自习前半小时必须憋尿练吹号，非常辛苦。遇到重大节日，如六一节和国庆节。我们洋鼓洋号队要提前两周进行列队训练，节日当天行进在全校方块队的最前边，上街游行可威风啦。我们洋鼓洋号队还有外事接待任务，县里经常有外国人来访，迎送外宾我们是首当其冲。

1969年新中国迎来了二十周年大庆，县里要举行大型游行、集会和文艺活动。县里要求我们除了参加各项活动之外，还要成立一支红卫兵纠察队，协助有关部门维护社会治安。并专门指派县公安局方科长（我们都称他老方）来到学校负责组建和指导纠察队的工作。我是队长，成员有李高峰、戴建平、段少平、段榆红、段吉福等十几个人。我们的任务是协助有关部门节前排查有劣迹的人员、疏散乞讨人员，维护县城的社会秩序稳定。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参加了公安局组织的全城查户口行动，所有宾馆、旅店和住户一一检查。我们都很兴奋，在老方的带领下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庆祝大会由上万人参加，参会人员都以方块队的形式在指定位置就坐，我们负责部分区域的秩序，引导监督区域内人员听从大会指挥。我们的工作由老方亲自带队，出色的完成了各项任务，受到了表扬。

图为：1969年10月1日，武乡县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大会在人民广场举行

图为：1969年10月1日，武乡县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游行队伍

图为：1969年，国庆20周年红卫兵纠察队部分队员合影，前排左起是李高峰、段少平和戴建平，后排左起是段瑜红、段吉福和本人

我们的校外活动多种多样。东村南对涅河，东邻关河水库。涅河、涅河滩（上滩儿和下滩儿）和关河是我们玩耍的天堂，冬天滑冰夏天游泳。上下两个河滩连在一起，有大片的树林和水草。有时我们上学不走大路走河滩，穿树林过草地，一路鸟语花香，偶尔摸摸鱼打打鸟或抓个蛤蟆带到学校玩儿。寒假期间我们自制滑冰船或拖冰船，在涅河东村至富庄河段一玩就是一天。夏季几乎每天中午我们都在关河水库游泳。东村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们大都敢下水游游，都也有像我这样不知害怕的小伙伴时不时地横渡一下水库。一般从大坝游至下关村然后再返回到烈士纪念碑，从石壁断崖上再玩跳水。说起跳水，曾经有一年我们在下城桥上也跳过，被父母亲发现后还挨过一次狠揍。若是署假期间在水库游完泳，还要去葡萄树架下或当年修库民工的窑洞里玩石子游戏，或去张家沟奶奶庙沟摘野杏吃，天黑才绕路从山上回家。我们游泳从没人教过，也不知道什么标准动作，只会狗刨和侧泳，累了仰起来躺在水面上休息休息。现在想起来野外游泳是十分危险的，关河水库几乎年年有溺水事件发生。我14岁那年和我同岁的王国华同学就成了受害者，那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上午我们还一起吹号在街上活动，中午他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除了游泳，捕鱼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东村赤脚医生段永国是我们的发小，他在东村有独立的医疗基地，其实就是三间土房。晚上段吉福、段少平和我借宿在他的土坑上一起睡觉。只要晚上有大暴雨，第二天一早我们四人就会跑到关河水库溢洪道去抓鱼。通过溢洪道冲出来的鱼经过石头乱弹地碰撞就晕了，漂在下游平坦的水面上。我们每人手拿一把镰刀，轻轻游过去一扎一个准。捕鱼是好手但是不吃鱼。原因有二，一是武乡人那个年代基本不吃鱼；二是也不敢拿回家，拿回去等于找揍。

我们虽然是调皮了点，但我们不缺正义感，记得1970年8月1日的晚上，突然暴雨倾盆而下，天空仿佛被撕裂，雨点砸在屋顶上发出密集的噼啪声。村里一片漆黑，只有偶尔的闪电划破夜空，照亮了泥泞的小路。正当我们四个同学挤在一个坑上，听着外面的雨声昏昏欲睡时，突然听到村里有人大喊：“富庄大桥出险情了！快来人啊！”声音急促而焦急，穿透了雨幕，直击我们的耳膜。我们几乎同时从床上跳了起来，彼此对视一眼，没有多余的话语，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得去帮忙。我们披上破旧的雨衣，踩着泥泞的路，深一脚浅一脚地跑了五六里路向大桥奔去。赶到现场时，看到大桥在暴雨中显得格外脆弱，河水汹涌澎湃，仿佛随时会吞噬一切。县里已经组织了好多人在忙碌着。有人扛着沙袋，有人挥舞着铁锹，大家默契地配合着，拼命加固大堤。我们二话不说，加入了队伍。沙袋很重，泥水溅满了全身，但没有人抱怨，也没有人停下。雨水顺着头发流进眼睛，模糊了视线，但我们依然咬牙坚持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雨势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河水不断上涨，冲击着大堤，发出低沉的轰鸣声。每一次浪头拍打过来，都让人心头一紧。但我们知道，不能退，身后是县城，是家园，是无数乡亲的安危，大桥是县城连接长治的通道。天渐渐亮了，雨终于小了一些。经过一夜的奋战，大桥和大堤终于保住了。我们瘫坐在泥地上，浑身湿透，筋疲力尽，但心里却充满了欣慰。远处的天空泛起鱼肚白，新的一天开始了，而我们，也在这一夜中成长了许多。

图为本人初中毕业时期

二分校是我一生中最难忘怀的学校之一。稚气未脱的我迈进这所学校，完成了从高小到初中的难忘之旅；完成了从一个顽皮的孩子到学生会干部的转变。

在这个充满爱的校园里，我度过充实而又美好的时光。校长领导有方，老师教学一丝不苟，同学们刻若认真，学习氛围十分浓厚，整体学习成绩在全县名列前茅。种地、军训、野营拉练、文艺下乡、篮球赛、运动会这些课外活动丰富了我们的校园生活。还记得在操场上赛跑的身姿，在篮球场上默契的配合，下课时嬉戏的画面，还记得升旗仪式时同学们的庄严肃穆，还记得节日趣味生活时欢快的笑声，一切的一切都历历在目。

往事回首，校园里实在太多太多我们的影子，和所有的老师同学结下了太深太深的感情，二分校是我一生的助推起跑线，我将永远永远记在心里。

图为：武乡县城关东方红二分校东村籍同学合影，前排左起段少平、段永国和本人，后排左起段榆红、段国模和段吉福

图为：1993年，在长治的部分武乡城关完小同学合影

图为：1997年武乡城关东方红一二分校部分同学在武乡相聚合影

图为：2016年，武乡城关东方红一二分校部分同学在武乡相聚合影

图为2016年76级城关完小部分毕业同学合影

图为2016年77级城关完小部分毕业同学合影

图为2016年78级城关完小部分毕业同学合影

《同学你好》2016元宵节城关完小部分同学相聚小视频

图为：2018年，武乡城关一二分校部分同学在沁县合影

图为：2022年，在长治的部分武乡城关完小同学合影

图为：2024年，在长治的部分武乡城关完小同学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