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专列送我们去延安

陕北后生王骥

1969年1月25日上午，北京火车站的大鈡在播送了一段《东方红》乐曲之后，接着就是“铛、铛、铛……”十下沉闷的钟声，我们这些已经注销北京户口，登上发往延安的“知青专列”的中学生们，纷纷从打开的车窗伸出手，不停地挥动着和站台上的亲人朋友告别，此番离开北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还能不能够回来都是未知数。

（当时的北京火车站）

乘车西行告别北京

（去延安在北京火车站合影，前排左起第一人叶尔强、第二人本文作者，第三人刘钢，第二排右起第二人葛家璐，第三排右起第一人伏永泉）

一声汽笛的轰鸣，车轮开始滚动，车厢里女同学的哭声，站台上送行家长的叮嘱声，逐渐被淹没在车轮与轨道连接处摩擦发出的“噔、噔”的声响中。

（本文作者在离京前在故宫角楼留影）

我们这些被分配到延安上山下乡的师大二附中的学生，几乎坐满了定额为118个座位的8号车厢，有几个男生和女生由于情况特殊，不能和我们一起出发，只能日后自己坐车来陕北与我们汇合，一起接受再教育。总之，上山下乡这个坎儿无论如何是躲不过去的。

我、叶尔强、葛家璐和付永泉四个人面对面坐在紧靠车门的座位上，随着车轮的转动，我们的身份也开始转变，由中学生变成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火车过了丰台，车厢里女生的哭泣声越来越小，嘈杂的说话声越来越大，大家开始慢慢交流起来，憧憬着延安的新生活。我站起来活动了一下筋骨，向另一侧的车厢门望去，看到穿着军装带着帽徽领章，代表军宣队押车的老丁正兴高采烈地与坐在身边的几位女生聊着什么。

老丁是负责这趟“专列”师大二附中车厢唯一的押车解放军，在部队是个排长（有人说是副排长）。据说他的任务就是把我们这些人平安地移交给当地接收公社，特别要看住那些从“学习班”里出来的人，不能让他们在路上逃跑，继续危害社会。在学校里，驻校解放军除了负责军训等日常事务，处理工人宣传队管不了的事之外，还要参与从68届初中到66届高三，不多不少整整六届毕业生的去向安排，负责分配的革委会领导和老师解决不了的难题，解放军出面一般都能搞定。

在军宣队和工宣队管理学校期间，同学们都积极参加军训，我却没有认真参加过，我认为军训是军人的事，学生就是应该读书学习。有人曾幻想，参加军训让我们集体入伍每人发一支枪，加入消灭“帝修反”解放全人类的战斗……门儿都没有！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因文革冲击，早已混乱的无法收拾，军训似乎成为了控制学生的唯一办法。一些部队干部子弟以准备“直接参军入伍”为理由，不参加军训，我以身体不好为由，想办法躲避军训。

负责管理我们班军训的解放军是个河南人，在部队是班长，穿两个口袋的65式军装，我们班42个中学生由原来班级的编制瞬间转变成军队编制一个排，既初三连6排，我们称呼这位河南班长为“排长”。他向我传达了军宣队的要求，不参加军训需要有证明。我去医院开了一张免体育课的证明，原想开一张免军训的证明，医生说“没开过，不能开，也不敢开”。凭着这张免体育课证明，我就理直气壮地免军训了。同学们在烈日下苦练“立正”、“稍息”、认真地军训，我悄悄去太平湖游泳，关起宿舍门在房间里看书、 举杠铃、打拳击，还去学校对面的北师大操场打篮球、跑步。在三结合的学校革委会和军宣队、工宣队眼里，我是另类。和我一起插队的几个男同学，多是爱好体育运动，不参与文革的北师大子弟，平日经常在一起锻炼，下乡前我们托运行李，除了被褥，比起其他知青多出了杠铃、链球等运动器材，甚至还带上了拳击手套。

（当时的北京师大二附中）

军代表老丁在车厢的走道里巡视了一趟，最后走过来和我们打了一个招呼。他虽然没说什么，但从他那似笑非笑的脸上，我似乎能感觉到他心里在想什么，“你们这些刺儿头等着吧，受苦的日子在后面呢！”

车厢里的知青们，有闲聊天的，有打扑克牌的，个别还有吹口琴的，那吹口琴的技巧还真是不错，最起码我还能听出吹的是什么曲子，那是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打虎上山”一段的背景音乐。

几个女生围着老丁有说有笑，听他讲部队生活和革命传统故事。这老丁其实也就20多岁，肯定没上过战场，只有出操、打靶练习的经历。有人说他在部队还当过炊事兵，养了三年猪也要说成和阶级敌人斗争，那头最肥的黑猪叫“美帝”、瘦一点的叫“苏修”、最小的一只是“反动派”。几年“斗争”，终于，在某一个春节前这些“敌人”统统被杀死了。

军人押车责任重大

知青们在车厢里走动越来越频繁，窜来窜去，特别是那些从学习班出来直接送到火车站上车的，我基本都不认识，他们在车厢里走来走去，点头搭讪推销着自己。不断有男生站起来给老丁敬烟，我看了一下，其中有不少是陌生的面孔，后来得知他们是六九届或七零届的，是从流氓小偷学习班刚放出来的，我在学校没见过这些人，他们好像有一个统一的名称“顽主”。另外，还有几个是老三届原来老红卫兵转化的顽主。不论是新顽主还是老顽主，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自我介绍报送名字之后，还要介绍一下自己是和谁在一起玩的，某某人是自己的大哥，某某人是自己的兄弟，吹了半天，我也不知道那些人是干什么的。

第一个走过来的叫肖G，个子不高，脑袋挺大，黑黑的，脸上的皮肤还不是很平整。他走到我们面前做着自我介绍，随手又掏出来香烟，给我们在座的每个人敬上一支烟。“我和某某同期学习班放出来的，这回我们又分到了一个生产队。我是六九届的，您没见过我，可我知道您呐，您打篮球、有功夫，还打拳击、练武术。其实我岁数也不小，就是没好好上学，我要好好上学也是六七届的……”第二个来自我介绍的是王M，第三个是陈GH，据他说，如果不来上山下乡他就判大刑了。他们中不全是出自学习班，还有在市局、分局在押的，只要是响应伟大领袖号召，愿意上山下乡，以前的事儿就不再追究了，把拘留所关押他们的监号腾出来，留给文革中揪出来的“政治犯”。陈GH说，“只要到了生产队里，我放下行李就出来，还到这条陇海线上“吃大轮”（火车上偷东西）。”

最后来和我们打招呼的是刚放出来的两个老红卫兵，他们向我们炫耀的是关押在局子和学习班里的“光荣历史”。那时候老兵和顽主已经融合，不再“内斗”了，同样做着坑蒙拐骗偷，吃喝嫖赌抽的事情。寒暄之后，我有一种感觉，这些从流氓小偷学习班出来的人，一个个趾高气昂，在这文革的年月里，好像比当年由延安抗大出来的老革命重返延安还要牛气。离开北京之前，我不认识任何一个顽主，只是到了插队的富县县城之后，才知道“只见荒山黄沙风，京城顽主下延安”，落实了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

火车进入了夜晚行车，知青们开始犯困，坐在椅子上打着瞌睡，有的坐着就睡着了。坐着睡似乎都很不习惯，于是大家聊起了火车的卧铺车厢，“谁在里面？肯定有人睡卧铺，咱们凭什么坐硬座？”后来一打听，这是送知青的专列，不挂卧铺车厢，全部都是硬座。我们连火车票都没有，上车凭的是两个火柴盒大小的“知青乘车证”。

（知青的乘车证）

“规规矩矩”谨防触“雷”

上厕所时，我发现前边的一节车厢居然空出三分之一的座位，于是就找了一个三人的空座椅，躺在那里想睡一觉。刚躺了一会儿，军代表老丁就找了过来，跟我说有纪律不允许窜车厢，让我回到自己的车厢，我说这座位都空着，在这儿睡觉多好啊！他说不行，口气很坚决。我也不想和他争辩，一旦发生争吵，给我定一个破坏上山下乡的罪名，交给列车上的乘警，再转交车站上的公安，最后把我押送回北京，那些刚从市局、分局或学习班出来的知青腾出的监号不就留给我用了吗？咱不能充当老丁“立新功”的“梯子”。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伟大领袖的国策，人们不敢随便议论，更不敢对抗。师大女附中有一个叫闻佳的初二女学生，1968年参加学校组织的有关上山下乡的讨论会时，她说“自己什么农活也不会，下乡去怎么养活自己”流露了抵触情绪，被认为是反对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遭受了批判。她在校园内自杀未遂，年底被学校三结合领导班子内的造反派老师送进西城区公安局拘留所。当我们坐着“知青专列”西行去延安的时候，她还被关押西城分局看守所，（后来得知1970年3月5日，闻佳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刑满后剥夺政治权利七年”的重刑。九年后的1979年1月，北京市西城区法院下达“平反通知书”，予以平反。）

铁路到尽头，夜宿在铜川

（当时的铜川火车站）

第二天的傍晚到了铁路的终点站铜川，列车再无法往前走。我们排着队，在老丁带领下去了一个由学校临时改建的专门接待北京知青的接待站，有热水喝，还有热水洗脸、洗脚，吃了一顿热腾腾的铜川烩菜和全麦馍，晚上睡在教室中临时搭建的大通铺上，身下是铺着床单的草垫子，盖的是专门为运转知青临时募集的被子，被子虽然有点异味，但是这一夜我们都睡得很香。

第二天早晨天不亮就起床了，几辆专门为送知青去延安地区各县的军用卡车停在接待站门前，每辆卡车都带有车棚，所有的人都抢着先上车，选择一个好位置。我们从来不争 ，是最后上车的，在车厢的尾部盘着腿坐下来，一路上不仅要比坐在前面的人颠簸得厉害，而且吸进了更多的尾气和车轮飞转后黄土公路上弥散着的灰尘。

公路尽头吃白馍，改乘驴车行夜路

军用卡车载着满车的知青在盘山公路上颠簸了七个多小时，把我们从铜川直接拉到富县的牛武公社。下了卡车同学们互相看了看，都笑了，个个都像土猴似得，特别是我们这些坐在卡车尾部的人，演土地爷都不用化妆了。怪不得城市里的人叫乡下人“土农民”呢，这农村就是土多。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没土拿什么种庄稼呀？你们丫的城里人吃什么！虽然还没有见到将要落户的村庄，一天之内，我似乎已经从心里完成了角色的转换。

到达公社已经是下午三点钟光景，各村来接知青的乡亲们，早早就来到牛武公社的院子里，公社附近的大街上也站满了人。等候了几个小时的乡亲们，坐在自己拉来的架子车上，“吧嗒”、“吧嗒”地用小烟袋吸着旱烟，瞪着眼睛盼望我们北京知青早点出现。天很冷，一些人不停地搓着快冻僵了的双手、轮换跺着没有穿棉鞋的双脚；没有一个老乡穿棉大衣或皮大衣的，几乎都包裹在破旧的黑色中式棉袄里，为了保暖，有的人腰里还系了一根绳子。个别人在棉袄外面多穿了一件光板朝外、毛向里的山羊皮坎肩。有些人甚至没有戴棉帽子和手套，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棉帽和手套。

在公社大院里我们饱吃了一顿下午饭，公社给每个知青烩菜一大碗，白馍管够。知青们都知道这是最后一顿免费餐了，都尽量地多吃一些白馍，还有人悄悄地装上一两个，公社干部和炊事员们都装作没看见。前来接知青的乡亲们用羡慕的眼神看着我们和我们手中的白馍，看到我们吃得那么香，老乡们都开心地笑着。

我们被分配到史家岔村的知青，当天到达的只有六个人，四男、二女都是师大二附中的学生，女生我以前不认识，下了卡车才第一次见面。

前来接我们的老乡，人数比我们知青多一倍，都是村里挑了又挑的壮劳力。领头的是生产组长叫卢友良，四十多岁，皮肤黑黑的、瘦瘦的小矮个，多年前从山东逃荒来的贫农。老卢这人很健谈，一路上像讲解员一样详细地介绍着我们将要去落户的村庄——史家岔。

从公社到史家岔村没有公路，要走30里的小路，都是川道里的上坡路。我们这些生平第一次坐驴车的知青分坐在三辆驴车上，每辆车有一个老乡赶车，驴的个头很小，比山羊大不了多少。其他前来接知青的老乡一人拉一个架子车，共有七个架子车，有四个车装着我们的全部行李，三个没有装上行李的车空着返回。架子车排成一队跟在我们的驴车后面，缓缓行进。在一路和乡亲们三个多小时的交谈中，居然没有一个人说得清楚他们村子的正确名称，有人说叫“史家岔”，有人说叫“四家岔”，还有人说叫“寺家岔”。看来后两个字是“家岔”没错，第一个字是“寺”、“四”、还是“史”，直到五年半以后，我离开这村庄迁户口回北京，也没搞清楚。史家岔、四家岔、还是寺家岔？真快成绕口令了。

（来迎接我们的部分乡亲）

（当时的延安）

夜行山路三十里，人困驴乏进村庄

天都黑了才到村里，黑压压一片人站在村口的路上等待我们到来。前来接我们的老卢介绍，站在人群中最前面的一位皮肤黑黑的瘦老头是这村的书记李兴奎，明明是书记，可全村人都称呼他“李队长”。李队长是本地人，老党员，早年在陕北跟着红军打过游击，现在和普通农民没有两样。与全村其他乡亲不同的是，他是这村里一切大事的决策人。接下来介绍的是生产组长、民兵连长、贫协主席、会计、仓库保管员、妇女队长、赤脚医生……看来我们知青到此插队落户，是这小山村惊天动地的一件大事。

（李兴奎队长）

我们男生被安排住进了一间将近40平米的大房子，这房子是队上新盖好的仓库。一进门的右侧，一个大柳条筐中是村里给准备好的够烧半个月的木炭，窗户前有学习用的两屉桌、房屋中央有饭桌、椅子，桌上点着崭新的煤油灯。生平第一次点上了煤油灯，我们在煤油灯下喝着糊汤、吃着煎饼、嚼着咸菜，别有一番滋味。

整个晚上没有听到一句华丽的欢迎词，也没看到有任何带有政治色彩的标语贴在墙上，更没见到高高悬挂的横幅，写着什么“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热烈欢迎北京知青来我队落户”，以及当时国内最流行的欢迎形式，例如互赠红宝书、纪念章之类的。

来帮忙的乡亲真不少，男女老少都有。婆姨们都涌进了女生的房间，女生宿舍房子小，没有挤进屋的婆姨们就挤在窗子外面“偷听”屋里女人们的闲聊。那窗子没有玻璃，是糊的窗户纸，一阵阵女人们的笑声从窗子里传出来，站在窗外的婆姨们也跟着傻笑。煤油灯的光亮把女知青和屋里婆姨们的身影映在了窗户纸上，活像是在演皮影戏。

老少爷们把男生的房间也挤得满满的，问这问那，有说有笑。空气中弥漫着烟叶燃烧的味道和旧棉衣散发出的汗渍气味，炭盆里的木炭在燃烧时还发出“噼啪”的声响。乡亲们有帮忙收拾行李的、有给铺床的、有劈柴的、有烧火的，两大锅烧好的开水是给我们洗澡用的，水缸里也装满了刚挑来的水。老卢跑前跑后地张罗着、指挥着。

和乡亲们没有语言上的障碍，交流起来很容易。记忆最深，也是最令我们兴奋的那句话就是，“咱村不缺水，男生房后就是井台；咱这是林区，不缺柴，每年每人还可以享受半立方米的木材；咱村种水稻，有大米吃……”很庆幸，我们到了陕北少有的不缺水、不缺柴，还有大米吃的村庄落户，这实在要归功于一起来插队的叶尔强同学。

陕北地处高原水资源匮乏，生态环境艰苦，大家都有耳闻。出发前在学校见到延安富县来接知青的干部，叶尔强特意问了他哪个村子不缺水，那人说“史家岔”，于是他当机立断，立刻把我们几个一起打篮球的同学的名字都写到了“史家岔大队”的名下，大家都夸他聪明，会办事。

来帮忙的乡亲中有老汉，也有在当地出生的年轻人，他们问我们同一个问题，“北京那老远，你们是咋来的？”“坐火车”，我们回答。正在向土炕炕洞里添加木柴的一位老乡问“那火车跟咱家的火炕一样，自己烧柴火就能走？”“㞗咧，火车头是烧石炭（煤），要是烧柴能走，明天早上这土炕不是又把知青给送回北京了……”所有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卢友良是见过世面的，于是給一辈子没见过火车的陕北受苦人（农民）讲述火车是怎么回事。村里不少人没见过火车，更没见过电灯。

乡亲们走了之后，我就开始想，如果一辈子都要在这个陕北的小山村里接受再教育，来时乘坐的绿皮火车，会不会是我一生中最后一次乘坐的火车?

生平第一次睡热炕，那天睡得晚，也累了，躺在炕上很快就入睡了。半夜里被热炕给热醒了，看着屋顶，回想着刚刚见到的村里的每一位乡亲的面容、他们的谈话、每个人的特点……乡亲们的朴实，友善，是这个小山村给我留下的最初印象，这里就是我们知青的新家了，这新家也许是暂时的家，也许是永远的家，谁说的清楚呢……

身在延安想首都，更爱北京天安门

（50年后我们知青合影。前排三个女生由左向右是陈征、齐大宪、王明超，后排男生白敏、葛家璐、诸永琦、伏永泉、本文作者、齐松涛）

我们这次到达的六名知青和春节后陆续来的三名知青，一共九人，六个月之后分批重新登上了绿皮列车，开始第一次回北京探亲。下乡时，是一路绿旗（当时通知火车继续行驶是绿色信号旗）的“专车”如同拉牛羊一般，把浩浩荡荡的学生队伍一车车送到遥远落后的蛮荒之地，但是想回家时，不可能寄希望于烧热了土炕，把土炕烧的再热，也不会像阿拉伯飞毯一样升上天空在白云中漂浮行走，把我们送回北京；陕北的羊毛毡也不可能变成阿拉伯飞毯，知青们就得“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这次我们回京也是如此，有人买票、有人扒车……

从那之后，我扒火车回家的经历开始了，当北京的进京外地人员管理政策宽时我返京，政策紧时（如尼克松访华、田中角荣访华、十一、五一……）我回延安，往返基本都是扒火车。没想到，伴随着在延安贫困山区接受五年半再教育，还历练了处变不惊的胆量，积累了一段惊险而刺激的扒火车经历。

（50年后我们男知青的合影，按照从左向右的顺序第一排葛家璐、在京留守的师大子弟王顺东 、梁新平、刘钢、叶尔强、白敏、我的发小天安门运动的小平头刘迪，第二排董振群、本文作者、伏永泉、诸永琦、齐松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