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的面纱

净瓶

全国共有中央与地方共建的国家级博物馆八家，分别是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湖南省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河南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和辽宁省博物馆等八家博物馆。已经去看过了三家，在确定了三峡之行后，提前到武汉，一定要参观湖北省博物馆！

作为八家中央与地方共建国家级博物馆之一、国家一级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成立于1953年，馆舍建筑总面积11.4万平方米，展览面积3.6万平方米，馆藏文物242757件/套，其中三级以上珍贵文物36987件/套。湖北省博物馆现有的24万多件（套）藏品中，有国家一级文物近千件（套），尤以商周青铜器、战国秦汉漆木器、楚秦汉简牍、先秦及明代藩王墓出土的金玉器为特色，体系完整、数量丰富、质量精湛、地域特色鲜明，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湖北省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郧县人头骨化石、石家河玉人像、崇阳铜鼓、越王勾践剑、曾侯乙编钟、曾侯乙尊盘、虎座鸟架鼓、彩绘人物车马出行图、云梦睡虎地秦简、元青花四爱图梅瓶。慕名已久，非常期待去目睹这些稀世珍宝。

查看资料，“曾侯乙”深深地吸引了我，作为一名理工男，历史知识严重缺失，未曾听过西周到东周时期有一个“曾国”，竟然传承700多年，更不曾知道曾侯乙！这让我更加渴望去了解曾侯乙、曾经的曾国。

考古发现，从西周初期到战国中期的曾侯墓葬群，分布在河南省南阳市、湖北省随州市、襄阳市、荆门市等地区，可窥见历史上曾国（随国）所控制的区域。曾国，周代的姬姓周王族诸侯国之一，是周天子分封给南宫氏南宫括后代的封国，又名南公之封地，受封建国在汉水随地。经研究确定：曾国就是在史书上所称的随国，曾国与随国为一国二名，大约存在于西周成康时期至战国末期，共七百多年。曾国作为宗周文化的传承者和创新者，是周代礼乐文明的正统代表。曾国作为周王朝重要的封国，承担了“克狄淮夷”的使命和保障“金道锡行”畅通的责任，在周王朝经营南方、控制铜锡原料运输路线中起到的关键作用。在西周时期，曾国的实力比楚国强，文化水平也比楚国高。春秋桓公6年（公元前706年）所载“汉东之国随为大”，说明曾（随）国成为统汉东诸国抗楚之盟主。

1978年春夏，在随州市曾都区城西擂鼓墩发现了曾侯乙墓，这是一座精心打造的地下宫殿。墓中的四个椁室，分别对应着其生前的庙堂、寝宫、后宫与仓库，陈列着他拥有的钟鼎彝器、车舆美食，寄托了他永世享用的期望。曾侯乙墓出土了大型系列编钟，震动了全国史学界和考古学界，专家们通过对这些出土的青铜器上的铭文以及史料进行研究和考证，得出了“曾随合一”的结论，即在2400年前，以曾都区为中心的汉东地带的“随”国即“曾”国，随州城为曾都。出土文物还有大量兵器、乐器、铸造精良的漆器、青铜器等，共15000多件，其中9件被定为国宝级文物。出土的文字材料说明曾侯乙是一位名乙的曾国诸侯王。出土文物表明，曾侯乙生前非常重视乐器制造与音律研究，兴趣广泛，同时也是擅长车战的军事家。

这是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的十大“镇馆之宝”之一———战国曾侯乙编钟。曾侯乙编钟是战国早期曾国国君的一套大型礼乐重器，国家一级文物，1978年在湖北随县（今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战国曾侯乙编钟钟架长748厘米，高265厘米，全套编钟共六十五件，分三层八组悬挂在呈曲尺形的铜木结构钟架上，最大钟通高152.3厘米，重203.6千克。它用浑铸、分铸法铸成，采用了铜焊、铸镶、错金等工艺技术，以及圆雕、浮雕、阴刻、髹漆彩绘等装饰技法。据介绍，每件钟均能奏出呈三度音阶的双音，全套钟十二个半音齐备，可以旋宫转调。音列是现今通行的C大调，能演奏五声、六声或七声音阶乐曲。战国曾侯乙编钟的出土改写了世界音乐史，是中国迄今发现数量最多、保存最好、音律最全、气势最宏伟的一套编钟，代表了中国先秦礼乐文明与青铜器铸造技术的最高成就，在考古学、历史学、音乐学、科技史学等多个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002年1月被国家文物局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回来后看到新闻，2025年1月消息，国家档案局联合相关部门积极推动《随州曾侯乙编钟》入选世界记忆国际名录。

撞钟击磬，是诸乐中的旗舰。磬宛如新月，厚薄匀称，表面磨制得光滑透亮，玉、石之磬因悦耳动听而得名。1978年在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也出土了一套石编罄，曾侯乙编磬为东周时期（战国早期），周王族诸侯国中姬姓曾国的一套礼乐重器，体现了周王朝治国基础的礼乐制度。编磬是中国古代一种打击乐器。由石磬编悬于架上，可击奏旋律。常与编钟相配，合奏“金石之声”。

青铜错金磬架，由一对圆雕怪兽及其头上插附的立柱为虡，两根圆杆作横梁，呈单面双层结构。兽顶插附的立柱从腰、顶两处与横梁榫接。横梁底等距焊铸铜环，以串钩挂磬。磬架施线条流畅的错金云纹。32块磬系用石灰石或大理石磨成，形若倨句，大小有异，分为两层四组。

目前的考古发现中，曾侯乙编磬的规模最大，制作工艺是最高超的，音乐性能是最好和最完善的，并有精美的磬架，亦可看出编列方式，为前所未见。 磬音铿锵、清越、明亮、穿透力强；音量虽不如钟大，但不易被钟声所掩；余韵不及钟长，却越发显得清晰并击发敏捷。钟磬同奏，金石和鸣，相映生辉。

曾侯乙铜尊盘，好奇心驱使下，我非常想好好看看这件宝贝！这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之一，是曾国国君曾侯乙的青铜器，属东周时期战国早期。1978年在湖北随州市擂鼓墩曾侯乙墓中出土，现收藏于湖北省博物馆。每一位到湖北省博物馆参观的游客，都会着迷于这件宝贝！我是深深地喜欢上这件精美绝伦的宝贝，反覆看了几遍馆内循环播放的铜尊盘解析视频，结构设计的精细、制作技艺精湛，简直就是无法言表啊！

曾侯乙铜尊盘集浑铸、分铸焊接和失蜡法等多种工艺为一体，尊、盘各有34个、38个部件，分别通过56处和44处铸、焊连成一体。曾侯乙尊盘足为四条圆雕的双身龙，龙首、龙体、龙尾蜿蜒曲折，表现出充沛的生命力。曾侯乙尊盘的“零部件”数以百计，构成繁缛的纹样，呈现高低参差和对称排列的整体造型，可谓“巧夺天工”。

曾侯乙尊通高33.1厘米，口径25厘米，重约9公斤；曾侯乙盘通高24厘米，口径57.6厘米，重约19.2公斤。全套器物通高42厘米，口径58厘米，重约30公斤。曾侯乙尊盘装饰纷繁复杂，铜尊上是用34个部件，经过56处铸接、焊接而连成一体，尊体上装饰着28条蟠龙和32条蟠螭，颈部刻有“曾侯乙作持用终”7字铭文。铜盘盘体上共装饰了56条蟠龙和48条蟠螭，盘内底刻有“曾侯乙作持用终”7字铭文。尊盘通体用陶范浑铸而成，尊足等附件为另行铸造，然后用铅锡合金与尊体焊在一起。尊颈附饰是由繁复而有序的镂空纹样构成，属于熔模铸件。

我看了这件精美的宝贝，不知道是什么用途。问了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才知道这是一件酒器。曾侯乙铜尊盘由盘和置于盘中的尊两件器物组合而成。尊是盛酒器，盘是水器，冬季可盛沸水用于温酒，夏季可盛冰用于镇酒。远在2400多年前，帝王之奢侈已经不可思议了，真的是叹为观止啊！

曾侯乙大铜尊缶是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的国宝级青铜酒器，堪称“酒器之王”。其通高1.26米，腹径1米，重达327.5公斤，容量约800公斤，是目前已知先秦时期最大、最重的青铜酒器。该器造型庄重，短颈鼓腹，圈足，肩部设四个立环钮，器表饰有涡纹、重环纹、蟠螭纹、雷纹、蕉叶纹等复杂纹饰，线条细密规整，工艺精湛。

大尊缶出土于湖北省随州市擂鼓墩曾侯乙墓北室，与兵器、车马器同出，推测可能用于战士庆功宴饮。器身肩部铸有铭文“曾侯乙作持用终”，表明其为曾侯乙生前特制器物。值得注意的是，该缶出土时内部仍残留酒液，历经2400余年未泄漏，展现了古代高超的密封技术。

大铜尊缶铸造工艺采用分段浇铸法，器身分两次铸接，盖与腹部的环钮单独铸造后嵌入器身范内，接缝处可见凸起箍带。这种多范合铸技术体现了战国早期青铜铸造的巅峰水平，与曾侯乙墓其他失蜡法铸造的青铜器（如尊盘）共同印证了当时工艺的先进性。如今，大尊缶作为湖北省博物馆镇馆之宝，向世人展示着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辉煌成就。

曾侯乙铜联禁大壶是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的国宝级青铜酒器组合，由双壶与承托的铜禁组成，展现了古代工艺与设计的精妙结合。

双壶与铜禁同出，形成“联禁”组合。禁为长方形承酒器座，长1.17米，饰蟠虺纹，表面有四个中空圆圈承托壶圈足。禁面四角各有一只S形小兽，以三角形力学结构承托总重240公斤的壶与禁，体现古代工匠对重心与受力的精准计算。双壶高约99厘米，敞口长颈，鼓腹圈足，颈饰蟠螭纹与蕉叶纹，壶盖设衔环蛇形钮，盖罩为镂空勾连纹。内壁铸有“曾侯乙作持用终”铭文，表明其为曾侯乙生前特制器物。

“禁”之名源于西周禁酒令，器座设计既实用又隐含“禁止酗酒”寓意。周人通过命名与器物功能传递礼制规范，成为研究周代禁酒文化的重要实物。作为曾侯乙墓15000余件文物之一，铜联禁大壶与编钟等共同反映了战国早期曾国贵族的奢华生活与高超工艺水平。其独特的“萌兽扛重”设计更成为网络热门话题，被网友戏称为“不用顾忌我的死活，我扛得住”表情包。该文物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是青铜器中少见的“力与美”完美结合的典范。

这个展柜中是曾侯乙铜鉴缶、铜过滤器，是曾侯乙墓出土的国宝级青铜器组合，展现了战国早期曾国贵族生活的奢华与工艺智慧。电子解答系统中介绍这个组合中还有铜勺，没有看到，问了工作人员，说铜勺在库房里；看到网上有介绍说是铜勺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不知道是否准确？有机会要去看看的。

曾侯乙铜鉴缶由方鉴与方缶嵌套组成，是古代“冰酒器”。方缶置于方鉴内，鉴与缶之间留空隙，夏季可放冰块降温，冬季贮存温水温酒，实现“冬暖夏凉”。鉴底设3个带活动倒栓的弯钩，插入缶底榫眼固定，防止倾倒，设计巧妙。这铜鉴缶是采用失蜡法铸造，器表饰蟠螭纹、蕉叶纹等复杂纹饰，内壁铸有“曾侯乙作持用终”铭文，表明为曾侯乙生前特制。这个造型被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缶阵原型借鉴。作为“中国最早冰箱”，印证了《周礼》记载的“冰鉴”功能，反映了战国时期楚地青铜铸造技术的高超水平。

曾侯乙铜过滤器用于过滤酒中渣滓，器身中空，顶部设长杆三角形漏斗，底部小孔可滤渣。与鉴缶同出，内壁亦铸有“曾侯乙作持用终”铭文。周代祭祀用酒为“五齐”（未过滤的薄酒），需稀释后过滤方可饮用，此器体现了当时饮酒礼仪的规范性。

每套鉴缶均配一铜勺，置于鉴盖之上。勺长柄设计可深入缶内底部舀酒，与鉴缶组合形成完整的饮酒系统。没有看到铜勺，略有遗憾。

铜鉴缶、铜过滤器和铜勺这三件文物共同构成曾侯乙墓酒器组合，其精巧设计与铭文记载，不仅展现了战国早期曾国贵族的奢华生活，更反映了楚地青铜铸造技术的巅峰水平。

这个大型展柜中展示的是湖北省博物馆的精品文物——曾侯乙铜九鼎八簋，是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的国宝级青铜礼器组合，共17件，其数量与形制体现了周代礼制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革的交织。按周代礼制，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曾侯乙作为诸侯却使用九鼎八簋，被解读为"僭越"或"加等礼遇"，反映了春秋战国"礼崩乐坏"背景下诸侯国对礼制的突破。

• 鼎：九件升鼎用于盛放牛、羊、猪、鱼、鸡等肉食，器身饰绿松石勾连云纹与龙形兽纹，鼎内七件残留动物骨骼与《周礼》记载高度吻合。

• 簋：八件簋盛放黍稷等谷物，盖顶五瓣花钮与龙形兽耳设计独具楚地特色，器表满饰连凤纹、棱形纹等。

这九件鼎是明显的楚式风格，为束腰平底楚式鼎，鼎耳外撇、三兽蹄足；簋为圆形鼓腹，盖缘三兽面衔扣，器身纹饰与鼎形成“弓形龙纹互补”的视觉呼应。配套铜匕（圆头方柄）用于取食，柄部残留绿松石，铭文“曾侯乙作持用终”表明为墓主生前特制。

西周晚期周王室衰微，郑国、曾国等诸侯国墓葬频现“僭越”礼器组合。曾侯乙墓中编钟悬挂方式（三面悬挂）与鼎簋数量形成矛盾，学者推测其可能为“加隆礼遇”。这组鼎、簋采用分铸法与失蜡法结合工艺，纹饰从商周神秘风格转向工整细密，绿松石镶嵌工艺达巅峰水平，展现了楚地青铜铸造的独特审美。

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的这个组合，既是研究周代礼乐制度的珍贵实物，也是春秋战国社会变革的重要见证。其“鼎盛组合”与“礼器美学”的融合，印证了《左传》"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文明密码。

展柜中的铸镶红铜纹饰盥缶是盛水器，曾侯乙墓共出土了四件盥缶，大小轻重略同，但器表纹饰有别。两件镶嵌绿松石（多已脱落），两件以铸镶法形成红铜纹样。所谓铸镶法，是将预先制作的红铜纹饰放置范内，然后再浇铸青铜溶液，形成类似镶嵌的装饰效果。铸镶红铜工艺起源于商代，春秋中期改进后用于此器。红铜片需在高温下嵌入青铜范内，对温度控制要求极高，体现了战国早期铸铜技艺的成熟。

曾侯乙墓出土的15000余件文物中，盥缶是贵族日常生活的缩影，印证了《周礼》记载的盥洗礼仪，反映了战国时期楚地贵族生活的奢华。

这一组展品是铜镬鼎和鼎钩2件，镬鼎是祭祀、宴飨中用于煮牲肉的炊具，形制巨大，直口短颈，三蹄形足，腹部上部饰蟠龙纹，下部为垂叶纹，内填粗云纹。鼎腹内壁与鼎钩均有“曾侯乙作持用终”七字铭文。

鼎是古代贵族在祭祀、宴飨等重大礼仪活动中煮牲肉的鼎，镬（huo)是大锅之意。曾侯乙墓镬鼎出土时口沿上有竹篾片编制的鼎盖，鼎腹底有烟炱痕迹，鼎钩挂于鼎耳，配有长柄匕。鼎内遗存有半边牛体，鼎钩挂于鼎耳，配套的长柄匕置于两件大鼎口缘上。遗存的牛骨和鼎底的烟炱痕迹印证了其作为“煮牲大鼎”的用途。

鼎钩的“子母套接”结构是青铜器铸造工艺的典范，与镬鼎的镶嵌红铜工艺共同展现了曾国青铜技术的巅峰水平。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的铜镬鼎和鼎钩组合，是研究周代祭祀礼仪与楚地工艺的重要实物。按照周礼规定，镬鼎为天子专享，但曾侯乙作为诸侯使用镬鼎，且墓中还有九鼎八簋组合都超越礼制，反映了春秋战国“礼崩乐坏”背景下诸侯权力的僭越。

曾侯乙铜建鼓座是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的国宝级青铜器，展现了古代工艺与龙文化的完美融合。铜建鼓座作为建鼓的承托装置，用于插入建鼓贯柱以稳定鼓体。建鼓由贯柱、鼓腔和鼓座三部分组成，贯柱通高365厘米，鼓身长106厘米，面径74厘米，这件铜建鼓座出土时鼓皮已朽，仅存鼓腔与底座，是迄今所见最精美的先秦建鼓座。底座外缘对称设4个铜环提手，便于搬运。

这件铜建鼓座呈龙形结构，由8对主龙与数十条小龙盘绕构成，形成立体网络。主龙为圆雕造型，曲旋蟠绕，龙身镶嵌绿松石，瞳孔处嵌西域绿松石。小龙是高浮雕与浅浮雕结合，或攀附主龙脊背，或倒悬龙腹，首尾呼应。给人的整体视觉非常震撼，远观如熊熊火焰，近看似群龙被鼓声惊醒，实现“视觉与听觉的统一”。

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器数量巨大，湖北省博物馆展出的文物很多，限于个人的认知，真的是有些眼花缭乱了。一个上午一直在看曾侯乙墓出土文物，真的是大饱眼福了。

曾侯乙墓出土文物中，不仅有钟磬等大型乐器，还有很多的小型乐器，这个展柜中有三种乐器：篪、笙、排箫，都是非常珍贵的文物，这些文物的出土，为研究古代礼乐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

篪为吹奏乐器。篪由竹管制成，与笛不同的是：它两端封闭，管身的吹孔、出音孔与五个指孔呈九十度，演奏时，掌心向里。曾侯乙墓出土了2件篪，长约30.2厘米，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篪。

笙为吹奏乐器。笙出土共6件。笙斗匏制，竹制笙苗出土时已散乱。中国古代乐器按质地分为金、石、士、革、丝、木、匏、竹八类，称为“八音”。笙属匏(páo)类乐器，匏即葫芦。用匏制作笙需在幼匏时按笙斗形制用匏范套住幼匏使之定型。此笙是目前所见中国匏制笙中最早的实物。

排箫为吹奏乐器。排箫又称“参差”或“箫”。曾侯乙墓出土排箫2件，均由13根长短不同的竹管经三个竹夹缠缚而成。这两件排箫出土之前，古排箫的形制曾长期模糊不清。如清代音乐家曾根据古文献所记载的排箫形如蝶翅的说法复原出26管、左右对称的排箫。曾侯乙排箫形如蝶之单翅，这与世界各地的古排箫类似。

这是曾侯乙墓出土的扁鼓，鼓腔由12块腔板组成，是出土的漆器中的乐器。曾侯乙墓出土的扁鼓是战国时期重要的音乐文物，其形制与演奏方式展现了古代礼乐文化的独特魅力。根据文献记载，曾侯乙墓共出土4件鼓类文物，其中包括小扁鼓和带环扁鼓，这些扁鼓与建鼓、带柄鼓共同构成了墓葬乐队的核心乐器组合。

扁鼓的形制特征鲜明：其鼓体扁平，便于携带与固定，与建鼓的立体造型形成对比。考古专家通过复原实验发现，扁鼓的鼓架虽已残损，但结合汉代画像石上的建鼓舞图，可推测其演奏方式需配合木柱固定鼓身，并通过调整鼓点轻重与乐队旋律相协调。此外，扁鼓作为“寝宫乐队”的组成部分，与瑟、笙等乐器共同营造出宴飨与祭祀场景的庄严氛围。

曾侯乙墓乐器的出土不仅还原了战国时期的音乐风貌，更印证了《仪礼》等典籍中关于礼乐制度的记载。扁鼓与其他乐器的组合，体现了曾国作为“汉东大国”在音乐文化上的融合与创新。

这是一件彩漆悬鼓，鼓腔也是由12块腔板组成，出土的鼓板散落，鼓皮已经朽烂殆尽。上方悬挂的是博物馆复制的悬鼓样品，做工精致细腻。

这个展柜中是一件彩漆瑟，是曾侯乙墓出土的弹奏乐器。据弦孔原张施25弦，出土时弦已朽佚。曾侯乙墓出土瑟共12件，共出土1358枚形式各异的瑟柱。瑟柱，又称瑟码，置于瑟面和弦间用于承弦调音。相传伏羲作五十弦瑟，黄帝改良为二十五弦。目前考古发掘所见有18、19、21、23、24、25弦共六种弦制。琴瑟合奏常寓意和谐美好。

曾侯乙墓出土的瑟是战国早期重要的音乐文物，其形制、音律及文化意义体现了古代礼乐文明的辉煌成就。曾侯乙墓共出土12件瑟，分置于中室（宫廷乐队）和东室（寝宫乐队），与编钟、建鼓等组成庞大乐队，用于祭祀、宴飨等礼仪场景，凸显曾国作为“汉东大国”的礼乐地位。

曾侯乙瑟形体较大，全长167.3厘米，首宽42.2厘米，尾宽38.5厘米，由梓木制成，首端设1个长岳山，尾端设3个短岳山，张弦25根，尾部有4根木质瑟柱用于系弦。瑟身饰有饕餮纹、蟠龙纹等复杂纹饰，色彩绚丽，展现了高超的雕刻与髹漆工艺。

瑟按五声音阶定弦，可演奏两个八度的24个音，与编钟、笙等乐器配合形成“金石之乐”。出土时丝弦已腐朽，调音柱、轸等关键部件缺失，演奏方式失传。据网络信息显示，汕头手工艺人通过实验考古复原了曾侯乙瑟，采用现代古筝弦钉穿弦法，成功再现其音色。

曾侯乙瑟的出土印证了《诗经》中“琴瑟友之”的记载，其25弦制与《周礼》记载的“颂瑟”相符，为研究先秦乐律提供了实物依据。复原工作不仅还原了乐器本身，更推动了非遗保护与古代音乐史研究。曾侯乙瑟的发现也填补了战国早期大型乐器的空白，是中华礼乐文明的重要见证。

曾侯乙墓出土的漆器衣箱是战国早期重要的文物，展现了古代礼乐文化与天文智慧的结合。据博物馆介绍曾侯乙墓出土了五件漆衣箱，漆衣箱为长方形，盖顶隆起呈拱形，箱内髹红漆或黑漆，外以黑漆为地，用朱漆描绘花纹。箱盖与器身四角设向外延伸的把手，盖顶前后两侧各有一长方形钮。尺寸方面，不同衣箱略有差异，如彩绘二十八宿图衣箱，长71厘米、宽47厘米、高4.5厘米。其中两件与天文和神话有关，一件绘有北斗、青龙、白虎和二十八宿，另一件有扶桑、桂树、后羿射日等神话故事，箱盖中央有蛇身人面的伏羲女娲像。

尽管部分衣箱因墓内积水漂浮分离，但出土的漆衣箱为研究古代漆器工艺、天文历法及礼制提供了珍贵实物。例如，其朱漆书写文字与纹饰的结合，展现了战国早期“书画同源”的艺术特征。曾侯乙墓漆衣箱不仅是实用器物，更是中华文明“天人合一”思想的载体，印证了《周礼》《山海经》等典籍的记载，堪称战国早期礼乐与科技成就的缩影。

这是一件《弋射图》衣箱。

这就是非常重要的曾侯乙墓出土文物，《二十八宿图》衣箱，是战国早期重要的天文文物，其形制、纹饰与文化内涵展现了古代天文学与礼乐文明的深度融合。这件漆衣箱为长方形，木胎制作，器内髹红漆，器表以黑漆为底，朱漆书写文字与纹饰。盖顶拱起象征苍穹，四角设把手，箱底为长方形象征大地，整体构成“天圆地方”的宇宙模型。

这件漆衣箱盖面正中朱书篆文“斗”（北斗七星），环绕“斗”字按顺时针排列二十八宿名称，与《史记·天官书》记载一致，是我国迄今最早完整记录二十八宿名称的实物。盖顶两侧绘青龙（东宫）、白虎（西宫），南立面展开后绘朱雀（南宫），北立面涂黑象征玄武（北宫龟蛇），形成完整的四象体系。阮宿旁刻“甲寅三日”，学者推断其描绘公元前433年农历大年初三傍晚的天象，对应农耕文明中“籍田礼”的吉日，体现古人通过星象指导农时的智慧。

朱漆书写的二十八宿名称与纹饰结合，展现了战国早期“书画同源”的艺术特征，箱身侧面还绘有卷云纹、星点纹等装饰。反映了战国时期天文学与艺术的融合，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具象化表达。

《二十八宿图》衣箱不仅是古代漆器工艺的杰作，更是中华文明早期天文学成就的珍贵见证，其“宇宙模型”设计将实用器物升华为跨越时空的文化符号。这件漆衣箱的出土将二十八宿体系的完整记载时间从秦末提前至战国早期，印证了中国起源说，并为竺可桢、夏鼐等学者关于西周或公元前7世纪起源的假说提供实物佐证。

《二十八宿图》衣箱盖的中央写着一个篆书的“斗”字，象征北斗七星，“斗”字通过笔画延长线与二十八宿相连来体现二者的互动关系。通过研究这种互动关系，有学者认为这幅图描绘的是公元前433年农历大年初三傍晚的天象。在这幅图上的亢宿附近，写着“甲寅三日”四个字。通过核对古历，公元前433年正月初三正好是“甲寅”日，这一天在月相上叫“初吉”，是一个非常吉利的日子。《二十八宿图》衣箱上表现的“斗转星移”的关系，只有在纬度偏北的黄河流域才能观案到。这证明中国的二十八宿体系不是来自古印度。

曾侯乙墓出土的漆器是战国早期漆器工艺的集大成者，其种类丰富、工艺精湛，展现了古代礼乐文明与科技的高度融合。曾侯乙墓出土的漆器数量多、品种全，制作工艺原始粗犷，造型古朴，器胎多用整木剜凿而成。包括了漆棺、鸳鸯形漆盒、漆盖豆等大量的器物，它们的纹饰和工艺独具特点，是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实物见证。

曾侯乙墓漆器以整木剜凿、斫削为胎骨，采用朱漆为底、黑漆绘纹的典型楚式风格，纹饰繁复且富有层次感。部分器物如彩绘漆瑟，通体髹朱漆并饰黑、黄彩绘，尾端浮雕龙蛇形象，体现楚地瑰丽的想象力。科学分析表明，其漆膜多达6-10层，颜料包含朱砂、炭黑及副雄黄，胶结物中甚至添加蛋清以增强附着力。胎骨以木胎为主，兼具竹编、皮革等材质。例如，漆盾和甲胄采用皮革胎，无接缝且轻便耐用；而漆棺、衣箱等大型器物则用整木雕成，厚重粗犷，与同期楚墓的轻巧胎体形成对比。曾侯乙墓漆器采用扣器、夹纻胎等工艺，为汉代漆器发展奠定基础。例如，漆盖豆的仿铜蟠龙纹雕刻，展现了战国早期对青铜器风格的模仿与创新。

尽管部分漆器因墓内积水分离，但整体保存完好，为研究战国早期漆器工艺、颜料配方及礼制文化提供了珍贵实物。科学分析揭示的蛋清、明胶等胶结物使用，为漆器修复提供了新思路。其作为“中国漆器史上的一座宝库”，印证了长江文明的辉煌。

曾侯乙墓出土的金器是战国早期贵金属工艺的杰出代表，其种类丰富、工艺精湛，展现了古代礼制与科技的高度融合。

出土的金器主要有如下类型：

1. 金碗（盏）：通高11厘米，口径15.1厘米，重2156克，是目前已知先秦金器中最大最重的容器。器身方唇直口、浅腹平底，三足作倒置凤首状，盖顶有圆形捉手，盖沿设三卡扣与碗口扣合。纹饰以蟠螭纹为主，盖面饰蟠螭纹、勾连雷纹，器身口沿下饰一圈蟠螭纹，工艺极为繁复。

2. 金杯：方唇敞口、束腰平底，腹上部设对称环耳，通高10.65厘米，重789.9克。器身素面，但通过束腰设计凸显造型美感，体现了战国早期金器从实用向装饰过渡的趋势。

3. 金匕（漏匕）：镂空透雕变异龙纹，方柄素面，通长13厘米，重56.45克。内置金碗中，用于舀取食物或酒液，其镂空工艺与纹饰设计展现了高超的金属加工技术。

4. 金带钩：出土4件，鹅首形长颈扁喙，素面光洁，含金量高达90%以上（如93.6%），长4.4厘米，重40-46克。器形简洁但工艺精湛，反映了贵族佩饰的奢华。

5. 金箔：共940片，形状包括圆形、半圆形、圭形等10余种，厚0.1-0.3毫米，含金量约85-92%。多数压印几何纹饰，少数素面，推测用于粘贴铅锡饰物，是研究古代金属工艺与装饰技法的重要材料。

虽周礼规定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但曾侯乙墓以九鼎八簋随葬，且金器与九鼎八簋、编钟等礼器同时出土，反映了礼制松动与楚文化的影响。这些金器纹饰多取材蟠螭、凤鸟等神话意象，兼具装饰性与礼仪功能，如金碗的凤首足象征祥瑞，金杯的环耳设计便于提携。

据考古专家研究发现，金器整体保存完好，经检测含金量普遍在85%以上，部分达93.6%。其铸造工艺、纹饰风格及组合关系，为研究战国早期金属冶炼、艺术审美及南北技术交流提供了关键实物证据。曾侯乙墓金器不仅是古代贵金属工艺的巅峰之作，更是中华文明“器以载道”思想的实物载体，充分印证了《考工记》等典籍记载的冶金技术，堪称先秦金器史的里程碑。

曾侯乙墓玉器不仅是工艺杰作，更是中华文明“天人合一”思想的载体，这些珍贵的玉器深受广大游客喜爱，其艺术成就与文化内涵为研究战国早期社会提供了重要窗口，为研究战国早期玉料来源、治玉工艺及葬玉制度提供实物证据。

曾侯乙墓出土的玉器是战国早期玉器工艺的集大成者，其种类丰富、纹饰繁复且工艺精湛，展现了中原与楚文化的交融。这些玉器的种类包括大孔璧、玉璜、玉龙佩，以及一些改制玉器，如玉虎和玉琮。其中的兽面纹玉琮、云纹玉梳、玉琀、金缕玉璜和16节龙型玉挂饰等都是非常珍贵的文物珍品。

上面的是一件素面玉琮，下面是一件兽面纹玉琮，均为1978年出土于湖北省随州市曾侯乙墓。

玉琮（Cóng）是一种内圆外方筒型玉器，是古代人们用于祭祀神祇的一种礼器。距今约5100年至新石器中晚期，玉琮在江浙一带的良渚文化、广东石峡文化、山西陶寺文化中大量出现，良渚文化的玉琮最发达，出土与传世的数量很多。最早的玉琮见于安徽潜山薛家岗第三期文化，距今约5100年。

这一件兽面纹玉琮是令人叹为观止的东周（战国早期）文物，高5厘米，宽6厘米。这件青白色玉琮，带有褐色沁斑，外形呈外方内圆的设计，上下贯通，直观地展现了古代“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它出土于曾侯乙的腰腹部，玉琮的磨制非常精细，四面浅浮雕着兽面纹，射上则刻有“s”纹和三角纹，庄严而不失优雅。

韘初见于商代，流行于先秦两汉，为骑射之具，套于拇指上使用，张弓时，弓弦挂住旁出的小钩，以防伤拇指，后来成为装饰品。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是在商代妇好墓中出土的玉韘，外径为34.6毫米，内径23.2毫米，高38.3毫米，重量为44.1克，材质为透闪石。它的外观下平上斜，正面雕刻着兽面纹，双目下各有一个圆孔，应该是当时用来穿系绳索的。背面有一个斜凹槽，用于挂弦。内壁非常光滑，显然是实用器随葬。

来武汉之前，看到网络上有人说到这件玉韘，在博物馆的曾侯乙墓出土文物玉器展区，看了很久也没有找到这个玉韘，问了多位工作人员也说不清楚，只是告诉我就在玉器展区。越是看不到，就越想看看，最终还是在角上的一个展柜中看到了这件玉韘，据介绍这件玉韘出自东室墓主左手掌处。曾侯乙墓出土的玉韘为椭圆形，长4.3厘米、宽3.4厘米、孔径1.9—2.2厘米，器身扁平，中间有一椭圆形穿孔用于套入拇指，后部有一穿孔用于系绳固定。这种设计符合《说文解字》中“韘，射决也，所以钩弦”的记载，是射箭时钩弦护指的实用器具，被称为“扳指的鼻祖”。曾侯乙墓玉韘不仅是古代军事装备的实物见证，更是研究战国早期玉器工艺、礼制文化及南北技术交流的重要标本。

独立展示柜中的十六节龙凤玉挂饰是湖北省博物馆的精品文物，始终被游客们围观着，我是转了几圈才拍到这个自己满意的照片。十六节龙凤玉挂饰用5块玉料雕成，由3个玉环和1根玉销钉联成可以活动卷折的16节。全器玲珑别透，整体为一条龙，其上又运用透雕、浮雕、阴刻等技法雕出龙、凤和蛇的形象，并饰有谷纹、云纹、斜线纹，为迄今所见最精美的周代玉器。据考古专家研究推测可能为帽子上的装饰品。

这件16节龙凤纹玉佩上面的龙凤，形态各异生气盎然。第二节圆形玉璧的四周攀附有四条龙；第十一节玉饰呈玉佩状，雕刻了相互连接的三条龙，龙身呈“S"形，看上去非常流畅。第十二和十三节玉饰，分别雕刻了双首相向的两条龙和双首相背的两条龙，每条龙身上又各雕刻一条龙，真是龙上有龙，让人看得眼花缭乱；第十五节玉饰的两端，分别刻有一只站立的凤和凤衔蛇图案整件十六节龙风玉挂饰看上去玲珑易别透，折卷自如，反映出战国工匠精妙绝伦的设计和雕工，其雕刻技法包括透雕、平雕、阴刻、分雕连缀等多种复杂工艺，其中的龙凤形，多采用透雕完成，龙凤上的各种谷纹、云纹和装饰线条，多阴刻而成，多种雕刻技法的灵活应用，使得玉挂饰上的图案看上去非常生动，代表了先秦时代玉器雕琢工艺的最高成就。玉的质地非常坚硬，可十六节龙凤玉挂饰却环环相扣，折卷自如，这是如何做到的呢？专家分析，玉挂饰采用了一种独特的玉雕工艺——分雕连缀。十六节玉挂饰共由5块玉料、1个玉环和一根玉销钉组合而成。战国工匠们先把五块玉料分别按照所需节数刨成切而不断的小节，在每两块玉之间再镂成一两个可以活动的环套，再用另外三块玉料制作的开口活环和一个玉销钉将它们连缀成一体。玉雕镂空法早在我国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但用多块玉料用活环连接成一件多节玉器，却为仅见，故参观博物馆的游客们对这件玉器非常推崇

曾侯乙墓出土了品种繁多、工艺精湛的玉器，受到广大游客的热烈关注，尤其是曾侯乙双龙玉璧，这块双龙玉璧为扁平圆形，直径约7.2厘米，青白色玉质，半透明。玉璧两侧各透雕一龙，龙身呈“S”形盘曲，龙首相对，尾部上翘，整体造型对称而富有动态感。玉璧边缘保留凸起的地子，表面阴刻细密云纹，与龙身纹饰形成疏密对比。玉璧保存完好，玉质细腻无瑕疵，经考古检测为透闪石软玉，可能产自新疆和田。其工艺细节为研究战国早期玉器加工技术提供了实物依据，是一件非常重要的文物珍品

这是曾侯乙墓出土的蜻蜓眼玻璃珠。经考古研究发现，最早出现于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第十八王朝（公元前1550年-前1307年）的眼式玻璃珠，于公元前一千纪（公元前1000年-前1年）上半叶出现于我国新疆地区后，又于公元前500年左右出现于山西、河南、湖北等地的高级墓葬中，并获得了一个形象的名字——蜻蜓眼。目前学界对此事进行研究认为，其重要意义是证明丝绸之路之前东西方之间的交往已经存在。

曾侯乙墓共出土173颗玻璃珠。玻璃珠通常为球形，少数为圆中见方的球形，个别为多角的球形，有孔。从造型上看，玻璃珠上都有若干眼珠纹，每个眼珠纹都由一个圆点的蓝色套上一个或几个圆圈的白色，各个眼珠纹之间呈灰色或绿色，外观就像蜻蜓眼人类使用玻璃的历史十分悠久。公元前3000年左右，古代埃及或美索不达米亚一带就出现了玻璃。公元前1300年左右的古埃及第19王朝初期，透明的玻璃制品已经在一些地方所使用。这些玻璃制品，大概是人类制造的最早的玻璃。

大约在春秋战国之际，长江中游的中小型楚墓当中出现了大量的玻璃制品。这种玻璃是在石英砂中加入了重晶石与方铅矿等原料，因此铅、钡的成分较高，所以也被称为铅钡玻璃；而西方和南亚所见的玻璃，钠、钙成分较高，被称之为钠钙玻璃。曾侯乙墓所见的玻璃，以钾、钙成分为主，可称之为钾钙玻璃。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从湖北、湖南途经贵州、云南直抵南亚，有一条古老的商路，人们称之为南方丝绸之路。这条商路，以楚国的丝绸、南亚的玻璃珠等商品为媒介，相互往来小小的玻璃珠，开启的却是中国和印度两个文明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这同样是新的社会思潮和风气所促成的。

这是展示的玉首铜削刀（上图）和玉首铜刀（下图）。据介绍玉首铜削刀用于削去竹简上的墨书错误；东室共出土4件削刀，分散于东室中部。此件柄与玉环钮连接处作龙首形，龙首上镶嵌绿松石，玉环两面雕刻云纹。玉首铜刀出自主棺内棺中，位于墓主腰腹之间。刀身、刀柄为青铜，刀环首为青玉；玉环呈圆角长方形，四角各有一透雕的龙首，阴刻窃曲纹。

曾侯乙墓万件文物中以车马兵器最多，其种类之全、数量之众、综合功能之强，前所未见。其中射远兵器居多，长杆兵器尤为特殊，且有极为罕见的矛状车軎，这些都是用于车战的武器装备，说明曾侯乙是一位擅长车战的军事家和指挥官。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车马兵器是周代国力的标志，也是所有者身份等级的象征。曾侯乙拥有数量庞大的兵器、车马器，“五兵”俱全、制作精良，体现了当时最先进的装备制造技术。墓中出土的文物中有不少未开刃的兵器，用于仪仗或祭祀乐舞中的战争场面。

曾侯乙墓竹简是目前所见时代最早的竹简实物，非常珍贵。曾侯乙墓竹简出自北室，共240枚，长约75厘米，6696字。简文墨书，出士时字迹清晰。简文详细记载了用于葬仪的车马兵甲，包括车名、马名、御者及其官职、车构件与配件、马用器具、车与马的配驾的种类与数量、兵器与甲胄的配置等内容以及随葬木俑等其它物品的情况。其中可以显示不少楚国贵族为曾侯乙下葬赠送了车马，是古代赠赙（ù）制度、车马制度的实例。

曾侯乙墓是一座精心打造的大型地下宫殿。墓中的四个椁室，分别对应着其生前的庙堂、寝宫、后宫与仓库，陈列着他拥有的钟鼎彝器、车舆美食，寄托了他永世享用的期望。这件出土于主棺东侧的铜鹿角立鹤，是主人永持用享的最基本体现。鹿角立鹤通高143.5厘米，重38.4公斤，造型别致，它由鹿角、鹤身、鹤腿、底板四部分榫接组成。鹿角立鹤的头、颈与鹿角均有错金装饰背脊与双翅周边镶嵌绿松石，嘴部右侧有“曾侯乙作持用终”七字铭文。

从整体造型来看，鹿角立鹤采用了楚艺术中常用的夸张变形的手法，生长于凤头上的一对鹿角呈圆弧形，由两侧向中间合拢，改变了鹿角的自然形态；立凤伸出的长颈极度夸张，展示了一个神奇的巨鸟形象。鹿角立鹤突出了线条的造型功能，弧线与直线的穿插运动，使整个作品看起来具有一种音乐的旋律美。

鹿角立鹤出土时，位于主棺的东边，头向南方，昂首伫立。作为一国之君，曾侯乙为什么要把鹿角立鹤放在自己主棺的东边呢？古人以为，鹿和鹤是长寿的象征。古书上有“鹿寿千岁，鹤寿千岁”这样的说法，体现的就是长寿的含义。除此之外，鹿与鹤也是吉庆祥瑞的动物。正是因为有了鹿与鹤这双重的利好，古人才把它们组合在一起，希望引领墓主人的灵魂升天，安享太平。

据了解，史料对随国有记载，但不见随国铜器出土，却常发现曾国铭文铜器，而曾国在史料上并无记载。特别是1978年曾侯乙墓发现后，引起了学术界对曾、随是否是一国两名还是两个国的“曾随之谜”的大讨论。2013年出土于随州文峰塔墓地的曾侯舆编钟，上面有180多个铭文，记载了战国时期吴王伐楚，楚昭王逃到“曾”国的历史。这段历史在《左传》中有详细记载，不同的是《左传》中保护楚昭王的国家是“随”，曾侯舆编钟用的是“曾”，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认为“铭文是最有说服力的，有铭文为证，曾随一家、曾即是随，已没有悬念。”“这就证实了，‘曾’‘随’确实是一个国家。”至此，延续36年的“曾随之谜” 终于破解。

在湖北省博物馆整整一天，中午吃了一个鸡蛋，一直到闭馆也没有感到饥饿，深深地沉浸在漫漫岁月的长河中。四个半小时，匆匆看过曾侯乙墓出土文物的一部分，非常地震撼！15000多件文物，一座墓出土如此数量庞大的文物，博物馆也无法全部展示，看到的文物也远远超过了自己的想象，这一篇也仅仅记录一点点。湖北省博物馆的收藏品太丰富了，慢慢地回顾整理，逐段记录在美篇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