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轮日月赋流光

陶炼15229437

我想对你说

已过花甲之年的我能对初生于世界的你说些什么呢？面对父亲为我出生去照相馆照的人生第一张相片，我突然生出这样一个怪念头。《论语》说人过六十而耳顺，是指此年龄达到心智的成熟能包容不同意见的修身境界，而出生于世的你，目光清新澄澈，胸有万千斑斓。我们四目相对隔着60年的光阴，能说些什么？

在这60年的时空纵横中，我约从五岁开始有记事，成长中童年心灵的失意与兴奋，歧路与坦途都刻骨铭心的化做了深刻的记忆。及至少年与青年，又是学业和就业，又是婚恋和生子，40年的就职生活与生存，匆匆又匆匆而过。面对人生第一张照片的深沉的感慨与莫名的惆怅，抵牾而快乐，收敛却冲动……

感谢老爸老妈给我人生的第一张照片，感谢生命的长途中生活赐予我的一切。

“陶炼”这个名字

出生后父亲给我的取名有"陶冶、锻炼"的意思，也有"铸炼”的意思。这是对我在人生之路上情操身心受锻炼得提升寄予的希望。陶炼在佛教的语境中又有一种解释：谓陶炼生金，穿透穷究还有更深层的解读，我的业力目前不够，仍需用心去参悟。

出生后直到读了小学的某一天，父亲叮嘱我取这个名字就是希望我人生经受历练，陶冶锻炼成材。那时听到这些话还是似懂非懂，着实并不能够完全理解父亲的期盼和一片苦心。

奶奶和我

这是我和奶奶同框最早的一张照片，时间大约是1965年的夏末，地点天津北宁公园。绿树浓荫下我惬意且懵懂的望向远处，奶奶蹲下身子，扶持着蹒跚迈步的我，那一年奶奶已近花甲年纪。奶奶的晚年生活很多时间是在照料我，在我幼年和童年的成长中，奶奶倾尽了心力。那是运动频繁，物质匮乏，生活拮据的60年代。父亲和母亲的工资收入算在一起仅有百元，奶奶无收入，一家四口的生活，可以温饱度日。

　　光影里的笑容

感恩父亲用相机定格儿时的我和母亲在一起的欢乐时光和开心的笑容。母亲把我抱在怀里，斑驳的树影映照在我和母亲身后的宽大的廊柱之间，强烈的光线投射在我的脸上和身上，投射在母亲浅色的衣服上，我的小脸迎着光发出灿烂的笑容，母亲宠溺的望着我也露出快乐的笑容，她的笑容因为侧着脸，隐在暗影里略显模糊。在我开始了成长的岁月里，是父母和奶奶的笑容和爱呵护着我陪伴着我生长的每一天！成年以后的我每当看到照片上的我，就看到了光影里的我的童年，我的心情仿佛也就瞬间回到了那个孩提的时代！父母的爱倾刻就来到了我的身边！

　　"津门”无记忆

父亲成长、工作和生活的脚步一直行进在燕赵大地上，在京津冀之间兜兜转转。直到1971年迁到石家庄后，才能够比较稳定的生活至今。

我出生在天津，又穿着开裆裤离开了津门，在天津随父母亲和奶奶生活时，是在襁褓之中；是在咦呀学语之间；是在满地奔跑之中。天津时刻在我的记忆长河中，终究是全无记忆。这照片是我在"津门”记忆全无的时期，父亲记录下的瞬间。

穿越时光

从记事开始，记忆就开始了像一粒一粒的沙堆积起来，而当记忆的沙堆不堪重负，时光就会残忍的把这一粒一粒沙像风卷残云一般的吹得不见踪影，人生终究成空。

这张由父亲拍摄的我和母亲同框的照片，把时光带到60年以前， 我没有任何记忆的时间里。母亲在端着碗匆忙地吃着简单的饭食，也可能因为我的喧闹，让母亲不能安心的吃好这顿饭吧。母亲身后放着洗衣服的大木盆，空旷的院墙和简陋的地面，倒是映衬出我们这个简单家庭的欢快和勃勃的生机。

　　凝固的“记忆”

在我这个年纪的人，能把幼年的照片拿出来说：小时候我就是这个样子的还真不多。从我出生开始，频繁的"运动”多了，各种年龄段的人被迫卷入各种各样的"站队”"争斗”中，甚至造成父子反目，夫妻反目。这个阶段，父母也在不断的"站队”和“改造”中。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之中，父亲还是用他热爱生活，热爱家庭的初心，留下了一点日常的家庭生活影像。把这一份凝固的家庭记实，定格在我们记忆的历史和长途中，弥足珍贵。

成年后的我每当看到这些照片，即刻就和往昔关联起来。高龄的父亲记忆和反应已经有一点迟钝，但每每他看到这些照片，表情和神态马上就活跃起来，瞬间像回到了青年时的日子里。我把这张黑白照做了彩色效果进行对比，真想让凝固的记忆再激活，时光再倒流。

回忆“奶奶”

照片中的我欢快地迎着父亲的相机镜头跑过去，身后的奶奶追着我，嘴角漾着笑意。

长大以后我印象中在户口本户口页上，关于奶奶的信息是：出生于1904年姓名任敬韫，曾用名任小俊。按照这个日期推算我出生那一年奶奶已经是60岁的花甲之年。我和奶奶的年纪相隔了一个甲子。

奶奶因为出生在清末冀中平原的县城束鹿县，到底也经受了裹脚的痛苦。但是奶奶也赶上了那个风起云涌，却又风气开化的民国时代。她在家长的支持下，在束鹿县立女子师范讲习所毕业一一那张泛黄的贴着印花税票的历经百年的毕业证书，是由奶奶留给父亲，父亲交给我一直珍藏着。

我出生以后，由奶奶照看的时间最长，奶奶对我的启蒙教育我记忆犹新。奶奶的歌谣和俚语俗谚，出口成章，这与他的县城生活经历和师范毕业经历可能有很大的关联。但我在奶奶的称呼里没有小名，就叫"臭小"。从我出生一直到高中毕业我的生活里几乎没有和奶奶分开过。

在70岁以后，奶奶的身体每况愈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小毛病，寻诊问药是常态。最后终因肺部疾病发作去世，享年82岁。

　　"三岁看大”之前和之后

面对这张在天津市河北区省电力局家属宿舍院内的照片，我想起一句奶奶经常挂在嘴边的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这是一位圣人的金句。父亲是奶奶唯一的儿子，1964年9月24日之后，我是奶奶唯一的孙子。在我出生之后，到三岁看大七岁看老，1964一一1971，对于我的看护和启蒙教育，父母和奶奶在那个时期，那种条件之下，他们竭尽了全力。

照片里我这个穿戴的样子，放在当下，也不落后。身后的房屋，就是当时省电力局的家属宿舍，住宿条件简陋，全家仅分到一间平房。父亲回忆起那时住的平房低矮，采光也不好，住进去后还自己动手凿墙开出过一扇窗户。

踏入记忆的河

我随父母迁到保定开始终于开始记事。莲池区东西向的护城河边的南侧南河坡，南行不远是南关张家场11号大院，河北省农田水利电力局于1969年迁来此处，大院堆积垛码着橡胶管等很多物资，院内南头两排平房是职工家属宿舍，依次向北两排平房做办公用。

一个雨后阳光明媚的下午，我在宽阔的大院内垛码的橡胶管之间穿行，追逐着翻飞的蜻蜓，甚至捉到了两支停留的蜻蜓，好奇地观察那轻薄透亮的翅膀，那圆润斑斓的眼晴。在大院的围墙边，间或有几株蜀葵，正绽放着艳丽的花朵。我一生中最初的美好记忆，就是以这样的情景展现。

我无法懂得文革进行中的浩劫和风暴，但是在我的印象里，有嘶吼的口号声，有揪斗打人的场面和凄惨尖叫声；有半夜三更惊恐闯入家中的年轻人，是为了躲避追逐的揪斗。在保定的日子里，父亲有时会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到铁道旁看蒸汽机车喷出白色的烟雾，鸣着汽笛隆隆驶过。有时会带我顺着河坡下到护城河底，顺着蜿蜒的水流走上一段。春风荡漾的季节，我在院子里放出父亲精心糊制的一个燕形风筝，不料风势过大，工字拐上的线迅速放出，线一下子崩断，风筝竟飘远无踪了，我失落的心情一下子跌到了谷底，懊恼至极！

在张家场11号院最初的记忆里，有单位职工齐心协力续接木质电线杆，架设三层楼高的电视天线的场景；有全院的大人小孩在繁星当空的夜晚，大家翘首天外，听到悠远的东方红乐曲响彻天空的兴奋之情。还有一个时期，天上经常有宽大体形的飞机从头顶掠过，从弦窗洒下无数的纸质传单，印着宣传文革的各种口号和报道。

在张家场11号院大约两年多的时光，期间父母亲到宣化五七干校一年多，我是和祖母相依为命，甚至走在大街正赶上武装械斗的枪声大作，只好躲起来，给我留下了惊恐的记忆。期间妹妹71年3月底出生，3个多月时，母亲就帶着她去了宣化干校，我则在保定天坛街上的南关小学上了一年级。新课桌新椅子，班长叫谢连柱，住在张家场11号大院外的一条斜街旁，家中孩子一大串，家中的细粮馒头只留给上班的吃。在天坛街北口的桥头旁，有个杂货店，是班上年龄最大的女同学家，她梳着长长的大辫子，高高的个子，左手残疾，当时有十四五岁的样子。班主任叫董淑香，和霭亲切，她微笑的面容，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照相馆里的摆拍

这张照片是在保定居住期间，父亲领我去保定市里一家照相馆里的“摆拍照”。在那样一个运动不断、物质匮乏、思想贫瘠的时代，能够去照相馆里留下一张纪念照片，仍然是那个年代的一种时尚，也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因为至今我的同龄人中能够拿的出一张记录自己小时候的音容笑貌成长影像的照片的，少之又少。

虽然我骑在童车上。但那辆作为道具的童车也是充满划痕略显破旧。而我的童年也没有骑在自已拥有的童车上的机会。在照相时摆拍的一瞬，骑跨在童车上的我，是有些稍稍的局促和不安。

时代的印记

这上下两张排列在一起的照片，是夏日的一天的午后由父亲在府河北岸公园内外分别拍摄的。上面的一张是未进公园之前在公园外的围墙边拍摄的。夏季的阳光依旧灼人，我好像还有点不敢完全把眼睛睁开，身后的宣传语录牌在围墙旁边投下浓重的影子。当时全国上下因为中苏关系交恶，因此画面上体现这样一种宣传氛围。画面下面的文字是：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该口号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一句源自1953年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首届功臣模范代表会议的题词，后半句话是根据形势需要才衍生出来凑成的标语口号。

下面的一张是在公园里边的树丛边拍摄的，阳光已经不那么刺眼，柔和了一些。我的手里紧摸着红色的伟人语录本。在那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岁月，我记得小孩子讲话最后都要信誓旦旦的加上一句：我向毛主席保证。我的为数不多的童年照片，一半以上都是手握语录本，胸缀领袖像章，这是那个时代的印记和标配。他让我们回看影像时，充满苦涩的回味和淡淡的沉思！

　　保定市南关张家场十一号

我清楚的记得，在河北宣化五七干校集中学习的父亲写给奶奶的通信中，信封上抬头的地址就是保定市南关张家场十一号。奶奶总是期盼着收到父亲的来信，那也是我们一家人聚少离多的一段日子。

随着省直机关的迁移，父母从天津至安国至保定南关张家场十一号，直至从保定再迁往石家庄期间大概两年的时间。张家场十一号作为省直农田水利电力局的办公地是个空旷的大院子，在院子的南侧一隅有几排平房作为办公和宿舍区。在院子的空旷的空间里满堆着橡胶管等农用物资。出了院子沿着弯曲的街道向北走就到了府河边。这条河据说民国时期还可以行船到白洋淀顺流直达天津。但在我的记忆中，只是偶尔有浸泡红柳和捆扎芦苇的工人在忙碌，有孩童忙着在水沟里捞鱼虫，或是光着屁股的小孩在水里淘气的扑腾着。隔河相望是一处公园。在夏日里能观赏到杨柳依依。父亲曾用自行车带着我去公园里游玩过。

搬进这个院子里不久，父母就被安排去河北省宣化的五七干校受教育去了，很多的日子里我和奶奶两人相守度日，相依为命。奶奶也带着我上街或看着我在院子里边跑，左邻右舍的邻居们也很快都熟悉起来。保定是河北省委的所在地，又值十年动乱，派系斗争异常激烈。在我幼年的记忆里，很多次是在夜晚听到办公区人们喧嚣吵闹，揪斗批判的口号声，此起彼伏的追打恐吓声时常响彻院落。白日里，军用飞机在头顶低空掠过，洒下花花绿绿的飞扬的宣传单，或是通告，或是最高指示，在沉闷的天空漫天飞舞。在此期间，母亲也从宣化五七干校回到过保定家中，在保定市的医院里生下了妹妹，时隔不久，又抱着襁褓里的妹妹， 踏上了北上塞外的列车。

这张父亲拍摄于午后的照片，阳光依旧有些炙热，甚至有点刺眼。邻居阿姨和身边小伙伴的名字都已经记不起来了。

北京五叔

定居北京闻名全国的著名工笔重彩人物画家任率英是祖母的叔伯弟弟。任率英李英敏夫妇育有六子一女，排行第五的是任梦虎，按辈伤我称呼五叔。

五叔生于1950年，曾在山西当知青，后在河北束鹿县电影公司安排工作。接着落实了政策返回北京在北京联合大学图书馆任主任科员至退休。五叔不是专业画家但他画的青春的记忆等一些画作也参加过展览出版过画册。

五叔为人厚道朴实。记得小学五年级时，有一次五叔从山西回北京在石家庄停留期间，特意带我去石家庄长安公园游玩并划了游船，还给我买了巧克力。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摇桨划船因为太用力手上还磨上了水泡印象特别深刻。如今五叔已退休多年。生活惬意。他喜欢摄影经常在朋友圈晒美食晒家庭生活的点点滴滴。他也经常在社区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祝愿五叔好人一生平安健康长寿！这一张照片是1970年父亲因事到北京停留期间在北海公园和五叔一起游园时留下的影像。

在天安门前留影

父亲在1971年元旦的那天早晨第一次带我到了北京的天安门前，我们是从宣化坐了一夜的绿皮火车，天还没亮时到了永定门火车站，接着我们乘坐公共汽车带着一身的疲惫早晨赶到了前门一带在小巷里吃过早餐（吃的什么饭忘记了）。才匆匆赶到天安门前。我听过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歌，但这次是真的站到了天安门前。父亲决定请广场前摆着照相摊位的师傅给我照张相做纪念，照相的师傅看我在大冷天光着小脑袋，就像旁边一位当地人借过来一顶帽子给我带上，那顶蓝色的帽子边缘内外都是油乎乎的。

在那个春寒料峭的元旦的清晨，我记得天安门前人流稀少依稀还有异国的人士在游逛，那仅见的异国女性蓝眼睛白皮肤居然穿着短裙子。从那次天安门留影以后我有十数次的途经北京，或停留或是到故宫人民文化宫等处游览观光，2003年的夏天我还曾带着陶正仁在长安街的南侧以天安门为背景给他照过一张相。这张我七岁时在天安门广场前的第一次留影，是我人生旅途中最宝贵的记忆最难得的影像。这张影像也是深深的父爱的见证。

陶明的第一张照片

这是父亲在宣化五七干校的宿舍里，给妹妹陶明拍的人生第一张照片。父亲给妹妹最早起的名字叫"琢”，有玉不琢不成器的意思，由于琢字叫起来拗口，而且不易书写，后来改成了叫着顺口的"明"字。在那个生活和工作动荡的时期，父母也像大浪中的孤舟，命运漂泊浮沉，在那样特殊的背景之下，父亲按动快门为幼年的妹妹拍下的照片，留下了往日的难忘而深刻的记忆。

　　 八月一日的合影

1971年8月1日，父亲为我和妹妹拍了这张合影。洗印照片背后的附记佐证时间。妹妹陶明此时仅有五个月大小。那时起十三年后，我大专毕业参加武警部队，穿上军装，十九年后，陶明也成了一名陆军后勤某部的通讯兵。我和妹妹相携在8月1日留影，成人后又都有了一段当兵的历史，看看照片中昨天的我们，想想过往，前后关照起来，也是很有趣。

　　父亲的“持不恒”

父亲把“持不恒、巧无能、功之苦、拙可补”作为座右铭，用这个信念作为坚持书法创作实现自己人生追求的工具。一辈子坚持不懈。

父亲青年时期就开始喜欢美术创作，字也写得美观大气。在辛集中学上学时就是得到老师赏识的美术课代表，工作以后又因为能写能画得以从基层工厂调入省电力局机关从事美工和机要秘书工作。书画爱好助力工作的开展，也是他工作之外最大的乐趣爱好。 "持不恒、巧无能”无准确出处，但它描述的持之以恒并最终成功的正道理念，确实一种励志的共识。父亲对书画的爱好与坚持，也深受其舅父（我舅爷）任率英先生的教诲。

这张照片是父亲在宣化五七干校内和几位干校学员的合影，伫立在干校校园内的大幅伟人像，就是父亲和这几位学员一起精心绘制的。我还记得干校学员的笔记本扉页上，也有很多父亲绘制出的精美的纪念图案戳记，干校开会的会标，也有很多是父亲用排笔精心书写。我跟父亲在干校的那些日子里，每到星期日父亲常常带着我到干校的本部（文史村）小书店，买上一两本我喜欢他也喜欢的小儿书（连环画），我记得有《欧阳海》《罗盛教》等，书买回后父亲还要认真地包上一个书皮，皮上再写上书名，使整本书浑然一体。

正是他对书画爱好的坚守和坚持，丰富了他的人生促进了他的工作，以后书画特长更是成为他工作的大部分，充盈了他的精神世界。

留住笑容

这张照片是父亲和同一时期在宣化五七干校生活和学习的几位学员合影。他们中有的我认识有的不认识，照片中的他们几乎都面带笑容，完全看不到干校生活带给他们的困窘和压抑的痕迹。但数十年后父亲回忆起在干校的时光，仍然唏嘘且感慨。

父亲回忆被确定为五七干校的学员后，要求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快速集中出发赶到目的地，十分仓促、十分慌乱、十分狼狈。带着对家中幼子和老人的牵挂匆匆北上集结。干校学员乘坐列车到达宣化车站后，这些机关干部科技人员组成的队伍的到来，引得当地人们围观和窃窃私语的议论，甚至他们这些人被称为"劳改犯”。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受到冲击，个人的事业发展更是无从谈起。宝贵的时光倏然而逝。干校的生活留下了的是悲凉的回忆。

师院附小的插班生

父母因为是省直单位的职工，在文革期间，也被安排参加河北省宣化五七干校的学习，急急如律令，父母就从保定匆匆集结去了宣化。宣化五七干校的校址在宣化县城南十余里的一片荒芜的河滩上，由一片低矮的平房围成院落，这里还是河北师院的新校舍，从北京战备疏散后的迁入地，因没有建制的招学生，就成了干校的培训地，父母所在的院落挂着干校第三大队的牌子，其实被师院的人们称之数外村，

我是在1971年的夏天，被父亲带到了干校的，然后就成了师院附属小学的插班生，上学的地点是在师院的院部，师院的人们也叫他院部村。我的小学履历是，先在保定市南关小学入学，几个月后转到了宣化师院院部的附属小学做插班生，比较深刻的记忆有：

一，语文课本的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其实小孩儿真不理解什么是万岁。

二，上学，下学要经过一条纵深的干河沟，学伴们上下奔跑，身影显得那么渺小。

三，放学路上经过农民的菜地，有时会偷摘些入口的酸涩的西红柿。

四，雨后的河滩上，远处会出现彩虹，滩地上雨过天晴，能捡拾地皮菜，加点酱油，醋拌着吃，唇齿留香的美味难忘。

五，父亲带我到院部村的小书店，挑选着买过《半夜鸡叫》《欧阳海》等小儿书。

六，干校内的会堂，每到周末常常放电影看过《多瑙河之波》《侦察兵》《第八个是铜像》等，我们这些小孩儿有时也跑到张挂的银幕后边去看，影像相反的画面感觉很新奇。

七，不知是从哪儿来的剧团，在干校内搭起台子和布景，晚上演出过《沙家浜》《红灯记》等样板戏，那里边儿的一些唱段，我有的时候也能模仿着腔调唱上几段。

八，干校也在会堂门前的广场上开过批斗会，曾经把管后勤的一个干部，揪到一个桌子上罚站批斗，从他家中搜出来的成摞的笔记本，稿纸和成盒的圆珠笔都摆出来展览，只是不知道这些拿回家中的东西是他自己用吗？他用的完吗？

在宣化洋河滩上

我在保定南关小学入学不久，父母亲就下放到河北省宣化五七干校去了。要在那里参加学习和生产劳动。在此期间，妺妺陶明在保定出生，不到三个月大，被抱在襁褓里随母亲往返于宣化和保定之间。年近七旬的奶奶看顾童年的我着实力不从心，于是我也被父亲带去到了宣化。

宣化洋河滩的新胜村一带，散落星布着几处营房院落，父母他们分在干校三大队。我转学在河北师院附小插班学习。学校的教室里是用砖头和木板搭成的课桌，高低不一，从自己家中帶来的板凳，形态各异。课文课的内容有：毛主席万岁！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上学、下学的路上要从一片田地里经过，初夏时节，我和学伴们偷摘酸涩的西红柿，也会大快朵颐。每天还要横穿一条宽约数丈的深沟，我们总会在这里加快脚步飞奔着上下，防备着并没有出现过的危险来袭！

在夏天的雨后，我跟着大人的到院外的滩地上去捡拾地皮菜，清洗后加上醋蒜就是难得的美味。凛冽的冬日里，看管维护院内唯一一处水塔的一位上海籍的工程师学员，曾招呼我们几个四处游荡的孩子，到水塔里面的小屋里，去分享他自已珍藏的肉松给我们，我至今也忘不了第一次吃到肉松的那种奇妙的味蕾体验。但至今已记不起他的姓名了。

干校大院内有个会堂，平时是个大食堂，大约两周要在此放一场电影，这是我们盼望的时刻，甚至我会溜到大屏幕的另一边，看一看画面相反的场景什么样。记得在这里看了《多瑙河之波》《第八个是铜像》等电影。省里安排来的剧团也在这里演出样板戏，我看完演出，也会哼出一段唱腔或是两句对白，填充我们那贫瘠的生活空间。

住平房的日子里

这张我和妹妹陶明的合照是迁居到石家庄北马路19号院的第一张照片。我们搬来的时候这个院子是一个很大的院子里面有很多单位。河北省文办的文艺组就在这个院子的西北角一隅盖起了四排平房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小院落。这个文艺组的任务就是办了《河北文艺》刊物。后来逐渐恢复成河北省文联的建制。北马路19号院后来改为北马路47号院后来又改为和平西路新文里七号前后几十年的时间数次改名才成现在这个和平西路新文里七号。父亲带着全家五口人刚来这里时分到最北面的一排平房里最西面的一间平房。我们从七二年冬天搬到这里一住就是四年，直到七六年的春天才迁到南侧的三层楼房里住上单元房。

七二年搬来以后我和妹妹很快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我转学在中华大街小学二年级插班就学。妹妹的日常有奶奶照料看护。三岁时去了省直第一幼儿园。

童年的玩具

这张照片是七四年冬天由父亲拍摄。抱着陶明的是建筑工人耿世锁的妻子。我的手中紧握着一把纯木质的形状十分仿真的冲锋枪。枪托握柄用透明油漆刷过，枪管枪机部分用蓝色的油漆涂抹，削、刨、粘接制作尽量仿真。外观非常漂亮。我记得这把冲锋枪是搬来北马路大院以后偶然捡拾到的，也可能是哪个玩腻了的小孩丢弃的，到了我手上我当做玩具玩了一段时间，后来又不知所踪了。

我六岁时候也拥有过一把锃亮瓦兰的玩具手枪，可以拉动枪栓扣动扳机发出啪啪的脆响，是父亲在北京的大商场里花钱买的，拿在手上也曾让身边的小伙伴们十分羡慕。但童年多数的玩意儿和游戏都是不花钱或者很少花钱的。玻璃球是男孩子们喜欢的游戏，随手在地上抠出一个分贝大小的坑，远处画上一条线从这开始用拇指顶住扣在食指处的玻璃球用力弹出，谁最先进坑算谁赢，现在大人们玩的高尔夫就像升级版的弹球游戏。还有一种摔三角的游戏，就是找来大人们抽烟后丢弃的纸盒叠成一个突出紧实的三角形状，然后翻来覆去的摔。这些游戏都是童年时代美好的回忆。

红小兵

这是七四年冬父亲拍摄的一张照片。 我和文艺组美编组长张庚的二儿子张志建合影。我头戴绿军帽，腰扎武装带，围系红领巾，一副雄赳赳气昂昂的姿态。少年先锋队组织在文革时期成为红小兵。我七二年加入红领巾组织，佩戴红领巾需要交购置红领巾的钱两角四分。那个年代斗争和暴力深深地影响了人们，同学之间也经常会发生莫名其妙的打斗，通常是欺软怕硬。如果双方都强势就会带来更大的冲突。 我们这个小院子的西侧一墙之隔是27军的造纸厂，也是一处炮兵训练基地。既有码垛着小山一样的一堆一堆的麦秸垛作为造纸原料，也在一处空地上排列着几门双管的高射炮，经常有部队在此训练。我和院里的小孩会跳过墙头大大咧咧地围着高射炮转或者在麦秸垛之间转圈捉迷藏。当然有时会遭到执勤战士的驱赶。

照片中的张志健大哥比我大六岁，后来考上了北方交大，毕业后还当上了石家庄铁路分局的工段长。

幸运的一代

互联网上有一个观点，出生在六二至七二年的一波人最幸运。照此观点，我和妹妹陶明算在幸运之中。主要是因为以下几点：

一、至少有一个兄弟姐妹为伴可以追逐打闹，也有手足照应。

二、经过信函时代，出门在外互相联系时，有过写信交流纸短情长。

三、有过读书时光，捧着书刊报纸沉浸其中，经历品尝过文化贫乏的滋味，也经历了各种思潮的冲击和滥觞。

四、童年时丢沙包、跳皮筋、玩烟盒。长大后用手机、玩电脑、炒股票。小时候住平房用公厕，长大后住高楼开汽车。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能够思考和追求自己的人生价值。以上思考不一定全面，但肯定真实。

会拍照的父亲

摄影术源于绘画美术，热爱美术的父亲也喜欢摄影。他的青少年时代，家乡束鹿县新城镇的住所旁边，就是一家县城里有名的照相馆，他跟着照相馆的经理学习了摄影技巧，学习了照片儿洗印技能。他在辛集中学上初中期间受到美术老师马振宇先生的影响，对摄影的喜爱更近了一步。在他求学和工作的时期，他会借用朋友或单位的相机，拍照洗印了很多工作和生活的照片，留下珍贵的人生瞬间。

在那样一个物质生活匮乏的六七十年代，食品定量凭票供应，父母的工资更要负担全家生活。但父亲仍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激情，工作之余，定格留下了一些生活的影像记录。这张照片是父亲用海鸥相机，架在笨重的三脚架上，父子三人自拍照，照片也是他自己洗印的。那时的父亲瘦削却精神矍铄，妹妹在镜头前略显拘谨，但神情庄静。

父亲从50年代到70年代的黑白照片，保存下来的有数百张之多，这些成了那个时代的珍贵的纪念。

茁壮的向日葵

一家人从省委大院迁居到北马路47号院时，文艺组（复建河北省文联前身）的办公地点是院里西北角四排新建平房，干部职工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在一起，环境拥挤而简陋，但人们对安定平和的生活充满向往，依次从南到北在平房间隔的空地上，有的种菜有的种花，种得最多的植物是向日葵，向日葵易生长耐旱，它向阳而生，明亮的花瓣传递的温暖与活力，也给我们童年的生活带来了快乐留下了美好记忆。七四年的七月，父亲在盛夏的向日葵旁，给陶明留下了像茁壮的像向日葵一样的成长中的影像！

毛线帽

这张照片是一九七五年冬天父亲在北马路47号省文艺组宿舍平房前拍摄。

现在回想起来，感觉那个时期的冬天真的是冷，屋檐下经常垂着长短不一的化不掉的冰柱，冰柱在太阳照映下反射着晶亮的光。陶明包裹着头部的毛线帽，是母亲用很粗的绿色纯毛线织成的。那个时期我们穿的毛衣毛裤甚至带的毛线手套，大都是母亲业余时间一针一线编织出来的。这种毛织品在当时很流行，是保暖的实用衣物！

母亲的回忆

2025年6月的一天，我在父母的住宅中和母亲闲聊，母亲突然回忆起了童年时候的一件事：那时日本人侵占了华北平原，有一天日本鬼子突然向张秀屯赵子谏村袭来， 在家中的姥姥拽起年幼的母亲就惊慌失措逃离家中，跑出很远才想起未满周岁的大舅尚在家中熟睡。待日本鬼子的扫荡过后，姥姥和母亲迫不及待的返回家中，发现房屋的大门被撞掉，大舅在房屋的地上因受到惊吓正在哇哇大哭不止，撞掉的房门居然没有砸到他。村里人都说孩子命大。

母亲在家中是老大，其大弟和她相差三岁，二弟和她相距五岁，所以她还是孩子时，就得像大人一样照顾身边更小的两个弟弟了。农活农事没少经历，农村的苦更是没少吃。为父母分忧，艰难的度过了童年和少年岁月。母亲在山河破碎的动荡岁月中出生和成长，大概是辛苦劳作的原因，岁月和困苦过早的磨损了的她的指纹，以至于她模糊的指纹在登录身份，或指纹解锁时均无法用指纹验证身份。这件事在晚年也给她带来些许的遗憾。

这张照片里母亲和省医科所的同事王亦秋大夫走在一起。母亲推着家里唯一值钱的资产自行车。母亲上班的地点离家骑车单程近40分钟，骑着它风里来雨里去，还要接送在省一幼入托的陶明，各种辛苦自不待言。王亦秋大夫年龄比母亲稍长，性格慈善温和，时常会到家中对头疼脑热的奶奶打针问药，提供过很多帮助。

五三班的合影照

2017年6月石家庄的地铁三号线开通试运营，一个重要的站点是小灰楼站，后来改名市二中站。该站是个大站点有四个出口，其中的C出口及西南口站口的西侧和北侧是一个小块绿地这个站口的位置和这一片绿地就是曾经的中华大街小学原址。中华大街小学建成于1950年，2002年在城市化的改造迁建中移到永泰街29号重建。

1976年春寒料峭，初春的一天，我所在的中华大街五三班的全体同学在班主任乔玉珍老师的组织下在教室前的空地上照了一张合影，这张合影我一直保存到现在。遗憾的是因为保存不善造成相纸的粘连，左下角缺了一部分，有几位同学的影像就看不完整了。

班主任乔老师没有出现在照片中，她是一位微胖的面目慈祥的女性。有一位面目清瘦的当飞行员的丈夫，大儿子刚读小学小名叫刚刚，小儿子刚刚出生不久叫强强。我们在初春的时节照下这张照片。同学们的穿着今天看来十分寒酸，甚至有的同学衣服上还打着补丁。但同学们迎着太阳大都笑得开心灿烂，神情天真质朴。乔老师的影像虽然没有留在照片上，但她的音容笑貌一直深刻的留在了我们的记忆里。

从三年级开始一直到五年级毕业乔老师一直是我们的班主任，她教语文课。在此期间我渐渐喜欢上了语文。她曾经指派我参加了很多课外活动。比如参加学校广播站的广播，有一段时间的早晨和课时，我要到学校的广播室去朗读一些语句铿锵的关于阶级斗争赞扬黄帅革命小将批判师道尊严之类的打油诗。参加讲故事的培训班，在全年级的师生面前讲水浒传批判宋江投降派的故事。参加过学校的乒乓球队代表学校和其他学校进行过比赛。这些活动开阔了我的眼界锻炼了我的心智。我还参加过市艺术学校选拔特长生，我唱了一曲《红星照我去战斗》就进入了复试，是乔老师到家里做家访和父母探讨利和弊最后打消了参加复试选拔的念头。

小学的学习环境比较简陋寒冷的冬天需要学生们安排值日轮流到教室生火，需要学生们做煤饼储备烧火取暖。班主任老师没有专门的办公室办公桌就放在教室的最后面，桌上堆放着备课的书和需要批改的作业。冬天的课间，男同学搬起腿来做撞拐的游戏，女同学就扔沙包。乔老师还组织我们在教室的门前挖出了一条长约六米宽约一尺，深约30公分的沟槽灌满水冻上冰，男生女生就在上面打刺溜滑，成了课间的娱乐科目，男生女生玩的不亦乐乎，哪里在乎摔上几跤呢。在学校的西北角甚至还有我们五年级学生的一块实验田每个班有一块，种上麦苗的麦地大约五六十平米的大小，我们施肥，我们浇水，在老师的指导下看着麦苗成熟，我们也就该上初中了。

校园里的舞勺少年

初中三年，能够回忆的往事太多，有徬徨与失落，也有莽撞和天真，更不缺叛逆和追寻！

76年9月入学，分到76年级12班，在学校北面二层楼的一楼，最北面最西头的教室，三年没变地方。入学即扎进了一个变化的年代。悼念伟人离世的日子里，我和同学们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从学校排着队，冒着淋漓的细雨，徒步到省博物馆的悼念大厅鞠躬致哀，又排着队淋着细雨返回。

首位 班主任柳惠兰教地理课，对待班里的调皮学生也会动手，记得有一次批评一位同学，激奋之下随手抓起放在讲台上的锁教室门的铁锁做威吓之态，随之扔出竟差点砸中某人。班内调皮的男孩子互相挟裹着，在自习课时就打逗挑衅，影响着课堂风气。

再一位班主任刘惠，作风严厉，言语尖刻，震慑调皮学生善抓心理，使班里风气有了好转。罚站、叫家长、勒令学生做检查等手段也没有少用。二层教学楼的西侧围墙外是中华大街，原来开着一个大门，为规范秩序后来就封闭了，有些学生为图方便，也会翻跃围墙，我也因翻围墙被同学告发，接受过刘老师给的骑墙头处罚。后来墙头加高插满碎玻璃，翻墙行为才渐渐消失。

初二的第二学期，学风日盛，学校将我年级十一、十二班先行尝试改革，依考试成绩重新分班，十二班做为快班，十一班是慢班。那些平时调皮的学生大都分在了慢班。我侥幸入了快班。初中入学时，全年级十二个班，前六个班学英语，后六个班学俄语，也在初二的第二学期，突然宣布俄语教材供应不了，后六个班改学英语了。还是那个教俄语的李毅老师，改上英语课，又教我们ABC了，现在想来，有点魔幻。

突然有一天，我们发现在学校操场的南侧一角，新盖了两间平房，刺眼而突兀，窗户上布了粉色的窗帘，门窗紧锁，不知房间什么用途。直到有一天学校挂出了"热烈欢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教育考察团莅临参观指导"的标语，才知道是为这些老外的到来准备了马桶式厕所，据传里面是弥漫着香味的。

我的学习成绩在班内排名中等，理化偏弱，文科略好些，这可能和经常看些大部头的小说等课外书有关，父亲书架上的《水浒全传》《播火记》《李自成》《闪闪的红星》等小说，大部分是我钻在被窝里，就着昏黄的白炽灯光，囫囵吞枣般读完的。知识水平提高有限，倒是眼晴从初二就戴上了眼镜。我的身体素质很一般，可是在初三那年的春季运动会上，居然自不量力地参加了1500米长跑项目，当我以最后一名拚力跑完全程时，还是受到了班里同学的鼓励。我是尽了最大的力了，我自己安慰自己。

我也担任过班地理科代表，出过黑版报，完成过刻写蜡纸油印数学题的工作。在年级会上介绍过由后进而进步的历程。班里学习成绩最好的是高鹏同学，据他介绍学习自觉是解数学题、看书预习不知疲倦，有不尽的乐趣。我和刘旭同学接受高鹏的很多无私帮助，也只学到了一点皮毛而已。

《礼记-内则》将13一15岁少年期学习勺舞称舞勺。初中三年的每一天里，上午的十点钟课间操时间，二层楼前的大操扬上，体育班长站在最南面前排，然后依次向北男生一排女生一排，几十个班的学生排满了操场，做第五套广播体操，有的认真，有的糊弄，有的笑意漾在脸上，有的悲戚挂在嘴角。十分钟一过，大家四散开，就有一会儿难得的撒欢儿时间。

这就是我的舞勺时光和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