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津之战

子川

　　1949年12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1军经乐至、简阳西渡岷江。随即，于19日迂回至新津以西，切断新津、邛崃公路，并扫清新津西南之敌，并以两个师展开于新津东西之籍田铺、普兴场、太平场地区。该军进入新津、双流以西地区，完全切断敌人退往云南的道路。

据《新津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中“新津解放”一节记载：“15日，人民解放军于牧马山邓家寺一带与胡宗南部激战。”

王汝东在《解放前夕，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在新津牧马山地区犯下的罪行》（《新津县文史资料》第七辑，1999年）一文，记载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1军在新津的牧马山之战。1949年12月20日，第11军33师在普兴天宫庙、雷家坡、板板桥、广济桥一线打响，驻黄泥渡之胡部第3军17、25师增援普兴场守敌，解放军撤至仁寿古佛洞，控制着渡口，并在大林场、玉皇楼、双流县境一线集结，防止胡军东逃。

12月15日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2军兵分两路，左梯队以36师为前卫，35师垫后，沿罗泉井、李子填、高店子向彭山、新津开进；右梯队为34师，沿球溪河、北斗镇，张家桥直逼仁寿；军前指随右梯队前进。18日，36师占领彭山，歼敌135师和1师各一部，俘敌营以下官兵800余人，残敌向新津方向逃窜，部队跟踪追击，又在江石桥俘敌600余人。35师连克新津以南狮子山、老君山诸要点，并与新津之敌接触。34师进至新津、邛崃公路以北地区，相机攻占大邑。19日，第12军前指研究作战方案，感到新津之敌兵力集中，地形对敌有利，硬攻怕攻不下来，便决定围而不打，以小部队佯攻箝制敌人，把大部队撤到敌火力以外，控制要点，避免过早接敌，造成不应有的伤亡。随即，第35师撤出新津，迅速抢占固驿镇要点，第34师放弃攻打双流机场，转向大邑。该军三个师摆成“品”字形，摆在新津、邛崃、大邑一线，截断敌人西逃康、滇的去路

据《新津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中“新津解放”一节记载：胡军向西突围时“在龙马一线与胡军激战之解放军三十四师一O三团奉命撤出战斗，到韩场和石埂子、方兴一线拦击从大邑回窜新津、邛崃之胡军九十军和六十五军一部。”

12月17日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0军兵分三路，直驱眉山、丹棱、蒲江、新津。右路第29师：该师87团于18日进抵回龙场，迫使敌骑兵第1团投降，随后乘势攻占高桥，歼敌四川省交警总队一部，截断新津至邛崃的公路；该师第85团于19日经寿安场进抵固驿镇，歼敌四川省交警总队暂编第2师一部。左路第28师：22日，连克公义场、范水口、高桥、隆兴场、水兴场等地，锋芒直指新津县城。中路第30师：该师89团于19日经蒲江县城经西来场向新津以南永兴场推进，接替友邻部队的防地而后攻占草帽子山、狮子山、老君山等要点，包围新津之敌；20日该团在当地游击队配合下，占领老君山山顶，其后坚守阵地四天四夜打退敌人九次冲锋；第88团实施迂回包抄，顺利攻占吴家山、寨子山；该团1营于24日攻占宝资山，毙伤敌200余人，俘虏100余人；该师于22日、23日在新津西南狮子山不时给敌李文兵团以打击。至此，第10军兵临新津城下，与各路友军配合完全切断胡宗南集团逃往康、滇的道路，对猬集成都地区之敌形成东、南、西三面包围，形成“关门打狗”之势。该军胜利完成迁回任务后，调整部署移师新津，在新津以南地区集结备战。

刘兆荣、丁晨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师在成都战役中新津之战纪实》（《新津县文史资料》第七辑，1999年）一文，记载有草帽子山战斗。他们讲述，敌军一个团的兵力，布置在草帽子山、宝资山、老君山、狮子山一线山地，妄图利用有利的地形阻止解放军前进，以保胡宗南部队的逃窜。22日早晨六时，89团由永兴场出发，团部命一营先占象鼻子山，继续向草帽子山攻击，二营攻打狮子山，11时一营接近草帽子山，朱光副师长命令立即发起攻击，轻重机枪一齐开火，打得敌人退至山头制高点继续顽抗。解放军迫击炮连集中火力向敌群轰击，迫使敌逃窜，13时左右占领草帽子山。战至次日拂晓，敌人的数次冲锋被一营击退，战斗结束，共毙敌100余人，伤敌150人，俘敌3人。88团相机协同89团作战，集中轻重机枪32挺，60迫击炮9门，掩护3连2排突击，晚上10时，占领宝资山，共击毙敌营长以下200余人。

1949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西南前线23日电“成都外围连克蒲江邛崃大邑”，称：“人民解放军某部于十九、二十两天在成都外围新津以西地区俘敌一八七师参谋长凌瑞华以下万余人，并解放蒲江、邛崃、大邑三城，缴获汽车二百余辆。”

刘伯承、邓小平于12月21日下达成都战役的命令，要求各军迅速调集炮兵，整顿队伍，恢复体力，加强侦察，研究战术。强调集中兵力，先打弱点，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同时要大力展开政治攻势，争取敌人放下武器。杨勇、杜义德遵照刘伯承、邓小平命令，调整部署紧缩包围圈，令“第十八军进至蒲江、新津之间地区”。

为挽救其即将覆灭的厄运，国民党军“川西决战”总指挥胡宗南于12月22日在新津紧急召开军长会议，决定：向雅安、西昌夺路突围，以云南、缅甸为靠背，进可攻退可守。部署，国民党军主力经雅安向西昌突围，同时以其第15、第20兵团残部向重庆方向佯动，以吸引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东顾。次日，胡宗南从新津秘密飞逃海南岛，将指挥权交给第5兵团司令官李文。为打通西逃雅安之路，李文于24日在新津部署：第5兵团为中央兵团，率第69、第27军沿新邛公路向邛崃前进；第18兵团为右兵团，率第65、第90军及第36军之第48师，由双流向邛崃攻击，于邛崃会合后，向雅安前进；第1军残部为左兵团，沿新邛公路以南向蒲江前进，到达蒲江后以一部进占丹棱，掩护左侧兵团前进；成都防卫总司令盛文，率第3军及第36军之第165师为左侧兵团，循第1军道路向蒲江以北前进，另留第24师于新津担任掩护；其余原西安绥署之特务团、炮兵团、辎汽团及干训班等部5000人，随第3军跟进。

12月25日，杨勇、杜义德召集各军领导开会，对围歼敌第5兵团部署：“第十六军第四十六、第四十七师进击蒲江东北之敌，第四十八师由大兴场开邛崃，配合第十二军侧击敌人；第十八军第五十二师由眉山西北出寿安场，第五十三师由眉山向简阳西南三岔前进，配合第十一军堵击可能向简阳逃跑之敌；第十军除留一部驻新津外，其余由新津向西南尾击敌人；第十二军扼守邛崃固驿镇一线阵地；第十一军移集简阳及以西地区，堵击可能由成都向简阳逃跑之敌，力求在运动中将敌全歼。”是日，刘伯承、邓小平关于围歼胡宗南部给贺龙、李井泉的电报指出：第一线之12军、16军、10军及18军主力正在邛崃、蒲江、新津弧形线上围歼该敌；11军刻位新津以东至简阳堵击可能南逃之敌；请令18兵团以现态势向成都及其以东地区前进，围歼可能向东北逃窜之敌。

第10军军长杜义德部署，将三个师分成互为掩护的三路，追击由新津向邛崃、蒲江、大邑西逃之敌：右路为第29师，首先夺取新津飞机场，而后出朝场、唐场、大邑；左路为第28师，夺取新津县城后出羊场，向邛崃方向追击；中路为第30师，由狮子山向西平行追击，经羊场、固驿镇直插敌兵团部。

第10军之中路第30师，在军首长下达全线追击命令之前，24日该师又以师侦察连和第88团3营及第89团1营2连，由狮子山先行向羊场出击。两支部队犹如锐利的两把尖刀，在铁溪桥楔进敌两个军中间，插进敌人心脏。第88团3营营长傅风喜身先士卒，带头冲入敌群，左冲右突，身上多处挂花浑然不知，最后中弹壮烈牺牲。第88团3营机枪连长马天邦一人掌握两挺重机枪，打4000余发。射手袁朝玉抱着机枪扫射，一人打死打伤敌人100余人，打得敌人昏头转向，不知所措。8连战斗组组长王金贤刺刀拼弯，钢盔被打一个洞，身上多处挂花，仍忍痛拼杀。9连指导员唐克信率领1个排，用3门六O炮轰击敌人，打得逃敌鬼哭狼嚎。9连1班副班长陈甫法带领两个步枪组，反复和敌人拼手榴弹、拼刺刀。第89团1营2连1排排长马太松腿部负重伤，仍抱着机枪掩护部队冲杀，直至壮烈牺牲。羊场战斗给新津突围之敌以沉重一击，打乱敌人的指挥系统和部署，迟滞敌人西逃，为大部队实施追击围歼创造有利条件。25日10时全线追击开始，该师兵分两路，师长马忠全率领第88团和师侦察连为右翼，沿羊场、高桥、固驿镇一线追击；副师长朱光率领第89团为左翼在从老君山出发，经永兴场，向牟场、西来场方向猛追。从26日早晨开始，一路追打到下午4点，扫清沿途许多山头和村庄的残敌，俘虏和缴获越来越多。

　　第10军之右路第29师，25日西出朝场、唐场、大邑。次日晨，第85、87团沿川康公路追击自新津向邛崃逃窜的敌第五兵团第90军。第10军之左路第28师，以一部解放新津县城，主力向羊场疾进。李来柱在回忆“新邛追歼战”时说：“开始一个团一路，后来一个营一路，高速度强行军穷追逃敌。一路上敌中有我，我中有敌，有时甚至和敌人碰在一个屋子里。”

据《新津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中“新津解放”一节记载：“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第十军三十师八九团，从蒲江方向经永兴场在插旗山、笔架山与从彭山方向过来的八八团会师，分别从东西两面攻打宝资山、白骨塔之胡宗南守军，八九团一营连续发起3次冲锋，均未攻下山头。八八团在攻打宝资山文昌宫三根杉树时，胡军凭地堡，居高临下，亦未攻克。时胡宗南见解放罕巳兵临城下，便乘飞机逃走。12月24日，解放军八八、八九团対胡军发起攻击。十军师三十侦查连化装成胡军，沿山边顺河岸抄其后路，从石厂湾山沟攻克宝资山、白骨塔。经10余分钟激战，歼灭两山守军。八八团一个排从石厂湾脚渡过南河，向新津城内胡军偷袭，黑夜中，胡军以为大部队已进城，纷纷仓皇逃窜。”巫玉生《新津解放前夕二三事》（《新津县文史资料》第五辑，1994年）中“官山敌军被歼”一节记载，第10军于12月25日直插县城，准备解放新津，并派出几个战斗小组迅速占领“官山”左面的锅顶山和右面的“三根杉”两个制高点，居高临下地向驻守“官山”之敌军发起猛攻。不到一个小时战斗结束，敌军全部被歼，“官山”上尸体横陈、死伤累累。27日，第11军31师、33师，在新津、双流之河口、石羊场、羊马场等地区歼敌第36军、90军4个团，俘敌36军副军长敖明权、副参谋长冯雄夫等7000余人。至此，人民解放军在新津境内的战斗结束。时为人民解放军第10军政治部干事的聂荣廷《临时高级战俘收容所工作片断》（《文史精华》 ，1993年第3期）一文，回忆：12月，“在邛崃附近的战役中，一举歼灭国民党第五兵团等部数万人，生俘五兵团中将司令李文及许多军长、师长等高级军官。”在战役结束的当天晚上，第10军政治部郭竟仁派聂荣廷组织一个特殊连队负责临时俘虏收容所的工作。聂荣廷说“当时处在战争环境，收容所的地址就设在成都附近新津县的一所文庙内。”他讲述，前后不到两天，先后送来的共计30多人，“编成一个排三个班，临时指定由管理员老周兼任排长，从军官中指定三个班长；三个副班长，叫他们自己管理自己。”从1949年12月到1950年2月，成都战役中被俘虏、投诚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被人民解放军第10军政治部集中收容，他们从新津出发，经自贡、泸州，被送往重庆第二野战军政治部“俘虏收容处”。

　　1950年3月7日，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第18军在四川乐山召开进军西藏、解放西藏誓师大会。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带领第18军将士发出“不管有多少艰难险阻，我们都要坚决完成进藏任务，把五星红旗插到喜马拉雅山上”的豪迈誓言。会后不久，第52师第154团作为先遣部队率先进发，拉开了进军西藏的序幕。

毛主席发出解放西藏的命令

1949年12月6日，毛主席乘专列离开北京前往苏联访问。旅途中，他脑海中不断思考着解放西藏的问题。渡江战役后，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相继解放，国民党军如惊弓之鸟退缩到华南、西南的几个省，消灭国民党军残余势力，解放全中国已经指日可待。随着第一野战军和平解放新疆、第二野战军挥戈大西南，解放西藏的宏伟蓝图已经在毛主席心中渐渐清晰。

对西藏问题的复杂性，毛主席早有判断。1949年2月1日到3日，他在西柏坡同斯大林派来的代表、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举行正式会谈。在谈到关于解放战争的发展时，毛泽东说：西藏问题并不难解决，但一个是交通，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比较麻烦。另一方面就是民族问题了，特别是这个受宗教控制的地方啊，那是更不能快的，就是不要快，不要鲁莽行事，而要慎重稳步前进。

1949年11月23日，就解决西藏问题，毛主席致电彭德怀并告贺龙、习仲勋、刘伯承、邓小平，指出：“西藏问题的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就现在情况看来，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任第二位的责任……”随后，彭德怀与时任西北局书记、西北军区政委习仲勋，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张宗逊短暂碰头，研究毛主席电报里指示的解放西藏问题。习仲勋和张宗逊第二天即指示西北军区设在青海、甘肃的情报站，立刻开始收集整理青海、西藏有关的社情、民情问题，为部队入藏提供依据和准备。12月28日上午，彭德怀同西北局常委贾拓夫一道由西安飞抵北京，并于次日向中央专题汇报考察情况。30日，彭德怀根据中央负责同志的意见，将有关情况写成报告，由中央立即发往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

1950年1月2日凌晨4时，远在异国的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彭德怀并转发邓小平、刘伯承、贺龙：“（一）德怀同志12月30日关于西藏情况及入藏路线的电报已收到阅悉。此电请中央转发刘、邓、贺三同志研究。（二）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三）既然由西北入藏每年只有5月中旬至9月中旬共4个月时间可以通行，其余8个月大雪封路不能通行，则由西康入藏之时间恐亦相同。而如果今年5月中旬至9月中旬不向西藏进军，则须推迟至1951年才能进军。我意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5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10月以前占领全藏。为此，建议：<甲>请刘、邓、贺三同志于最近期内（例如1月中旬）会商一次，决定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项问题，并立即开始布置一切；<乙>迅即占领打箭炉，以此为基地筹划入藏事宜；<丙>由现在（1月上旬）至5月中旬以前共三个半月内，被指定入藏的军队，应争取由打箭炉分两路，推进至西康、西藏的接境地区，修好汽车路或大车路，准备于5月中旬开始入藏；<丁>收集藏民，训练干部；<戊>闻西藏只有六千军队，而且是分散的，似乎不需要我在上次电报中提议的3个军，而只需要一个充足的军或4个师共约4万人左右的兵力，即已够用，惟需加以特殊政治训练，配备精良武器；<己>入藏军队可定为三年一换，以励士气。（四）进军及经营西藏是我党光荣而艰苦的任务。西南刚才占领，西南局诸同志工作极忙，现又给以入藏任务，但因任务重要，且有时间性，故作如上建议。这些建议是否可行，请西南局筹划电复为盼。”

山城点将

1950年1月5日凌晨，重庆曾家岩第二野战军司令部。刘伯承和邓小平接到毛主席这封充满重托和期盼的电报，认真思考着“派谁出兵西藏”。眼下，第二野战军的几个军，四川、云南、贵州一处一片，目前占领西康省会雅安的，不是第二野战军的老部队，而是第62军。单从地理位置和经济、时间的角度上看，最合适出兵的是第62军。但很快，他们就打消了让第62军进藏的念头。原因是他们感到进军西藏是一项困难重重的重大军事行动，其中的艰辛可能超出以往，尤其是保障等一系列问题矛盾突出，越是艰苦的任务越是要自己的部队去完成。刘伯承和邓小平又将第二野战军的9个军一个个筛选，认为第10军的战斗力最强，派他们去合适。遗憾的是，军长杜义德当时身体很差，进藏恐怕困难。邓小平提出，在第二野战军下辖的9个军里选出一个军长，带领第10军进藏。夜幕降临，嘉陵江在闪烁的星光映射下，显得分外宁静。邓小平在批阅陈赓和宋任穷发自云南的剿匪电报。刘伯承站在窗前，专注地沉思着派谁领军进藏。刘伯承先打破了沉默：“关于进军西藏的人选问题……”邓小平站起身来说：“让‘地主’去怎么样？”刘伯承一听，兴奋了，说道：“张国华！”

张国华“地主”绰号源于渡江战役。南京解放后需要一批干部去接管，刘伯承和邓小平决定抽各军的随营学校的人员来接管南京。部署会上，当报出第18军随营学校有4500多人时，全场一片哗然。因为这个数字已经超过第二野战军其他各军随营学校人员的总和。有人开始窃窃私语：“张军长如此富有，真是个‘地主’！”张国华“地主”的绰号由此传开。

在刘伯承的眼中，张国华沉着冷静，考虑问题周全，又善于团结同志，打仗很有办法。特别是在冀鲁豫、豫皖苏的艰苦岁月里，张国华锻炼出独立开辟根据地、建立地方政权的卓越才能。另外，第18军中相当一部分干部都是经过长征锻炼的。刘伯承和邓小平非常清楚，此任务非张国华莫属。

誓把五星红旗插到喜马拉雅山上

1950年1月7日清晨，刘伯承、邓小平等电示第18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等人：第18军应以一个团位于新津、邛崃县，并与第18兵团在双城、大邑之部队联络，军主力应在乐山、丹棱地区整训待命。张国华同志及每师一个负责同志，速来重庆受领新的任务。

10日，张国华、谭冠三乘船赶抵重庆。当晚，在重庆曾家岩西南局临时办公地，刘伯承在询问了部队简要情况后，即传达了毛主席的电报精神，并说“杜义德身体不好不能去西藏，你们可带第10军去西藏”。末了，刘伯承还半开玩笑似的加了一句：“怎么样？我二野强有力的军长、政委配上最有战斗力的部队，解放西藏没问题了。”

13日、14日，第18军参谋长陈明义、供给部部长赖荣光、第52师政委刘振国、第53师师长金绍山、第54师师长张忠等陆续到达重庆。

15日一大早，刘伯承接见张国华一行。一进屋，他见张国华表情凝重，就问：“国华同志，二野所有部队你任意挑选3个主力师，组成3万人的一个军，你的意见如何？”

张国华不假思索地回答：“昨晚和谭政委商量过了，我们还是带第18军，自己带的部队熟悉，我们也了解干部的能力。”

刘伯承用舒缓而又庄重的语气说：“这次是交给你们一个非常重要、非常艰巨、非常光荣的任务。西南局和西南军区准备报告，由你们第18军担任解放西藏的任务。”

刘伯承一连用了三个“非常”，此时神态已变得既严肃又庄重。大家都明白，这次任务非同寻常。同日上午，刘伯承和邓小平在西南局驻地接见第18军师以上军政主官，并主持召开第18军师以上干部会议，正式向第18军授予进军西藏的任务，部署进藏工作。24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以军长张国华为书记，政委谭冠三为副书记，副军长昌炳桂、副政委王其梅、参谋长李觉（后经批准，李觉任第18军第二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天宝（后刘振国提升为军政治部主任）为委员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筹划进军和经营西藏的工作。

张国华回到眉山，与军党委成员商量后，决定于1月27日在乐山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毛泽东和西南局、第二野战军首长关于进军西藏的指示和部署。2月1日，军党委发出《进军西藏工作指示》，要求全军立即从政治动员、物资准备、组织整顿三方面着手，做好进军西藏的各项准备。

正当第18军紧锣密鼓地进行准备工作时，情况突变，川西一带匪患猖獗。从成都到雅安的公路、桥梁都被严重破坏，沿途的镇子、村庄全被土匪占领，粮食征不上来，原计划组建先遣支队先期到达康定、甘孜的计划只能暂时搁浅。

面对这种情况，刘伯承、邓小平指示张国华，返回新津后，指挥第18军在荣雅公路两侧和眉山地区展开剿匪，并以西南军区名义建议党中央推迟进军西藏。3月2日，中央即批复同意，但特别指出1950年入藏的计划不能动摇。

在乐山五通桥的张国华收到西南军区转发的军委电报后，即制定了进军西藏的具体计划。一是成立军前进指挥所，由副政委王其梅负责，并带领前指先期进到康定、甘孜地区。二是成立北路先遣支队，由第52师师长吴忠率第154团前进。三是成立南路先遣支队，由第53师副政委苗丕一率第157团进发。两个团的前期目的地是金沙江边。

匪患肃清后，西进康藏进入实质性阶段。第18军拟制的《对西藏各种政策的初步意见》报毛主席批准。该意见为团结争取西藏上层人士的支持、指导西藏和平解放发挥了重要作用。之后，第18军指战员在张国华、谭冠三的带领下，克服重重困难，一边筑路一边进军，用生命和行动书写了“让高山低头、让河水让路”的豪迈篇章。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标志着西藏和平解放。9月9日，王其梅率第18军先遣部队进驻拉萨，把五星红旗插上了世界屋脊。10月26日，张国华、谭冠三率第18军指挥机关和主力部队进驻拉萨。至12月，进藏部队陆续进驻察隅、日喀则、黑河、山南、林芝、江孜、阿里各个地区，西藏全境获得解放。

　　1951年至1959年的8年，也让西藏僧俗群众对新旧两种制度“看了八年、比了八年、想了八年”，他们从亲身经历中认识到封建农奴制度的黑暗与反人性本质，认识到改革是西藏社会的唯一选择，这就为顺利进行民主改革奠定了社会基础。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以政治解决为优先处理各项复杂问题；以达赖为重点做好达赖、班禅等上层的统战工作；以做实事做好事为突破口开展群众工作；以西藏组团到内地参观为渠道化解民族间的隔阂；以建立爱国群众团体为抓手打牢良好的群众基础；以打击极少数死硬分裂分子为手段为分裂活动划红线，为平息叛乱和实现民主改革赢得了机遇，创造了条件。1959年西藏地方反动上层为维护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永远不变而发动武装叛乱，就成为提前进行民主改革的一个历史契机。由此，西藏地方历史揭开崭新辉煌的一页。

十八军进藏不仅是一次军事行动，更是一次伟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实践，为西藏的解放、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1952年2月10日，西藏军区正式成立，3月17日，第18军改为西藏军区，第18军番号即行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