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这“日毛贼”究竟是何物？是现实中存在的某种动物，还是像神鬼一般纯粹由人们凭空虚构出来的什么？再者又为何把慌慌张张办事比作“日毛贼过潼关”呢？不过，我倒是实实在在经历了一回类似的事儿。</p><p class="ql-block"> 那得回溯到 1967 年 1 月，“文化大革命”步入改变政权阶段。2 月 8 日，县人民委员会被“造反派”夺权，办事机构陷入瘫痪。5 月，由“革命干部、军代表、造反派”三结合的县革命委员会成立，紧接着，全县各公社、县直各部门也都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而吉县县委在军代表介入后也改称吉县核心小组，这些在一定程度上终结了“文革”前期的无政府混乱状态。</p> <p class="ql-block"> 那时，我刚从吉县人民武装部调到吉县商业办公室工作。商业办的前身是吉县商业局与吉县供销社，“文革”期间二者合并成了商业办公室。记得主任是闫永清，设有政工组、业务组、计划统计组和后勤组，组长分别是李青、强志仁、赵增录和杨德敏，而我被调到了计划统计组。</p><p class="ql-block"> 由于初涉这份陌生工作，对业务尚不熟悉，办公室里的杂活以及外出办事等，领导们都交给我来做。我记得先后陪着原商业局老局长葛廷芳，去河津补子沟治疗他在被批斗中脱臼的胳膊的事，待了半个多月；还去过文城乡房村宣讲“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事。</p><p class="ql-block"> 名称改换，印章自然也要变更。当时全县统计下来，需要更换的公章和财务专用章有三百多枚。吉县经公安局批准，有资质制作印章的仅有印刷厂的周师傅一人，他根本忙不过来。于是，县里决定派人去西安刻印。革委会办事组抽调了任蓬勃，商业办则抽调了我，一同前去办理此事。</p><p class="ql-block"> 第二天，我和任蓬勃就出发前往临汾，次日坐上火车抵达永济。那个时候，从永济到西安没有直达的交通工具，得先乘火车到风陵渡，下了火车后改坐汽车，走上相当长的一段路才能到黄河渡口。接着，要乘坐木船摆渡到对岸的潼关渡口，上岸后再换乘汽车到车站，最后才能搭乘火车前往西安。</p><p class="ql-block"> 在那个交通极为不便的年代，想要赶上渡船、汽车和火车，顺利完成工作任务，不付出艰辛的努力是根本不行的。当时河面上的船只数量有限，远远无法满足各地汹涌而来的过客。要是当天没能过河，就只好就地住宿一晚。所以，为了赶上最后一班船，大家都是一路小跑，你追我赶，生怕被落下。而且，过河后潼关开往西安的火车每天仅有一趟，就停在潼关火车站。要是赶不上这趟火车，又得住上一晚。山西这边同蒲铁路通车后的三十多年里，火车只开到一个叫赵村的地方，距离黄河渡口还有 5 公里远。因此，从风陵渡下火车后，得立刻乘汽车赶往渡口，要是坐不上汽车，就得等下一趟。汽车还不能直接开到渡口，还得走上好长一段路。渡口也没有专用码头，加上当时岸边水浅，船离岸还有相当一段距离，我们只能挽起裤腿，蹚水蹒跚地向船边走去。那些妇女和小孩不敢蹚水，就只能花钱让人背。当时三门峡已经修建了水库，河面水势较为平缓，船工扯起船帆，用力撑着竹篙，木船便载着满满一船人和行李，晃晃悠悠地朝对岸驶去。记得那渡船能载二十多人，大家都站在一米多深的船舱里，船外沿距离水面只有二十多公分，人们只要探出胳膊就能摸到冰凉的河水。黄黄的河水打着小漩涡，一个接着一个向前隐去，心里既惊又怕，却又觉得新奇刺激。过河后，还得乘汽车走很长一段路才能赶到潼关火车站，要是坐不上过河后的汽车，又得等下一趟。大家都是不顾一切、风风火火地往前赶路。</p> <p class="ql-block"> 好在我们俩年轻力壮，只带了两个大提包。尽管累得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但一路乘车坐船总算是没有误点，按时坐上火车到了西安，并很快联系好了刻章的门店。人家说，即便全体职工加班加点，也需要 10 天时间才能完成任务。于是，任蓬勃暂时回南县家里探亲，留下我一人等待。等全部印章刻制完成，逐个校对无误后，我们结了账就返程了。为了避免再经历来时的折腾，我们改从三门峡大坝经平陆县过河返回。</p><p class="ql-block"> 如今，风陵渡口早已废弃，曾经的天险已变成通途，“日毛贼过潼关”也只是人们茶余饭后用来打趣的谈资罢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