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海红色三杰

增广贤文

珠海，南海之滨的一颗明珠，人杰地灵，英才辈出。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中国驻夏威夷首任领事陈芳、民国时期著名僧侣作家诗人苏曼殊、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中国版画先驱古元、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容国团，以及黄宽、容嵩光、李福林、唐涤生、唐廷枢、唐绍仪等众多中国近现代名人，均生长于兹。

在众多的珠海名人当中，杨匏安、苏兆征、林伟民三位革命先驱最为著名，他们如闪耀的启明星在伶仃洋的晨曦中冉冉升起，照亮了南粤大地的革命曙光，在珠江潮涌中谱写出壮丽的红色交响曲。



一、杨匏安: 马克思主义的播火人

杨匏安(1896—1931)，原名麟焘，又名锦焘，笔名匏庵，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革命家和理论家，华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

杨匏安陈列馆

1896年11月6日，杨匏安出生在珠海南屏镇北山村，自幼家境贫寒，父亲杨富祥是一破落茶商，中年早逝。母亲陈智独自一人拉扯9个孩子艰难度日，只有杨匏安一人存活下来。童年时，杨匏安入读珠海前山的恭都学堂，品学兼优，十岁就能作诗，被乡亲称作神童。

杨匏安的母亲对仅存的独子疼爱有加，悉心教化，幼年时便教他习读诗词歌赋，为其讲述岳飞、文天祥、谭嗣同等英雄人物故事，教育他做人要明辨是非忠奸，公正无私，有志向有气节。母亲慈爱而严谨的家教，塑造了杨匏安日后“公忠不忘”的高尚人格。北山杨氏大宗祠正厅悬挂的“忠、孝、廉、节”四字祖训，正是杨匏安一生品格的写照。

1908年秋，杨匏安小学毕业，为了让他接受更好的教育，家里变卖了赖以维持生计的几亩薄地，筹款供他到广州求学。杨匏安不负家人期望，以优异成绩考入名校——广东高等学堂附中（今广州广雅中学）。

广东高等学堂附中前身为广雅书院，由两广总督张之洞于1888年创办，是晚清两广的最高学府，与湖北自强中学、两湖书院、上海南洋公学并称为清代四大书院。

叶剑英曾称赞广雅中学是“华南革命者的摇篮，培养民族战士的大工厂”。在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广州起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各个历史时期，广雅中学都涌现出大批优秀的革命者，如协助邓中夏创办培训工人运动领导干部的劳动学院的李耀先，广州起义年龄最小的女战士宋维静、中共广东党组织最早的党员之一谭天度、参加南昌起义的徐名鸿、参加红军长征的云广英等等。

当时的广州，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和孙中山从事革命的根据地。杨匏安耳闻目染，受到了诸多有革命倾向的老师和进步人士的思想影响，从而埋下了革命的种子，孕育了救民于水火的理想抱负。中学期间，杨匏安研读了革命党人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与《警世钟》等著作，为他们挽救民族危亡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所震撼。1911年春，辛亥革命党人在广州发动黄花岗起义，更给杨匏安留下了终身难忘的记忆。

因为家境越来越艰难，杨匏安在广雅中学毕业后无力继续升学，于1912年回到家乡珠海，在母校恭都学堂任教。此时16岁的他刚正不阿、不畏强权的性格特征已开始显露。任教期间，杨匏安当众揭露了校长刘希明贪污学款中饱私囊的丑恶嘴脸，被刘希明买通官府以“图谋不轨”的罪名抓捕入狱。杨匏安一生四次入狱，这是第一次。

杨匏安出狱以后，于1915年东渡日本勤工俭学，阅览了大量欧美近现书刊和各种思想潮流的著作，眼界大开，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此期间他受到片山潜、河上肇等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研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日文译著，开始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

1917年杨匏安从日本回国，1918年全家举迁到北山杨氏家族在广州设立的杨家祠。杨匏安在广州私立时敏中学任教，同时兼任《广东中华新报》记者，从事教育文化工作。

1919年7月起，杨匏安在《广东中华新报》副刊《通俗大学校》上连篇撰写文章，先是发表《青年心理讲话》，接着发表《美学拾零》，介绍西方著名学者柏拉图、黑格尔、康德、费希特等十多位西方学者的各种哲学社会科学观点，这是我国最早系统介绍西方思想的文章。

其后不久，杨匏安又在《广东中华新报》开设《世界学说》专栏，连续发表了41篇共两万多字的文章，介绍西方各种哲学思想和社会学说，如唯物论、唯心论、经验论、一元论、二元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等。尽管他的有些解释在今天看来不尽精确，但是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文化界读者却是耳目一新，不仅为当时华南地区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提供了思想武器，也为广东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杨匏安深受影响，迅速由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1919年7月至12月，杨匏安在《广东中华新报》连续登载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系列文章，连载了19期。其中《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文，是篇幅最长，也是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主要内容作了全面介绍，强调：“自马克思氏出，从来之社会主义，于理论及实际上，皆顿失其光辉。……马氏以唯物的史观为经，以革命思想为纬，加之在英、法观察经济状况之所得，遂构成一种以经济的内容为主之世界观，此其所以称科学的社会主义者也。由发表《共产党宣言》书之1848年，至刊《资本论》第一卷之1867年，此二十年间，马克思主义之潮流达于最高，其学说亦于此时大成。”

杨匏安的这篇文章是我国华南地区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与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篇几乎同时问世，被党史学界称为“北李南杨”。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对杨匏安这篇文章评价甚高。

1920年，杨匏安经谭平山介绍，加入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春夏间，又经谭平山介绍，加入了党的早期组织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当时叫广州共产党)，成为广东地区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

杨匏安入党后，更加自觉地宣传马克思主义。1922年2月26日广东青年团创办《青年周刊》，杨匏安为《青年周刊》撰写了创刊《宣言》，向读者宣告：“我们最服膺马克思主义！因为他的经济学说，能把资本制度应当崩坏的纯经济的、纯机械的历程阐明。他的革命的无产阶级学说，就是指示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的实际道路。”最难能可贵的是，这篇不到2000字的短文，已初步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国情联系起来，明确地提出中国革命除了应注重劳工运动之外，“我们尤其注重的是农民运动”，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生产的大部分都是出自农民汗血”。

1922年3月底至4月初，杨匏安在《青年周刊》第4—7号连续发表长文《马克思主义浅说》，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剩余价值理论三个组成部分，比1919年的那篇《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写得更加深入浅出，准确鲜明。

尔后杨匏安又发表《无产阶级与民治主义》一文，对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合作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指出“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政权尚握在军阀官僚手里，目前革命第一步，就是打倒封建特权。为增大革命势力起见，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应联合作战。”杨匏安的这些思想，为后来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提供了理论基础。

杨匏安入党初始从事青年工作，1922年3月，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杨匏安是发起人之一，任文书部中文编辑。1923年5月被选为青年团广东区委候补执行委员，后代理团区委书记，与阮啸仙、刘尔崧等人共同开展青年工作。

为吸引更多青年学子入团，团广东区委建立了外围组织——新学生社。杨匏安提出“为学生利益而斗争”的口号，引频繁出席学生活动，为争取学生利益出谋划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社员人数从一百多人发展到五六千人，成员由广州一地扩散至整个华南地区，很好地把青年群众团结到一起。

期间他先后在广东南武中学、省立甲种工业学校任教，经常组织青年学生讨论学习马克思主义。“南武”和“甲工”的学生运动十分活跃，特别是“甲工”，“五四”以来一直是广州学生运动的支柱。著名的革命烈士阮啸仙、刘尔崧、周文雍等都出自这所学校。周文雍还是杨匏安教过的学生。

不久后杨匏安投身工人运动，和杨毅一起到广州石井兵工厂，在工人中组织“十人团”，这是石井兵工厂共产党支部的前身。后又深入到广三、广九和粤汉铁路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展党员，建立粤汉铁路局黄沙地段党支部，并被选为党支部书记。这是广东地区最早建立的工人党组织之一。

当时杨匏安居住的广州杨家祠是党组织活动的重要据点，广东初期的共产党组织经常在杨匏安的家里开会或商谈工作。周恩来、邓颖超、陈延年、谭平山、张太雷、彭湃、苏兆征、邓中夏、李富春、蔡畅、陈独秀、瞿秋白、刘少奇、林伯渠等人，都曾是出入杨家祠的常客。当时中共中央通知，黄埔军校招生时，应考的中共党员须先到杨家祠杨匏安处报到，再由杨匏安介绍给周恩来。杨匏安和堂叔杨章甫还在杨家祠举办注音字母训练班，为党的活动作掩护。

1923年6月，中共“三大”确立国共合作的策略方针，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同年10月，中共中央派谭平山等人参加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其后又指定谭平山、杨匏安为中共驻国民党的党团正副书记，以统一出席国民党会议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的言论和行动，自此杨匏安转而主要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杨匏安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后接替谭平山代理组织部部长，与同期被选为国民党中执委候补委员、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毛泽东，共同掌管国民党组织、宣传工作。

1925年11月，在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杨匏安被选为省党部三个常委之一兼组织部长。

这是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成立时合影。前排：彭湃（左 2，共产党员)、何香凝（左3）、黎樾廷（左5，共产党员），后排：杨匏安（左2，共产党员）、陈公博（左4）、刘尔崧（左5，共产党员）。

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上，杨匏安进入国民党核心领导层，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务委员，与蒋介石、汪精卫、谭延闿、胡汉民、谭平山、陈公博、林伯渠、甘乃光等人并列为国民党“九大常委”，并与常委中的两位中共党员谭平山、林伯渠共同组成秘书处，负责处理国民党中央日常工作。这是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担任的最高职务，对影响和改造国民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位居国民党高官的杨匏安当时每月薪俸300块银元，足以买田置地。但他把绝大多数都交给党组织作活动经费，只留下少部分作为家用。

由于杨匏安身居要职，因此经常有人上门送礼，求他办事或谋取官职。杨匏安总是秉公处理，丝毫不讲私情。

省港大罢工期间，一次罢工委员会在杨家祠给罢工工人发放各界捐款，遗落在麻袋里两角钱硬币，被杨匏安不满8岁的孩子捡到。杨匏安知道后立刻吩咐孩子把这两角钱送到罢工委员会去。这件事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时隔多年还对杨匏安的孩子回忆说：“你父亲为官清廉，一丝不苟，称得上是模范！”

正因为杨匏安两袖清风一尘不染，他赢得了同志们的敬佩和信任，在我党成立第一个地方监察机构中共广东区委监察委员会时，他当选为区监委委员，成为我党最早的纪检干部。

杨匏安在广东区监委工作时，周恩来是广东区委军委书记，二人并肩战斗，建立起深厚的革命友谊。他们刚刚相识，就共同参与指挥了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1924年10月，广东买办首领陈廉伯组织商团军发动叛乱，打死打伤100多名游行群众。正在粤北韶关督师北伐的孙中山得报，指令在广州成立临时军事指挥部统一指挥平叛。周恩来、杨匏安参加了指挥部指挥作战，调集炮兵轰击商团军，并以广州卫戍部队和粤军第二师等部分进合击，一举击溃了商团军，平息了叛乱。

这是周恩来送给杨匏安的铜墨盒，墨盒盖上用简洁流畅的线条雕刻出了一幅山水画。右上方刻“匏安兄文玩”，左下角刻“周恩来志”。杨匏安比周恩来年长两岁，周恩来对他以兄长相称。

2003年，杨匏安四子杨文伟将此珍贵的墨盒捐赠给珠海市革命史料陈列馆。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国民党中央筹备举行追悼大会，由杨匏安、黄居仁等16人任筹备委员，以国民党中央名义，召开了1万多名党员参加的追悼大会。

1925年6月，杨匏安代表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廖仲恺，与中华全国总工会负责人邓中夏一起前往香港，会同先期到达香港的林伟民、苏兆征、杨殷等人，策划发动了省港大罢工，被罢工工人代表大会聘为顾问，不久又被聘兼任香港罢工工团宣传学校名誉校长。期间他创作的《罢工工人歌》，将党的理论化作街头传唱的民谣，在群众中深入人心，生根发芽。

7月1日杨匏安在香港遭港英当局逮捕，这是杨匏安第二次被捕入狱，关押50天后被“驱逐出境”。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机关刊物《工人之路》特号，为此用三号大字加框，发布“欢迎杨匏安先生出狱”的特别新闻。8月27日他出席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800多工人代表一致起立向他鞠躬致敬。但他在讲话时绝口不提被捕后狱中的苦难遭遇，只强调“今天不是空谈的时候，我们唯有实行奋斗！”

杨匏安出狱之日的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广州被刺杀。杨匏安得知好友罹难，抚棺恸哭，参加廖仲恺案检查委员会任特别法庭审判委员会审判员，亲自指挥侦缉行动，将嫌疑犯逮捕归案。他又与周恩来一起审讯嫌犯，查明了廖仲恺案的真相，揭露了国民党右派集团的罪恶行径。

1927年4月，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在中央机构设立纪律检查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由委员王荷波、杨匏安、许白昊、张佐臣、刘峻山、周振声、蔡以忱和候补委员杨培森、萧石月、阮啸仙共10人组成，王荷波任主席，杨匏安任副主席。

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10名成员无一人背叛革命，8人先后英勇牺牲，1人失踪，只有刘峻山1人幸存，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他们用忠诚和信仰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为后人树起了一座永恒的精神丰碑。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南京政府将197名“共产党首要”列入“秘字第一号令”通缉名单，杨匏安被排在陈独秀、谭平山、林伯渠等人之后的第8位。面对血雨腥风，杨匏安与毛泽东、谭平山等“跨党”共产党员，联合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人士，发出声讨蒋介石的通电，号召“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

同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同日，杨匏安又与宋庆龄等22人在南昌《民国日报》上发表声讨蒋、汪反革命罪行，被汪精卫把持下的国民党中央免去在国民党的职务，开除国民党党籍并受到武汉政府通缉。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了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杨匏安出席了这次重要会议，受命协助广东党组织接应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并在国民党部队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但是“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在政治上滋生了左倾盲动主义的倾向，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受左倾错误思想影响，在1927年11月4日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杨匏安等被指责为“机会主义”，毛泽东被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撤销其担任的湖南省委委员。杨匏安受到留党察看的严厉处分，撤销其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职务，被发派到新加坡、吉隆坡等地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短短几个月内，杨匏安失去了在国民党中央和共产党中央的职务，被国民党通缉、被共产党处分。但是他不改初心，矢志不渝，身处异国他乡的他以诗言志，写下《寄小梅》一诗寄给家乡亲友：

去国六千里，心随云水长。

逃生来绝域，问禁入危邦。

归意能无动？公忠不可忘。

相思凭梦寄，月色满桄榔。

这首诗是杨匏安写给堂妹夫霍志鹏的，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杨匏安存世诗稿手迹，霍家两代人珍藏了70年，于2004年捐献给珠海博物馆。仔细辨读可以看出，诗里的“公忠不可忘”最初写的是“不忍忘”，斟酌后杨匏安把“忍”改为“可”，以更加坚定地表达他对党的忠诚之心。

1929年杨匏安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负责编辑中共中央党报《红旗》。1930年，因为《红旗》印刷机关暴露，杨匏安第三次被捕，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关押了8个月，幸而未暴露身分。周恩来得悉后联系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出面营救，通过法律途径使其获释出狱。

在中宣部工作期间，他利用业余时间编撰了20多万字的《西洋史要》，这是我国最早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写成的一部西洋史著作，不仅系统地叙述了西欧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还对巴黎公社、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等作了专章的叙述，是当时国内学习西洋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极为难得的读物，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先后再版五次。他获得的稿费本可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却被他交给了党组织作为活动经费，自己与家人过着清贫的生活。

是时杨匏安一家十口，上有年迈体弱的老母，下有嗷嗷待哺的幼子，他自己也身患肺病，白天抱病坚持工作，夜间还得帮家人推磨做米糍，让老母与孩子清晨上街叫卖。家里的主要谋生工具是一台破旧的缝纫机，妻子没日没夜的踩缝纫机，替人做衣服来贴补家用。杨匏安牺牲前曾托人带了一张纸条给家人，只有寥寥数语：近日有南京旧识来劝降，我不为所动。家中人千万不能接受那些人的钱和物。如果无法生活，就立即南返。玄儿不可顽皮，虽穷缝纫机不可卖去。

“虽穷缝纫机不可卖去”，这是他留给家人的最后一句话。家人遵其遗嘱，将这台缝纫机保存至今，现陈列在珠海杨匏安陈列馆。

早在大革命时期，杨匏安就曾参加农民运动讲习所，对农运理论进行过学习研究。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曾回忆说：“在农民运动讲习所，他是最沉默的理论家。”

第三次被捕出狱后，杨匏安出任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兼农民部副部长，开始进一步钻研农民运动理论。他将列宁和拉比杜斯的地租理论编译成《地租论》，论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苏联，在消灭封建地租和资本主义地租后，如何处理地租问题，对当时各革命根据地正在进行的土地革命，很有参考作用。

作为华南地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和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发起人，杨匏安还十分关注党的文化战线,在文化界做了许多工作。他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向周恩来提出建议：要想在文化方面结成统一战线，必须停止对鲁迅先生的围攻。后经周恩来亲自过问，周扬等人停止了与鲁迅的论战。

1931年7月25日，因叛徒出卖，杨匏安在上海再次被捕。据当时上海巡捕房记载，杨匏安被捕时“身带五元票一张，一元票两张，眼镜一副和被查抄的共产党传单”。这就是被国民党通缉的“共产党首要”的全部财产。

蒋介石与杨匏安同为国民党二届中执委常委，深知他是难得的人才，得悉杨匏安被捕后指派吴稚辉、熊式辉、吴铁城等杨匏安的旧识多次对他劝降，都被他严词拒绝。原是杨匏安下属的陈果夫劝他选择脱党，由他负责安排出国，依旧被杨匏安拒绝。蒋介石不得已亲自出马，两次亲笔给杨匏安写信，都被他撕毁。蒋介石恼羞成怒，直接把电话打到监狱以死胁迫，杨匏安只回答了七个字，“死可以，变节不行”，愤然摔了电话。蒋介石败退台湾后提到杨匏安时，也不得不承认“杨(匏安)是纯粹的共产主义者。”

杨匏安第四次被捕时，周恩来也曾极力设法营救，因其身份及证据已经坐实，以法律途径实施营救已不可能，便筹划在杨匏安被押往南京或苏州的途中，由中央特科组织武装营救行动。蒋介石为防止节外生枝，下令将杨匏安在上海就地秘密处决。1931年8月4日夜晚，杨匏安被枪杀于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一片荒地上，时年35岁，尸骨至今不知所终。

临刑前夕，杨匏安谈笑自若，心静如水，写下不朽诗篇《示狱友》:

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

残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

知止穷张俭,迟行笑褚渊。

从兹分手别,对视莫潸然。

这首绝命诗和谭嗣同的《就义诗》一样，表示自己死不足惜，惟希望后死者能像东汉名士张俭那样得到庇护，再展宏图。杨匏安的诗词行文雅洁，即使是临刑之际，也写的质朴平实，不似谭词那样慷慨激越，正如他清风峻节的为人。周恩来后来多次用这首诗教育党员干部向杨匏安学习。

毛泽东亲笔签发的杨匏安烈士亲属的烈士证

纵观杨匏安短暂的一生，不仅在理论研究的多个领域造诣极高，多有建树，而且在革命实践中先后从事过学生工作、工运工作、统战工作、纪检工作、军事工作、海外工作、宣传工作、农运工作、文化工作，还在国民党高层从事过组织工作，在多条战线上都为党的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称得上是年轻有为的全才革命家。正如革命前辈于光远在《几乎湮没了的伟人》一文中写的，“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他可以说是一个开天辟地的人，他是当代中国革命史、中国共产党党史上的一个伟大的人物。”

杨匏安的事迹感动了无数后人，每天前来杨匏安陈列馆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多数都是年轻人，还经常有少先队员在老师的带领下，来这里举行纪念活动。

杨匏安纪念学校童声合唱《杨匏安精神永流传》

笔者与前来参观的广州大学学生交谈。

在杨匏安陈列馆，笔者幸运地见到了杨匏安的孙子杨峻先生。杨峻先生是杨匏安四子杨文伟的儿子，为人随和，穿着朴素，言谈举止文雅有礼，尽显杨家家风。

2024年6月26日，以杨匏安为主人公的电影《信仰无敌》，在南屏北山举办珠海首映礼。少小离家的杨匏安，历经风雷激荡，云水翻腾，又回到故乡，在银幕上与乡亲们见面了。百年归来，他依然那么年轻，儒雅，英姿勃发。

杨匏安的故乡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北山村，现已被列为全国红色美丽村庄。当年杨匏安在这里亲手种植的玉兰树今天依然绽放，落英如雪。而他从这里出发点燃的马克思主义星火，一如他手植的玉兰树，在中国大地上根深枝壮，花繁叶茂。

二、苏兆征 : 中国工人阶级的掌炬者

苏兆征（1885—1929年2月25日），原名苏吉，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和著名领袖，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

1885年，苏兆征出生在广东香山县淇澳村（今珠海市淇澳岛）。

这是苏兆征祖父建于清朝光绪年间的苏家老宅，1885年11月11日苏兆征出生于此，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

故居为土木结构平房，一进三间，屋前有院落、矮墙、院门。推开院门入内，两间青砖灰瓦的平房为正房，并有一间小厨房和一间偏房。

苏兆征故居原屋年久失修濒临崩塌，1983年按原貌重修，扩建为苏兆征故居陈列馆，被列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广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广东省中共党史教育基地、珠海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实践基地、珠海市中共党史党性教育基地。

故居内陈列的磨米机、灯盏、瓷碟、铁茶壶等生活用品，无不透露出这家人的贫困、简朴。

苏兆征的卧室和读书处

邓小平题写展名的共和国英烈苏兆征纪念展馆

陈列馆旁建有兆征纪念广场，是珠海红色旅游必去的打卡地。

淇澳岛的海风，裹挟着咸腥与苦涩，浸润了苏兆征的童年。由于家庭困窘，苏兆征在10岁的时候才上了私塾，但仅仅念了三年，便不得已辍学回家，给地主扛活放牛。

1903年，18岁的苏兆征在家乡无以为生，被迫来到香港寻求生计，在英国怡和洋行属下的轮船“乐生”号上当“侍仔”（即杂役），从此开始了长期的海员生涯。其间他漂泊世界各地，有机会目睹欧美各国工人的生活和斗争状况，特别在海参崴了解到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从中受到很大鼓舞与启发。

在此期间，苏兆征在船上结识了为革命奔走海内外的孙中山，二人同为广东香山老乡，一见如故，相谈甚欢。经孙中山亲自介绍，苏兆征于1908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他利用自己海员的身份，经常为革命党人传递消息，运送宣传品和武器，掩护革命党人，被孙中山称为同盟会“广东方面的活动分子”。

1920年，苏兆征所在的轮船上发生了中国童工被包工头无故殴打的事件，侠肝义胆的苏兆征挺身而出，发动全船华籍海员共同签名写信给轮船公司老板，要求开除行凶打人的工头，赔偿被殴打致伤的童工医药费，公开保证今后不再发生虐待工人的事件。他还联络香港其他轮船的海员工人联合行动，声援这次斗争。最终资本家被迫接受了海员工人的各项要求。

通过这次斗争，苏兆征意识到不仅要保障个别船员的利益，更要团结起来共同维护全体海员的利益，由此萌生了“组织工会，以谋解放”的想法。当时香港各业虽有工会，但多为黑帮和工头控制，苏兆征决心创建一个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海员工会。他在香港海员中秘密串联，用独创的"十字联心法"发动工人组织起来，既保证了组织严密又避免了系统性破坏，革命活动之初便显示出高超的组织能力。

1921年3月，经过苏兆征与林伟民等人共同努力，中华海员工会联合总会正式成立，这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化产业工会组织之一。海员工会成立后，一连三次向轮船公司提出改良生活条件的要求，均遭拒绝。广大海员忍无可忍，于1922年1月12日举行了震惊中外的香港海员大罢工，苏兆征被选为罢工总办事处总务部主任。他在领导罢工斗争中显示出精湛的韬略，提出罢工基金按船舶吨位分级收取，既确保斗争持久性，又维系了上万工友的基本生存。

罢工期间苏兆征作为罢工工人谈判代表之一，多次与资方谈判，拒绝了资本家及港英政府各种胁迫和诱惑，最终迫使港英当局和轮船资本家接受了海员提出的条件，坚持了56天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宣告胜利结束。这次罢工有力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推动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也壮大了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

这是罢工胜利后海员工会部分成员在广州合影，前排右三为苏兆征，右二为林伟民。

苏兆征在香港海员大罢工中的英勇表现和领导能力，引起了中共领导人的关注。1924年冬天，苏兆征随孙中山北上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期间中共北方局负责人李大钊等人多次邀请他到北京大学红楼（李大钊办公地点）会晤，对他在领导香港海员罢工中的表现给予很高评价，并向他宣讲共产党人的革命纲领和政治主张，帮助他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在李大钊的启发教育下，苏兆征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不久后便正式提出入党申请。1925年春，经李大钊亲自介绍，苏兆征在北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革命战士。

苏兆征入党后先后担任中华海员工会联合总会委员长、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长，迅速成长为中国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为支援上海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苏兆征与邓中夏、李启汉等人领导香港和广州沙面工人发动了省港大罢工。在省港罢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苏兆征被选为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廖仲恺、邓中夏、黄平、杨匏安被聘为顾问。

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中共广东区委决定在省港罢工委员会中成立中共党团委员会，邓中夏任书记，成员有林伟民、苏兆征、李启汉、徐成章、何耀全、陈权。党团每晚开会决定斗争策略。

在省港大罢工中，苏兆征的组织指挥能力展露无遗，战术智慧臻于化境。他领导罢工委员会采取罢工、排货、封锁三项措施，使香港经济活动陷于全面瘫痪，航运停顿，进出口贸易锐减，商业萧条，港英当局财政收入急剧萎缩。同时又创造性地实施了"特许证"制度，规定“凡不是英国货及英国船不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此举打破了各帝国主义一致对付广州的局面，争取了广东商人的中立，保持了广州贸易畅通，稳定广州金融。苏兆征在罢工委员会兼任财务委员会委员长，他发动社会各界为罢工捐款，使得这场罢工非但没有拖垮革命力量，反而为国民政府筹措了300余万银元的特别经费。

省港大罢工持续了16个月，是当时世界上时间最长的工人罢工运动，影响之大，轰动全球。美国《纽约时报》惊呼：“这是东方出现的最具组织性的劳工战争。”

图为德国共产党期刋《中国》，封面正中为苏兆征。

当罢工委员会的金库堆满银元时，这位掌握财政大权的工人领袖，却连女儿治病的钱都拿不出。这种清贫与坚守，使苏兆征在罢工工人中享有极高的威望，邓中夏说他是香港工人领袖中最有威信的一个，他的名字在八十万罢工工人中无人不知。

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苏兆征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艰苦奋斗，清正廉洁。他一生清贫，在上海中央机关担任主要领导职务时，分管中央财务小组，但逝世时“身后极为萧条，寡妻幼子，无以教养”。以至于中华全国总工会号召“各级工会在工人群众中，为苏委员长家属实行募捐。救济他家属暂时穷困于万一”。

省港大罢工为我党培养输送了一批优秀的领导骨干，很多人日后成为中央委员、军事将领和工运领袖，苏兆征是其中的佼佼者，入党仅两年便成长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之一。

在1927年中共五大上，苏兆征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27年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临时政治局委员。8月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决定由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三人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共同主持中央工作。

1926年1月初，在苏兆征主持下，全国海员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他在会上总结了几年来海员工人英勇斗争的经验教训，号召海员进一步扩大组织，健全工会机构，进一步加强海员的团结和战斗力。大会一致推选他为全国海员总工会执委会委员长兼文书部主任。

同年5月初，在苏兆征等主持下，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苏兆征在会上先后作了关于省港罢工问题和英国矿工罢工问题的报告。大会选出了以苏兆征为委员长、项英为副委员长、刘少奇为秘书长的全国总工会新的领导机构。

广州起义油画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中，苏兆征的身影始终矗立在风暴眼。秋收起义、南昌起义相继举行后，中共中央又决定发动广州起义。苏兆征在上海与张太雷等人策划了这次起义，制定了起义的总计划和训令。同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共产党人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周文雍等人领导工人武装和革命士兵，迅速打败了国民党反动军队，建立了东方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广州工农民主政府。

当时苏兆征在湖北领导工作，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武汉国民政府，任国民政府委员兼劳工部部长。他虽然未在广州直接领导起义，仍当选为广州苏维埃政府的主席，足以说明他在当时的声望之高。邓中夏曾赞誉苏兆征在广州起义中的领导作用，说：“兆征同志实际上是广州公社的指导者之一，是东方第一个苏维埃的创始者之一”。

1928年春，苏兆征率领中共代表团参加共产国际六大，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大会上第一个致贺词，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

会议结束后，苏兆征留在苏联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六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苏兆征代表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在闭幕式上致词。六大选举产生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周恩来、苏兆征、向忠发、项英、蔡和森5人组成，原定由周恩来担任总书记，但在共产国际要求领导机关工人化的压力下，周恩来改任秘书长兼组织部长。5人常委中除周恩来之外，不论是党内地位还是领导能力，苏兆征都是最高领导人最佳人选。但是由于向忠发得到共产国际负责人的赏识，被指派为总书记，苏兆征分工担任工委书记。

在苏联期间，苏兆征还参加了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农村工会国际代表大会，分别当选为赤色职工国际执委会委员和农村工会国际副委员长。

因为长期紧张劳累的工作积劳成疾，苏兆征病倒在苏联，诊断结果是阑尾炎。医生考虑到他的身体太过虚弱，建议先服用药物，疗养一段时间再作手术。但苏兆征一心惦念国内的工作，不顾医生和同志们的劝阻，坚持抱病回国。

1929年2月上旬，苏兆征回到了阔别一年的上海，他不顾长途跋涉的劳累和虚弱的病体，马不停蹄地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2月中旬，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苏兆征抱病在会上作了关于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大会的报告，这是他向中国工人阶级作的最后告别。

会议结束不久，苏兆征由于过度劳累旧病发作，再次病倒了。为了严守党的秘密，苏兆征不肯将党组织的秘密联络地址告诉家人，因此家人无法向党组织告知情况，妻子钟荣胜只好自已四处奔走，将他送到一家私人医院。由于医疗条件较差，手术中发生细菌感染，病情急剧恶化。2月25日上午，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去苏兆征家中看望他，才从房东口中得知“黄先生(苏兆征化名)病重，住医院去了”。当天下午，周恩来、邓小平、邓颖超、李立三等闻讯后立刻赶到医院，此时的苏兆征已经是弥留状态了。

弥留之际的苏兆征看到周恩来等人，挣扎着用微弱的声音时断时续地说：“大家共同努力奋斗……大家同心合力起来，一致合作，达到我们最后成功。”邓颖超赶紧掏出笔,记录下苏兆征的最后遗言。

当晚6时20分，苏兆征同志不幸病逝，年仅44岁。

次日拂晓，邓小平在苏兆征遗言右侧的空白处写下了一段注释：“这是兆征临死时，政治局代表忠发同志去看他时说的，此时兆征同志的神志已极不清楚，且不能说多话了。就这么几句话也是说得极不联贯而且极模糊的。兆征死于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六时二十分。”

苏兆征的英年早逝是我党的重大损失。如果他能在苏联治好病再回国，如果回国后能劳逸结合注意休养，如果旧病发作后能及时告知党组织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一个阑尾炎不至于夺走他的生命。可惜历史没有如果，在一次又一次生死攸关之际，他没有选择退却、暂停，而是前行，一直勇往无前的前行。他是疲劳过度、身体透支累死的。

多年以后邓频超谈起苏兆征的逝世仍唏嘘不已，对苏兆征的两个孩子说，可惜苏兆征英年早逝，不然的话，历史就会少走很多弯路了。

2月26日，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电：苏兆征死在工作中，实足以代表中国共产党在目前艰难困苦工作环境中奋斗不息的精神。

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悼念苏兆征的32号通告。通告指出：“苏兆征同志在工作中，充分表现了无产阶级的艰苦卓绝精神和坚决的政治意识，他的革命精神，是全党的模范。” 号召各级党组织开展悼念和宣传活动。通告发出后，各地党组织纷纷通过各种方式举行悼念活动，纪念这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和杰出的工人运动领导人。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以及苏联、法国等一些社团组织也以各种方式悼念苏兆征。

1985年11月，在苏兆征诞辰100周年之际，珠海人民在市区的海霞广场，矗立起苏兆征同志塑像，以表达对他的崇高敬意与深切缅怀。

苏兆征，这位从淇澳岛走出来的工人阶级领袖，如同海岛上矗立的一座灯塔，茫茫暗夜中为中国工人运动带来了破晓之光。他以铁骨为笔、热血为墨，在中国近代工运史册上书写下永不褪色的赤色篇章。

邓中夏高度评价苏兆征四十四载的壮丽春秋：他是香港与广东劳动群众的领袖，他是全中国工人阶级的领袖，他是太平洋沿岸职工运动的领袖之一，他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好领袖之一，他是赤色职工国际和共产国际的领袖之一。

2009年，苏兆征被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三、林伟民: 中国工人运动的赤色旌旗

林伟民（1887年-1927年9月1日），原名林兴，中国工人运动的传奇领袖，中华全国总工会首任委员长。

1887年10月，林伟民出生在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鱼月村，故居已不复存在，这口龙泉古井离林伟民故居约15米，是林伟民故居唯一留存至今的文物遗迹。井水清澈透明，甘甜可口，四季不断，林伟民就是喝这口井的井水长大的。

为了纪念林伟民及其领导的工人运动，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在林伟民故居原址设立了林伟民与中国早期工人运动史迹陈列馆。

陈列馆内林伟民雕像

陈列馆内的立柱浮雕

陈列馆展厅

让我们踏着林伟民的历史足迹，去探访这位中国工人运动的传奇领袖。

林伟民和他的亲密战友苏兆征经历几乎完全相同，也是出身贫寒，只念过三年私塾，稍长后到香港谋生，在外国轮船上担任苦力。也是在船上结识了孙中山先生，加入同盟会，积极参加民主革命活动。也是一生从事工人运动，同为我国工人阶级的著名领袖。

1920年，年仅22岁的林伟民便开始从事工人运动，与苏兆征等人在香港海员工人中进行革命宣传，发起成立海员工会筹备组，担任筹备委员之一。

1921年3月6日，海员工会正式成立，孙中山为工会起名为“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 这是中国最早成立的现代产业工会之一，林伟民被选为第一届干事会干事，也是七名“创办员”之一。

这是香港海员工会的月刊封面，林伟民的名字在右上角处。

在林伟民、苏兆征等人的带领下，香港海员大罢工于1922年1月12日正式开始。1922年3月初，香港罢工工人已经达到10万人以上。港英当局面对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只好将徒劳无用的高压政策改为“调停”和“谈判”政策。为表示对解决罢工的诚意，海员们选出了苏兆征等四人为谈判代表，前往香港谈判。后因苏兆征担任了海员工会代理会长职务，谈判工作改由林伟民负责。林伟民在谈判过程中立场坚定、机警勇敢，在恢复海员工会原状等原则问题上毫不退让，迫使港英当局不得不答应罢工工人的条件，罢工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1922年3月6日下午，港英当局派人将“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会牌送回海员工会会所。会所外街面聚集了十万余香港民众，当工会会牌悬挂至原处时，鞭炮四起，欢声雷动。

这是香港海员大罢工部分工人合影，图中黄框内为林伟民。林伟民生前留下的照片极少，这是仅存的几张照片中的一张，弥足珍贵。

在林伟民陈列馆，有一件名为《工人之路特号》的展品，它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机关报，1925年9月1日刊登了一篇林伟民的文章，文中写道：“革命事业常为鲜血所换成……乃牺牲其精神热血以开辟了道路……使黑暗者为光明，崎岖者为坦途，此吾人之所愿。”表达了他对理想的坚定信念和不畏艰难的斗争精神。

香港海员大罢工胜利后，工人运动在中国蓬勃发展。为了更好地领导工人运动，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8月11日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即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1922年5月1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林伟民、苏兆征代表香港海员工会出席了大会。

会后，受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香港海员工会的委托，林伟民与上海海员代表朱宝庭等人前往上海，帮助筹建上海海员工会。此时林伟民家中妻病儿幼，但他以全体海员利益为重，毅然前往上海。不久后得到妻子病重的消息，在革命事业和家庭无法兼顾的情况下，他选择了继续坚守战斗岗位。直至妻子病逝，他都因工作繁忙无暇回去，只好托付亲友代为料理后事，这成为他一生的遗憾。

经过紧张的工作，两个月后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上海支部成立，林伟民被推举为首届主任。他代表上海海员工人，三次致函招商局提出增加工资、改善经济待遇等五项要求，均被退回。1922年8月5日上午，黄浦江汽笛齐鸣，宣告上海海员罢工开始。

根据在香港组织罢工的经验，罢工前林伟民做了周密部署，成立罢工事务所，联络和指挥罢工海员；组织巡逻队，维持罢工秩序；设立招待所，妥善解决罢工海员的住宿问题；发放津贴伙食费，解决罢工海员的后顾之忧。

8月25日，经过历时21天的斗争，招商局终于答应五项协议，上海海员罢工取得胜利。

1924年夏，赤色职工国际运输工人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林伟民作为中国唯一的运输工人代表，乔装成生意人几经周折抵达苏联莫斯科，参加了这次大会。期间，他到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南俄等地参观，与当地工会和工人群众见面，互相交流经验。他还前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同旅俄党组织负责人罗亦农及中国学员相见，并作了关于“实行罢工、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进行斗争问题”的报告。林伟民热情洋溢、风趣生动、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钟头，博得学员们的一致喝彩。

在苏联期间，林伟民撰写了文章《我到俄国一个月的感想》，发表在1924年11月《中国工人》(第二期)。

中共旅俄党组织经过考察认为，林伟民已经具备一名共产党员的条件，委托罗亦农征求他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意见。林伟民自1922年以后，就与共产党人来往密切，朝夕相处，并肩战斗，对中国共产党早就怀有敬仰之情，于是毫不犹豫表示愿意加入。经罗亦农的介绍，林伟民在苏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广东外洋海员。

同年10月林伟民回国，任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广州办事处主任。当时广州盐船工人因为物价飞涨，生活困难，向盐商提出了增加运费的合理要求，但遭盐商勾结的两广盐运史邓泽如的压制，向盐商交涉的盐船工人代表也被无理拘捕。盐船工人向林伟民求援，林伟民挺身而出，支持并带领盐船工人进行罢工，亲自与邓泽如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仅仅4天便取得了胜利。

盐船工人斗争胜利，鼓舞广州地区的工人运动。在林伟民的领导下，广州与北江民船工人也进行了反勒索的斗争，同样取得了胜利。林伟民还领导来往于香港广州之间的“西安”号轮船工人进行反虐待斗争，迫使轮船资方承认错误，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1924年，林伟民被任命为中共广东区委委员，与周恩来、陈延年等人一起在广东区委工作。1925年初，中共广东区委设立了监察委员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地方性纪律监察机构，由林伟民、杨殷、杨匏安、梁桂华四人组成，林伟民任监委书记。四人后来全部牺牲，其中杨殷是广州起义的发动者之一，中共六大后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军事部长，1929年被叛徒出卖牺牲。梁桂华曾任香港地委书记等职，1927年在广州起义中任工人赤卫队副总指挥，在战斗中不幸负重伤，壮烈牺牲。

林伟民在监察工作中公正廉洁，铁面无私，严肃处理了一批贪腐违纪分子，其中就有省港罢工委员会会审处主任谭华泽。谭华泽是林伟民的昔日老友，也是老上级，但当了罢工委员会会审处主任后却蜕化变质。林伟民发现后秉公处理，坚决把谭华泽交给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审查清算，撤销了其职务并将他关押起来。

1925年5月1日至7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正式宣告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撤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由中华全国总工会统一领导全国的工会组织。林伟民参与了大会的领导工作，被到会代表一致选举担任全国总工会首届执委会委员长兼干事局总干事，刘少奇、邓培等为副委员长。

这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纪念馆，位于广州市越秀南路89号，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纪念馆镇馆之宝之一，是国家二级文物——中华全国总工会首个机关刊物《工人之路》第一期。林伟民亲自为《工人之路》撰写了发刊词，称其为“工人的喉舌机关”“工人的头脑机关”。1959年，刘少奇为纪念馆题写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牌匾。

1925年6月19日，省港大罢工爆发。为了保证罢工的顺利进行，林伟民、李森等在罢工开始前，以中华全国总工会名义在广州成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临时办事处)，作为接待罢工工人及筹措罢工经费的办事机构，林伟民任委员长。他不辞劳苦，日以继夜的工作，在廖仲恺等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下，征用市内的一批烟馆、赌馆及其它空房，作为安置罢工工人的宿舍，并迅速筹集一批经费，购置大批粮食及其它生活用品。

罢工开始后，针对着当时错综复杂的形势，林伟民主持罢工工人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成立罢工纠察队、对香港实行粮食封锁、设置粮食贩卖委员会以打击走私等重大问题。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林伟民在省港大罢工战斗的第一线，发展了一大批共产党员，为我党初期队伍的壮大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早在林伟民前往苏联时期，他已被检查出腿部患有骨瘤。由于长期紧张繁忙的斗争和艰苦贫困的生活，使林伟民腿部的骨结核病在省港大罢工期间发作，后来发展到不能走路了，苏兆征等领导人将他送进医院，决定立刻手术。

当时林伟民家里生活非常困难，无力负担昂贵的医药费。他曾经帮助过的盐船工人们闻知后主动捐款，维持他的治疗和生活费用。他一度拒绝工友们的帮助，后来在周恩来的劝说下，他才接受了工友们的帮助。他不想多花工友们的一分钱，上手术台时甚至拒绝打麻药，说：“我们是无产阶级，我要免去麻药。”

林伟民住院期间，全国海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26年1月在广州举行。林伟民因病不能出席大会，但代表们仍一致选举他为全国海员总工会执行委员。1926年5月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时，代表们也一致选举他继续担任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代表大会还特意派出代表前往医院慰问他，充分表现了广大工人群众对他的关怀爱戴。

林伟民身卧医院，仍关心和支持着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工作。病榻上的最后岁月，他仍用颤抖的手写下《实际斗争的经验与教训》，送交苏兆征和工会其他同志们参考。

1927年上半年，林伟民因病情恶化再度入院手术。此时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搜捕共产党人和工农骨干。危难处境下，林伟民十分镇静，坚定地说：“要是敌人向我下毒手了，我也不怕。我要跟他们拼一场。”可惜，他再也没有力气和敌人进行斗争了。1927年9月1日，林伟民病逝，年仅40岁。

广州盐船工人们冒着生命危险，集资安葬了他的遗体。全国解放后，他的遗骨移葬于广州银河革命公墓。

1983年7月15日，林伟民同志被国家追认为革命烈士并颁发革命烈士证明书。

林伟民是珠海人的骄傲，更是家乡三灶人的骄傲，在三灶镇，人们都亲切唤林伟民为“三灶之子”。从带领盐工反抗"灶头税"的少年，到中华全国总工会首任委员长；从香港海员抗争的第一簇星火，到中国工人运动的燎原之势，他始终是一面赤色旌旗，指引着斗争的方向，鼓舞着工人的斗志。

今年是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百年工运，林伟民洒下了第一滴热血，化作了滋润大地的春雨。今天的珠海大地，火红的木棉花迎风绽放，那是他灿烂的笑容。木棉花，英雄花。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三位革命先驱均英年早逝，平均年龄还不到40岁，他们没有看到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今天是多么的辉煌。但是英雄虽死，精神不灭，他们已化作珠海这座城市肌理中的红色基因，化作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时代浪潮。

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革命者从不畏惧暗夜，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火炬，就是灯塔，就是旗帜。珠江依旧奔流，红色血脉永续，三位英烈的光辉事迹将永传后世，千古流芳。

写于2025年4月4日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