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垦生活回忆

刘玉

一九七零年四月五日，天气晴朗

下午四点多，内蒙古大学的64、65级全体同学带着行装，带着食堂给我们做的十个大饼，跟随前来接我们的解放军官兵，乘大卡车离开学校，直奔呼和浩特火车站，然后乘坐火车专列开始了军垦之旅。

专列经过一天一夜的行驶，其中一部分学生（数学系、中文系、生物系）在河北省石家庄下了车，另一部分学生（物理系、化学系、政史系）于五日深夜在河北磁县讲武城车站下车后步行到了磁县北白道村，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1584部队学一连的军垦战士。

学一连一班女生

学一连一班女生

前排崔芝梅，白春英，程晋荣，

后排化二鸭子，薛玉兰，刘美生，侯素清，班长（部队的），赵兰英，王景桂，解守英，侯一生。

学一连初期十二班 军垦生活留念 后期的学一连十一班

王月廷 小陈（部队派的班长）

陈修文 刘玉 杨培源 张俊 刘博 郎满 李世昌 蔚衡明

北白道地理位置

岳城水库之行

游岳城水库

1970年6月3日，学一连部分同学参观游览了岳城水库，参加活动的同学有：马桂云、王式如、宝贵莲、莲花智秀珍、李生耀、冯洪胜、赵振英、巴特尔、孟和、刘炳绪、程晋荣、孟苏民、王少英。这是他们在水库木岛上的合影留念。

前排左起：程晋荣、宝贵莲、智秀珍、赵振英、王少英；

后两排左起：刘炳绪、李生耀、孟何吉德、冯洪胜、孟苏民、巴特尔

王少英军垦日记摘录：

1970年6月3日

早晨起来，天气很好。于是我们开始准备早已策划好的岳城水库行。我带上了一些材料，原准备召集大家就一些问题进行认真的讨论的，但这一点没有实现。因为所有的人都沉浸在幸福的玩乐之中。

我们从早上7点出发，经孟家庄到双庙，大部分人在那里 坐了大车， 而我和孟苏民则骑上了借老乡的车子，历时近一个小时行完了20多里的路程。8点多钟在一家小饭店里吃了三个馒头，一碗鸡蛋汤之后，稍事休息，便向水库前进。

从水库下边的小镇市场西行约二里就到了大坝脚下。大坝是用石块砌成的，从外表看来，并没有用洋灰和水泥，似乎就是叠在一起的。拾级而上，登上坝顶。放眼四望，方圆二三百十里的景物尽收眼底。自然是十分壮观的。看小镇所在，树木成林，郁郁葱葱，阵风吹过，宛如翻滚的波涛；看水库，虽是 水季节，但水的面积还是十分广阔，可以从大坝的吃水线和往日留在身坝上的水面遗痕想见，旺水季节定然是水天相连，千顷波涛。望水库四周，西面和北面是群山做屏，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群峰起伏，伸向遥远的天边。南面和东面是人工筑成的大坝，长达八里犹若一条卧地的长龙，挡着从山里流出的水……成了一幅美丽的图画。我情不自禁地想到，没有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又都从何说起呢？正是在大跃进的年代里 ，附近的各县的工人、贫下中农在这里摆下了征服自然界的战场。经过八年的艰苦奋斗，终于修成了这种据人说是土方量占全国第二的水库（到目前为止）。工农——劳动人民创造了人类社会的一切，他们是历史的主人。而我自己在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上到底做得怎么样呢？这是一个问号，应该很好地问问自己。努力呀！不要辜负了毛主席对你的期望。

我们原准备参观水库的发电站的进水工程，但因现在正在施工，所以只好放弃了这一要求（只让看上边是没有多大意思的）而到水库里划船和游泳。我自然是一个笨蛋，坐船头晕，但还是坚持住了。

至于谈到游泳，除了看的资格以外，是不配享受资格乐趣的，因为我是一个“秤砣”！划船，所有的人都玩了。我们一共划了二次，一次是二条小船。一条上是我、孟和、巴特尔，后来又上了程晋荣和宝贵莲。另一条上是李生耀、刘炳绪、马桂云、王式如、莲花。后一次是在孟苏民、智秀珍、赵振英办完参观的交涉之后。这时已经是一点多了。在我的鼓动之下，把那条离岸较远的大船推到水中，，这时后来来的冯洪胜也参加了进来。而马桂云、王式如、莲花则去休息了。我们把船划到一个木岛上，在那里停了下来，照了一些像。后来就回来了。

从水库下来，已经是近五点多钟了，大家从商店里买了一些食品 之类、点心、啤酒，来到小饭馆，共进晚餐。在这之前，我请大家每人一碗白糖奶水，后来又要了六斤大饼，一边做，一边吃，一边说……就这样我们玩完了这一天。在回去的路上，孟苏民带宝贵莲，我带赵振英，剩下的人在后边走，我和赵振英进行了很有意义的说话。

今天是很有意义的一天，参加者后去的冯洪胜以后，一共是十四个人，他们是：马桂云、王式如、宝贵莲、莲花智秀珍、李生耀、冯洪胜、赵振英、巴特尔、孟和、刘炳绪、程晋荣、孟苏民和我。

张忠的文章

张忠的《大学春秋》关于军垦的部分

【刘玉】军垦漫忆——张忠

军垦漫忆——张忠

2017年11月16日

张忠的《大学春秋》关于军垦的部分

军垦漫忆

1970年4月5日，内大64、65级全体同学在军人的“护送”下，登上了东去的专列。我们被告知是去军垦农场劳动锻炼，但农场在什么地方？离呼市多远？锻炼多长时间？军人们都守口如瓶，不予明示，只说到了地方便知道了。同学们大惑不解，难道这些也是“军事秘密”？真是故弄玄虚！再一看，车厢两端的座位上，各有一名军人把着门口，监视我们。列车开动后，军人宣布了几条纪律：旅途中不准窜车厢，不准开车窗；上厕所要“请示”；途中停车，不准下车……这些规定，分明是对我们极大地不信任——好像我们不是去劳动锻炼的学生，而是去劳动改造的“犯人”。常言说“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同学们不屑与军人们争论什么，可在心中滋生着无奈和不满……

可能是怕我们在北京闹事，列车没有进北京站，直接从丰台转到京广线向南行驶。第二天深夜，列车停在一个叫讲武城的小站，睡得迷迷糊糊的同学们被喊醒下车。下车的是物理、化学和政史三个系的同学；数学、中文、生物三个系的同学不知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已经下车。后来得知，他们去了石家庄附近的井陉县小寨村，那里也有一处军垦农场。

在车站附近的一块空地上，架着几口很大的行军锅，锅里的饭菜冒着热气——这是部队为我们准备的第一顿饭：大米饭、熬白菜。每人发给一只胶木碗、一双筷子，饭菜管饱吃。

吃完饭，军人带领我们去驻地。夜幕沉沉，四野寂静，同学们扛着行李，在乡村小道上鱼贯而行。肩上的行李沉重，走走歇歇，不知路途多远，跌跌撞撞地走了很长时间，来到一个村庄。出乎预料的是，驻地不是部队的营房，而是村民的闲置的空房。我们以新编的班为单位，分散安排在民房里。

坐了很长时间的火车，又扛着沉重的行李走了很长的路，的确很累。心想：到了驻地，第一要务是睡觉。可是，当我们推开入住的房门时，大失所望——屋里根本无法睡觉——屋子是个里外间，里屋小，有一盘顺山土炕，上面堆着杂物；外屋大，靠墙堆着半地黑土，地下横七竖八地堆着几块床板，这咋能睡觉呢？三更半夜的也不便收拾整理，大家只好把行李放在散乱的床板上，靠着打盹，等待天明……

天蒙蒙亮，大家便起来动手清扫房间，搭设床铺。当我们要清理外屋里堆放的黑土时，房东匆匆赶来，让把黑土倒在院内一个角落里。大家奇怪，问房东这土何用？他说这土是从铁道两旁扫回来的，里面有煤屑，用这土和成泥，当煤烧。事后，大家议论此事，有的认为这是物尽其用，是当地人生活节俭的习惯；有的则认为房东太穷了，买不起煤烧。我看二者兼而有之——我赞赏房东“惜物”、“节俭”的美德，也同情他们还不富裕的处境。

从房东口里得知，我们的驻地是河北省磁县北白道村。

磁县是河北省最南端的一个县，属邯郸专区，北白道村在县城东南，离河北与河南的分界线——漳河只有几公里，距京广线讲武城车站 3公里，从讲武城车站向南一站地，可到河南安阳市；向北两站地可到邯郸市。

北白道村东北约五公里处，原有一个大型劳改农场，这个农场搬迁后，留下的房舍和一部分土地成了邯郸市“五七干校”的驻地，其余土地划归当地驻军（27军）办农场。当时，凡是部队的农场，均被称为“军垦农场”。这个农场由该军所属的1584部队（团建制）负责经营，我们这批学生成了1584部队的“学生连”。

1584部队没有自己的营房，全团上下都借住在农场周围村民们空闲的房子里，居住条件比较简陋。好在连队的伙食不错，大米、白面管饱吃，没有粗粮，隔三差五的还有肉吃。感觉不便的是购物——北白道村离县城七、八公里，平时，部队不准我们离队外出，谁要购物，只能趁司务长去县城采购的机会，托他代为购买。

“学生连”分成四个排，十六个班。连、排、班长都是军人，“班副”在同学中推选。大家知道，“班副”没有什么作用，一切要听班长的，所以随便有一个人被提名，就立即获得全体通过。

可能是受“军管”的影响，军人们对我们不太友好，他们似乎认为我们在文革中犯有什么重大错误，来这里是接受他们的管束和改造的；联想到一路上我们所受的惩罚性监管，同学们颇为反感。特别是那位叫蒋兆虎的连长，对我们态度冷峻，作风生硬，语言尖刻，说我们是“乌兰夫的大学生”；我们反唇相讥，说他们是“罗瑞卿的部队”（当时的乌兰夫、罗瑞卿均已打倒），并送他一个外号——“蒋老虎”。

在参加劳动之前，部队说要给我们发军装，同学们很高兴；可领到军装一看，太扫兴——发的是部队回收的旧军装，五十年代的款式，颜色有深有浅，有的还有污迹，甚至有打补丁的；而且每人只给一件，或上衣，或裤子，尺码也不尽合体；后来听说这些旧军装是炮连用来擦炮的。每当我们排着队出工的时候，这些破旧的军衣与我们日常穿的衣裤杂陈相间，加上有些同学剃成光头，让不了解实情的人以为我们真是一群“劳改犯”。

在军垦农场，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农田劳动。春种、夏锄、秋收，我们都洒下了汗水，付出了劳苦。在所从事的劳动中，有两种农活最辛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是初春平整稻田。这时，乍暖还寒，田里的泥水冰凉刺骨。我们或锹铲筐抬，或人拉刮板，在没膝的泥水中跋涉前行，循环往复，体力消耗很大；腿脚在泥水中长时间浸泡，冰冷、麻木，实难忍受。

二是盛夏耘田。耘田，就是为稻田松土，与旱地里锄地相仿；不同的是耘田没有工具，全凭十个手指把板结的泥土扒松。干这个活，真受罪：时值盛夏，赤日炎炎，头上烈日烤，脚下热气蒸，酷热难挡，大汗淋漓；长时间弯腰低头，血液涌向头部，两眼直冒金星；稻田里施用的豆饼、羊粪在高温中沤泡发酵，霉臭味直扑口鼻，令人作呕；最可怕的是腿脚被蚂蟥叮咬，疼痛不说，还极易感染。

稻田距驻地很远，中午不能回去。午间休息为了遮阳，众多同学只能挤在一个废弃的农机棚子下，蓆地而卧。酷暑时节，骄阳似火，空气像要燃烧似的；虽有棚子遮阳，但挡不住阵阵热浪来袭，人人汗流浃背，喉咙冒烟……

内蒙有句俗话说：“女怕坐月子，男怕拔麦子”，无非是说拔麦子是最劳累的活，耘田比拔麦子更加劳累和艰辛。

此时，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师们正在“五七干校”农场劳动，他们大多是白头老翁，听说国画家吴作人也在其中。大概是考虑到老教授们的身体状况，部队为他们配发了耘田的小耙子（在木柄的一端钉有一块小木板，木板上穿透几根很长的铁钉）。用这种小耙子耘田，稍微弯腰即可，身体轻松多了，我们年轻力壮，享受不到这种“待遇”。

耘田很累，但有些精力旺盛、不知疲倦的同学误不住在劳动之余找乐子，下稻田捉青蛙（田鸡），是他们最开心的活动。收工回来，提着一串拾掇得白白净净的田鸡，或水煮、或油炸，都很美味，多吃不厌。有一个班的同学还抓了一只王八，养了几天，玩够了，还把它的血肉当补药吃掉了。

秋收时节，我们拔小麦、收黄豆，掰玉米棒子。干这些活也很辛苦，但与耘田比，还是轻松许多。

掰玉米、拔黄豆，是我们打牙祭的好机会。军垦的伙食不错，但是，天天大米、白面，也有吃腻的时候；换换口味、尝尝鲜，也是正常的欲望。拔黄豆时，乘班、排长不在跟前，烧黄豆吃。黄豆地里，这一堆，哪一堆，此起彼伏，四处冒烟，引得班、排长们到处奔忙，上前制止。可当他们赶过来时，豆子已经烧熟了，看着同学们从灰烬中扒拉出黄豆往嘴里送，他们也无可奈何，只能以“下不为例”不了了之。收玉米时，还未完全成熟的嫩玉米是我们收藏的对象，收工后用打饭桶带回驻地，借房东的饭锅煮熟，大家美餐一顿。

在军垦，我有幸执行一次特殊任务。

四月下旬，学生连去成安县吕家庄种花生。头一天上午，我们正在地里种花生，排长领着一个战士来找我，说团部另有任务让我去完成，具体什么任务没有说——也许他也不知道，只告诉我与他同来的战士是团部通信员，叫我跟他走——部队就是这样，不要多问，服从命令听指挥，叫干啥就干啥就对了。

我到住处打捆好行李，通信员把我的行李夹在他的自行车衣架上，然后给我一张纸条，让我按照纸条上的路线图徒步到团部报到，而他则骑车前面走了。

华北平原上的村庄很密集，村庄之间相距不过二、三里。我按照路线图走了一村又一村，过了一庄又一庄，也不知走了多远，终于在午饭前到了团部所在的磁县小寨村。

到了团部，一位团首长给我布置了任务，让我与一位叫李长江的连队文书合作，为团里撰写学习毛主席著作经验交流材料。首长告诉我，是连首长在同学中了解到我的写作能力不错，才推荐我来的；希望我好好完成部队交给的任务。

但是，我让团首长失望了——由于我对部队生活不熟悉、对军人的言行不了解，写成的材料充斥着学生腔、书斋气，不能准确地体现部队的精神风貌和官兵的思想情感，当然得到不到首长们的肯定。相反，李长江把他对军营生活的亲身感受，和对战友们精神状态的深刻了解，倾注于笔端，写出了事例生动，感情真挚，立意鲜明的材料，得到团首长的一致好评。

生活绝对是一切写作的基础，没有生活的写作，就像没打地基的建筑，终究是立不住的。

在团部那些天，我有幸参观了团卫生队做的一次耳针麻醉手术。耳针麻醉术是以针刺耳穴达到麻醉、施行手术的目的。对这种麻醉方法我甚感好奇，尤其是一个小小的卫生队就能做这样的手术，心存疑虑。

患者是一位老太太，她的腹部长了一个鸡蛋大的包，诊断为皮下囊肿，军医决定在针刺麻醉下予以切除。手术室也是一间民房，顶棚、墙壁糊了报纸防尘，一张加高的行军床便是手术台，有一些手术器具；没有无影灯，手术完全在自然光下施行。

患者仰面躺在手术台上，军医给手术部位消毒后，在患者两耳的某个穴位扎入银针，且不停的捻转。为分散患者的注意力，一位军医专门与他聊天……过了几分钟，主刀军医开始在手术部位切口，一边切一边问患者疼不疼，患者反应迟缓，大概疼痛在可忍受的范围内。

切口约有三、四厘米长。患者体胖，在切口处泛出厚厚的皮下脂肪，如同猪肉肥膘，还有血液渗出，看得我直反胃。此时，主刀军医准备剥离囊肿，可患者突然喊疼，且喊声越来越高——可能患者已经疼痛难忍了。军医们估计此次针麻失败了，于是，立刻以药物麻醉加以补救。一台耳针麻醉手术就这样半途而废了。

究竟是耳针麻醉本身有问题，还是操作者的技术不过关？我无从知道；但针麻这种“新生事物”，后来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了。

时过仲夏，军垦几个月的劳动生活，使我们淡忘了仍在进行的文革运动；想的更多的是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按照正常的学制， 65级学生应该在1970年7月毕业分配，可文化大革命把一切秩序都搞乱了，64级学生已经推迟了一年，到如今还没毕业分配。我们以为，按例，65级学生也推迟一年毕业是大有可能的，我们离开军垦的日子还远着呢！耐心地熬吧……

谁也没想到，我们竟按期毕业、分配了。不过，毕业、分配工作是学校派人来军垦农场完成的。分配方案很简单，全部分配到各盟市，基本上是按学生们的来源，哪来哪去；少数同学因婚恋关系给以调整和照顾。

在进行毕业配的同时，内蒙军管会还派来伊盟一个旗的乌兰牧骑作慰问演出。演出在连部门前的空地上进行，节目多是蒙族歌舞，十分精彩，当地老乡和驻军部队与我们共同观看了演出，掌声不绝于耳。

由于呼盟、哲盟、昭盟划归东三省管辖，分到这三盟的同学可以马上离开军垦，回当地报到。而这时的西部区，仍处于军管状态下，大多数干部集中在外地办学习班，批乌（兰夫）、批滕（海清），各级革委会无法开展正常的工作。所以，西部区的同学要继续留在军垦劳动锻炼。不过，从8月份开始，按五类区标准给我们发了实习工资，每月42.5元。先前，我们不缴伙食费，发放工资后，伙食费从工资中扣除。

分配去向明确了，工资也有了，虽然具体的工作岗位还不得而知，但作为国家统一分配的“干部”身份终于确定了，大家对自己前途、命运放心了，情绪稳定了。

这时，蒋兆虎连长调走了，新来的连长姓鞠，是个营教导员。鞠教导员一米八的个子，人很斯文，有文化的样子。从他来后，连里对我们的管束宽松了许多，节假日只要向班长打个招呼，就可以外出。每逢周日，同学们三三两两，结伴而行；或步行到附近的村庄访古，或乘火车到邯郸、安阳购物，紧张、压抑的军垦生活有了放松的机会，疲惫的身心得到了寛慰和休息。

北白道村东南约5公里，有一个叫邺镇的村庄，其周围是古邺城遗址之所在。史载：古邺城始建于春秋齐桓公时，战国时，西门豹为邺令，西门豹漳河投巫的故事，流传至今。东汉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攻占邺城，在此大兴土木，营建魏都，不仅新建了宫殿，还挖渠引来漳河之水，训练水军；又把邺城西约七公里的讲武城扩建成曹操讲授军事、训练武将的基地，“讲武城”由此而得名。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曹操以邺城城墙为基兴建了铜雀台，此后又相继兴建金凤台、冰井台（一说为玉龙台），这便是广为世人所知的“铜雀三台”。铜雀台为三台之主台，台高十丈，有屋百余间，是当年曹氏父子与文人骚客们宴饮赋诗、与姬妾宫女歌舞欢乐之所。曹操曾在此接见和宴请了从匈奴归来的著名诗人蔡文姬。曹植也曾于此挥笔立就《登台赋》，至今传为美谈。后世，铜雀台几经修筑，直到明末，铜雀三台逐渐被泛滥的漳水冲毁。到了近代，铜雀三台只剩下几米高的荒土堆，而附近的村庄则得名“三台村”。

在军垦期间，我曾与同学结伴，多次慕名去三台村访古，当我们站在三台遗址的荒土堆上，遥想1700多年前铜雀三台的壮观华美，而今已变成了散乱的瓦砾和陶瓷碎片，不禁发思古之幽情，叹世事之沧桑。

去三台村还有另一个目的——向村民购买花生。那时，花生是一种稀缺食品，在内蒙古很难买到，而三台村民多有种植，卖价也便宜，带皮花生每斤5角，花生米每斤8角，同学们买入多多，准备带回内蒙，作为礼物送给亲友。

三台村访古是四十多年前的事。当时，在三台村四周的原野中，我们曾看到过几个高大的土堆。据说，像这样的土堆，在磁县一带有72个，是曹操临终前，为了预防后世陵墓被盗，令下属设的七十二疑冢。近几年来，有关曹操陵墓的发掘、考古信息多见于各种媒体。现已确认：曹操墓位于河南安阳市安丰乡西高穴村，在古邺城西12公里处。《三国演义》有关曹操设七十二疑冢的说法是误传。诸多考古学家都证实了曹操疑冢实际上是北朝的大型古墓群，而且不只72个，是100多个。

网载：现今三台村已建成铜雀三台遗址公园，为国家AAA景区，现有金凤台遗址、铜雀台遗址、仙都苑、曹操雕像、文昌阁、碑廊、洞清观碑、曹操转军洞、建安七子馆、三台模型展馆、文物陈列馆等。如有机会，再去三台村旧地重游，也是一件趣事。

在北白道村待了一年零三个月，当地村民的生活状况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北白道村民有一个习惯：爱在自家街门口吃饭。每到吃饭时间，不分大人小孩，每人端一海碗，来到自家街门口，或蹲或站，一边吃一边与邻居拉话。村民们的食物简单、粗糙，多数时间是喝稀饭，很少看见村民们吃干饭。为节省粮食，村民们的稀饭中混合着很多白萝卜干（这是头年秋天储存的）。初夏，女人和孩子们吃菠菜和玉米面捏成的菜团，几块蒸红薯是给下地干活的男人吃的。5、6月份，新麦子下来，他们能吃到汤面，但面条少，汤水多，十来岁的娃娃要喝三碗才能饱腹。长期喝稀饭撑大了胃，孩子们都挺着大肚子，挺难看，好可怜！

村民们平常日子吃的很差，就是办婚宴也没有什么好吃的。我们曾旁观过大队书记儿子的婚宴，菜肴只有白菜、豆腐、粉条（红薯粉）之类，看不到鸡鸭鱼，只见锅台上有一碗熟肉丝，每盛出一碗菜，便在菜面上撒少许肉丝。在内蒙，一般做肉菜时，菜面上要撒一些葱花、香菜之类，这叫搭菜码；这里却是在素菜上搭“肉码”。穷啊，吃不起肉！再看主食，吃的是馒头，馒头很小，每人一个白馒头，其余是黑馒头（不知什么面做的）。我们还旁观过一家聘闺女的，新郎来迎娶新娘，给新郎吃的是小米饭。据说，有干饭吃就是上待了。

如果说婚宴的简单、寡味是生活贫困的反映，那么婚礼的粗俗、闹腾则是因袭旧传统的写照。当新郎跨入新娘家的院门，女方的众多亲友便一拥而上，围着新郎往他脸上抹黑，新郎左躲右闪，终因寡不敌众被抹成了三花脸。新郎脸上的黑污迹不能马上擦掉，要等离开女方家之后才可擦去。据说，这是考验新郎的机灵程度——脸上被抹黑得越少，说明越机灵。

新郎只是被抹黑丑化而已，新娘的遭遇就更惨了：新娘一进新郎家院门，一大群看热闹的孩子们便迅速跑到洞房窗前，将窗户纸（当地的窗户多为木方格纸糊窗）一一捅破，不知这样做有什么说法。当新娘进入洞房，立即上炕站在一个墙角，而伴娘则站在新娘前面遮护着她，防备闹洞房的人对新娘动手动脚。可是，伴娘只有一个，闹洞房的人则三、五成群，伴娘哪能抵挡得住。闹洞房的人毫不客气，上得炕来，拽开伴娘，对新娘左右撕扯，甚至将新娘头朝下翻将过来，不知道要干什么？直到新娘被折腾的快哭了才罢手。这种闹洞房的方式实在不雅，近乎野蛮；但这是当地的风俗，我们笑而无言。

1971年1月，在“批陈（伯达）整风”中，牵涉到北京军区，郑维山被调离原职，内蒙军管前指书记由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尤太忠接任。5月，在内地举办的内蒙古各级干部学习班宣告结束，尤太忠成为内蒙革委会主任，历时一年零五个月的军管解除了，各级党委、革委会陆续恢复正常工作。7月，内蒙革委会决定，在军垦劳动锻炼的全部大学生返回内蒙分配工作，我们的军垦生活终于熬到了头。

军垦锻炼结束了，我们彻底告别了学生时代，开始了朝思暮想的职业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