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说梦想

陈俊军

　　 诉说梦想（一）

看了学长写的我的军营时代的文章，发自内心的产生一种羡慕、佩服甚至有些嫉妒恨。到二十二岁的年纪去服兵役，如果没有点特殊本领，部队一般不会采用。我想，部队首长一定是看中了学长的革命家庭出身和良好的家庭教育，再加上学长本人能写得一手好文章！

文革运动开始后，我曾经也想过去参军。早在1956年我还不到7岁那年，哥哥就在北京沙河北空4107部队当了雷达兵；我二姐1969年1月，在山西临汾4657部队受训，他俩曾经都是部队里的一员。

其实小学毕业和转学到沈阳前我也有两次参军的机会，都被哥哥拒绝了。那时，哥哥的军籍在八一体工大队，哥哥的好友王锡文指导是八一少年足球队的主教练，因为都是上海人，王锡文教练与爸爸和哥哥非常熟悉，周日休假，他经常到我家聊天做客，和我哥哥大姐二姐混得很熟。起码有两次他到我家诚心诚意要我去八一少年队试训，还对我说：如果有身高超过1米8的同学，愿意当守门员或者踢后卫，可以告诉他。他还对我说你转学离开北京太可惜了，不如到他的队里边学习边试训，能练出来更好，练不出来再退伍继续上学也不迟，但最后的结果，王锡文的一番好意都被哥哥当着我的面一口回绝了。因为爸爸 借调沈阳工作常年不在家，家里的大事小情都是由哥哥同妈妈商量，有时哥哥自己就给做主了。考中学填写志愿，我第一志愿报的是北大附中，哥哥非让我报101中学，那可是北京招生分数最高的学校，考试成绩一点闪失都不能有。结果我算数考了100分，语文得了97分，作文固定会减去2分，组词试题需要一字组三个词，多容易的题啊！当时有点懵了，少组一个，估计至少扣去1分，结果101没考上，还好由于我的考分很高，第二志愿录取的我。特别是参军这样的事，肯定哥哥会使用一票否决权。其理由是，爸爸妈妈搬到沈阳生活，家里五个孩子一个都不跟过去，爸爸妈妈实在太孤独冷静了，其实哥哥说的没错。哥哥大我整整11岁（我俩虽不同年，但同月同日生），已经结婚有了孩子，在北京工作，肯定不会去沈阳。三个姐姐都住校念书，过一两年等毕业了再考虑她们的去向也不迟，只有我作为老旮瘩跟在爸妈身边最合适，除了可以帮助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还能起到调节沈阳生活乐趣的作用。那时我才十三四岁，对参军入伍还没有什么认识，去也行，不去也行，全看家里安排。而哥哥毫不犹豫的使用“一票否决权”也是因为他已经切身体会到，因为自己过早去当兵，文化程度低，转业后重新择业会很困难，还是应该适龄抓好文化学习，到十八岁再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参军入伍，水到渠成，现在他因为小时候不好好上学，曾经留过两次级而懊悔。由于他初中没毕业，逼得爸爸没办法，找到部人事司，让哥哥跳级到沈阳建筑机械专科学校去读中专，有一天下午两点多，我看见哥哥背着行李回到家里，妈妈一看就明白准是学习跟不上进度又退学了。后来爸爸求单位的人事处给找了个描图班练习生岗位，这一来一去又是两年。1956年秋天，有个机会哥哥当兵去了，他所在的部队隶属北京军区空军，是一支防空高炮部队，哥哥被分配做雷达兵。爸爸说，哥哥到部队锻炼几年，加强纪律性对他今后工作有好处。后来因为哥哥足球踢的好，1959 年5月举行第二届全军运动会，之后作为北京军区选拔出来的队员到八一体工大队青年足球队司职右内锋（16号）。我记得大概到1962年哥哥24岁时，他开始有了退伍的想法，回到家里总琢磨着怎样才能回到入伍前爸爸给他找的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这个单位。并且他还同他的队友守门员邓鹏飞“密谋”转业后邓的去向。这些事哥哥以为我不懂，一般都不背着我。后来哥哥瞒着妈妈真的递交了转业（那时哥哥已经是干部编制）申请，也真的如愿以偿地被分配到建筑工程部援外局（和北京院一个系统）机具处助理工程师岗位。要说踢足球，哥哥正是体能最充沛，技术水平发挥最好的时候怎么就转业了呢？！妈妈不放心，怀疑哥哥是不是因为违反纪律被部队辞退了，因为这事还让大姐去球队问过黄俊指导（哥哥的恩师）。黄指导说：因为伤病原因不能适应高强度的体能训练，是正常退役（哥哥2014年病逝的原因是大心病，从事竞技体育运动员常见的后遗症）。

记得哥哥转业后北京电子管厂人事部门到家里征求意见，征询哥哥去他们厂工作，同时进入北京工人队继续踢球。哥哥冷冷的对来人说，我要是想继续踢球就不转业了，在八一青年队继续发展多好啊！没想到一年后，哥哥通过建工部人事司的关系，真把邓鹏飞（天津籍）安排到上海同济大学图书馆助理管员的岗位上。别看哥哥文化程度不高，但他处理人际关系和办事能力比我家所有人都强。

诉说梦想（二）

说起王锡文，早年喜爱足球运动的球迷都知道，王锡文是八一足球队的主力中场球员，以其出色的防守意识和组织能力著称。他在八一队效力期间，帮助球队在国内和国际赛场上取得了多项荣誉。例如，1953年，八一队夺得全国足球锦标赛冠军，王锡文是球队的重要成员之一。此外，他还入选国家队参加了1957年世界杯预选赛，并在比赛中展现了出色的表现。

王锡文曾多次代表八一队参加重大国际比赛，包括与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苏联等强队的较量。1956年，八一队访问捷克，与当地球队进行了多场比赛，取得了两胜一平两负的成绩，王锡文在比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1959年，八一队与苏联国家队战平，这场比赛被誉为中国足球的经典之战，王锡文也是其中的关键球员之一。

王锡文随八一队获得了1953年全国足球锦标赛冠军和1959年全运会足球冠军，授上尉军衔，荣获1962年度全国甲级联赛的十佳射手，展现了他在八一队和国内足坛劲旅中场球员不可或缺的能力。他入选中国国家队和参加1957年世界杯预选赛，为中国足球的早期发展做出了贡献。

王锡文退役后，继续为中国足球事业贡献力量，从1963年起他的职业生涯从比赛一线退居到培养青少年运动员的二线，他用比赛经验为后来的球员和教练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尤其是在八一队的辉煌历史中，他的名字始终与球队的荣耀紧密相连。

王锡文是八一足球队的传奇人物之一，他的职业生涯充满了辉煌的成就和难忘的比赛经历。我曾经在北京展览馆电影馆看一场故事片，正片开演前加演的是科教片《足球运动》，王锡文作为模特在电影里表演传、接、运、停以及各种脚法的技术示范动作真是得心应手，细腻传神。他的技术和中场组织能力不仅帮助八一队在国内和国际赛场上取得了成功，也为中国足球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真是无巧不成书，1965年的秋天，我和妈妈从北京搬到沈阳，1966年春节，哥哥嫂子到沈阳过年（因为哥哥嫂子两地生活，他们的大女儿被妈妈带到沈阳抚 养），哥哥早在1954年就在沈阳读书，这些年沈阳变化不大，所以他比我对沈阳还熟悉。记得他带着我到沈阳八一剧场沈阳部队足球队的住址看望临时执教的王锡文指导。为准备沈阳部队足球队访问苏联远东哈巴罗夫斯克军区足球队，解放军总政治部文体部为充实沈阳部队足球队的力量，特意将八一队刚挂靴不久的王锡文认命为教练员兼队员，好像还有辽宁队的几名队员临时应召。那天我们还看望了哥哥曾经的队友曹凯军（天津籍），金宽植（朝鲜族沈阳二十中学入选沈阳青年足球队，后转入北京部队队又转到沈阳部队队）

听我们班的同学丁立民说：王锡文在沈阳期间曾经试训过一批青少年队员，我校初二·一班的刘援朝，初二·二班的胡朝阳，都去参加过试训。丁立民因为父亲是沈阳军区一个部门的首长，不知丁立民是怎么得到的消息，他去看了试训。我校少年足球队1965年夺得沈阳中学生（初中组别）冠军后，准备参加下一年度的辽宁省青少年组别的比赛，为了适应1966年暑期的比赛进程 ，校足球队早早地进入了相对封闭的集训。一天在观看校队集训时，体育老师兼教练员张荣谦突然问我愿不愿意到校足球队集训。由于刚刚转学到沈阳，我基本没有亮相过踢足球的水平，我也不熟悉张老师，张老师为什么突然问我，至今我也没想明白。自从到了初二·六班，就被校排球二队的几个班友拐到业体校练起排球来了。每天下午三点集中在市体委办公楼的半地下体育馆练习排球必须掌握的传、接、扣球，拦网等基本功，和女排二队进行技战术的实战演习。由于具备出众的弹跳和爆发力，通过市体校王再舟教练的测试，把我安排在4号位主攻手的位置。我们二队的教练员是本校体育老师戴枢，如果我就这样应了张老师改去足球队踢球，一来对不起培养我大半年的王指导和戴教练，二来更对不起我们班的其他四名队员。于是我巧妙的对张荣谦老师说，我去足球队需要戴枢老师同意，就这样把球踢给戴老师了。

1966年的春季赶在文革运动之前，沈阳部队足球队完成了友军文化体育交流的外事任务，王锡文回到北京。不久文革运动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王锡文特意找到在北京大学（八一体工大队驻地离北京大学很近）等待毕业分配的大姐，送给她一套崭新的夏季军装，还送给我一个嘎嘎新的十八瓣儿标准足球。因为军装号码不对，大姐穿不了也给我了。

再后来轰轰烈烈的文革运动冲击了社会自然形成的旧秩序，正在学校进行的足球和田径集训终止了。学校里许多校领导和老师被曾经的学生批判斗争，文化革命掀起的热浪荡涤着所有的校园，厂矿，科研教育医疗事业单位，从此我的求学梦想和参军梦想就这样一个一个的相继破灭了。

1967年红卫兵大串联和徒步长征过后，学校里和社会上出现了两派的观点相持对立，甚至发生武斗。父亲在单位里经历了文革运动第一波次的冲击之后，被单位群众组织暂时“解放”，并亮相于社会上某一派别组织的相同观点，总算勉强过关。这一阶段持续到我下乡插队后不久，算是进入了相对稳定时期。父亲因为怕我受到文革运动初期被批斗的牵连和各派组织之间的武斗危险，让我和妈妈回到北京住了大约半年时间，就这样我成了彻底的文革逍遥派。所以到1968年9月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前，我没有去学校，但好多与我处境相似的同学会天天上午聚集到我家来，校友鲁美子弟张晓松，鲁美子弟王铁牛（第九中学初三学生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都是我的常客，所以正好可以研究一下方兴未艾的半导体“工程”，就这样消磨着时间，一坐就是一天。这其中，有一位沈部足球队踢后卫的大连籍球员李大哥，名字已经不记得了，是从沈阳体育学院教育系足球专业入选沈部足球队的队员，他参加了去前苏联哈巴罗夫斯克军区的访问比赛。这位大个子球员几乎每天在我家从上午九点一直坐到晚上十点还不想离开，于是我催促他赶紧归队，不然八一剧场大门关上了会进不去的。这老兄可到好，朝我眼睛一眨说：我能翻墙进去。看样子文革期间李大哥实在是为了逃避他们单位的派性斗争（文革运动部队文体单位开展四大），找个理由躲到我家来的，并且来时从不空手，怀里揣着好大一块熟肉和干粮，显然他把午饭晚饭早都准备好了。后来我通过金宽植得知，沈部体工队队员于1970年全部转业，宽植哥哥转业到沈阳胶版印刷厂，以后去了大连，曹凯军调入八一足球队升任队长，李大哥转业回老家大连，后来在一次游海泳时不幸遇难。

1968年9月20日我随初二·六班到辽宁省盘锦垦区新开农场插队落户，从此与沈部足球队的这些兵哥哥告别了。

我下乡不久，沈阳市各个单位都开展了清理阶级运动，父亲未能幸免。后来得知，父亲因为建国前的一段政治历史说不清楚需要重新审查，父亲的这段历史，组织上早已做过政治结论，像这种组织结论被文革运动一风吹的事例比比皆是，根据我家人目前的现状，我们已经不太在乎了，我家在文革中的遭遇何止我家一个，现在我可以凭自己的劳动挣工分吃饭，梦想虽然一个一个的破灭，但个人出路总会有的。

在刚下乡的1968年入冬前有一天，我收到一双部队战士配发的崭新的大头鞋，还有每月6元等同入伍士兵津贴的生活费，后来得知这是宽植哥哥给我寄来的。自从父亲进了牛棚，父亲母亲有些日子没给我寄钱，更别说给我买大头鞋了。出现这样的情况，本来应当由自己亲哥哥该做的事情，却都让宽植哥哥替代了。父亲对我说：宽植哥哥雪中送炭，将来一定要加倍奉还。2004年秋天，宽植哥哥到沈阳办事，我力邀宽植哥哥在我家小住三天，我和夫人还请他在位于沈阳西塔正宗的朝鲜国营平壤馆隆重晚餐。其实我早就知道宽植哥哥的为人，他在球队司职右边锋，我从他的比赛中看出，他总是在中场得球后突然越过对方防守队员，高速运球，把握时机恰到好处的一脚沉底传中，球刚刚好落到本队插上队员位置的前面，而作为右内锋球员的哥哥得到宽植哥哥送来的“射门实惠”最多。可见那一瞬间呈现出来的虽已久远，却难以忘怀的宽植哥哥一次次的奉献精神与仁爱之心！

2025.3.18.于北京

1957年春天，哥哥周日休假，抽空回到家里看望父母亲和兄弟姐妹，那天不巧，我和大院发小去紫竹院公园玩去了。

哥哥在北京昌平县沙河镇，北空4107部队驻地服役。此间他们部队到过天津杨村，福建厦门等地换防过。后来他们部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成功击落过美蒋侵犯我国领空的高空U2侦察机。

1959年5月，全军运动会之后，哥哥入选八一青年足球队，穿16号球衣。

哥哥利用出差机会到上海同济大学看望队友邓鹏飞（守门员），他俩在哥哥住的宾馆会面。

1969年1月，二姐在山西临汾4657部队受训两年，然后准予毕业或留在部队，或回北京郊县中学任教，二姐读的是首都师范大学数学系自然愿意回到首都北京的中学任教。

二姐说：到了部队，她们几位女生同样和战士一样进行军事训练，同样摸爬滚打，野营拉时就她能跟上连长不掉队，感谢父母亲给了她一个好身体。

诉说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