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正义与和平·武汉抗战中的国际友人

平安是福

前言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场中国人民用血肉之躯抵抗外敌侵略的正义之战。1938年的武汉保卫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线的主战场，引起举世瞩目。“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正义斗争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广泛同情和大力支持，武汉抗战期间，许多国际友人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和中国军民并肩作战，以各种形式支援中国抗战。他们有的作为新闻记者到前线采访、宣传；有的参加医疗队在战场上救死扶伤;有的支援中国抗战进行各项建设；有的直接参加抗日武装斗争……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展览撷取的这些国际友人，均为武汉抗战时期在武汉有过重要活动、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代表人物。他们抵制侵略、维护和平的正义之举谱写了一曲曲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他们为中国抗战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将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史册里，镌刻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的丰碑上。 第一部分忠实报道 在抗日战争期间，许多外国记者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报道中国抗战。他们历尽辛苦访问武汉、延安和抗日根据地，“给了世界一双了解中国革命的眼睛”；他们秉持着客观公正的原则，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的不屈精神，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他们还积极参与了援华宣传活动，为中国抗战赢得了国际上更多支持和同情……他们亲见亲闻亲历的报道，使中国抗战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成为一段段国际友谊可贵的历史见证。 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1905-1972）美国作家、新闻记者 1928年斯诺来到上海，担任《密勒氏评论报》助理编辑。 1936年斯诺访问陕北红军根据地，撰写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这是向全世界如实系统地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情况的第一部著作。 1937年9月至1938年6月，斯诺在中国从事各种支援中国革命的活动。1938年7月，斯诺抵达武汉，与周恩来、邓颖超、叶挺、项英、郭沫若等人进行了深入交流，采访了许多军界领导人，并作了如实报道。 斯诺还与妻子海伦·斯诺、路易·艾黎等人发起成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武汉抗战期间，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总会在汉口成立，斯诺也成为“工合”的宣传者和争取外国支持的发言人。 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885-1970）美国记者、作家 早在1927年，斯特朗就在武汉从事新闻报道，后去苏联。全面抗战爆发后，斯特朗再次来到武汉寻求国际援助。在武汉期间，斯特朗在广播中以“马德里是怎样保卫的”为题发表演说，鼓动中国军民奋起反击。 斯特朗从华北前线返回武汉后，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生动流畅的文字，不断向世界各国人民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华北军民进行的伟大的抗日游击战争。1946年斯特朗再次访华，毛泽东于1947年3月会见她时，发表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1958年斯特朗第六次来中国访问，随后在中国度过了她的余生，1970年在北京病逝。 一个伟大的美国人艾格尼斯·史沫特莱（1890-1950）美国作家、记者 1928年，史沫特莱以德国《法兰克福日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来到中国，积极参加中国人民的进步事业。 1937年史沫特莱赴陕北革命根据地采访朱德，著有《伟大的道路》。 1938年1月，史沫特莱离开前线来到武汉后，积极开展舆论宣传工作，在全世界范围内为中国抗日战争取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援。 史沫特莱还作为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特约记者，将中国伤兵的真实情况向全世界报道，博得各国人民的广泛同情，许多人捐献药品和财物，援助抗日受伤的将士们。 以赤子之心见证中国伊斯雷尔·爱泼斯坦（1915-2005）中共党员、记者、作家 爱泼斯坦1915年出生于波兰，自幼随父母定居中国。1931年，爱泼斯坦在《京津泰晤士报》担任新闻工作。全面抗战爆发后，爱泼斯坦作为美国合众社的驻华记者，先后到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地采访，向世界人民报道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 1939年，他在伦敦出版了第一本著《人民之战》，向国外真实报道了中国人民奋起抗日的战绩。1957年加入中国籍并于196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将“统一战线”口号传向世界詹姆斯·贝特兰（1910-1993）新西兰记者、作家 抗战时期，贝特兰以记者的身份公正客观的报道了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使中国抗战得到国际上的同情和支持。1938年2月，贝特兰来到武汉参加各种抗战宣传活动。在武汉期间，周恩来委托贝特兰把一份有关八路军伤员的医疗服务需求情况报告，带交给正在香港筹建保卫中国同盟的宋庆龄。不久，贝特兰去菲律宾、北美和英国为“保盟”开展宣传活动。 1938年夏，贝特兰和德国医生汉斯·米勒不畏艰险，为“保盟”护送12辆卡车和600箱医药用品到西北国际和平医院，同时将英国工业家约翰·桑尼克罗夫特捐助的1辆附有手术间的大型救护车送至延安。 汉口最后的勇士乔治·何克（1915-1945）英国记者 1938年，23岁的何克来到上海，被史沫特莱推荐给路易·艾黎筹建”工合“事业。1938年3月至10月，何克一直向美国合众国际新闻社和英国《曼彻斯特卫报》写稿，报道中国抗战局势。日军占领汉口后，何克是为数不多没有撤离城市、亲眼见证武汉沦陷的外国记者之一，被誉为汉口“最后的勇士”。何克对武汉沦陷后中国难民的悲惨遭遇十分同情，于是给《曼彻斯特卫报》写了一篇报道，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难民的关注。 1945年，乔治·何克由于在建设“工合”培黎学校中不幸患破伤风去世，享年30岁。他临终前要艾黎拿笔和纸来，写下了”把我的一切献给培黎学校”一行字，并长眠在中国。 苏联人的“西行漫记罗曼·卡尔曼（1906-1978）苏联记者、纪录片摄影大师 1938年9月，罗曼·卡尔曼来到战火燃烧中的中国，拍摄了日寇的疯狂轰炸，也见证了最广大的中国人民在战争年代最真实的生活。 1938年10月卡尔曼到达武汉时，正值武汉大会战，在战火中他拍摄了敌机轰炸工人住宅区、中国军队撤离武汉等影像。 在中国一年的时间里，卡尔曼的足迹遍及湖南、湖北、广东、四川与陕北等11个省份，总行程约2.5万公里，拍摄影片资料1万多米，记录下了日寇疯狂轰炸、中国士兵英勇抗击、武汉大撤退、长沙大火等珍贵影像。 第二部分救死扶伤 抗战期间，由于前线医疗条件落后，医务人员和药品严重短缺，许多伤员和百姓得不到及时治疗。1938年，加拿大、美国和印度人民派来了以白求恩为首的加、美援华医疗队。他们或到前方诊治伤员，或协助培养医务人员，或参与筹设医疗机构……他们无私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奉献精神，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感怀。 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亨利·诺尔曼·白求恩（1890-1939）加拿大共产党员、胸外科专家 1938年1月，白求恩率医疗队横渡太平洋，经过万里长途跋涉来到战时首都武汉。白求恩不顾旅途疲劳，急切前往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联系，要求安排去延安抗日前线。1月20日，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接见了白求恩大夫，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高度赞扬白求恩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并答应代他们与延安和沿途的有关单位取得联系，进行安排。 在武汉期间，白求恩将八路军、新四军前线药品不足、器材短缺的艰难情况电告了加拿大和美国的有关方面，英属哥伦比亚州分会很快地给他寄来3万件绷带和其他外科用品，并寄来600件救济难民的衣服。白求恩和援华医疗队的女护士琼·尤恩一起奔波于武汉三镇，加紧采购外科器材和医疗用品，以备前线之用。 1938年2月22日，在周恩来精心安排下，白求恩和他的医疗队在武汉八办的警卫员护送下，奔赴延安。 1939年11月，白求恩在河北抗战前线，在一次为伤员施行急救手术时划破手指，不幸感染破伤风而与世长辞。————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毛泽东《纪念白求恩》 情系中华大地的白衣天使琼·尤恩(1911-1987)加拿大医护工作者 1933年，尤恩从北温尼伯的圣约瑟夫医学院护士学校毕业，以天主教士的名义到中国山东工作。1937年，尤恩经加拿大共产党的介绍，参加由美、加两国共产党派遣的援华医疗队。援华医疗队由白求恩大夫率领，琼·尤恩担任该队的翻译兼护士。1938年1月，由温哥华乘船来中国。2月初，周恩来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接待了他们，并指定王炳南为他们抓紧办理去延安的有关事宜。 在武汉期间，尤恩和白求恩还会见了前来武汉办事的八路军卫生部长姜齐贤，听了姜齐贤介绍前方药品不足、器材短缺的情况后，尤恩便和白求恩一起奔波于武汉三镇，加紧采购外科器材和医疗用品，并安排了一个星期让医疗队在汉阳显正街高隆庞修女会诊所（今武汉市第五医院）里抢救被日寇轰炸受伤而无法医治的伤员。 1939年5月，尤恩突然告病，匆匆离开皖南新四军驻地，乘船回国了。后来，尤恩在家乡收到了白求恩与世长辞的噩耗。 1987年，在尤恩离开人世后，她的女儿按照她的遗嘱，把她的骨灰送往中国。正如她在遗嘱中所说的：“我的心留在了那片土地上。 伟大的国际主义医士之光柯棣华（1910-1942）印度医生 1936年柯棣华在孟买助学医学院毕业并考取英国皇家医学院。二战爆发后，柯棣华没有去英国上学，而是参加了五人印度援华医疗队，他们分别是：阿尔泰-爱德华、巴苏、柯棣、木克、卓克。为了表示对中国人民的友好，他们都在自己的名字后加了一个“华”字。 第三部分并肩奋战 在武汉抗战的烽火岁月中，不少外国飞行员、军事顾问、军事观察家来到中国，坚定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与中国军民同仇敌忾，并肩而战，有的甚至血染沙场，英勇捐躯。他们为中国军民抗战增强了军事实力，为促进世界反法西斯的共同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援华之鹰阿·伊·普希金（1915-2002）苏联空军志愿队轰炸机分队长 1915年，普希金出生于莫斯科一个普通工人家庭。1933年，他考入伏罗希洛夫格勒空军学校，1935年开始，在空军部队服役。 抗战爆发后，中国空军经4个月艰苦奋战，可用飞机所剩无几，制空权落入日军之手。危急形势下，国民政府向苏联求援，1937年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苏联着手派遣军事专家和志愿航空队援助中国。1938年5月，未满23岁的普希金刚刚结婚，他和战友一起，主动报名来到汉口。普希金3个月内执行20次飞行任务，在汉口参加第一次空战后就获得一枚奖章，并与战友成功击沉长江中的日本军舰。后回国参加卫国战争，赢得“苏联英雄”最高荣誉称号。 美籍王牌飞行员陈瑞钿（1913-1997）美国华侨、飞行员 九一八事变后，陈瑞钿和13名爱国华侨青年一起万里迢迢回到中国，加入中国空军抗日行列。陈瑞钿随后被送往德国慕尼黑的飞行学校，接受德国空军的飞行战术训练。在1938年武汉空战中，陈瑞钿骁勇善战，在座机被击中的情况下驾机直冲敌机，将其撞毁，自己则在座机失去一个机翼的情况下成功跳伞生还。 朝鲜抗日义勇队将领金若山(1898-1958）朝鲜抗日义勇队总队长 1916年金若山来到中国，先后在天津德华学堂、南京金陵大学学习。1925年，金若山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接受军政训练，毕业后参加北伐战争。1935年7月，金若山在南京金陵大学礼堂成立了“朝鲜民族革命党”，被选为总书记。 1938年10月10日，朝鲜义勇队诞生于武汉抗战大潮之中，队长金若山，起初队员有一百余人。作为中国关内地区最早创建的朝鲜革命武装，朝鲜义勇队不仅是朝鲜民族解放的先锋队，也是驰骋于中国战场上的国际纵队。 在武汉抗战期间，朝鲜义勇队主要从事对日宣传、情报方面的工作。为瓦解日军和争取为日军服务的韩国士兵，朝鲜义勇队曾奔赴中国第五战区和第九战区开展政治宣传工作。10月25日武汉沦陷前夕，朝鲜义勇队从武汉撤离，转战中国各个战区，足迹遍及十三个省份，通过不断的政治宣传攻势瓦解敌军及参与对日作战，最终成长为一支能够承担民族解放重任的革命队伍。 飞虎将军克莱尔·李·陈纳德（1893-1953）美国空军中将、志愿援华航空队大队长 1937年，陈纳德以退役军官身份来到中国考察。全面抗战爆发后，陈纳德赴南昌主持中国战斗机队的作战训练，并应中国政府要求，组建了一支国际志愿中队。1938年1月，国际志愿中队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空军轰炸航空兵第14队。该队开始驻汉口，后调往孝感。 国民革命军空军轰炸航空兵第14队于1938年2月首次实战，取得日军5处阵地被炸起火的战果。 1938年8月，陈纳德被宋美龄聘为顾问，在昆明市郊组建航校，非公开地训练中国空军。 1940年10月至1941年7月间，陈纳德以顾问身份参与制定中国空军的作战计划，并负责中国空中力量的建设和训练。 首位走进延安的外国军官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1896-1947）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 1927年2月至1929年9月、1933年3月至1935年卡尔逊两次以美国海军陆战队情报官的身份来到中国，对中国历史文化及现实政治产生了浓厚兴趣。 1937年，卡尔逊第三次赴中国执行任务的前一周，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单独接见。罗斯福给了卡尔逊一项十分特殊的任务：及时汇报中国已经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事情。 1937年8月中旬，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时，卡尔逊再次来到中国，担任驻华使馆的武官，在随后的数月里，卡尔逊全程目击淞沪抗战过程，并对中国战场进行全面观察。 1937年12月3日，卡尔逊从汉口到达西安，通过林伯渠给毛泽东提出了书面申请，并在5天后即获批准，卡尔逊成为第一个访问延安的美国官员. 1938年4月，卡尔逊以美国观察员的身份来到延安，在近20天的时间里，他拜访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张闻天等共产党和八路军领导人，观看了延安军民的军事训练和练兵操作情况，访问了延安一些八路军机关、学校和群众团体组织，并拍摄了许多关于延安的照片。 卡尔逊在此后的几个月里，访问了陕西、河北、山西、内蒙、山东5个省的敌后根据地，1938年8月上旬，卡尔逊返回汉口后，又会见了周恩来、叶剑英等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领导人。 武汉保卫战的空军英雄。 人类正义事业的斗士鹿地亘（1903-1982）日本进步作家 1936年1月，鹿地亘和夫人池田幸子秘密转道青岛辗转上海，开始了他在中国的抗日反战宣传斗争。 1938年3月，鹿地亘夫妇在郭沫若的帮助下来到全国抗战中心武汉，受到武汉各界的热烈欢迎。来到武汉第五天，鹿地亘出席了汉口商会礼堂举行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并受邀在会上发表演说。 在武汉期间，鹿地亘在各种公开场合以亲身经历痛斥日本法西斯的种种罪行，以真挚的情感唤醒日本士兵的良知。 鹿地亘还坚持对敌宣传的日常工作，坚持在播音室里，每周一次轮流与青山、绿川英子做日语对敌广播。一些日本士兵在他的感化下，改变了立场，这为他后来组织领导“在华日人反战同盟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38年7月，周恩来亲切接见了鹿地亘夫妇，并高度赞扬了他们的反战立场。 红色主教吴德施（1870-1945年）全名罗甘·H·鲁兹，美国主教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吴德施在汉口的住宅成为新闻记者、外交人员、学生和社会工作者活动的场所；周恩来、邓颖超、朱德、彭德怀都曾去过吴德施的家；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史沫特莱和白求恩曾在吴德施家中居住过。 1938年，吴德施参与了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许多活动。如为八路军筹集棉衣、药品等各种物资；组织史沫特莱等一批欧美人士组成“八路军国际慰问团”将物资送往延安；向世界宣传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战争情况等等。 1938年4月11日，周恩来等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屋顶花园设宴，为吴德施一家离汉回国践行。周恩来还亲笔书写两幅题词赠给吴德施。题词为：“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一—这是吴主教在华四十年的最后宝获”。“嘤嘤其鸣，求其友声——这是我们希望吴主教带回国去的福音!吴主教念存，周恩来。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一日”。 4月19日,汉口《新华日报》以“吴主教临行赠言，巩固统一阵线”为题发表吴德施的告别辞。 第四部分正义之举 在战火弥漫的抗战岁月中，还有一些国际友人来到中国参加经济、技术和文化工作的各项建设。如参加“工业合作社”经济救亡运动的新西兰友好人士路易·艾黎；投身抗日宣传的日本友人绿川英子；用摄影机记录中国革命的荷兰电影艺术家尤里斯·伊文思…….他们用自己的力量不同程度地支援了中国的解放事业，增强了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 真正的爱国者绿川英子（1912-1947）日本世界语学者、进步作家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绿川英子立即投身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去。1932年，绿川英子参加世界语学会的工作，1936年同中国留学生刘仁结婚。 1937年4月绿川英子夫妇来到上海，参加了中国世界语组织的各项活动，在《中国怒吼》上发表文章，谴责日本帝国主义。1938年6月，在郭沫若的协助下，绿川英子夫妇来到武汉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国际宣传处对日宣传科工作。 她呼吁日本人民觉醒，呼吁日本士兵不要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卖命。绿川英子的播音引起了日本法西斯的极度恐慌，他们咒骂绿川英子是“娇声卖国贼”，甚至恐吓要求她的父亲“引咎自杀”。周恩来赞扬她为“日本人民的忠实女儿”、“真正的爱国者”。 用生命记录真实罗伯特·卡帕（1913-1954）匈牙利裔美籍摄影记者 1938年，卡帕跟随纪录片导演尤里斯·伊文思、摄影师费诺经香港抵达武汉，辗转台儿庄、兰州、西安、广州等多地，拍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 武汉空战期间，卡帕拍摄了《保卫中国的战士》，刊登于当年5月16日出版的《生活》杂志封面。6月下旬，卡帕还用镜头记录下了国民党、共产党召开军事会议的景象，造访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时抓拍了当时刚满40岁的周恩来面庞清瘦、目光刚毅的传神经典照片。 汉口沦陷前，卡帕离开了中国，前往英国、北非、意大利等地继续战地摄影事业。1955年美国《生活》杂志和“海外记者俱乐部”设立了“罗伯特·卡帕金质奖”，用以鼓励在新闻摄影上有成就的摄影记者。 纪录电影先驱尤里斯·伊文思（1898-1989）荷兰纪录片导演 1938年4月20日，伊文思一行从台儿庄前线回到武汉。在江汉路举办的艺术家茶话会上，他表示要把自己拍摄的“中国英勇抗战的实地记录，向全世界宣传”。 6月底，伊文思又拍摄了很多武汉献金运动的珍贵镜头。当时，八路军政治部领导下的“延安电影团”成立不久，受战时资金限制，电影团连一部摄影机都买不起，对电影设备十分渴求。伊文思得知后，当即向中共在汉领导人表示，愿意将自己带来的一台摄影机送给“延安电影团”。这部摄影机成为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第一个电影机构——延安电影团的技术装备。 武汉告急时，伊文思辗转到美国，将拍摄内容剪辑成大型纪录片《四万万人民》（又名《一九三八年的中国》），向全世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该片以中、英、法3种语言配音，在美、法、荷兰、比利时等国上映，取得极大轰动。 “工合之父”路易·艾黎(1897-1987）新西兰友好人士 为了援助中国人民抗战，1938年初，新西兰友好人士路易·艾黎和美国作家斯诺等国际友人，在周恩来支持和鼓励下，经过较长筹备，于1938年8月在武汉正式成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领导与组织全国工业合作社的建设，艾黎担任秘书长，开始为工合运动四处奔走。 在艾黎等人不懈努力下，“工合”至1942年底，在全国各地已设立事务所72个，建立工业合作社近3000个、社员3万人，每月生产总值达2500万元。“工合”还利用其广泛的联系，在海外华侨和同情中国抗战的各国社团和友好人士中募捐，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将筹集到的铸铁、机械、大米、面粉等物资通过八路军办事处送往延安和华北八路军总部，帮助八路军、新四军制造武器，修理军用卡车。 1942年，艾黎在陕西成立了培黎学校，专门培养技术工人，为新中国培养了大量的技术人才。 结束语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当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中国人民遭受屠杀凌辱之时，他们肤色不同、语言各异，却不约而同地跨越国界，本着毫不利己的动机，远离家乡、远离亲人，不远万里来到战火纷飞、苦难深重的中国，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把自己宝贵的生命奉献给了中国人民，奉献给了全人类正义的事业。 在中国革命史上，他们是具有大爱情怀和奉献精神的国际战士；在人类文明史上，他们是一个跨越文化边界、彰显人类文明的符号。正义不朽，大爱无疆，他们身上所展现出的国际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书写了跨越民族、种族和国度的人间大爱，成为中国人民永不忘却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