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寻找敌人”到锁定对手，《谁是美国人？》，- 萨缪尔. 亨廷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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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学者、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继《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之后，2004年又出版了一部重要的著作《谁是美国人？— 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

全书将其“文明冲突论”的视角由国际转向美国国内，论述了美国国民特性所受到的种种挑战，认为美国已面临何去何从的严重关头，若不大力捍卫和发扬盎格鲁一新教文化这一根本特性，国家就会有分化、衰败的危险。

亨廷顿在《谁是美国人？》一书中，解构美国的“国民身份认同”时，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寻找敌人”。

• 他说：“要有别人，人们才能给自己界定身份。是不是还需要敌人呢？”。书中引述许多学者的观点认为：人需要“有敌人和盟友。”这种心里“造出了敌人的理念.......只要能在心里上跟另一批人为敌，我们自己就会加强凝聚力，从敌我对比中得到满足”。
• “群体的自我中心主义会让人有理由证明自己比别人强，需要证明自己群体的优越性。竞争导致对立，使本来不太大的区别，变成强烈和根本性的异同感。这种认知模式固定下来，就会将对立面妖魔化，使对方变成敌人。”
• ”在20世纪的最后一二十年, 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和共产主义失败, 使得美国不仅没有了敌人, 而且有史以来头一次没有一个借以给自己定位的对立面。”

讨论记录：

WUZF 问:

亨廷顿认为：美国在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敌人消失给美国造成困惑，一直在寻找敌人。请就这个问题，谈谈你对亨廷顿论点的看法，及对当今的意义 ？

ChatGPT 说：

亨廷顿在《谁是美国人？》中探讨了美国国民特性与“寻找敌人”的关系，他的核心观点是，美国的国家认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与外部敌人的对立。在冷战时期，苏联是美国的主要敌人，它不仅为美国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外部对手，还帮助美国国内形成了一种团结的意识形态认同。然而，苏联解体后，美国失去了这个长期存在的“他者”，国家认同面临困惑，因而不断寻求新的敌人，以填补这一缺失。

一. 对亨廷顿论点的看法

1.“敌人”塑造国家认同的现实性

亨廷顿的观点有一定的现实依据。历史上，许多国家的认同感是通过与外部敌人的对抗来塑造的。例如，英国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法国是主要对手；美国独立战争后，英国被视为主要敌人；冷战时期，苏联成为美国的意识形态对手。这种对抗不仅帮助美国确立自身的价值观（自由、民主、资本主义），还促进了国内的政治和社会团结。冷战结束后，失去统一的敌人确实让美国在意识形态和战略上面临迷失感。

2.“寻找敌人”的负面效应

亨廷顿的论点也揭示了一个潜在的问题：如果国家认同过分依赖外部敌人，那么它可能会主动或被动地制造冲突，以维系自身的团结。这种心态可能导致过度干涉国际事务、夸大外部威胁，甚至引发不必要的战争。例如，在冷战后，美国将反恐战争作为新的国家使命，将伊拉克、阿富汗等地塑造成新的“敌人”。后来的美中竞争，也可以部分解释为美国在寻找新的战略对手，以维持其全球霸权与国内共识。

3.多元认同与“敌人逻辑”的转变

亨廷顿的分析强调了美国国家认同的外部依赖性，但并未充分讨论认同的内部多元性。事实上，美国的国家认同不仅建立在“对抗敌人”之上，也依赖其独特的宪政体系、移民文化和经济活力。21世纪的美国，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需要单一的外部敌人，而是逐渐将国内问题（种族、阶级、身份政治）作为国家认同的挑战。

二. 对当今世界的意义

1.美中竞争与“新敌人”的塑造

近年来，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战略布局表明，它确实在寻找新的“对手”来填补冷战结束后的认同空缺。美中关系在经济、科技、军事等领域的紧张加剧，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美国在塑造新的全球竞争格局，以维护其主导地位。

2.内部撕裂与认同危机

过去，美国可以用外部敌人（如苏联或“全球恐怖主义”）来维持国内的政治共识。但近年来，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社会分裂加剧，部分原因是缺乏一个足够强大的外部对手来转移内部矛盾。这种情况下，美国社会开始将“敌人”从外部转向内部，如右翼与左翼的对立、保守派与进步派的斗争、移民政策的争议等。这表明，亨廷顿所描述的“寻找敌人”现象，已经部分转向国内层面。

3.超越“敌人思维”

亨廷顿的分析对理解美国政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当今世界比冷战时期更加全球化和相互依赖。如果美国始终依赖“寻找敌人”的模式来维系自身认同，它可能会不断陷入冲突和不稳定。因此，未来美国需要转向更具包容性的国家认同，强调合作、竞争共存，而非单纯依赖对抗。

结论: 亨廷顿关于美国“寻找敌人”来维系国家认同的论点，在冷战后的美国仍然有其现实意义。它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在冷战后一直在寻找新的对手，并影响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内政治。但在全球化和国内多元化加深的今天，这种认同模式正面临挑战。如果美国无法摆脱“敌人思维”，它可能会陷入无休止的对抗之中，最终损害自身的长期利益。未来，美国或许需要寻找新的国家认同方式，而不是依赖外部敌人来定义自己。

WUZF 问:

如何定位美中关系，一直是个问题，亨廷顿这本书是2004年出版的，他似乎认为中国可能是被寻找的潜在敌人。美国无论是官方，还是学界也在很早就研判中国，并给出了不同的定位：利益相关者？竞争者？对手？敌人？

请你讲讲从冷战、冷战结束，直到现在的各种研判，美国是怎样从“寻找敌人”到锁定“对手”的 ？

ChatGPT 说：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认知经历了一个动态演变的过程，从冷战时期的地缘政治利益相关者，到冷战后的合作伙伴，再到21世纪的竞争对手，直至近年来被视为“主要战略对手”。这一演变不仅反映了美国的全球战略调整，也体现了亨廷顿所说的“寻找敌人”逻辑在现实中的作用。

一、冷战时期（1949-1991）：

从敌对到战略合作

在冷战时期，美国对中国的态度经历了从敌对到战略合作的转变，这一阶段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1. 1949-1971：敌人

（Cold War Adversary）

背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迅速将其视为共产主义阵营的一部分，并在朝鲜战争（1950-1953）中与中国正面交战。美国此后长期孤立中国，并在国际上推行“两个中国”政策，承认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

核心战略：美国将中国视为苏联的附庸，采取遏制政策（Containment Policy），加强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并扶持台湾、南韩、日本等盟友以形成“岛链”围堵。

学术界观点：当时美国学界主流认为中国是苏联主导的共产主义阵营的一部分，并未将中国视为一个独立的全球性竞争对手。

2. 1971-1991：战术伙伴

（Strategic Partner against USSR）

背景：中苏关系在1960年代恶化，并在1969年爆发边境冲突。美国抓住这一机会，推动尼克松访华（1972）并最终实现中美建交（1979）。

核心战略：在“联中抗苏”战略（Triangular Diplomacy）下，美国利用中国作为平衡苏联的力量，同时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支持。

学术界观点：学界对中国的看法逐渐复杂化，认为中国既是一个潜在的合作伙伴，但由于其政治制度仍是共产主义，仍可能与美国存在长期对抗。

二、冷战后（1991-2001）：

经济接触与“利益相关者”

1. 1991-2001：潜在合作伙伴

（Potential Partner）

背景：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对外政策从对抗转向推动全球自由市场经济。中国在邓小平南巡（1992）后加速改革开放，并在1990年代积极推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核心战略：克林顿政府在1990年代推动“接触政策”（Engagement Policy），认为通过经济合作可以将中国引导至市场经济，并最终促使其政治改革。

关键事件：

• 1994年：克林顿政府取消对华最惠国待遇的“人权附加条 件”
• 1999年：中国加入WTO谈判进入关键阶段
• 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NTR）法案

学术界观点：

• 亨廷顿在1996年的《文明的冲突》提出“中国将成为美国长期的竞争对手”
• 约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软实力”理论，主张通过经济与文化影响中国
• 一些现实主义学者（如米尔斯海默）认为中国终将挑战美国，但短期内仍需合作

三、2001-2016：

从“利益相关者”到“战略竞争者”

1. 2001-2008：“利益相关者”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背景：中国于2001年正式加入WTO，美国寄希望于中国融入国际秩序，并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

核心战略：布什政府起初强调合作，并在反恐战争（2001年后）期间将注意力放在中东。但对华政策出现两面性，一方面推动经济合作，另一方面加强美日、美澳、美印等盟友关系。

学术界观点：

• 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提出“中国应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小布什时期的副国务卿）
• 现实主义者警告，中国的经济崛起将导致战略竞争

2. 2008-2016：战略竞争者

（Strategic Competitor）

背景：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受挫，而中国在经济上迅速复苏，美国对中国崛起的疑虑加深。奥巴马政府启动“亚太再平衡”（Pivot to Asia）战略，强化美日、美澳、美印合作，遏制中国影响力。

关键事件：

• 2009年：中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强势发声，显示全球影响力
• 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 2015年：中国在南海岛礁进行军事建设，引发争议

学术界观点：

• 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认为“中美冲突不可避免”
• 其他学者仍希望通过经济合作避免对抗

四、2017至今：

“对手”甚至“敌人”？

1. 2017-2021：“战略竞争对手”

（Strategic Rival）

背景：特朗普政府直接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启动贸易战，并在科技、军事、地缘政治等领域全方位施压。

核心战略：

• 发动美中贸易战（2018）
• 打压华为、中兴等科技企业
• 强化印太战略（Indo-Pacific Strategy），加强与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合作

学术界观点：

• 现实主义学者认为，美中进入长期竞争阶段
• “修昔底德陷阱”成为热门讨论话题

2. 2021至今：科技战、地缘政治博弈

背景：拜登政府延续特朗普的对华强硬政策，并在全球范围内围堵中国，包括限制半导体出口，加强台海军事部署。

关键事件：

• 2022年：美国通过《芯片法案》，限制中国获取高端芯片
• 2023年：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QUAD）强化合作
• 2024年：美中关系继续紧张，双方在南海、台海等问题上对抗加剧

学术界观点：

• 美中关系从竞争走向“新冷战”仍存争议
• 一些学者主张重新定义美中合作可能性，但难以改变对抗趋势

五、从“寻找敌人”到“锁定对手”：

美中关系的战略演变

1. 冷战时期：苏联是主要敌人，中国是战略棋子。

2. 冷战结束后：美国短暂寻找新的敌人（如伊拉克、基地组织），但未将中国视为核心对手。

3. 2008年后：美国开始真正将中国视为竞争者，但仍保持合作关系。

4. 2017年后：美国正式将中国视为主要对手，并系统性展开遏制战略。

这种演变符合亨廷顿的“寻找敌人”逻辑。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一段时间内迷失了战略对手，直到中国的崛起变得不可忽视，它才逐步将中国锁定为新“对手”。

六、未来趋势：美中关系何去何从？

1. “新冷战”模式？

• 美国在科技、军事、外交上全面围堵中国，形成类似冷战时期美苏对抗的局面。

2. 有限竞争+局部合作？

• 在某些全球问题上（如气候变化、人工智能治理）保持最低限度的合作，同时在关键领域竞争。

3. 不可控冲突？

• 台海、南海、网络安全等问题可能成为爆发点，美中关系可能出现更严重的对抗。

结论：美中关系的演变是美国从“寻找敌人”到“锁定对手”的典型案例。亨廷顿的观点在现实中得到了部分验证：当美国失去苏联这个主要敌人后，它需要一个新的“他者”来维持自身的全球战略，并最终锁定了中国。

未来，美中关系仍充满不确定性，但可以确定的是，美国已将中国视为最重要的长期对手，并正在围绕这一认知制定全方位的对华政策。

WUZF 问：

美国定位中国为”战略对手“或是”敌人“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的不同是否是主要原因？

ChatGPT 说：

美国将中国定位为“战略对手”甚至“敌人”的主要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国家利益、地缘政治、经济竞争、科技主导权以及意识形态冲突。虽然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不同确实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矛盾，但它并不是美国研判中国的唯一或主要因素，更多的是地缘政治与经济利益主导了这一变化。以下是对主要原因的分析：

1. 地缘政治：全球霸权竞争

美中关系紧张的核心在于全球权力的此消彼长。自冷战结束后，美国一直处于全球霸权地位，而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主导地位构成挑战。

印太战略 vs. “一带一路”

* 美国希望维持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和政治主导权，而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拓展全球影响力，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

* 美国通过印太战略（Indo-Pacific Strategy）、强化四方安全对话（QUAD）、建立美英澳AUKUS同盟等手段遏制中国。

台海、南海冲突

* 中国在南海建设军事设施，主张“九段线”权利，美国则主张“航行自由”，以维护自身在印太的影响力。

* 台湾问题成为双方直接博弈的焦点，美国不断强化对台军售，并提高美台官方互动，挑战中国的“红线”。

地缘政治分析结论：地缘政治竞争是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的最重要因素，因为中国正在改变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秩序，并试图挑战美国在印太的主导地位。

2. 经济竞争：全球供应链与技术主导权

中国的经济崛起对美国的全球经济主导地位构成了挑战，美国担忧中国在制造业、贸易、金融、科技等领域超越自己。

全球供应链的依赖

* 过去美国希望通过经济接触政策（engagement）让中国成为“利益相关者”，但中国的快速成长让美国感到威胁。

* 中国已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美国对中国供应链（尤其是稀土、电子产品、医药等关键领域）的依赖被认为是“国家安全风险”。

贸易战与“脱钩”

* 2018年特朗普发起美中贸易战，提高关税，并限制中国获取关键技术。

* 拜登政府延续并深化贸易战，推动美中经济脱钩（decoupling），试图削弱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科技竞争：芯片战、5G、AI

* 2022年，美国出台《芯片法案》，限制中国获取高端芯片，并联合荷兰、日本封锁对华半导体出口。

* 中国的华为、中兴等企业在5G领域的领先地位被美国视为重大威胁，美国禁止华为进入其市场，并施压盟友排除华为设备。

* 在AI、量子计算等前沿科技领域，美国加强对中国的封锁，防止其技术超越自己。

经济与科技分析结论：美中经济联系曾是合作基础，但如今成了竞争战场，美国担心中国在经济和科技领域超越自己，抢夺全球领导权。

3. 意识形态冲突：制度之争？还是现实利益？

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不同确实影响了美中关系，但它并不是美国研判中国的最核心因素，更多是作为竞争的附加理由。

美国的“民主 vs.专制”叙事

* 美国长期以来以“自由民主国家”自居，强调其价值观具有普世性，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威权治理模式成为另一种成功案例。

* 美国担心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产生吸引力，削弱西方民主模式的影响力。

颜色革命 vs.“不干涉内政”

* 美国支持香港的“反送中”运动、新疆问题、人权问题，试图利用意识形态战线削弱中国。

* 中国则强调“不干涉内政”，并指责美国试图发动“颜色革命”来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

“民主峰会” vs. 全球南方国家的选择

* 拜登政府推出“民主峰会”，拉拢盟友对抗中国，但许多发展中国家（非洲、拉美、中东）认为美国的民主模式未必适合自己。

* 中国以“一带一路”项目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资金，许多国家更愿意与中国合作，而非接受美国的意识形态干预。

意识形态分析结论：政治制度的不同确实让美中关系存在价值观冲突，但它更多被当作美国竞争中国的借口，而不是核心原因。现实利益（经济、科技、地缘政治）才是决定性因素。

4. 军事竞争：美国的霸权焦虑

虽然中国的军事开支远低于美国，但其军事现代化已足以挑战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

中国的军事现代化

* 中国在南海建设人工岛，加强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能力，威胁美军在西太平洋的行动自由。

* 中国的东风-21D、东风-26等反舰导弹直接威胁美国航母打击群的存在。

* 中国海军舰艇数量已超过美国，并计划未来发展航母战斗群，扩大其全球投射能力。

美军的“印太战略”

* 美国加强在关岛、菲律宾、日本等地的军事部署，以应对中国的军事崛起。

* 美国推动台海军售，并强化台湾的“刺猬战略”，试图延缓中国可能的“武统”能力。

军事竞争分析结论：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崛起感到担忧，特别是在印太地区，中国的军事现代化直接挑战了美军的绝对优势，因此美国加紧围堵。

结论：为何美国定位中国为“战略对手”甚至“敌人”？

主要因素 重要性

• 地缘政治： ⭐⭐⭐⭐⭐

具体表现：亚太主导权之争、

台海南海问题

• 经济竞争： ⭐⭐⭐⭐⭐

具体表现：贸易战、供应链脱钩、

科技战

• 科技竞争： ⭐⭐⭐⭐⭐

具体表现：半导体、AI、5G、

生物技术封锁

• 军事竞争： ⭐⭐⭐⭐

具体表现：美军印太战略 vs.

中国军力崛起

• 意识形态： ⭐⭐⭐

具体表现：民主 vs. 专制叙事，

西方秩序 vs. 中国模式

虽然美国在官方叙事中常强调“民主与专制的对抗”，但真正推动美中竞争的核心是地缘政治、经济、科技和军事，而意识形态冲突只是一个政治包装。美中关系未来的走向，仍将取决于双方如何管理这些核心利益冲突。

WUZF 问：

美苏冷战的最后结果是苏联解体，而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是苏联的体制（攫取性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导致经济衰败和内部矛盾激化造成的，按照冷战的历史经验和诺奖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的制度经济学理论，国家失败是必然的。中国同样没有按照美式包容性政经制度发展，也必然会按照阿西莫格鲁的预判败落，怎么会对美国构成威胁呢？

ChatGPT 说：

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为什么中国没有遵循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的制度经济学理论所预测的“失败国家”路径，反而成为了美国的竞争对手？

阿西莫格鲁的理论认为，包容性制度促进经济增长，而攫取性制度导致国家衰败。从苏联的崩溃经验来看，美国很多战略家认为中国最终会因政治体制问题走向失败，但现实情况并未如所愿。这背后的原因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

1. 阿西莫格鲁的制度经济学是否适用于中国？

阿西莫格鲁的《国家为何失败》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其制度包容性密切相关，而攫取性（Extractive）制度最终会导致国家衰败。然而，中国的情况却颠覆了这一理论的简单线性预测：

（1）中国是攫取性制度，但经济为何持续增长？

阿西莫格鲁认为，攫取性制度会阻碍技术进步，扼杀企业创新，导致经济长期停滞。然而，中国在过去40多年里取得了高速增长，表现出与苏联不同的轨迹：

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

* 中国虽然不是完全的“包容性制度”，但也不是典型的攫取性制度，而是一种混合型模式（State Capitalism + Market Economy）。

* 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与市场经济结合，使中国避免了苏联那种“僵化的计划经济衰败”的命运。

经济改革与制度适应性

*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实施“渐进式改革”，在保持政府控制的同时逐步引入市场机制，这使得经济活力得以释放。

* 1990年代国企改革，2001年加入WTO，这些都是制度自我调整的例子。

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

* 中国并未像苏联那样停留在低效率的重工业体系，而是快速完成产业升级，在5G、AI、半导体、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崛起，成为全球经济重要力量。

（2）苏联 vs.中国：同样的制度，不同的结局？

阿西莫格鲁理论可以解释苏联的失败，但不完全适用于中国。两者的核心区别在于：

经济制度

苏联（失败）：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

僵化，缺乏市场调节

中国（崛起）：逐步引入市场机制，

形成“国家资本主义”

政治制度

苏联（失败）：高度官僚化，

领导层不愿改革

中国（崛起）：党领导下的适应性调整，

允许市场经济

技术创新

苏联（失败）：军事科技强，

但民用科技落后

中国（崛起）：高科技企业崛起

（华为、比亚迪、大疆等）

全球化参与

苏联（失败）：与西方经济脱钩

中国（崛起）：加入WTO，

深度融入全球经济

结论： 中国的制度虽然不是“包容性”的，但它比苏联更具“适应性”和“调整能力”，这使得它避免了苏联式崩溃，并持续增长。

2. 为什么美国仍然视中国为威胁？

如果按照阿西莫格鲁的理论，中国最终会失败，美国不必过分担心。但美国仍然对中国采取遏制战略，主要是因为现实主义国际政治逻辑。在国家竞争的框架下，实力的相对变化比制度类型更重要。

（1）现实主义逻辑 vs.制度决定论

* 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等现实主义学者认为，国家间的竞争主要是权力斗争，而不是制度竞争。

* 美国的核心焦虑是中国实力的增长，而不是它的制度类型。即使中国制度“不可持续”，但它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挑战美国，这就是现实主义者关心的问题。

（2）中国的崛起是否具有长期性？

* 过去40年，中国GDP增长超过10倍，即便增速放缓，仍然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 中国已经成为制造业和供应链中心，即使遇到挑战，短期内美国无法完全替代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

* 科技战（芯片封锁、AI竞争）显示，美国认为即便中国最终制度性失败，但只要在科技领域超越美国，美国的全球霸权就会受到威胁。

（3）美国为何不赌中国“自己崩溃”？

如果阿西莫格鲁是正确的，中国迟早会失败，那美国大可不必如此焦虑。但是，美国并不愿意赌中国会像苏联一样崩溃，主要是因为：

* 苏联是经济停滞，而中国是经济增长。没有人能确定中国会像苏联一样突然崩溃。

* 制度适应能力不同。中国不像苏联那样拒绝改革，而是会在遇到危机时调整（如国企改革、地方债务重组等）。

* 时间窗口问题。即便中国会失败，但如果它在未来20年内超越美国，美国可能无法再扭转局面。

结论： 美国无法确定中国会“自动失败”，因此必须主动遏制，以防止中国在它可能崩溃之前就已经挑战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

3. 中国会像苏联一样崩溃吗？

中国是否会重复苏联的结局，这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目前来看，有几个关键区别：

（1）中国的制度比苏联更具“适应性”

* 1978年改革开放 → 允许市场经济

* 1990年代国企改革 → 避免计划经济僵化

* 2010年代科技创新 → 推动产业升级

苏联未能适应全球化，而中国一直在调整自己的发展模式。

（2）中国的经济多元化，苏联过度依赖能源

* 苏联： 经济严重依赖石油和天然气，能源价格下跌后财政崩溃。

* 中国： 经济结构更加多元，制造业、服务业、科技产业齐头并进，即使某一领域受冲击，仍有调整空间。

（3）党对军队的绝对控制

* 苏联末期，戈尔巴乔夫失去对军队的控制，导致改革失控。

* 中国的政治体制保持稳定，党对军队的控制力强，避免了类似情况发生。

结论： 中国未必会像苏联一样崩溃，至少短期内不会，而是会在调整中寻求继续增长的路径。

总结：为什么中国对美国构成威胁？

1. 阿西莫格鲁的制度经济学理论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因为中国的模式比苏联更具适应性。

2. 美国关心的是现实政治竞争，而不是制度优劣，中国的经济和科技崛起已经影响到美国的全球霸权。

3. 即便中国的体制最终会失败，美国也无法确定何时失败，因此必须尽早遏制，以防止中国在短期内超越美国。

最终，美国的对华政策并不是基于“等中国失败”，而是基于“防止中国在失败前就挑战美国霸权”。这就是美中竞争的现实逻辑。

Open AI ChatGPT/ WUZF

2025-0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