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撷英（读《明史》之一〇四）大厦倾圻时的云壤之别——那时候的官员们

平民

此番再读《明史》，品赏“忠义”七卷，本欲一带而过，因为其中的人物故事，从明太祖朱元璋兴兵反元到崇祯朱由检煤山自缢，总是在“忠臣义士，为国捐生”这样一个激昂旋律中盘旋重复，再炫酷的乐章也会因审美疲劳而黯然失色。可就在卒卷掩篇之时，脑海中突然蹦出两件事，一是李自成攻破北京，从投降或留在京城首鼠两端的明朝大臣手里强取白银七千万两有余，而崇祯为保北京向这些大臣借钱作军饷，就连三十万也远未凑齐。二是清帝乾隆诏令编写《贰臣传》，在“忠义”环节拨乱反正，收录明末清初两朝为官的官员一百五十七名，毫不留情地将他们、甚至连同对大清王朝有显赫功勋的洪承畴、祖大寿等人一起打入另册，以“大节有亏”将他们钉在官德正义的耻辱柱上。再回过头来想想那些在明王朝大厦倾圻那一段时间，“或陨首封疆，或致命阙下”，“蹈死如归”的官吏生员，数量之多，恍若碧空繁星，事迹之伟，有如接天群峰，在他们身上，令人感慨至深的，已不只是某个王朝政权和个人命运的跌宕无常，更是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在如何情况下都屹立不屈的脊梁和品质。

《明史·忠义》记载的，都是特定历史时期如“创业江左”、“建文之变”以及内外重大战事中的“死节死事之臣”，而非广泛意义的义士仁人。在他们身上，大都有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英雄气概，忠君报国，肝脑涂地，义薄云天。特别是日薄西山的崇祯朝，当所有的一切都被涂上没落的标志，巍巍大厦即将倾覆之时和訇然倒地之后，依然有一大批忠义之臣，前赴后继，忠于职守，为国捐躯，用生命和热血，诠释何以为“与人谋”和“教人以善”的赤诚之忠以及“言必信、行必果”的君子之义，为他们自己也为我们这个民族树起了有一座纯洁而崇高的气节丰碑。就连他们的对手，满清的君王臣子，也称他们的忠义“焕若丹青”，并在《明史·忠义》部分用超过一半的篇幅，记述他们的事迹，让他们青史留名。其四至七卷列为正传的八十有二，附列其后的更是数以百计，而其目的，并非收买人心那么低俗，而是跨越朝代更替的鸿沟，借为他们立传，“扶植名教”，传承光大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至于他们是为哪个君王朝代尽忠，则已然在忽略不计之列。

崇祯朝，不仅在大明王朝是血腥气最浓重的时期，就是在整个封建社会，也是人口损失巨大、状况最惨烈的历史过程之一。客观地讲，崇祯在位十七年，持续超半个世纪的小冰河极端气候，导致大半国土接连发生的旱、蝗、鼠疫等特大自然灾害，几乎将中原和西北地区全部推入粮食短缺、民不聊生的灾难之中，陕西一年不雨的旱灾，直接点燃起李自成等流民造反的滔天火焰，原本局部或过程性的矛盾冲突，到了崇祯朝，全都上升为全局性的激烈动荡和武装对抗。本应竭尽国家力量，纾解自然灾害造成的民生危困的明朝统治者，这时候却在文官集团党争不已，政治腐败积重难返，财政经济捉襟见肘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正事不干缺昏招叠出，穷于应付，直至内忧外患并起，朝廷危在旦夕，刚愎自用的崇祯皇帝也依然难有作为，在“宵旰靡宁”的辛苦挣扎中，眼睁睁地看着已经超过二百五十年的朱氏江山一步一步走向万劫不复的毁灭终点。然而，同样在这一情况下，就在社会动荡冲突的第一线，仍然有许许多多官吏置身家性命于不顾，“死节死事”，就显得尤为突出和珍贵，相较于“上升”和“正常状态”下的那些“忠义”，他们付出的牺牲和获得，完全是差距甚远的另一个维度，怎一个“壮”兮“惨”兮了得。

毋庸置疑，历史上真正动摇明王朝根基，终结其大一统政权的，是李自成起义军，而非关外满清势力。如果李自成有朱元璋“治隆唐宋”那样的雄才大略，他的队伍进入北京以后没有出现断崖式腐败内噬，清兵就不会那么轻松地入侵中原，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也不会四十二天就土崩瓦解。反过来说，如果没有李自成从内部消耗并摧毁了明王朝的统治力，清王朝能否出现也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因此，清王朝用近百年时间编撰《明史》，大篇幅记述面对李自成起义，众多明朝官员以“忠义”与之抗衡的悲壮事迹，其之用意可能不仅是褒扬弘扬正义那么简单，，还可能有以史为鉴，借以反思大明王朝何以顷刻崩溃的良苦考量。

就在明朝大厦即将坍塌的最后关头，面对山河破碎的艰难局面，当时的“忠义”们又是怎样行动的呢？

第一类当然是职责在身的地方官员。从实际表现看，他们在强敌面前，都是困兽犹斗，拼尽最后一丝力气，以身殉国。

当涂人史记言，字司直，举人出身，就在李自成米脂起义，整个陕西风云激荡之际，他由长沙知县迁升陕州知州，进入“贼冲”要地。他明察形势，到任即“出私财募士，聘少室僧训练之”。崇祯八年十一月，义军进攻陕州，史记言率众抵抗，“斩数十级，生擒二十余人”。义军首领老回回大怒，率数万人攻城，未克，又乘雪夜来袭。而此时史记言训练的兵士刚调去他郡执行任务，城中空虚，陕州失陷。史记言纵火自焚，被两个和尚把他从火中抢出，越城墙而下，被义军捉住，“令降”，史记言凛然回答，“有死知州，无降知州也”，被杀。

南城人张绍登，字振夫，以举人授应城知县。崇祯九年，义军攻应城，他率训导张国勋、乡官饶可久全力抵御，力战一昼夜，斩获甚众。义军被击退。当地人侍郎王蠨之子王权出于私愤，暗中勾结、引导义军再来攻城。张绍登在援军支持下，坚守不动，怎奈与义军有勾连的王权因阴谋败露打开北城门逃跑，义军遂乘机破城。张绍登“还署，端坐堂上”。当义军进入县衙大堂，他一跃而起，挥拳奋击，进而惨遭杀害。义军首领“叹其忠，以冠带覆尸，埋堂侧”。

昆山人王焘，字濬仲，乡试中举，“由教谕历随州知州”。州遭战乱，户不满千，王焘到任即“训民兵，缮守具”。“土寇李良乔为乱，歼灭之”。崇祯十年正月，义军“奄至，焘且守且战，击斩三百馀人”，顽强抵抗，相持二十余日。严冬大雪，守城者多散。“焘知必败，入署，整冠带自经。义军纵火焚衙，“火独不及焘死所，尸直立不仆”，义军兵士皆“望见骇走”。事后，从其立身处的尺土下觅得州印。带有神奇色彩的记述，散发着惊天地、泣鬼神的昂扬正气。

淮安山阳人潘弘，字若稚，起家贡生，崇祯十三年任舞阳知县。“时流寇披猖，土寇亦大发，弘数讨败之”。任职次年，“李自成、罗汝才既陷南阳，纵兵覆所属州县，将攻舞阳”，潘弘呼吁“士民共拒”，官学生中却有人害怕义军屠城，请求“委曲纾祸”，被潘弘严辞拒绝，呵斥而去。李自成军攻打舞阳城，潘弘沉着指挥，英勇抗击，“屡却贼”。但最终却因有诸生投降通敌，盗开城门，“缚弘以献”。“自誓必死”的他在敌人面前，毫不畏惧，“贼索印，弘不予。胁降，怒骂不屈，乃支解之”。其子潘澄澜“痛愤大哭”后亦投井死，留下“一门双节”的传世美誉，时至今日，每年腊月，从初一起，一连数日，舞阳人都会在潘弘当年殉难的县城东关魃腊庙、潘公祠一带举办庙会，以表达对他的永恒纪念。

灌阳人蒋佳徵，举人。崇祯中期，任凤阳府盱眙知县，有显著政誉。他“知贼必至，训民为兵”。崇祯十年秋，义军来犯，蒋佳徵设伏要害，“亲率兵往诱，贼歼甚众”。后在义军的“环攻”之下，寡不敌众，力战阵亡。他的母亲得知消息，“亦投缳死”。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蒋佳徵死后可挺直腰板去盱眙境内j的明祖陵，向明王朝列祖列宗道一声，“臣尽力了”。

诸如此类的现职官员殉职，在当时可谓不胜枚举，就像《明史·忠义》谈及明军和李自成义军在边陲重镇、战略要地榆林进行的厮杀所言，“榆林为天下雄镇，兵最精，将才最多，然其地最瘠，饷又最乏，士常不宿饱”，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生死关头，榆林的官吏将士照样“慕义殉忠，志不少挫，无一屈身贼庭，其忠烈又为天下最”。官如此，民亦如此，一城之中，仅妇女死义者，就多达数千，“井中尸满”的凄惨，气壮山河。



如果说，忠于职守，以命殉职，对于“肉食者”，多少还属理所应当，然而，“忠义”群中还有一类人，那些不在其位的里居旧臣，他们本可置身度外，规避凶险（事实上很难做到），可存亡之际，他们中的很多人，仍然以天下和气节为重，义无反顾地走上为苍生效命的最后一程，用生命热血谱写出自己人生最辉煌的乐章。

勇者如因病回乡的孝感“乡官”程良筹，天启五年进士，一生仕途坎坷，先是因时任太常少卿的父亲“不附魏忠贤”，遭魏党迫害，“未出仕而除名”，成为大明朝前所未有的第一人。魏忠贤倒台，他入吏部任文选员外郎，五年后又受时任吏部尚书的同乡李长庚牵连，“下吏遣戍，久乃释归”。崇祯十六年，李自成义军攻克承天府，孝感沦陷。程良筹便与同为乡官的前河南右参政夏时亨在当地易守难攻的白云山“筑垒聚守”。李自成派人劝降，遭拒绝，便“设长围攻之”，相持长达四十余日，李自成无奈解围而去。武昌为官军收复，程良筹更是联络组织远近诸寨“犄角进兵”，乘势收复孝感、云梦。后因内奸作祟，程良筹被义军抓获，“说降，不屈”，“令止外兵，不从”，义军“弃城去，逼良筹偕行，又不从”，恼怒之下，义军杀了他。

儒者“舍生取义”的则有庐江人卢谦，其字吉甫，万历进士，历任永丰知县，御史，江西右参政，“引疾归”。崇祯八年二月，义军“犯庐江，士民具财帛求免，贼伪许之”，但很快便违背承诺，“袭陷其城”。卢谦临危不惧，身穿命服，“危坐中门”，阻挡去路。义军兵至，逼他屈服，他怒颜相叱，骂曰，“吾朝廷宪臣，肯为贼屈邪？鼠辈灭亡在即，安敢无礼”，“贼怒杀之，投尸于池，池水尽赤”。

多少有点让人意外的，他们中间还有一些魏忠贤逆党成员，如商城知县《盛以恒传》附录的忠义殉难乡官中，就有被定性为“魏忠贤党”的旧官，商城人氏杨所修，虽然《明史》只有“历左副都御史，入逆案，赎徒为民，至是骂贼死”极其简单的记述，可清乾隆时期的《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涉及“虽临危不惧而名丽阉党”的忠节明臣，杨所修可是名列第一，可见他的“死于节”，至少在清代，还是有比较大的影响力的。足以见，在人性深处，每一个人都不是非红即黑或非正即邪的单晶体，即使是人们口中的“恶人”，在特定时刻也会有良心发现的至善呈现。

此外就是第三类人，在科考途中奋进的诸生，一群志在天下的读书人。严格讲，他们都还不是“官”，然而彼时他们中的不少人，照样是铮铮铁骨，以“死节”为自己报效社稷的最终选择。

归德（今商丘）被破，守城官员皆战死疆场，不仅里居旧官如尚书周士朴、工部郎中沈试等六人慷慨赴死，就是尚未入仕的诸生之辈，亦有官生、贡生、国学生等各类诸生一百二十余人以死殉国。

河南内乡诸生许宣、许寀、许宫三兄弟，“慷慨好义”。义军攻陷邓州，许氏兄弟即“结里中壮士，直入其城，擒伪官，坚守许家寨”，被攻破，“寀从母常先投井死，宣、宫皆詈贼被杀，宫妻锺、寀妻陈并自经，其妹亦骂贼被杀”。时称“许氏七烈”。与此相类的还有舞阳诸生陈豫抱、陈豫养、陈豫怀”三兄弟，其母段氏早寡，三兄弟亦“力田好学，善承母志”。舞阳城破，“母先赴井，三子从之。豫抱妻黄携其子默通，豫养妻携其子默恒、默言俱从之”。“三世九人，一时尽节”，可令天地动容。

即使在崇祯自缢之后，依然有不少诸生选择以身殉义，追随崇祯而去。身在京师的诸生，如原甘肃巡抚曹子登曾孙曹肃，李自成进入北京，便与祖母姜、母张等一应女眷自缢殉节。同为诸生的蔺卫卿，将单生幼女托付朋友，自缢殉节。而被义军抓获的周谠、李汝翼，俱以“骂贼”的最后倔强死于利刃之下。身在外地的大同李若葵，“与亲属九人皆自缢，题曰一门完节”。金坛王明灏“闻变，日夕恸哭，家人解慰之，托故走二十里外，投水死”。丹阳王介休则干脆得多，“七日不食死”。当然也有刚烈者，如河北鸡泽的殷渊，肥乡之宋汤齐、郭珩、王拱辰，则弃文从武，毅然起兵讨贼，虽壮志未酬，捐首殉志，但他们的业绩照样留在明史卷中，为后人景仰。

就在“忠义之士”纷纷“死节死事”，为国尽忠的同时，也有不少官吏士族选择了相反的道路，轻则置职守于不顾，贪生怕死，归隐匿踪，重则背叛朝廷，更弦易辙，甚至为虎作伥。有人统计，投降李自成的明朝官吏，仅北京城陷时就有一千二百余人，而这一过程中，有名有姓的殉国文臣只有区区二十人。崇祯最后的两名内阁大臣，首辅魏藻德选择了投降，继续做自己的当官梦，而另一位阁臣范景文，则在北京陷落的第一时间，便在双塔寺投古井殉国，二人的选择恰好代表着当时官员政治情操的两个极端。后世对这两种人的评价，在个体层面一直众说纷纭，见仁见智。这种情形当然不仅明末有，几乎每一个改朝换代的历史过程都有。哪怕是殉国，也有人会指出当时所殉之国已是黑暗透顶，早就国将不国，“殉国”就如同“殉葬”，多有不值。依据同样的逻辑，如果推翻旧政权的是代表历史进步潮流的新势力，选择弃暗投明，赞誉则明显多于指责。朱元璋帐下的谋士重臣刘基、朱升等都曾有在元朝做官的经历，“良臣择主而事”的他们，并没有因为辅佐新主而被后人诟病。议无定论并非全无是非。在传统道德伦理中，对于诸如此类的行为评判，是有质的衡量标准的，那就是义与利的取舍。宋代大儒程颢一言明之，“天下之事，唯义利而已”，而朱熹则更直截了当称之，“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抛去所有繁文缛节，这里所谓的“义”，最核心的道德定义就是“利他”的“大我”，是将特定公共利益置于首位的价值取向和行为遵循，而“利”，作为相对应的价值理念，就是“利己”主导的“小我”。在现实生活中，无论“义”、“利”，都是客观存在，也都是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一般而论，义与利，孤立存在，本无对错，而一旦将他们联系起来，在二者关系中确定孰先孰后的价值取向，才有是非对错的纠葛。在“天下为公”的道德环境中，排在前面的，一定是“义”，而在丛林法则主宰的社会，第一选择则主要是“利”。因此，在义利不可兼得时，以“天下为公”为共同追求的中华文明，给出的行为选择，就是“先义后利，重义轻利”基础上的“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直至“不倾于权，不顾其利”的舍生取义。任何以一己私利为主导的苟且，不管他冠以何等堂皇的标签，在我们这里，都是违背道德的可耻行为。《明史》何以为前朝那么多“死节死事”的“忠义”作传，乾隆皇帝又为什么要编《贰臣传》，对降清的明代官员进行另册清算，就是这样一种道德力量推动使然，算得上是改朝换代之后，新王朝在道德领域的一次极具意义的正本清源、返祖归宗。以此权衡，泰山之重与鸿毛之轻的云壤之别自然一目了然。

也正因为如此，那些看似穷途末路、明知不可为而拼命地为、不那么“明智”的“忠义之士”，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如飞蛾赴火，前赴后继，面对死亡时，都是那么的从容不迫，大气凛然。落入敌手的他们，大多一反温文尔雅的文人风度，以嘶声大骂的奋起之“俗”，作为自己的最后武器，慷慨赴死。更加令人感慨的是，许多人“忠义”，采取的都是“举家殉国”的家族家庭行为。明末进士、保定人张罗俊，一门六兄弟，在最后一次京师保卫战中出生入死，壮丽殉国，加上老少妇孺，张氏家族罹难达二十三人。每当看到此种情形，我总会想到霍去病的“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和岳飞的“敌未灭，何以家为”，“何以家为”，在我们的意念中，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延伸，家国一体、命运攸关的家国情怀，在这种“举家殉国”的忠义壮举中，得到了最高辉煌的展现。他们的行为，绝非对逝去王朝的陪葬挽歌，而是呼唤民族精神再度崛起，延绵不绝的警示号角。四百多年过去了，这种气息依然在激励人们为我们国家民族的光辉未来勇往直前。

2025.03.17.于洋之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