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退休证》

许江文

我的《退休证》

正月十八，是我的生日，也是母亲生前的痛日。今天，我写下这些文字，以表达自己对父母的深切怀念。

2020年元月，我到了退休年龄。办理退休手续，需要哪些资料呢？为这事，半年前，我就问了在县人社部门工作的朋友。这个朋友是个“ 热心肠” 。他把需要提供的资料，以及办事流程，都跟我讲得清清楚楚。当时，他怕我记不得，又把办事流程写在纸上，说这样子，我就不会忘记了。至于什么时候办手续？朋友告诉我，可以提前去办。

那天，我带着准备好的资料，来到县人社局二楼办事大厅。在社保窗口，工作人员帮我审核资料、认定军龄、认证身份、核算退休金。这些事，前后经过4、5个人的手。手续办好后，工作人员对我说：“下个月你就可以领到退休金了”。听到工作人员这么说，我就像一名凯旋回乡的战士，感到非常自豪。当我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那本绿色《退休证》的时候，一种辛酸的感觉涌上了鼻头。此时，我怕哭出声来，赶紧走出大楼，跑到便江河边的游道，坐在凉亭里的石板凳上，心情慢慢恢复了平静。我拿出《退休证》，边端详，边抚摸。是啊，这本写着自己名字的《退休证》，不光有我跳出“农门”的辛酸，还有父母生前那份沉重的爱。

老屋

退 休 证

　　到2025年，父亲离开我们有39年、母亲42年了。如果他们还在世，父亲有105岁、母亲102岁了。

父亲从小就是个苦命人。我祖父常年有病，祖母是双小脚，不能劳作。父亲有5兄弟，大伯、三伯和四伯被国民党抓了壮丁，生死没有消息。二伯为了躲避抓兵，流浪他乡好多年。由于家穷，父亲没有读过书，13岁靠挑石灰卖，赚脚力钱养家糊口，有时吃不饱饭，饿着肚子也要去卖石灰。

湾里的许江作和隔壁老湾的许化亮、许全福，他们是父亲小时候玩的好的伙伴。他们的家境比较好，都上过学，有些文化。土改那年，三个人参加了农村工作队，每月享受政府工资。父亲当了农会主席。由于没有文化，只当了不足一年的时间，上面就不让父亲当了。

父亲吃了没有文化的亏。他暗自里想，要是以后自己有了孩子，无论如何，也要送他们读书学文化，做个有出息的人。从此，我的父亲积极生活，到1952年，母亲嫁给了父亲，先后生养了姐姐、我和弟弟三人。

从我能有记忆开始，父亲就经常给我讲他的苦难家史。父亲说，只有吃得苦中苦，才能得到甜上甜。父亲不光这样说，他也是这样做的。

劳武水库侧边有座石头山，山脚下是大队集体的石灰窑。父亲是个老实人，做事从不躲懒，生产队派他外调去帮大队烧石灰。从此，无论三伏炎热，还是数九寒天，父亲在那座石头山上和工友们开山劈石，烧石灰，卖石灰，整整干了一辈子，直到大队石灰厂解散，生产队分田到户那年，父亲61岁做不动了为止。

我在村小读书的时候，有时星期六要去石灰窑上送粥，给父亲止渴充饥。有一次，父亲看到我来了，放下手中的大锤，从山上走下来，接过我手上的竹篮，端起装粥的罐子坐在石头上，大口大口吃起来。我看着吃粥的父亲，心里有些不好受，父亲的脸上流着汗水，他一边吃粥，一边用搭在肩膀上的长汗帕抹着汗水，衣服上结成的盐霜一层一层、一圈一圈像花纹一般，捧着碗筷的双手被石头划开几个小口子，手板上还有几个大血泡，有的小口子和大血泡渗着血水。父亲的伤口一定很痛。

父亲大口吃粥，很快就吃完了。他把碗筷放进篮子，一边嘱咐我回家看书写作业，一边转身抡锤劈石头。我往回走了几十步，身后就传来父亲“嗨、嗨”的使劲声和大锤猛烈打击石头的“嘭、嘭”声。我暗暗发誓，一定好好读书，将来让父母过上好日子。

我喜欢看书，家里没有钱买，就向同学借。那时候没什么书，我看的都是《董存瑞》、《黄继光》等英雄人物的小人书。记得那年过完春节刚开学，全班学生要写一篇《新学期的打算》，语文老师李万祥认为我写的不错，就拿到班上读给同学们听。后来，这件事传到了父母耳朵里，让他们高兴好几天。

读初一的时候，湾里的大队团支部书记德模兄晚上去隔壁老湾队召开社员大会，学习报纸上有关国家政策的文章，要我跟他去玩，我没告诉家里一声就去了。会上德模兄把报纸递给我，要我读那篇文章，文章很长，我一口气读完了，没有结结巴巴。第二天下午，父亲散工回来问我昨天晚上到哪里去了。当时父亲吓我一跳，不知自己犯了什么错。原来是昨天晚上我当着很多人读报纸，父亲的工友化朋叔叔在会上看到我读报纸，今天他在父亲面前夸我有胆量，报纸读得好。许叔是个文化人，原在县里一个部门当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他又回到老家跟父亲一起烧石灰。因许叔平常爱开玩笑，所以，一向比较严谨的父亲要核实一下儿子读报纸的事是不是真的，心里才算踏实，弄得我虚惊一场。

二

母亲身体单瘦，队长就分她做些手上的事，比如挖土种麦子、“双抢”时在禾场上晒谷子等等。母亲拿的工分少，比同年纪的妇女每天要少3、4个工分，母亲总是乐观地说：“积少成多嘛”。每天收工回来，母亲还要忙里偷闲，养猪种菜，洗衣做饭，像个上足发条的钟，忙个不停。父亲经常劝母亲，不要这样辛苦，身体要紧。母亲说：“孩子长大了，读书要花钱，能做一点是一点，家里的负担就会少一点”。

石灰厂有规定，早上8点要出工。为了父亲不迟到，母亲坚持天一亮就起床，用那个粗糙的宽口汤罐放在炭火上炒油盐饭给父亲吃。有时炭火会散发出一种气味（二氧化炭），母亲一闻到这个气味就会咳嗽，每次要咳上很长时间才能停下来。我睡在床上听到母亲的咳嗽声，一会很急促，一会又咳不出来，喉咙里像堵着什么东西，连咳很长时间也接不上气来，让我既着急又揪心。母亲炒的油盐饭没有菜，只放一些油盐和干辣椒灰，父亲吃得津津有味。吃完饭，父亲从水缸里舀起一碗水，“咕噜咕噜”几口喝进肚里，然后，拿着那条破旧的黑布长帕搭在肩上出工了。大部分天气好的日子，父亲总是要挑一担空箩筐出门，和工友们每人挑一担100多斤的石灰送到县城的工地上，来回要走40多里路，每次要到天黑看不见了才能回来。

1973年，我在村里读完小学，到黄泥中学读初中和高中。去学校的单面路程有3公里多。每天早上6点半，我要跟父亲一起起床。有5年时间的清晨，我吃着母亲炒得油盐饭，高高兴兴的去上学。

姐姐17岁出嫁那年，我读初中，弟弟读小学。在那个物质匮乏，经济落后的大集体年代，家里少了一个劳动力，生活更加困难。那些年，母亲晚上很少吃饭，她吃粥，有时吃红薯，甑里有饭要留给我们吃，说我们需要长身体。有一次，母亲左手大拇指头上烂了两个眼，好象蛇的两只眼睛，湾里老人说母亲的手指生得是“蛇脑疮”。十指连心啊！母亲痛得要命。我好难受。家里没有钱为母亲打针吃药，母亲只能从山上弄来草药捣烂自己敷上。每次换药时，我看到母亲的大拇指就像蛇脑壳，长着两只小眼睛，我好害怕。就这样，母亲整整痛了一个多月才好。真是多亏了母亲。

有时别人碗里有肉，我看到就流口水，但家里要等到6月扮禾尝新或者过年了，队上杀一头猪按人口数分给每家每户，我才有肉吃。父亲和工友们做的是苦力事，要流很多汗，没有油水，肚子里荒得很。到了70年代中期，父亲和工友们每隔三四个月时间就由公家出钱买肉打一次平伙，父亲分的那一碗肉，总是留下大半碗带回家里给我们吃，我大块朵颐，每次要多吃两碗饭。

那年暑假的一天早上，父亲睡在床上盖着棉被，还全身发抖，隔不久又要起来上厕所，我感到很奇怪。到了下午，父亲泻肚很厉害，母亲担心起来，要我带父亲去公社医院检查。父亲说：“不要紧，拖一下子就会好的”。母亲劝过好多次，父亲一直不肯去。父母是20多年的夫妻了，母亲懂得父亲的心思，马上开学了，家里攒得那10把块钱，要留给儿子交学费的，是父亲舍不得用啊。第二天早上，父亲的病情加重，说话有气无力，母亲急忙喊来了队长贤初，他看到父亲这个样子，马上安排玉苟、东财两个人用靠背竹椅把父亲抬到公社卫生院，医生检查后告诉我们，父亲得的是疟疾，又叫打摆子，幸亏来得及时。如果迟来2个小时，父亲的命就没了。听到医生这样说，我很害怕。要是没有了父亲，我们一家人的日子，以后怎么过呀？

　　父亲

　　母亲

三

　　1978年，我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心情非常糟糕。父母供我读书，从来不顾自己的身体，累得一身病痛。他们60岁不到就腰弯背砣，露出身体一年不如一年的样子来。湾里也有人说父母吃过不少苦，是两个可怜的人。那天，我到学校领毕业证，班主任建议我读个复读再考一次，我说算了，还是回家做事让父母少吃点苦头。

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我高考落榜后，因父母对我寄托了太大的期望，家里没有了以前的欢声笑语，吃饭的时候大家也是沉默不语。我辜负了父母的期望，深感愧疚，情绪也低落了。父母看见后心里不好受，安慰我说：没考上大学没关系，不可能都考得上大学。要是个个能读大学，那砣泥巴哪个来扒？好在这种尴尬的气氛时间不久，我们又恢复了往日那些愉快的日子。

这年，越南武装人员越来越嚣张，经常在广西、云南边境越界无故挑起事端，打死打伤边民，推倒界碑。1979年2月17日，国家奋起还击，前线战事紧张，县武装部从全县各乡镇召回100多个退伍军人送到前线，补充力量。当时报纸、广播每天都在宣传打越南的消息，禾场上的露天电影都是先放打越南的新闻纪录片，然后再放正式影片。

11月份，我听到县里冬季招兵的消息，那晚上一直没有入睡。我想，家里世代为农，没有社会关系，要想跳出农门，只有靠自己。既然大学与自己无缘，那就到部队去找一种摆脱困难处境的出路。目前处于打仗时期，说实在的，我知道打仗要死人的，我也害怕打仗，但是，没有办法啊，我不可以失去这样的机会！

我想去当兵的事，父母没怎么反对。报名、体检、政审，我一路过关。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屋外寒风“呼呼”叫，从两个糊上薄膜的木窗户钻进来，屋里那盏15瓦的灯泡泛着昏黄。我们一家人围坐在炭火灶边烤火，都不怎么说话，父亲一句“到了部队，你一定要好好干”的话反复说过好几遍；母亲不时掏出手帕来擦着自己的眼泪。这一幕让我的心情格外沉重起来。深更半夜了，我陪着父母久久没有去睡觉。

与弟弟（左）合影

　　长沙火车站留影

入伍登记表

　　坐了几天几夜的闷罐车，我来到云南省思茅地区35117部队当兵，在团部做了一名新闻报道员。

当兵第四年6月份的一天，离我在家过完春节回到部队不到两个月时间，我收到湾里邻居检才的来信，说母亲已经病故入土为安一个多月了。我如五雷轰顶，头脑一片空白，一心只想回家，一分钟都不能停留了。我请好假，从团部财务股支了300元差旅费，在坐客车去昆明转乘火车时，因为脑子里想的都是母亲生前的事情，我过马路时分了神，差一点被汽车撞了。

回到家里，我正好遇到“双抢”。对我的回来，父亲有些惊讶，他忙告诉我，姐夫和外甥都来帮忙了，他们正和弟弟在田里扮禾。没过多久，弟弟他们就从田里回来，说是在我进湾的时候，有人看到我就把消息告诉他们了。他们和我一起去祖山坛背岭祭拜母亲，在母亲坟前，我摆好祭品，燃香烧纸，长跪不起，大哭一场。

在返回的路上，弟弟告诉我，母亲在病重期间很想念我，常常提到我的名字。由于我刚回部队不久，母亲怕影响我的工作，耽误了前途，几次招呼父亲，不要喊我回来。母亲临终前的神志清醒，就是不能说话了，弟弟坐在床头就一直守着母亲。父亲见母亲不行了，小声提醒弟弟说：“你还是去发封电报，叫你哥哥赶快回来，跟你母亲见上最后一面”。父亲话音未落，母亲的手就已举到床前，很无力地舞动几下，示意不要惊动我了。

后来姐姐甲凤交给我两张半身照片，是用红布包好的，一张是父亲的，一张是母亲的。姐姐说，照片是母亲在病重期间拿给她的，要她交给我。母亲说，如果我想他们了，就把照片拿出来看一看。我接过姐姐手中的照片，泪水打湿了双眼。

“双抢”的太阳翻起热浪，抢收抢插需要赶季节。在10多天的假期里，我连续扮禾莳田没有休息，不知是从哪里来的这般干劲。返回部队后，我的心情无法安定下来，每天不是想念母亲，就是挂念父亲的身体，怕再次发生“子欲养而亲不待”的事。当年10月份，我强烈申请退伍了。

四

我退伍回到家里，正是农闲，没有什么事做，我就到县民政局办理退伍报到手续，把那封特长推荐信交给了民政局，希望部队的推荐能帮自己找到一份工作。可过了一个多月时间，也没有音讯，我去民政局打听情况时，一个40多岁的男子对我说：“你有天大的本事也是空的”。我听到他的话，非常恼火，骂了他几句，他感觉很不好意思。后来我打听到，这个人正是安置股股长冯修文。他因儿子在社会上无事生非，坐牢去了，就把对政府的怨气发在我身上。

想要政府安排工作的事已经没有希望了。听说堂叔的妻妹夫是县里公路段段长，按辈分我喊他姨父，想去找他帮忙解决工作问题。堂叔没有推辞我，带着我就去了姨父家里。我看到姨父待人很热情，就开门见山地说明来意，把自己在部队报纸上发表的文章递给姨父。姨父看了后，表扬我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姨父说，目前段里有个工程队，正在抢修公路，问我怕不怕苦，我说不怕，就这样，我去了公路段抢修工程队做事。公路抢修必须在晴好的天气里进行，时间紧，劳动强度大。由于没有做过苦力事，不到半年时间，我累得生病住院，10多天的医疗费，我几个月的全部工资都不够，后来是从村信用会计那里贷了100块钱款才交清住院费。

贷款凭证

　　《工作证》

　　出院之后，我的身体没有完全恢复好，在家里用草药进行巩固治疗。这时候，我对自己的前路有一种空前的迷茫和无助。过了几个月，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到辖内的黄泥乡一个村里整治治安秩序，需要找一个会搞材料的人。战友许友国是乡里向乡长妹妹的钟表修理师傅，他住在乡政府旁边。平时在与向乡长的闲谈中，友国多次讲起过我的情况。不久，派出所曹所长来乡里对接整治工作时，向乡长向他推荐我，说我在部队是专门写新闻的。曹所长简单了解了我的情况，认为符合他们的工作要求，就同意了。

两个多月的整治工作做完后，我到城关派出所当了一名巡逻队员。虽说这不是正式工，但当时老百姓对派出所的那种神秘感，让我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信。我们巡逻队一起6、7个人，晚上在城区大街小巷巡逻，如果抓到现行了，干警会连夜审讯，我负责做好问话记录，经常忙到第二天早上，非常辛苦，但我不叫苦，干劲十足。有一次，我穿了一身制服与所里的干警下乡调查案子，回所途中，我和干警顺路进了一次家门，父亲看到我，好像看到了希望，他满是高兴，杀鸡买酒，招待客人。

每年春节期间，县城街道上的人特别多，有放鞭炮的，舞龙灯的，看热闹的，还有打架斗殴的。这时候，我们巡逻队的人全部要上街维护秩序，防止出现乱子。

1986年春节，我回家陪病中的父亲吃完团年饭，就匆匆赶回派出所，一忙就是两个多月，我没有回家看望父亲。接着，县里又召开全县三级扩大会议（经济工作会），所里安排我搞会场保卫。会议期间，保卫人员统一就歺。那天中午，我们在县委招待所吃饭，每个桌子上摆着全鸡全鱼，共有十大碗菜，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席面。吃饭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起父亲在家里天天吃青菜萝卜，鼻子一酸，差点哽咽起来。我跟同事打过招呼，就放下碗筷走了。此时，弟弟正站在派出所门口等我。他看到我来了，眼眶里的泪水一下子打着转。他告诉我，说父亲在早上已经去世了。顿时，我的脑子一下子就懵了。等我回过神来后，想起刚才在餐桌上情绪的自然发泄，原来是父亲与自己的共情反应。真是父爱如山，母爱似水啊！

父亲在病危中，弟弟没有通知我一声，这么大的事情，我心里难免有点怨弟弟。但想到这些年来，自己一直在外面，父亲都是弟弟两口子照顾，劳神费力的，非常不容易。我感到对不起弟弟两口子，也就不好意思说什么了。弟弟看出了我的心思，他说，本来是要喊我回去的，是父亲不让他喊的。虽然父亲没什么文化，但他知道当地婚丧喜事的一些风俗。父亲说，同生庚的人不能送终，出柩时不能拢场，否则，生者会遭遇不测。父亲很相信这一套，他告诉弟弟说：“我跟你哥哥是庚子鼠年出生的，他的身体又差，你先不要喊他回来”。

五

办完父亲的后事，我回到派出所上班。三个月后，县公路段取消顶职，面向社会招工，政工股邓股长找到我，要我到他们公路段去上班。我想这一定是姨父跟邓股长说了我的情况，要不然哪有这么好的事情。此时，我激动的说不出话来，邓股长以为是我不愿去工班养路，他马上解释说：“你先到下面去养半年路，然后就调到政工股来，段里需要写东西的人。"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事，我哪有不去的道理。

招工由县劳动局组织统一考试，邓股长帮我拿来了政治、语文、专业等方面的资料，我边上班边复习，顺利通过了考试。可就在政审的关口，姨父得了重病，在郴州动手术时离开了人世。那天晚上，我参加完姨父的追悼会，找到邓股长打听招工的情况，邓股长说：“你的事情很麻烦了。"

姨父的去世，我像空中那只断了线的风筝，失去了招工的希望。我继续在派出所做临时工，以等待机会转正，可我坚持等待了12年时间，也没有等来一次机会。这时候，我已经36岁了，如果再等下去，就是有机会，恐怕也轮不到自己了。1997年，我很干脆地离开了派出所。通过老乡帮忙，我被推荐到原城关镇西正街居委会当了秘书。居委会的工作不多，主要是计划生育的事情。那时候县乡财政不给居委会经费，只有省、市两级民政部门每年3000元的经费，所以我们工作人员的工资很少，每月不到200元，家里的日子都过得很难。我家里有两个小孩读书，每年要交建校费，更加让人感到头痛，幸好有岳父母的接济才度过那些年月。

由于社会转型，大量单位人成为社会人，他们的社会事务需要移交到社区居委会管理，而原有居委会的管理模式已不能再适应社会需要。2006年，县政府把城区原有的居委会调整成立了社区居委会，经费由县财政包干，从此，我们的待遇走上正轨，每月工资600元，还解决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待遇。之后，每隔几年我们会加一次工资，到我退休之前的工资已涨到2600多元了。

社区班子成员

　　慰问特困家庭

　　集体学习红色文化

　　调解扰民纠份

　　我终于跳出农门，实现了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之后，党和国家的惠民政策越来越多，越来越好。过去，父母为了供我们读书，含辛茹苦也交不起学费，还得要东借西筹。现在可好了，九年义务制教育全免费，困难学生吃上了免费营养餐。父母一辈子脸朝黄土背朝天，肚子不饱公粮不能少交，现在可好了，免除农业税不说，政府还发给粮食直补款，鼓励农民种田。父母无论大病小病，每次没钱进医院，只能拖着身体听天由命，一家人总是干着急，现在可好了，城乡都有了合作医疗，个人交小钱，国家出大钱，大病医疗最高可报几十万元，什么样的病都不愁进不起医院了。

在公园里，我每逢看到那些散步、舞剑、打太极的耄耋老人，就会想起我的父亲母亲。要是我的父亲母亲还在世，同样不愁吃，不愁穿，有病能求医，和他们一样，健康快乐地活着。父亲母亲啊，是儿子从军远离家乡多年，让您们累坏了身体，过早地离开人世。父亲母亲啊，您们在弥留之际，考虑我的前途，牵挂我的身体，在临终前，放弃自己迫切想见儿子的愿望。父亲母亲啊，儿子简直不敢想，在那些随时要与亲人阴阳两隔的日子里，您们经受了怎样的痛苦与煎熬？！父亲母亲啊，如果有来生，我一定报还您们的养育恩情，从头开始，再做您们的儿子！

　　家庭合影

东江湖留影

　　庆生留影

　　韶山留影

井冈山留影

　　父子 便江留影

　　父女黄山留影

　　母女 黄山留影

姐弟合影

庆生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