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忘怀的乡村教育岁月

姬存秀

2017年夏天，米脂高渠中学八三届同学在榆林古城毕业三十四年聚会，特别邀请我和田宏、申怀富老师做客，受到学生们的尊敬和献花礼遇，天地君亲师为尊，心里难免产生了一种尊荣的感觉，从教十余年，后改行做文化事业，但心里总是难以释怀，让你刻骨铭心，提起自己当教师的经历，或者说有教师之缘， 或者是一种巧合，意向中的随意。

1974年腊月，我从米脂中学毕业，然后上山下乡参加火热农业学大寨运功，努力表现自己，争取一个“当兵、招工、上学”的机会，跳出农门，这不仅是我的梦想，也是当时青年人的一种普遍而唯一追求，这些机会恰恰掌控在村主任和公社书记手里。我比较木讷，在生产队里没有突出表现，是个可有可无的角色，无法引起村干部和公社头儿关注，这就不具备走出大山的条件。 一片迷茫、彷徨，不知路在何方？1975年秋天，突然好事临门，本村一个民办教师被推荐选拔上了大学，空缺一个民教教师岗位让我顶替，我十分高兴，在当时来说也算不错的差事，从此与教师结下了缘分。特别是看到那些正式公办教师，吃的国库皇粮，月月领薪水，心里充满了羡慕和渴望，有朝一日自己也能成为一名公办教师就好了。机遇终于来了，1977年终止十年的高考制度恢复了，我抓住这个机会参加高考，以优异的成绩被榆林师范学校录取， 毕业后，我被分配在高渠乡办中学，正式走上工作岗位，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初，陕北乡村办学条件差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乡村学校面临着诸多挑战。我是乡村出生、乡村长大的，基本能适应艰苦的生活和工作环境。高渠中学在乡政府所在地，相对而言比其他村办学校稍许好一点，但还是十分简陋，在一个土山峁下修建两排陕北传统窑洞，学校就是土墙土窑土地面，真正一所名副其实的抗大似的窑洞学校，窗户没有玻璃，采光不好，校舍拥挤，一个窑洞只能容纳三十多个孩子，窑洞里的地面是土质的，桌子摇摇晃晃，在虚土上深陷的桌脚让上课的稳定性都无法保证。课间孩子们的打闹更会让黄尘飞起，影响下节课开始时黑板前老师的视线。有的教室用门板当黑板，有的用水泥砌个黑板，涂上墨汁后不仅擦不干净，而且还越来越模糊。

老师们集体办公，集体休息，完全是打工模式，根本没有自己独立的生活和工作空间。教学设备差，图书室、实验室以及体育器材等少得可怜、操场就是有限的土院子 ，与城市学校相比反差太大。虽然条件如此艰苦，但乡村教育仍在困境中顽强地前行着。这些乡村教育者们克服重重困难，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乡村孩子的求知梦想。

我被安排在一孔四人办公兼睡觉休息的窑洞里，局促而简单，就这样拥挤的办公室兼住宿竟然储放一缸的猪饲料，那种发酵味道非常刺激，其原因是〝开门办学〞余留尾巴还没有肃清，学校还养着为数不多的猪和兔子，并配有专职教师负责养殖，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老师们搞好关系，融入这个艰苦生活和工作环境，做一名真正意义上的乡村教师。由于我是九月份提前毕业而分配在学校的，所以各个年级课程均有人在岗，暂时没有我的岗位及教学任务，我无可事事，每天帮老师们洗菜做饭 ，学校没有固定的工友，民教们都就近回家吃饭，上灶的也就是我和冯启亮、艾丕华三个公办教师，所以我们只能自己动手，烧水足食。就这样我干了一个月炊事工作，接着开始一礼拜的秋收活动。当时还没有实行农村生产责任制，所以学校师生统一就近高渠生产队帮助秋收。秋收完毕，校长李秀英给我调配了任务，让我暂且兼任初二班的语文课，此时正式走上教学岗位。

第一次等上讲台，同学们投来异样的目光，到校二十多天，很多学生还不知道我的身份，以为我是雇来做饭的，更堪的是有的学生误认为我是艾丕华老师的儿子，今天突然来到讲台上课，同学们有点始料不及。我简单的做了自我介绍，然后开始讲课，由于课前充分准备，更有当民教历练，感觉挺轻松的。就这样我的教师生涯正式拉开帷幕，这一干近十年。 这十年来有太多的感慨和辛酸。就像过电影一样历历在目，挥之不去。

那时候的乡村教育体系相对完整,乡村社会比较稳定， 人口多，孩子也多，那时教育模式就是把学校办在贫下中农家门口，实行的是县、乡、村多级自主办学体制：村办小学，乡办初中，县办高中。学校经费主要靠各级筹措，业务上接受教育部门管理。那时候你到乡村去，每个乡镇、每个村落，都能看见一所土不拉几乡村窑洞学校，都能听到朗朗的读书声。乡村的孩子，只要不是接受高等教育，上小学、初中、高中，都可以在家乡附近完成。高渠公社（1983年恢复乡建制）有17所小学，最小的阳山、白家墕,刘渠小学，只有一、两名教师，十来、八名学生。 社办中学有高渠、姜兴庄、折家坪、李谢硷等四所乡联办中学，规模都很小，只设初一和初二各一个班，也就四、五十名学生，高渠中学在乡政府所在地，相对比其他村联办中学人数较多一点，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和教育的整顿，有些村联办中学撤并，高渠中学成了唯一乡办中学。到了2000年后也被撤并在县城。那时候的户籍学籍管理严，乡村孩子一般都在自己所属的村、乡、镇就近入学。每个乡村学校之间、城乡学校之间发展和布局也很均衡。一般很少有主动择校的。

乡村教学的主力军就是民教，七八十年代，乡村民办教师是乡村教育的脊梁。当时公办教师少，一个学校均不上一个公办教师，而公办教师一部分来源师范学校，一部分民教转正，所以师资水平普遍低，就连初中也是民教为主体，他们大多出身于文革期间的初高中毕业生。在那个教育资源极度匮乏的年代，他们凭借自身所学投身教育事业。这些民办教师有着独特而艰辛的双重身份。

一方面，他们是农民。要承包责任田，辛勤耕种土地，缴纳各种税费，以此维持家庭的生计，获取生活来源。农活的繁重并未让他们放下教育的责任。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教师。在简陋的乡村学校里，他们承担起教书育人的重任。待遇低教学任务重，他们却毫无怨言。用自己虽不算系统扎实的知识，为乡村孩子开启知识的大门。他们教授语文、数学、音体美等多门课程，一个教师兼授几门课程，既是班主任又是代课老师，还常常要做学生的思想工作。这些民办教师收入微薄，主要依靠工分和村里的一些补贴，与公办教师的待遇相差甚远。但他们怀着对教育的满腔热情坚守岗位，如同鸡肋虽然食之无味，但有不舍丢弃，苦苦煎熬，其目的就是期望能获得转正，成为正式的国家编制公办教师，从而改变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更希望在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里继续为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后来这批特殊群体民办教师都陆陆续续转为公办教师，得到一份应有的回报，乡村民办教师的奉献为乡村教育事业奠定了基础，也培养了许多人才。虽已成为历史，但七八十年代的乡村民办教师，以他们的坚守与付出，永远值得铭记。

八十年代初，中国社会处于急剧转型的变革时代，在广大农村犹如一个被时代巨轮推动着的巨大变革场。土地承包责任制如同一阵春风，吹进了广袤的乡村田野。农民们开始在自己分到的土地上辛勤耕耘，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对新生活的憧憬与希望。土地成为农民最珍视的财富，大家起早贪黑地劳作，田间地头满是忙碌的身影，农民积极性极大地调动起来，整个乡村都沉浸在一种前所未有的活力之中，开始逐渐改变乡村的面貌。

与此同时，中断多年的高考恢复。这一招生政策的改变犹如一声惊雷，唤醒了无数城乡学子心中深藏的梦想。在城市里，学校里弥漫着浓厚的学习氛围，图书馆、自习室常常人满为患。无数渴望知识改变命运的年轻人，在灯下苦读，他们的目光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对理想的执着追求。高考的恢复，让知识的价值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凸显，也让整个社会形成了一股尊重知识、崇尚学习的热潮。

但走进乡村学校，却是另一番不同的景象，大部分农村孩子懂得通过高考这道门坎，就能走出农村，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去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然而，在这充满希望与活力的大背景下，却也存在着令人痛心疾首的现象。在乡村里，不少孩子仍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课堂纪律松懈，孩子们对老师缺乏应有的敬重，对学习的意义丝毫不理解。在学校的课堂上，上课交头接耳、打闹嬉戏的场景时常上演，全然不顾课堂秩序。老师们的苦口婆心，在他们听来仿佛只是耳边风，懵懂无知的脸上似乎并没有激起太多的求知欲望。根本没有意识到学习对于自己未来的重要性，学习在他们的生活中仿佛是可有可无的一件事，所以是辍学现象普十分严重。

记得，一九八0年学校新的学期初一招生100名，分两个班，我代一个班兼语文老师， 半学期还没有下来，学生就辍学一半，只得把两个班合并成一个班，

辍学，对于今天的孩子来说，或许是一个难以想象的词汇，但在那个年代所辍学现象十分严重，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有的孩子因为家里兄弟姐妹众多，父母无力承担所有人的学费；有的则是因为家境贫寒，连最基本的学习用品都买不起，更别提支付学费和书本费了。在这样的环境下，许多孩子对学习的热情逐渐被生活的艰辛所磨灭，他们开始觉得，与其在学校里读书，不如早点帮家里分担，成为家中的一份劳动力。更重要的是教育资源的匮乏也是原因之一。乡村学校的硬件设施简陋，教材和教学设备陈旧过时，无法提供与城市相匹配的教育内容。教师队伍建设也相对薄弱，许多老师缺乏专业的培训和教育理念的更新，教学方法陈旧，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还有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实施也对教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重农轻学的思想根深蒂固，家家户户承包了责任田，种粮积极性空前高涨，读书也不一定，能考上，还不如早点回家帮忙干活，这样的观念在一些家长的心中有很大的市场。很多家长自己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甚至有的家长本身就是文盲，不懂得教育的意义和价值，也就无法正确地引导和鼓励孩子学习，我任教十年来，从没有见过家长来学校与老师交流了解自己孩子学习情况，而且把老师找家长视为对学生一种惩罚。

回首往事，八十年代初的乡村教育充满了矛盾与挣扎。土地承包责任制和高考恢复这两件大事，在不知不觉改变着乡村的命运走向，旧的传统观念仍然像一张无形的网，束缚着一部分乡村孩子的发展。在我高渠任教十年来，有美好有伤心，也有刻骨铭心的记忆，记得有两件事对我的教育工作带来很大的影响， 教学态度有了很大转变，以至后来失去教师热情离开教育岗位，转行在其他文化行业。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我代这个初一班，一天下午上课时，突然有四、五名住校学生不在课堂去向不明，没有任何征兆，当时引来我和李秀英校长一时不安，一直等在下午开饭时，这几名学生拖着疲惫的身体出现在饭场吃饭，一 询问才知原来他们在附近冯渠村砖场打工去了，这还是一件新鲜事。在校学生违反纪律私自逃学打工还是前所未有的事，一則影响不好，二則安全谁负责？那些村民使用廉价的未成人做工也是犯罪行为，这些违法的事村民全然不管，愚昧至极。作为班主任的我和校长对这几名学生进行批评教育和规劝，这几名学生接受了批评并保证在不去砖场搬砖了，总以为事情结束了，可是没想到这几名学生第二天下午照样砖场搬砖去了，小小年纪如此执拗，当面认错背过老师依然我行我素，而且在搬砖回家路上和另外一个学生打了一架，这些事恰巧被本乡教育专干杜宏章遇见了，杜宏章十分生气来到学校把校长和教导主任王克保批评了一顿，你们的学生有数吗，校外打工打架你们都不知道……。校长十分恼火，说好不去搬砖了，怎么又犯了。再次对几名学生叫在办公室严厉批评，有几名学生还算灵活接受了批评保证再不犯错，只有和我同村学生姬×泉，不言不语，来一个无声对抗，这让老师们很为难下不了台，我说既然你不言不语，你回去找家长去吧，说完姬×泉一个向后转，回家找父母了

他母亲一听大为恼火，没有了解情况原委就开始排侃了。从村里出发一路排侃叫嚣，一直叫嚣了十五华里来到学校。李秀英校长接见他，给他讲明了情况，告诉她在校学生逃课打工既违反纪律影响不好，又存在安全问题，这位老母亲，唠唠叨叨大半天，就两点意思，我五十岁才生得一个儿子，家里很疼爱，第二个意思，我们娃娃可怜的缺点钱，想挣两毛钱。校长给她讲了大半天，她一点也听不进去，校长很无奈地说，不早了，你早点回去吧，给你说不清楚，孩子明天来上学吧！这件事就结束了，教育专干又对砖场负责人给予警告，不允许雇佣学生做工

第二天，姬×泉来上学了，既然来了就坐在教室好好上课做作业，结果上了一节课，带着书包行李回去了，也不知道啥原因，后来传来她母亲的话，我们娃娃到学校，谁也没有搭理，娃娃没有脸面，所以我们娃娃不念了，这就纳闷了，学生违反纪律，不做检查，家长还要争有理，作为学校也就不在追究此事了，你就正常上课，难得还让老师举行欢迎仪式吗，只能用愚昧无知来形容。

还有一件事，我带的这个班艾姓的女生和另一个班冯姓女生经常闹矛盾，一次在放学路上骂仗，这件事反馈在学校，我想学生之间闹点矛盾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我就把艾姓学生叫在办公室进行规劝和教育，那位冯姓学生是另一个班的，我也不能越线批评人家，后来这两位学生还没有停止吵架，以至发展到两面家长参乎进来，由孩子的矛盾引起家长矛盾，为此艾姓家长跑到学校找我的麻烦，说我批评了他们的孩子，偏袒了冯姓孩子，真是不可思议，家长应该配合学校教育自己孩子和睦相处，团结友爱，怎能给孩子的错误行为站台呢？后来这位艾姓学生对我产生了恨意，在路上写一些侮辱性语言骂我，我知道此事也没有理究，因为愚蠢的行为很难教化醒悟，讲在多的道理反而适得其反，更胆怯的是后面站着厉害的家长，我为了息事宁人，选择了沉默，只能靠时间消除误会，后来不知道那来的流言蜚语，说我和冯姓学生有暧昧行为，传得满城风雨。我就纳闷了，学校巴掌大一点地方，集体办公睡觉 ，哪有空间去谈情说爱呢？人言可畏。

我有点厌倦，失去乡村教育的初心， 1989年，我找人改行转入榆林文联，做点文化工作，正合吾意。

高渠乡村教育十年，在人生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一瞬，但于我而言，却在乡村教育的这片土地上度过了意义非凡又五味杂陈的十年。

这十年，有感动，那些质朴的孩子们，用纯真的眼睛里满是对知识的渴望。他们在简陋的教室里认真听讲的模样，课间围绕在我身旁问问题的热情，还有那为了一块橡皮、一支铅笔分享时的懂事，每一个瞬间都如同一束光照亮我的心，让我感受到教育的意义。

这十年，有心酸。教学资源匮乏，为了给孩子们准备一堂生动的课，绞尽脑汁翻找资料，孩子们的家庭情况参差不齐，有些因为家庭困难面临辍学，我苦口婆心劝说，却也有无力感；还有那一份份微薄的薪资，支撑着生活的艰难与理想的重压。

这十年，有遗憾。由于条件的限制，很多孩子没能接触到更丰富的知识和广阔的世界；我本想让每一个孩子都能绽放光彩，可还是有孩子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发挥出自己的潜力。

后来，我决定改行做文化工作。告别讲坛。这十年赋予了我太多，那些感动成为我心中永远的力量，心酸和遗憾也成为我人生路上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