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研究—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创立

涧滨

继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分别在上海、北京、湖南创立共产主义小组，各地共产党组织似星星之火，迅速燎原，武汉、济南、广州、海外等地也相继成立共产主义小组。

一、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创立。

1918年3月，董必武担任了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的秘书，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战争。1919年1月27日夜，靖国军唐光明部突然枪杀了蔡济民，董必武于是匆忙赶往上海，向孙中山汇报事件经过。

董必武，1886年3月生于湖北黄安县（后改为红安县），是中共“五老”之一，原名贤琮，号璧伍。有人说必武是他从事秘密革命活动时的化名，包括叶永烈在《红色的起点》一书中也采用了这一观点。但据考证，这是不准确的，因为他改名为必武是在1903年，当时他才17岁，刚考中秀才，那时的他，可能还不知道革命是何物呢。他取名为必武，与革命的关系，有可能纯粹是巧合。

董必武在上海期间，认识了刚从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归来的李汉俊。李汉俊也是湖北人，与董必武是老乡，二人一见如故。

李汉俊是后来成立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重要成员，他在日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与董必武谈列宁，谈马克思主义，并借给董必武日文版的《资本论入门》，让董必武阅读。董必武很快就从三民主义者转向了马克思主义者。

董必武回武汉后，筹集资金，创办了私立武汉中学，这所学校后来成为武汉的红色据点。该校英语老师陈潭秋成为了董必武的密友。

1920年初秋，董必武收到李汉俊从上海寄来的信。李告诉董，上海已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希望董必武在武汉也建立共产主义小组。

董必武找陈潭秋商议，陈潭秋当即表示，愿与董必武一起着手创立武汉共产主义小组。

两人成立一个小组，有点势单力薄，于是又吸收了包惠僧等二人，打算成立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

就在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紧张筹备之时，陈独秀又派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刘伯垂来武汉，指导成立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事宜。

刘伯垂是同盟会老会员，曾任孙中山的广东军政府高等审判厅厅长。1920年秋，刘伯垂从广州经上海回湖北老家，在上海，陈独秀发展他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并让他回湖北后，联系董必武，在武汉创立共产党组织。

刘伯垂到武汉后，约董必武见面，转达陈独秀的意见。董告诉刘，武汉共产主义组织已经筹备得差不多了。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刘伯垂主持召开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当时叫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后改名为中国共产党武汉支部）秘密会议，推举包惠僧为书记，陈潭秋负责组织工作。

为什么当时没有推举董必武为书记？有传言说，是董推举的包惠僧，一来是因为董必武事务较多，时间上不允许；另一方面，因为包惠僧当时是记者身份，有利于小组活动的开展。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就这样正式成立了。

二、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创立。

1919年10月，山东省议会议员王乐平组织成立了一个齐鲁通信社，附设一个卖书部，推销《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书籍，在山东播撒马克思主义。

王乐平由于销售《新青年》等书籍的缘故，在北京时与陈独秀相识，并与陈独秀有过多次信件往来。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陈独秀曾致函王乐平，建议他在山东建立共产党组织。

王乐平虽是进步开明人士，但他本人是中国革命党（中国国民党前身）党员，所以他不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更不愿意出面组织成立山东共产党组织。但他并不反感成立共产党组织，于是，他将陈独秀的信转给了自己的远亲、同乡王尽美。

王尽美生于1898年，天生一对大耳朵，人送外号“王大耳”。1918年，他20岁时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读书，于是有机会听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呼喊声。

一年后，五四运动爆发，王尽美成为山东学生运动的领袖。

1919年下半年，王尽美作为山东学生代表，去北平与北京大学学生会联系，他见到了北京大学学生会罗章龙等人。在罗章龙等人的影响下，他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并迅速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

王尽美收到王乐平转来的陈独秀的来信后，就思考着要如何创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就在这时，远在北京的李大钊，在北平创立共产主义小组后，指派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当时任北平《劳动报》的编辑陈为人，来到济南，找到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商议如何在山东创立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都关注着山东呢。

1921年初，在陈为人的协助下，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秘密成立了。成员包括王尽美、邓恩铭等人，王尽美任小组负责人。

三、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创立

1920年9月，共产国际代表、俄共（布）党员斯托诺维奇，被维经斯基派往广州，打算在广州协助建立共产党组织。

给斯氏当向导的是黄凌霜，就是那位曾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后来又退出的。黄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者，所以，黄在广州给斯氏介绍的，都是一些无政府主义者。

在那个年代，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同行，都高举反军阀的大旗，都要求民主。但是无政府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建立共产党组织，因此，斯氏在广州创立共产党的计划落空了。

但广州共产党组织创立的脚步并没有停止。1920年夏天，北京大学学生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毕业了，他们都是广东人，毕业后他们回广州。途经上海时，他们去拜访陈独秀。

虽然他们在北大时，谭平山参加过“新潮”社，陈公博和谭植棠并未参加过任何学生组织，但陈独秀、李大钊和《新青年》，还是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还是在他们心里播下了种子。而这一次路过上海，陈独秀再次对他们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宣传，从而坚定了他们马克思主义观点。

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三人回到广州后，创办《广东群报》，创刊号于1920年10月20日出版，创刊号上，他们约请陈独秀写了《敬告广州青年》一文。

《广东群报》出版之后，在广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久之后，三人觉得，只有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主张，才符合当下中国的实际，三人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于是成立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就在这时，陈独秀来到了广州。

1920年12月25日，陈独秀应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再三恳请，来到广州，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大学预科校长。

陈独秀来到广州后，立即与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商议创建共产党事宜，并与共产国际代表斯托诺维奇见了面。

在陈独秀的主持下，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了。陈独秀亲自担任书记，后改由谭平山担任，陈公博负责组织工作，谭植棠负责宣传工作。

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就这样成立了。

四、海外共产主义小组的创立

（一）旅日共产主义小组的创立

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周佛海是暑假期间从日本回国，在上海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之后他就回到日本，继续留学。

不久之后，同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的施存统（音乐家施光南的父亲）也来到日本。他找到周佛海，因二人同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就商量着决定成立旅日共产主义小组。

二人写信向陈独秀汇报情况，陈独秀随即回信同意，并指定施存统为小组负责人。

旅日共产主义小组是所有共产主义小组中最小的一个，只有施存统和周佛海两名成员。

（二）旅法共产主义小组的创立

1920年12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创立者之一的张申府，应邀前往法国里昂中法大学任教。途经上海时，陈独秀交给他一个任务：在海外留学生中发展共产党员。

张申府在去法国的轮船上，遇见了天津学生运动领袖刘清扬，刘清扬当时正去法国留学。由于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创立之初，李大钊、张申府就想将刘清扬发展成第三个小组成员，当时被刘清扬拒绝了。

再次遇见刘清扬，张申府也就再次向刘清扬宣传起马克思主义。

到法国后，1921年1月，张申府发展刘清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与她结为夫妇。后来，他们遇见比他们早半个月到达法国的周恩来。由于刘清扬曾是周恩来组织的觉悟社的骨干成员，与周恩来十分熟悉。于是，1921年2月，张申府和刘清扬夫妇作为介绍人，发展周恩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青年周恩来

不久以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赵世炎、陈公培二人前往法国，经陈独秀介绍，二人去见张申府。于是，张申府、周恩来、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五人，成立了旅法共产主义小组，张申府任负责人。但当时小组是没有正式名称的，“旅法共产主义小组”是后人统一称呼的。

（未完待续）

整理于乙巳二月十六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