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时记忆中的上海打浦路

双湖闲云

法租界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虽然迭遭战乱，极不安定 ，然而在家人的呵护下，我却度过了近十年相对自由自在的童年。

我很幸运，出生在上海时，除了父母亲，我还有两个疼爱我的哥哥和一个姐姐。那时，他们三人，大哥大姐都已成年，最小的二哥也巳经十一岁了。

二哥告诉我，1940年，我出生在一个简易的工棚里。那地方有当时闻名上海的跑狗场，位置在白佗罗路。后来，到上海玩，在宋庆龄故居旁边，二哥还特意指给我看了看，说，你就在这儿出生！

原来，初到上海谋生的父亲，一直在这地方为法国人打工。它是上海有名的法租界，在这里，中国人是没有任何任何自由的。

五十二支弄

我出生后不久，他们便带着我从法租界工棚里搬出来，在打浦路53弄52支弄落了户，在上海争得了一席之地。

从记事起，两三岁光景，我的记忆就定格在52支弄这个狭长的弄堂里。

它从打浦路53弄的52号起折向左边，一字排开向南延伸，俨然象一条打浦路的侧翼长龙。

人们在这里忙碌着，好象夜晚也不停歇。不少人家虽然靠蹬三轮送客为生，可是也很少有自巳的三轮车，上班全靠租借。于是一部三轮车，轮流倒三班，竟可以日夜使用，真是作到了人歇车不停。上班的，下班的，相互交接，有条不紊，大家互动互助，人流潮起潮落。热闹非凡。

别小看这小里弄的繁忙，正是它在不断地滋养着和发展着打浦路的步步繁荣。

这小弄堂也是上海诸多小弄堂的缩影。虽然他们也各自都有自巳的发展史，但是有一点很相似，住的大多是外地来上海打拼的贫苦农民。

就说我们这个家吧，就是自1931年苏北大水灾之后，全家人在上海谋生，付出十年多汗水的结晶，其中的艰辛是难以想象的。

而52支弄，就是由象我父亲这样的一些苏北农民不断粘连结集，一步一步发展壮大起来的结果。

由此可见，上海的发展和繁荣，这些外来人口，功不可没。

不过，在这里，还是在我的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永久的伤痛。

因为生计，大人们白天都要出工。我们家也不例外。

那时在21号，我们这个家里，往往只剩下我和小弟两个人，小弟刚满周岁，还在摇篮里，我才不过比他大两岁。 按我哥哥姐姐排序，我行四，小弟行五。当时我和小弟都还没有名，我叫小四子，小弟就叫小五子了。大人们不在家，这照顾小五子的任务就自然落到我的头上了。

我能作什么呢，只能摇摇篮哄小弟睡觉。有一天，我左哄右哄，小五子就是闹。我就把摇篮拖到门外，在门外摇，摇着，摇着，小五子居然不闹了，后来，左摇右摇竟不见小五子醒来。对过邻居杨奶奶见状惊呆了，她立即设法通知了我妈。

妈妈回来了，我立刻向妈妈回报:。我说；“妈妈，小五子睡着了，摇不醒了。”妈妈好象早巳知道，她快步走向摇篮，但早巳泪流满面。她仔细看了看，又认真地摸了摸小五子冰冷的身驱，自已早巳经泣不成声了。

妈妈这时撫摸着我的头，对我说：“四子，小五子走了”！我当时也吓傻了，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呆若木鸡！

此后，再也见不到小五子了！

我后来才知道，小五子感冒发烧巳经好几天了，在那个时期家里人能饱腹就算烧高香了，这样的事，真是无力回天！后来还听说在我之前，巳经夭折几个小生命了。

此后，家里小人只剩下我一个了，父母亲和哥哥姐姐们都对我另眼看看待，疼爱有加。 小五子走后没几年，二哥也成家了。人口多了，又发展了一处新家，这52支弄21号就让给了已经岀嫁的姐姐住了。

五十三弄

新家在53弄。那是一座面南的两层高的两间半门面房。

小楼底层门面房挂上了公盛记米店的招牌，它和三叔的打浦路上的公兴记米店相比，路段较差。父亲和大哥主持着门面生意，二哥好象刚成年，也巳经蹬三轮送客挣钱了。那可是我们家在上海发展比较好的时期。

楼房北面还有两间平房，它可是全家人的主要活动场所，是大客厅，大饭堂，当然也有父母亲和我的卧室。两位哥哥和嫂子的卧室则在小楼上，各家一间。余下的另外半间临时闲着，放放车西。

平房和楼房紧挨着不远，家里人把它连接起来，便自然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庭院。

平房是先于楼房兴建的。在它的西北角有父亲主持和邻居们共同开挖的一口井，当时那就是宝贝。

53弄附近虽然有个卢湾自来水厂，但吃用水还是使人限于困境。因为那会儿不可能家家都装有自来水龙头，再说穷人也装不起。

53弄的很大范围内只有一个供水站，大约在30支弄。仅有两三个供水龙头供水，还收费。所以这口井便成了我家和周围邻居的香饽饽。

小院子西边竹片门白天从来不关，为的是方便邻居取用水。拎桶打水的络绎不绝，洗衣，洗莱的川流不息。围着井台忙碌的人群、亲切地打招呼，寒喧，使井台边成了聊天处所。可热闹了。

小院子热闹非凡，平房里也并不冷清。经常有人光临。后来，我才知道，这些人大部分都是顾家舍顾氏的一脉同宗，来往密切的要数仁山大叔，偕大叔，仁和大叔以及他们在上海的孩子们。还有姨亲，表亲等人。因为宗亲多，几乎天天要接待客人。更有甚者，一位姓田的表叔，吃住了几个月才离开我家。

后耒，我到上海作客，每每提到父亲，上海的宗亲们和邻居总是赞不绝口。

打浦路

这个时期家里唯一的闲人就是我了。五六岁了，逛五十三弄，逛打浦路都已不在话下。 五十三弄没啥好玩的，我就逛到了打浦路。

打浦路是一条 南北走向的小马路。和弄堂不同的是，多了些商铺，当时一点也不繁华。倒是最北边的打浦桥有点象苏北的大集，那是母亲带我去的，那儿有仁偕大叔的布滩，对此，我也没兴趣。

在打浦路上我只钟情于一个小茶館。上海当时叫老虎灶，就是供应白开水的茶水房，老板在楼上还开了一大间茶馆。

别人进茶館是要付费的，可是我例外，因为我不要座，不喝茶。和老板混熟了，也就成为这里的常客。是什么吸引了我？因为这茶館雇有说书先生。

先生说的书，声情并茂，感人至深。待到结尾处的那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腔调，那畄下的悬念，让你听了非上瘾不可。于是，早半天，家里常常不见我人影。家里人只要找到这里，我准在。看我没出什么事，也便听之任之，不加过问了。

再有一个去处，我很迷恋。那就是打浦路上多处摆放的小人书书滩。选择一本小人书（连环画）可以享有一张小凳子，坐下来慢慢看。竟使我如痴如迷，爱不释手。

这件事也形成了习惯。究其原因，还是听书的连锁反应。比如听书的内容是杨家将，我就选关于杨家将的小人书看。当然，后来爱上了它，不管什么内容，只要没看过，就一定都拿来看。

为此，我把妈妈，姐姐给我买糖果的钱都送给了小书摊。有时候，入了神，连吃饭的时间到了也回不了家，急得家人到处找，当然也免不了挨些骂。

除了茶館，小书摊。当时打浦路上的一些店铺，我们这些孩子是漠不关心的。三叔的米店太干净，也不是我的去处。可是有些地段我还是喜欢去逛的。

当时打浦路的南端，还有些空旷地，连死人的骸骨都未清扫，具有明显的乱坟冈迹象。但它却给我们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小小的游乐场。孩子们不约而同地到了这里，打橡皮筋，跳格子，打菱角，玩瓦球，玩得不亦乐乎，觉得到了一个自我放飞的自由世界。

在这里，我结织了许多玩伴，许多人名字都叫不出耒，因为当时连我也没名字，我们不定期相遇，也不管他姓张姓李，玩累了各自回家。

其中有两个同伴，我还有印象。一个是53弄隔壁邻居家的小女孩，和我差不多大岁数，名叫九女，几乎天天见面，所以忘不了。

另一个就更有意思了，叫不打不相识。为了争打瓦球的地盘，各不相让，竟互相用死人骨头作武器打起来了。后经路人呵斥，才各自罢手回家。此后，我便畄意了他。他也住在53弄，靠近打浦路这头，常喜欢说他是杨家将的后代。喜欢戴一假面具，玩木棍木刀。此后，上打浦路，路过他家，没事也跟杨小三学几手，甩甩转转小棍子。想象中那就是武术，其实不过是又多一个项目的玩伴而已。

那几年，我总是小船不扰岸的在外边玩。家里人都惯着我。父亲虽然严厉，当我忘记回家吃饭时，顶多大声呵斥几句而已，却从没伸手打过我。母亲更是慈祥，一味护着我。有些小事，连哥姐们也似乎让着我一点。要知道父亲当时是一家之主，哥哥姐姐们成家了，在他们面前也只能是唯唯诺诺，而父母亲对我却毫无约束，我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但我不打架生事。

塾館

八九岁的时侯，父亲把我送进了私塾。这就好象一下子把我关进了笼子。

塾馆离家不远，好象就在30支弄那范围里。一大间房子里，迎门正中放着一张小方桌，一张木椅和一摞书，还有一方戒尺。小方桌和椅子是先生坐着讲书时专用的讲台。

进入学館首先要做的是拜先生，那是要行叩首大礼的。父亲领我拜完先生，就算将我托付给先生了。这也意味着正式成为先生的弟子了。

这时候。我便有了名字。按宗谱为“德”辈，名字用了一个“盛”字，意取米店的字号，再加上前面的姓就是我的大名了。不过，那时这名字只在学堂里先生用，平常大家包括家人都叫我小四子。我觉得这样叫反而更亲切些。

那一摞书么并不完全是教给我们的，是先生自巳读的，四书五经之类的，教给我们的是幼儿启蒙读物——民国识字课本和三字经，之类的。戒尺是专门用来惩罚顽皮学生的。

先生讲课谓之点书，而是一个人一个人地点，只教汉文，没有什么数理化之说。所点之书，根据各人情况有长有短，能接受多少点多少。任务就是认字，写字，默字，此外背诵一些规定的语句。

先生点课时，除教认字外，高兴时还附带讲些儒学经典和一些历史地理自然等掌故。这不作要求，听听就行。

而我们很现实，只接受汉字认和写以及默。因为这是硬任务。完不成的轻则站墙壁，，重则要挨打。那戒尺又长又厚，专打手心，三两下就让你手掌红腫，疼得难受。

先生姓陳，父亲说是我们家叔伯姑爷，人很温和，但教书很严厉。塾馆里常有同学挨打。这自然使我学得战战竞竞，心生畏惧。

因此，至于先生交待的任务，我一点也不敢掉以轻心，每每都能基本完成。

不过，因为仍然贪玩，还是挨了一次打。

在塾馆里是没有什么上下课之分的，要方便的话需老师批准，拿方便签，（那是一块竹片）而且只许一个一个出去，不让两个以上的人同行，并且还有时间限制。

有一次我出去方便，碰见53弄杨小三，两人切磋了一会，竟忘了按时回塾馆。先生也没说什么，只是罚了我站。

我觉得先生也并不坏，于是又开始放纵自已了。但是，有一次他就不客气了，我抄的书错字连天，气坏了先生，笫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他让我尝受了戒尺的滋味。手心被打得红腫了老高，疼也不敢哭一声。

回家后，我向妈妈诉苦，哭喊着不想上学了。谁想竟遭到一向温和的父亲严厉呵斥，他氣愤地要拿家什打我。吓得我躲在妈妈身后，再也不敢提不去学堂的事，乖乖地继续上学去了。

在塾馆跟先生学了一年多光景，谁想先生却辞馆不教了。

此后，父亲便作了我的家庭老师，教我读百家姓，尺牍（学写书信）但他更擅长教珠算，跟着他，日复一日，什么小九九，百字图等都难不倒我了。

况且，先生教我认识了千把字，我已经能捧着小说书看了，尽管阅读中还存在拦路虎，我还是坚持抱着啃。看后，也能揣磨着复述个七大八。从此，这一生竟和小说以致所有的读物结下了不解之缘。这种爱好，一直持续到晚年。

长船

这几年，祖母也在上海，她总担心战乱伤着她，吵着想回乡。我家米店也因时局不稳关了门，门面房出租了。父母亲已无事可干，且已年过半百，他们也着实太累了。

十岁那年春天。老家四叔的带客长船来到了上海。四叔说，乡下土改分给我家七亩半地。哥姐们不为所动，而父亲却动了心思。

父亲请偕大叔作中人，给我们三兄弟分了家，两间楼房归两个哥哥，平房和半间楼房归我和父母。这算是对上海哥哥作了交待。

之后，父母亲变卖了平房，陪祖母领着我跟着四叔的长船，大约经过二十多天才到了老家。这期间父亲给我了一本《精忠说岳》看着，倒也很充实。

从此，我便告别了上海，在农村牢牢地扎了根。

2025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