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简 史 1956.10～1981.10

延伸

写在前面的话

一、时代背景

二、大 事 记

三、社会评价

写在前面的话：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历时25年，涉及千家万户，距今七十年了。7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瞬间，知青的历史却给我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永久记忆。本人有着5年的知青经历，闲赋在家曾编写了几十篇知青作品，受九江市政协文史委编撰《九江知青》的启示，本着“团结，育人，存史，资政”的原则，现将本人作品的信息资料，去粗取精，按时间顺序，疏理成文，以“简史”的形式奉献给知青朋友们。拙文难免疏漏及浅见，敬请各位不吝赐教。感谢Al：“豆包、DeepSeek ”的无私援助与奉献。

一、时代背景

1、借鉴、参照苏联青年垦荒运动的做法

苏联在1954年大规模垦荒运动中，改变了过去移民开荒的办法，而以城市青年为垦荒主体，两年里一共动员了27万城市青年，到西伯利亚、哈萨克移民垦荒。此举既解决了粮食短缺，又解决了城市青年就业问题。1955年4月，团中央代表团访苏时了解到苏联的城市青年移民垦荒运动，回来后就向党中央汇报了苏联的做法，认为“从城市中动员年轻力壮、有文化的青年去参加垦荒工作是有好处的，也是今后解决城市中不能升学和无职业青年就业问题的一个办法”。这个意见得到毛泽东同志的首肯。1955年7月份，团中央向党中央提出《关于响应党的号召，组织青年参加开垦荒地的几项意见》，提出组织部分城市中不能升学和就业的初中、高小毕业生和没有职业的青年参加垦荒工作。当时，在粮食问题非常突出的形势下，这个意见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当时最著名的有3个垦荒队：北京青年垦荒队、上海青年垦荒队、温州大陈岛青年垦荒队。其中，北京青年垦荒队是中国第一支青年垦荒队。

2、解决城市就业问题

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城市中小学毕业生数量逐渐增多，就业问题凸显。当时，国家经济以农业为主，工业吸纳劳动力能力有限，城市就业岗位不足。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城市无法为大量的初、高中毕业生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而农业生产对劳动力有较大需求。

3、社会主义建设理念

基于社会主义建设中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以及脑力与体力劳动差别的理念，鼓励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将知识与劳动相结合，推动农村的发展。

4、调整城乡人口分布

当时中国城乡人口分布不均衡，城市人口增长过快，而农村地区缺乏有文化的青年人才。国家希望通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引导一部分城市青年到农村去，以缓解城市人口压力，同时充实农村的人才队伍，促进农村的发展。

5、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当时的教育理念，强调知识青年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认为青年学生只有到广阔的农村天地中去，参加生产劳动，了解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才能更好地锻炼成长，将书本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培养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感同深受体验基层社员的生产与生活，奠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基础。

6、备战备荒的战略考虑

60年代，国际形势严峻复杂，中苏关系恶化，存在战争威胁。将部分城市青年疏散到农村，有助于减少城市在战争等紧急情况下的压力，同时也能让知识青年在农村为备战备荒贡献力量。国家需要加强战略后方建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特别是到边疆地区，也有充实边疆、巩固国防的战略考虑。

二、知青上山下乡大事记

　　（一）1956年

“上山下乡”一词最早见于1956 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 《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这个概念，这也成了知青上山下乡开始的标志。真正意义上的上山下乡始于1955年，为缩小城乡差距，这年的8月9日，北京青年杨华、李秉衡等人向共青团北京市委提出到边疆去垦荒， 11月份获得北京团市委的批准与鼓励，随后引起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星荒的热潮，毛主席发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

垦荒运动兴起：团中央组织城市青年远征垦荒，如贵阳青年自发成立垦荒队赴丹寨农场，成为早期实践。1955年11月29日，時任团中央书記处第一书記的胡耀邦专程來到江西德安县看望从上海下乡的98名垦荒隊員。1956年 1月21日，团中央向浙江温州大陈岛200名青年组成的志愿垦荒队赠送锦旗。

（二）1962-1963年

国家系统性动员：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中央成立“安置城市上山下乡青年领导小组”，提出知青安置以插队为主，强调“长期任务”和“培养接班人”目标。

周恩来推动规划：周恩来提出15年安置计划，将知青工作纳入国家整体劳动力规划，并倡导插队模式。

（三） 1964年1月16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決定 （草案）》指出：“近两年来，各地又有计划有组织地动员了近十万名知识青年到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去落户，更多的知识青年参加了国营农、林、牧、渔场的建设。他们在当地党、团组织的教育和领导下，通过各项生产劳动和政治运动的锻炼，提高了觉悟，学到了本领，在传播文化科学知识、活跃农村文化生活、推广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和进行农业科学实验等方面，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从而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现在，他们中有些人已经光荣地参加了共青团和共产党，有些人已经被推举为社、队干部，也有些人已经成为改进农业生产技术、巩固集体经济和维护国家利益的模范人物，为下乡知识青年树立了榜样。明确上山下乡为“长期方针”，目标包括解决就业、建设新农村和培养革命接班人。 从1962年秋到1966年夏，4年共计下去知青129万，适应了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要求，减少了城镇人口，支援了农业生产和边疆建设 。 地方实践深化：如贵阳市1964-1965年组织多批知青赴郊区插队，强调“三满意”（本人、家庭、学校满意）原则。

（四）1965年10月

国务院知青办（全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成立。国务院知青办的主要职责是具体组织实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安置工作。包括制定相关政策、计划和保障措施，统筹安排知识青年的下乡事宜，如确定安置对象、方式、经费、物资等；协调各地区、各部门之间的工作，推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顺利开展；了解和掌握知识青年在农村的生产、生活情况，及时解决他们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进行总结、评估和宣传等。

（五）1966年5月7日

毛泽东看了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简称《五七指示》)。1968年5月7日以后，中央、省、地、县机关、事业单位开办了数以万计的“五七干校”，干部分期分批参加农业生产劳动，1966～1970届部分大学生到军垦农场、生产建设兵团、五七干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锻练。

（六）1967年11月3日

《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大批学生留在校内闹革命。66、67、68三届学生积压达1000多万人 。 1968年 4月，毛泽东在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分配工作的报告》中批示，要求各部门、各地方、各大中小学面向农村、边疆、工矿、基层，即“四个面向”，及时做好毕业生的分配工作 。

（七） 1968年12月22日

《人民日报》发表著名文章：《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文中引用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400万“老三届”学生被动员下乡。

（八）1969年

战备动员背景：国际形势紧张（中苏对峙），知青被纳入生产建设兵团，强化边疆开发和战备。1969年初 ～1970年 原有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大规模扩大建制，同时新成立了内蒙古、兰州、广州等10个“生产建设兵团”以及西藏、江西、广西的3个农垦师，加上50年代组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国共有12个“生产建设兵团”及3个农垦师 。

（九）1970年5月

中共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军代表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下乡工作的报告。1973年2月，国家计委劳动局提出的《关于动员安置1973年城镇应届毕业生上山下乡的意见》，要求各地准备迎接新的上山下乡任务，兴起新的上山下乡高潮。

（十）1970年10月15日

“文化大革命中期，大学恢复招生并改革，部分高校开始试点招收“工农兵大学生”，自此直至1976年，全国前后共招收7级学员，总计约97万人，据不完全统计下乡、回乡知青约占60%以上。大学恢复招生并改革，源于1968年7月22日，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人民日报》刊载了《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毛泽东亲自写了一段编者按。他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后来人们把毛泽东这段话称为“七二一指示”。

（十一）1972年 12月20日

福建莆田县小学老师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反映知青上山下乡中的困难和问题。1973年4月25日，毛主席在中南海阅读了由王海容转交的一封人民来信。毛主席批示：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一石激起千层浪，毛主席的回信很快在中央引起了高度的重视。 4月29日，周恩来总理主持专题会议，在传达李庆霖这封信的时候，他说：一定要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项工作做好，不能再让主席操心。会后，国务院代表沙风少将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迅速组织了一支由党政军三方结合的工作队70多人，分成了12个调查小组，分赴12个省、区调查全国知青上山下乡的情况，为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召开做准备。

（十二）1970年 - 1973年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锐减，原因是经济“过热”，出现“三突破”，职工队伍迅速膨胀，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大部分留城，部分在乡知识青年也通过招工回城 。 1973年1月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提出采取经济“紧缩”政策，严格控制职工总数增长，城市中学毕业生出路又以上山下乡为主 。

（十三）1973年6月22日至8月7日

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周恩来主持全国知青工作会议，针对下乡条件、生活保障等问题出台调整措施，强调“国家关心、负责到底”。

地方安置转型：如湖南省调整知青安置方式，从分散插队转向集中“知青点”管理。 中共中央转发了 《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提出6条统筹解決办法。同时指出，“今后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主要采取以下四种形式：

1、插队，要适当集中，建立青年点，有条件的也可回老家落户；

2、以下乡知识青年为主，有带队干部和部分贫下中农参加，在人民公社里建立集体所有制的青年队；

3、在土地比较多的地方，单独建立以下乡知识青年为主，有带队干部和部分贫下中农参加，在人民公社里建立集体所有制的农场；

4、到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林、牧、渔场。

（十四）1973年

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下发104号文件。文件标题为“关于黄砚田、李耀东奸污迫害女知青的通报”。文件精神主要是通报黑龙江建设兵团16团团长黄砚田、团参谋长李耀东奸污迫害女知青的案件，以起到警示作用，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同时也要求各地检查知青上山下乡的情况，提出改进措施。

（十五）1973年8月4日

经毛主席审阅，中共中央文件中发【 1973】30号《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正式下发，出台了关于知青返城的政策。文件首次提出，在全国县以上党委建立知青办，保障知青的权利；文件首次把知青招工、招生、征兵、提干纳入国家计划，使知青回城有了计划保障；文件首次从国家层面上提出对知青的特殊政策：病退、困退，顶替。

（十六）1976年12月

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指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1977年的中心任务之一。

（十七）1978年12月12日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 (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全部参加了会议），会议的议题是讨论中共中央正式文件 《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会议纪要》。经过充分讨论，政治局集体一致通过这一纪要，纪要的一开篇，就对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做出了全面的评价。原文如下：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党中央号召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的，成绩是主要的，是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联系在一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全国1700多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在农村三大革命’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提高了觉悟，做出了贡献。” “他们把文化科学知识带到了农村，成为农业战线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在开发边疆和山区、建设草原和林区、建立粮食和橡胶基地等方面，做出了可喜的成绩” “特别是在保卫边疆斗争中立下了功劳。”

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提出“逐步做到不搞现在这样的知青上山下乡”，明确城乡统筹就业方针，允许知青返城。 返城高潮：1978年底至1980年，通过病退、顶替等政策，全国知青大规模返城，各地知青办陆续撤销。

（十八）1977年底

党和政府决定恢复高考，大多数在农村的知识青年想方设法回到故乡，准备复习参加高考。一些人坚持在农村边生产边复习。考上大学的

1977级、78级、79级三届大学生中，下乡、回乡的知青比例比较高，他们是极具特殊意义和时代烙印的群体。见证时代转折，阅历丰富，是知识复兴的推动者、社会发展的贡献者。

（十九）1978年冬天至1979年春

云南西双版纳农场部分知青以罢工、绝食、卧轨、到北京上访请愿的形式将他们要求回城的诉求表达出来，使得中央感觉到问题的紧迫性，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国务院批准了知青办一个“六条办法”的请示报告。

六条具体内容如下：

1、积极办好农场，尽可能地把知青稳定在农场中，这是前提。

2、需要商调回城的，可以参照以往办理病退、困退的规定。

3、城镇职工退职退休后，可以招收其在农场的子女。

4、从国营农场参军的知识青年，从1979年起，退伍复员后可以回父母所在地分配工作。

5、城市招工时，允许到农场商调

本市下乡知青。

6、上海郊区去云南农场的青年，本人愿意回原籍社队，可以允许。

六条办法于1979年1月下旬下发至各省市自治区，知青们得知后闻风而动，返城行动很快从云南蔓延至全国。

（二十）1979年后

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城市，也有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留在了农村 。

（二十一）1980年5月8日，

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提出不再搞上山下乡，10月1日中央基本上決定，过去下乡的知识青年可以回故乡城市。

（二十二）1980年8月18日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上山下乡的青年中，也有不少深入群众、用功学习、很有才干的人。”

（二十三） 1981年10月

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起草了一份 《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起因、发展、失误、教训等若千重大问题给出了基本看法。至此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画上了句号。1981年 国务院知青办宣布撤消，知青上山下乡彻底结束 。

（二十四）1982.10.7

湖南知青萧芸写信，“要求把下乡知青的农龄算入工龄中”。胡耀邦总书记对知青待遇作了批示，国家有关部门着手调查解決知青的工龄问题。”1983年6月，中央365号文件明确指出：知青在农村劳动期间的农龄一律计算到工龄中去。

1985年，劳动人事部发文《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将下乡知识青年的工龄从其下乡之日算起。

三、社会评价

（一）正面评价

1、国际背景应对

在冷战格局下，通过屯垦戍边强化边疆稳定，抵御外部威胁。

2、促进城乡交流

知识青年将城市的文化、知识、新思想带到农村，开办夜校、扫盲班，提高了农民的文化水平，促进了城乡文化交流，激发了农村青年对外部世界的向往和追求。

3、推动农业发展

一些知青积极参与农业技术推广，引进新的种植方法和优良品种，为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发挥了积极作用 。

4、国家战略意义

在当时特殊历史时期，将大量中学毕业生下放到农村，缓解了城市的就业压力，为城市的稳定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被视为解决就业压力、推动农村建设、缩小城乡差距的战略举措，尤其在农业合作化和边疆开发中作用显著。

5、培养艰苦奋斗精神

知青们在农村艰苦环境中得到磨砺，学会吃苦耐劳，培养了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许多人在返程后将这种精神品质带入工作岗位，为国家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 。

6、为改革开放储备力量

强调与工农结合，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部分知青成为农村技术骨干或基层干部。 返城后许多知青成为各行业骨干力量，他们将在农村积累的经验和思考转化为改革创新的动力，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出重要贡献 。

（二）负面评价

1、历史阶段差异

“文革”前与“文革”中的下乡运动在动员方式、政治色彩上差异显著，后者更突出意识形态教育。

2、代际代价

几千万年轻人在本应接受教育、追求梦想的年纪到农村务农，导致他们失去了系统受教育的机会，个人发展受到限制；造成了人才培养的断层，许多人的青春被荒废 。部分农村因安置压力出现资源紧张，返城后亦面临就业困境。

3、生活条件艰苦

知青到农村后面临艰苦的生活条件，如饮食不习惯、饮水困难、居住条件差等，给他们的身心带来了较大压力 。

4、家庭分离

大量知青下乡，造成无数家庭被强行拆散，给知青及其家庭带来了情感上的痛苦 。

5、社会混乱

运动在实施过程中，由于组织和管理等方面存在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各个层面的社会混乱 。

（三）长期遗产

1、文化记忆：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衍生大量文学、影视作品以及反映知青生产、生活的文章，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大、中、小型知青纪念聚会和联谊活动，一些地方相继建起了知青博物馆、纪念馆、纪念碑、纪念公园等，某些个体、地域群体利用信息技术网络建立了知青网站，反映知青生活的复杂性。 知青们成群结队自发的组织返乡省亲，探望贫下中农社员亲人，缅怀青春岁月，回忆奋斗时光，分享乡村振兴成果。

2、政策启示：为后续城乡人口流动和就业政策提供经验，如改革开放后强调市场调节与多元就业。

（四）部分先进典型

根据历史资料，国家层面表彰的知青部分典型人物：

杨华：

1932年生，中共党员。1955年发起组织全国第一支青年垦荒队——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到黑龙江省萝北荒原垦荒。1955年、1959年两次出席全国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荣获“全国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称号、北大荒功勋奖章，被授予劳动模范称号，先后受到多位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

邢燕子：

1958年高中毕业后放弃升学，主动到河北省宝坻县司家庄插队，带领村民开荒、发展副业，成为全国知名的“知青标兵”。周恩来总理多次接见她，称其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榜样”。1964年受邀参加毛泽东71岁生日晚宴，并坐在毛泽东身旁；多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被树立为全国知青学习典型。

侯隽：

1962年从北京高中毕业后主动到河北省宝坻县窦家桥大队插队，成为“扎根农村”的典范。她带领村民科学种田、兴修水利，显著提高粮食产量。周恩来总理亲自关注其事迹，称其为“知识青年的好榜样”；1964年与邢燕子一同参加毛泽东生日晚宴，成为全国知青运动的标志性人物。

董加耕：

1961年放弃北京大学录取机会，回到江苏盐城农村务农，推广农业技术，改善生产条件。其事迹被《人民日报》报道后引发全国关注。1964年受邀参加毛泽东生日晚宴，被树立为“回乡知青”的典型代表；周恩来总理赞扬其“为农村青年树立了榜样”。

薛喜梅：

1968年从河南郑州到郏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插队，带领村民填沟造田、兴修水利，使粮食亩产从300斤增至1400斤。她还组织知青改造荒滩，发展林果业。1979年作为先进知青代表参加全国座谈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其事迹被国务院知青办编入《真实的故事》。

程有志：

1964年高中毕业后到河北涿鹿县温泉屯插队，通过改良梨树修剪技术和培育玉米良种，使当地梨产量翻番、粮食增产4倍。他还推动北育南繁试验，培育出多个农作物良种。当选全国五届人大代表、共青团中央委员，获“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并出席全国科学大会。

孙立哲：

1969年从北京到陕西延安插队，自学成为赤脚医生，十年间在农村简陋条件下完成3000多例手术，救治8万余人次。其事迹因李先念副总理批示而广为人知。1974年被国务院树为“赤脚医生典范”，事迹被全国推广；1978年获“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

柳昌银：

1956年到吉林长白山下插队，培育出7个水稻高产品种，使当地亩产从200斤增至800斤，成为“种子迷”。其品种在全国推广，甚至出口国外。1960年被评为吉林省青年标兵，1978年出席全国科学大会并获奖。

严洪华：

1968年插队安徽肥东县后，研制出“九二〇”农药和“杀螟杆菌”，解决了虫害问题；后又攻克“杀虫双”农药，推动农业无公害化。成果被中国科学院刊物专题报道，1976年当选肥东县委常委，成为科技兴农的典型代表。

高崇辉：

1949年出生于鹤岗高级知识分子家庭，1968年到北大荒克山农场。他从农工成长为排长、连长，被授予坚持下乡、铁心务农模范知识青年称号。1979年获评全国新长征突击手标兵称号，当选全国青联委员等。后来他在上海农垦粮油公司任职，业绩出色。他还为北大荒帮扶困难老知青的基金捐资，出资重修生产队队部等。

吴献忠：

1970年代拒绝清华北大录取，扎根辽宁农村，带领村民脱贫致富。后因政治诬陷入狱，平反后创办企业，成为改革开放初期的创业典型。虽未获国家级称号，但其事迹被广泛报道，成为知青群体中“坚守理想”的象征性人物。

金训华：

出生于1949年，是上海市吴淞第二中学的1968届高中毕业生，1969年5月，在黑龙江省逊克县逊河公社双河大队插队落户。1969年8月15日，逊克县遭遇特大山洪，为抢救国家财产，金训华毫不犹豫地跳入洪水中，最终不幸牺牲，年仅20岁。他的事迹被广泛宣传，成为那个时代的青年楷模。金训华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被授予革命烈士称号。黑龙江省革委会于1969年9月30日发布决定，号召学习他的英雄事迹。他的名字也被列入“中华英烈网”，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先进集体与地区典型：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因毛泽东1955年批示得名，成为全国知青运动的标杆地区，涌现出薛喜梅等大批先进人物。

“铁姑娘队”：多地组建的女子知青劳动队伍，以高强度劳动和奉献精神著称，如山西大寨“铁姑娘队”。

这些典型人物和集体体现了知青群体在不同领域的贡献，包括农业生产、科技推广、医疗卫生等。他们的表彰多通过全国性会议、媒体报道及领导人接见实现，部分被写入国务院知青办编撰的《真实的故事》等官方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