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州十年

1968

我是1979年10月从杭州中村去到湖州；于1989年11月从湖州回到杭州留下镇。在湖州整整十年。

去湖州，很意外；回杭州，很突然。

决定我去湖州，我还在河南老家探家呢。我女儿1979年8月15日出生，9月15日满月，我休假回家办满月酒。办好满月酒，还想在家多待一段，我就给团参谋长（郭海水）写了封信，要求再请几天假。参谋长立即用电报回复，回复内容很长，不像一般部队里发电报“接电速回”那么简单扼要，而是入情入理的回复，意思是：想请假在家多呆一段时间，本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已经被调动到军机关工作了，而且催的急，团里已经没有权力延长你假期了，望按时归队。

我十月上旬休假期满回到部队的第三天，军战勤处皇处长就坐车到中村，直接把我给接走了。

在军部白雀住到1987年7月，又搬到湖州市区的九八医院。

1989年11月，我在九八医院当政委才两年另三个月，干得好好的，突然就上级领导找我谈话，说是已经确定下来了，让我到一师当后勤部长；大军区次年三四月份要在一师召开后勤工作现场会，好多准备工作都要安排都要做，缺了后勤部长怎么行，要马上报到。

我是慌慌忙忙先去到一师上班，而后再回到九八医院参加医院的欢送座谈会。

这样，湖州——杭州的，来去刚好十周年。

十年里，我经历了张霖、傅全有、李乾元三位军长，平心而论，三位军长对咱确实不错。

我说过几次的，张军长在我是初中生、副营职的情况下，越级提拔为副处；傅军长在战勤处长选拔有三位候选人、我最没有优势的情况下，确定了用我；李军长先见之明的安排了我在杭州安家的问题。

在杭州安家，不是我想出来的，也不是李军长提醒我的。而是李军长劝说了别人，别人在许多年之后告诉我的。

当时配备一师的后勤部长，一师有一位很得力的候选人，后来上级把他提拔到了其他岗位，而让我来了。后来很久以后，那得力的候选人告诉我，他说李军长同他谈过话，说让高东海回一师主要是想让他在杭州安个家。

也不仅仅只是军长们对咱好，政委们对咱也不错。凡正营级以上的人员调整，都是军长政委、军常委一起通过的呢。我从九八到一师，就是军吴铨叙政委利用到九八看病的机会最早告诉我的，是吴政委给我说“已经定下来了”的。后来我去北京上大学，就是军史玉孝政委在担任南京军区政委的位置上亲自拍板的。

军首长对咱都这么好，是不是咱善于走“上层路线”呀？不是，确实不是，绝对不是。

假如要是这样想，不仅仅是贬低了咱自己，简直是太低看了首长们的政治水平。

我们那时候的政治空气，确实是一尘不染和晴空万里。咱从没给首长们提出过任何要求，许多事也根本想不到呀；没有给隔着这么多级别的首长们直接汇报过工作；更不可能送过分文的礼物，不可能会有那样的想法和胆量呢。

咱走的，是光明磊落的“群众路线”、堂堂正正的“品行路线”和尽心尽责的“工作路线”。做好自己、做好工作，其它的，一切由组织上、由首长们酌情。

当时的首长们，也许就是喜欢类似咱这样的一身正气的的共产党的基层干部。

文中图片系作者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