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有学霸 ‍

兰若生春夏

我可是正儿八经的学霸。我上学的时间很早，那还是文革后期，1971年，我就踏入了小学校门。按照当时的规定，我其实还没到上学年龄。多亏了母亲，她和学校的张秀英老师私交不错，走了点“后门”，我才得以提前一年上学。用母亲的话说，就是想让我“多认俩字”。

上学期间，正好碰上1973年两件在教育界影响重大的事儿。一件是铁岭的“张铁生交白卷”，另一件是北京的“黄帅反潮流，破除师道尊严”。现在回想起来，我都还记得课堂上男同学大剌剌地坐在讲台上向老师示威的场景。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学习早已没那么重要，每天不是参加各种活动，就是上劳动课，根本没人在意谁成绩好，谁成绩差。

我们村当时只有小学，上初中得去邻村南庄，那儿离我们村大概三四里地远，得住校，一周才能回一次家。母亲担心我年纪小，照顾不好自己，就让我留了一级。这一留，我的小学就变成了六年制。

没想到，这次留级对我来说简直是命运的转折点。小学刚毕业，1977年国家就恢复了高考。说实话，当时我对高考没啥概念，母亲没上过学，估计也不太懂。但父亲不一样，他在公社工作，应该是敏锐地察觉到了高考的重要性。

时代的浪潮推着每个人前行。上了初中后，学校的学习氛围明显不一样了，考试成绩越来越受重视，成绩好的学生在班里也有了地位。因为学习好，我被老师指定为班长，享受着作为“好学生”的优越感。可突然有一天，父亲要我转学，去邻村丁壁的社办高中。社办高中归公社管，住校的都是全公社各个大队来的高中生，初中班的学生则都是丁壁村本村的。我不明白父亲为啥让我转学，他也从没跟我解释过，更没征求我的意见。

哪个孩子愿意转学呢？好不容易适应了新环境，得到老师的认可和同学的接纳，一下子又要重新开始，搁谁都不愿意。我心里一百个不情愿，可我也知道，自己拗不过父亲。哭了好几场，最后还是乖乖地被父亲送到了新学校。

这所学校不是专门的初中，没有住校的初中生，我只能和高中女同学住一个宿舍，感觉自己格格不入。幸好同村有个上高中的姐姐，能照应我一下，不至于太孤单。但真正让我难受的，是我要去的那个初二班。

班上有四五十个同学，我是唯一转学来的，那种被孤立、被排斥的感觉特别强烈，这让我心里更加抵触。连续两个周末，我一回家就哭闹，吵着要回原来的学校。母亲没办法，把原来学校的校长请到家里，让他劝劝我。

当时的场景我至今都记得清清楚楚。校长坐在我家堂屋的椅子上，满脸怒容，说话的语气里满是不屑：“你以为我们学校是鼻涕吗，想擤出来就擤出来？”这比喻虽然不太恰当，却一下刺痛了我，让我彻底断了回原学校的念头，这事也就此翻篇。

既然没了退路，我便沉下心来学习。听课、写作业、考试，逐渐步入正轨。那时候，教育领域百废待兴，学校老师教学格外认真，各种竞赛接连不断。

在新班级里，我第一次考试拿第一，第二次还是第一，第三次依旧是第一，把同村的同学都比了下去。我成了各科老师眼中的“宠儿”，在各种竞赛中屡获荣誉，同学们自然也不敢再欺负我这个“外来户”了。我记得有一次数学竞赛，数学老师就守在教室外面等我。一考完，他就拉着我对答案，老师脸上的喜悦与我的成绩紧紧相连。

那年的期末表彰大会，让我终生难忘。我一个人包揽了绝大多数奖项，一次又一次地走上领奖台，前前后后有十几次。校长和老师们都激动不已，或许在学校的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这样的“盛况”。我获得的最高荣誉是“晋东南地区三好学生”，要知道，这可是一所村里的高中，在我眼中，晋东南就像是遥不可及的远方。母亲把我的奖状都挂在了家里的炕头上，满满一墙。每天晚上，看着那些奖状，母亲会作何感想，我无从得知。但我能想象，对于一位33岁才生下我的母亲来说，那满墙的奖状，承载着多少骄傲与欣慰。

中考时，我顺顺利利地考上了县城一中。这段学霸经历，是我学习生涯中最耀眼的篇章。这都多亏了父亲，如果没有他坚持让我转学，或许我在原来的学校也会很优秀，但绝对不会有如今这份超越一村、乃至一个公社所有学生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