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惇：北宋铁血宰相

风花雪月我

作者：DeepSeek·喜子

作为宰相，章惇是北宋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物，对北宋政治乃至历史具有深远影响，一生致力恢复“熙宁新法”，修正新政的弊端，使新法得以完善和推行;主持重修《宋神宗实录》。经略湖北、湖南时，发展当地经济，调节朝廷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力主征战西夏，为朝廷开疆扩土作出了贡献。书法造诣较高，代表作有《草堂寺题记》《会稽尊候帖》等。

附述章惇与苏轼的“恩怨情仇”。

北宋铁血宰相的功过人生

一、家世与早年：才俊初显，傲骨天成

章惇（1035年－1105年），字子厚，福建浦城人，出身官宦世家，其父章俞官至银青光禄大夫。据载，章惇乃其父与乳母杨氏私通所生。

章惇年少时便显露出非凡的才华与桀骜的性格。嘉祐二年（1057年），他与苏轼同榜中进士，却因族侄章衡高中状元而愤然弃敕诰不授，次年再考终列一甲第五名，开始步入仕途。其特立独行的性格在青年时期已显露端倪：与苏轼同游终南山时，他独闯险境题字，苏轼惊叹“子厚必能杀人”，预言其敢作敢为，有魄力。

二、仕途与变法：王安石的坚定继承者

章惇的政治生涯与王安石变法紧密相连。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推行新法，章惇因才干受其赏识，历任集贤院编修、三司使等职，成为变法派中坚力量。他主张务实改革，在地方任职时政绩斐然，如平定湖北蛮乱、开发湖南、设立州县等，为江南发展奠定基础。

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驾崩，高太后垂帘听政，旧党司马光掌权，新法遭废。章惇当面驳斥司马光“村夫子之见”，反对割让神宗时期收复的西夏领土，终被贬岭南。直至哲宗亲政（1094年），章惇拜相，全面恢复并改良新法，推行免役法、青苗法，整顿吏治，改革官制，史称“绍圣绍述”。其政策注重财政增收与民生平衡，被后世视为王安石变法的“制度进化版”。

三、铁血执政：军事扩张与党争之殇

章惇执政期间，北宋对外一改绥靖姿态，展现出罕见强硬：

1. 降服西夏：绍圣二年（1095年），西夏五十万大军犯边，章惇命章楶率军反击，收复会州、天都山，歼敌数十万，迫西夏称臣。

2. 开拓西南：元符二年（1099年），宋军攻入吐蕃，将大片疆域纳入版图，并在西南设州县巩固统治。

3. 改良军备：他亲自主导兵器革新，提升军队战力，使北宋一度摆脱“积弱”形象。

对内，章惇以铁腕打击旧党，手段激烈：贬谪元祐党人至岭南，甚至奏请掘司马光、吕公著之墓，虽未获准，却招致“残酷”之名。此举虽出于报复旧党对新党的迫害，但也埋下日后被清算的祸根。

四、与苏轼：从挚友到政敌

章惇与苏轼的关系堪称北宋政坛最具戏剧性的篇章。两人早年因才相惜，结为挚友。苏轼因“乌台诗案”险遭杀头时，章惇挺身力辩“龙非人君独称”，救其性命。然而，哲宗朝章惇掌权后，因苏轼属旧党阵营，将其贬至惠州、儋州，成为苏轼晚年流放的“总导演”。这种政治立场的对立，折射出北宋党争的残酷性，亦显章惇“为政不惜私谊”的冷酷原则。

五、历史拐点：反对立徽宗与悲剧结局

章惇最具远见的政治判断，莫过于反对宋徽宗继位。元符三年（1100年），哲宗崩而无嗣，章惇力主立简王，直言“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然太后执意立端王（即徽宗），此言成为其政治生涯的致命“罪证”。徽宗即位后，章惇遭御史八度弹劾，贬至雷州、睦州，最终于崇宁四年（1105年）郁郁而终。其子孙亦受牵连，南宋时更被《宋史》列入“奸臣传”，罪名包括“尽复新法”“诋诬宣仁后”等，后世争议至今未息。

六、历史评价：毁誉参半的铁血改革家

章惇的历史形象长期被旧党文人抹黑，但近代史家多为其翻案：

功绩：他改良新法，增强国力；开疆拓土，扭转对西夏颓势；识人如炬，预言徽宗亡国。梁启超评其“有才而负气，奸则吾不知也”。

过失：党争手段过激，株连过广；性格刚愎，树敌众多，终致身后被极度污名。

结语

章惇的一生，是北宋变法派理想与党争现实的缩影。他以铁血手腕推动改革，以远见卓识洞察危机，却因政治斗争的残酷与性格缺陷沦为悲剧人物。若其主张得以延续，北宋国运或未可知。然历史不容假设，章惇的功过沉浮，终成一面映照时代矛盾的明镜。

章惇与苏轼

章惇与苏东坡的关系堪称北宋政坛最具戏剧性的“相爱相杀”典范。他们从青年时期的生死之交，到晚年因政治立场对立而成为宿敌，其间交织着才华的碰撞、性格的冲突与时代的裹挟。

一、早年情谊：才子相惜，生死之交

1. 同榜进士，性情互补

两人同为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章惇因族侄章衡高中状元而弃官重考，次年再中一甲第五名，其“傲骨”初显；苏轼则因文采被欧阳修赏识，虽科考名次不高却声名鹊起。两人性格迥异：章惇果敢狠厉，苏轼幽默豁达，却因才华相惜结为至交。

2. 险境同游，肝胆相照

嘉祐六年（1061年），两人在陕西任地方官时同游终南山仙游潭。面对横跨深渊的独木桥，苏轼畏惧不前，章惇却从容走过题壁“章惇苏轼来游”，苏轼感慨：“子厚必能杀人！”预言其日后行事狠绝。另一轶事中，章惇坦腹问苏轼“腹中何物”，苏轼戏答“谋反家事”，直指章惇出身争议（其母为父妾），章惇不以为忤，足见交情深厚。

3. 乌台诗案，救命之恩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诗文被新党诬陷“诽谤朝政”入狱，章惇虽属新党，却力谏神宗：“苏轼乃仁宗所誉‘宰相才’，岂能以诗定罪？”甚至怒斥宰相王珪陷害苏轼，最终助其免死改贬黄州。苏轼致信章惇感念：“平居遗我药石，及困急，又有以救恤之。”

二、政见对立：从挚友到政敌的撕裂

1. 变法立场的分歧

章惇是王安石变法的坚定支持者，主张铁腕改革；苏轼则批评新法弊端（如青苗法、盐法），被视为旧党。尽管早期章惇曾为苏轼辩护，但元祐年间高太后执政、旧党得势后，章惇因反对废除新法被贬岭南，而苏轼被启用，两人立场彻底对立。

2. 权力更迭下的报复

哲宗亲政后（1094年），章惇拜相，开启对旧党的清算。他将苏轼贬至惠州，又因苏轼诗中“日啖荔枝三百颗”显豁达，再贬儋州（海南）；苏辙则被贬雷州。章惇甚至欲掘司马光墓，其手段之酷烈令朝野侧目。

3. 性格与命运的冲突

章惇的刚愎与苏轼的豁达形成鲜明对比：

章惇：因出身阴影与早年挫败，形成“以权雪耻”的执念，掌权后试图通过极端手段巩固变法成果，甚至预言徽宗“轻佻不可君天下”却无力阻止。

苏轼：被贬期间以“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自解，在海南开堂授徒、传播文化，以超然态度消解苦难。

三、晚年纠葛：恩怨未了，历史留白

1. 章惇失势与苏轼北归

徽宗即位后，章惇因反对立徽宗被贬雷州，苏轼则获赦北返。章惇之子章援（苏轼门生）致信试探，苏轼回信称：“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展现宽容，却未及相见便病逝途中。

2. 历史评价的悖论

章惇：被《宋史》列入“奸臣传”，但其军事开拓（平西夏、拓西南）、改良新法的功绩近年被重新审视，梁启超称其“有才而负气，奸则吾不知也”。

苏轼：以文学与人格魅力被后世神化，但其政治理想的天真与章惇的务实形成对照，两人冲突实为北宋党争的缩影。

四、关系本质：时代悲剧与人性镜像

1. 党争裹挟下的无奈

北宋新旧党争的极端化迫使士大夫“站队”，章、苏二人皆无法超然。章惇的报复既是个人权欲，亦是新党集体利益的驱动；苏轼的流放则是旧党失势的必然。

2. 性格决定命运

章惇的“狠”与苏轼的“柔”恰似硬币两面：前者以铁血推动改革却失于人望，后者以豁达化解苦难却难改时局。两人关系的破裂，实为理想主义者与实干家的悲剧性碰撞。

结语：章惇与苏轼的故事，是才华与权谋、友情与立场、人性与时代的复杂交织。他们从生死之交到政治宿敌，最终在历史的尘埃中留下“君子和而不同”的注脚。正如苏轼所言：“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其宽容或许是对这段恩怨最深刻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