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不载陶渊明籍里或与毛俦有关

里文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有许多未解之谜，因而产生许多公案。同时，古人著书历史时，一些不寻常的做法也让后人不知其因，如《晋书》不载陶渊明籍里，打破了自《宋书》以来的因袭，其中或是依据史料，或因编纂疏漏，或为其他原因，总之众说不一，很难定论。不过人们根本不在乎这些意外的变化，仍按照旧说开展研究，试图去还原久远且模糊不清的历史。

图为《晋书》陶潜传

笔者最近偶然读到一篇清乾隆五年（1740）的《鲁班坊记》，由当时一名居住外县的毛氏邑廪生回祖居地续谱时所撰，内容叙述的是现存于江西省宜丰县花桥乡白市村厚埠一座额曰“鲁仙坊”的牌楼，其中有“先澹泉翁父讳俦，登贞观戊子进士，校书宏文馆，供内廷者十有一载，与房梁公元龄相友善，沉毅宏博，深为器重，后参知江南道事”一段文字，引起笔者的注意。笔者身为宜丰县陶渊明研究会会长，肩负拓展宜丰陶渊明文化研究之任，因而对这段文字甚为敏感。经过继续查阅史料，又归纳出五条有关毛俦的历史信息：

1、毛俦在宏文馆任职十一年。

2、毛俦与房玄龄相友善，互器重。

3、毛俦先祖毛宝参与平息“苏峻之乱”。

4、毛俦从河南荥阳迁居今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松湖镇钱洲村。

5、毛俦第四子毛珪从钱洲迁居今江西省宜丰县花桥乡白市村厚埠。

上述以毛俦为主线的历史信息，表面上看似无关联，实际上将它们连贯在一起，再透过史料综合分析，或可用来解释《晋书》不载陶渊明籍里的原因。

图为厚埠鲁班坊

毛俦的人生轨迹详细记录在各地的《毛氏宗谱》里，除此之外，在其它文献中则很难找到相关的文字信息，以至于专家曾经在考证“鲁班坊”的建造年代时，因正史和方志均无毛俦的文字记载而作罢。按《毛氏宗谱》，毛俦字太参，号寿山，河南荥阳人，生于隋大业七年（611）。唐贞观二年（628），十八岁的毛俦取得进士，先任宏文馆校书郎，后升任江南道黜陟大使加参知政事。唐显庆二年（657），因官入籍，毛俦遂携家眷从河南荥阳来到江西南昌，再从锦江逆水而上，迁徙钱洲。自此开枝散叶，尊为钱洲毛氏始祖。

因避康熙和乾隆的名讳，房元龄实为房玄龄，宏文馆实为弘文馆。弘文馆其前身是唐武德四年（621）置的修文馆，征召了房玄龄等“十八学士”前来主持。唐武德九年（626），太宗即位，改名弘文馆，为此聚书二十余万卷。弘文馆置有校书郎一职，掌校理典籍，刊正错谬。毛俦能入职校书郎，应在文献考证方面有突出才能，且与房玄龄相识，结为忘年，互为器重。

又据史料，唐贞观八年（634）置黜陟使，派李靖等十三人为黜陟大使。唐贞观二十年（646）又派大臣以“六条”巡察全国各地，考查官吏，进行奖惩，并了解各地情况。按《毛氏宗谱》，毛俦在出任江南道黜陟大使前，曾任过湖南岳州守，以任职校书郎十一年加上任岳州守职时间，与太宗派大臣巡察全国各地的历史时间相吻合。江南道最初设立于唐贞观元年（627），辖五十一州，其中就有现江西行政区域内的洪州、饶州、江州、抚州、吉州、袁州、虔州、信州等八个州，这些州自然也在毛俦涉足巡察的范围内，也为后来因官入籍和携家迁居洪州埋下伏笔。从《毛氏宗谱》记载的毛俦先后任校书郎、岳州守、江南道黜陟大使等经历分析，时间与事件均与正史记载无抵牾之处，应可信。在江南道巡察期间，对当地历史文献典籍的了解应有较高的兴趣，这个推断，可透过他任职校书郎十一年的经历进行关联获得。

《太平寰宇记》记载的有关陶渊明始家宜丰的《图经》，笔者在之前的《宜丰渊明故里“〈图经〉”说》一文中作过论述，本文不再赘述，其中提出这部《图经》产生于宋初立新昌县（唐初称宜丰）之前的观点。尽管宜丰县在唐武德八年（625）被废，并入高安县，但这部《图经》典籍应还保留在世间。从古至今，关于陶渊明籍里之说，仅限于浔阳与宜丰两地，再无他处有此记载，《晋书》不载陶渊明籍里在浔阳的原因，除了宜丰，又舍此其谁呢？故可认为当时的毛俦应阅读到了这部《图经》，并且非常重视。进一步的推测同样符合历史逻辑，因为毛俦是东晋时期毛宝的十二世孙，毛宝长子毛穆之的后裔。

按《晋书•毛宝传》载，毛宝先附王敦，又附温峤，后附庾亮，并与陶侃协同平定“苏峻之乱”，功封州陵县开国侯。毛宝卒于咸康五年（339），距毛俦的生活时代相距不到三百年。如果认为到了毛俦这代，毛宝的经历已模糊不清，无法追溯，显然不符合历史逻辑的。且不说毛俦对古代历史有较深地触及，单就《晋书》中出现大篇幅的“毛宝传”，按毛宝的历史地位，详细列传其数代人，该现象极为特殊。以毛俦与房玄龄的关系和从事过校书郎的身份，也未免不可说“毛宝传”本就是他自己提供的史料，这也是基于家史和家学的传承。顺着这条思路下去，毛俦对东晋时期陶侃、陶回的情况同样也比世人了解的更多。

尽管《晋书•毛宝传》中没有提及也参与平定且功封康乐伯的陶回，但如果说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联系，于情于理皆不通。可以将《晋书•毛宝传》和《晋书•陶回传》做个比较，陶回的爵位比毛宝高，但拿“陶回传”的篇幅来说，与“毛宝传”相比，则显得非常简短，用来叙述陶回四个儿子的文字数量，近乎屈指可数。即便如此，两篇列传出现的历史人物，如王敦、庾亮、陶侃、温峤、韩晃等，毛宝和陶回都与他们有着密切联系，足可说明毛、陶两人事实上存在交往，只是列传未提及罢了。

《晋书》从唐贞观二十年（646）至二十二年（648），历时三年完成。今人在谈论宜丰这部《图经》的时候，一直认为宜丰在唐武德五年（622）立，唐武德八年（625）废，前后存在约四年时间，不可能产生《图经》。既然《晋书》也仅用三年时间纂成，又何况一个弹丸之县的《图经》呢？如清康熙二年开始续修中断了一百八十年的《新昌县志》，也才用时两年，故许多历史不能仅凭空想象，要寻找依据。房玄龄等任《晋书》监修，此时期毛俦在任江南道黜陟大使一职，故可以作出推测，毛俦在巡察中，于洪州或高安某地发现《图经》，于是将此信息告知房玄龄，鉴于他们之间的交情，以及对各自学术水平的认可，使得房玄龄在编纂《晋书》时受到影响，这样的推测符合历史逻辑。或许无法寻到更多的依据，又或许出于对前志的尊重，才有房玄龄等不修正前志记载，也不列陶渊明籍里之举。

唐显庆二年（657），毛俦从赣江溯锦江而上二十余公里，选择在岸边的钱洲定居，其中的原因现今已无法得知，也不能凭空妄猜，但他的第四子毛珪继续西迁，则不得不让人又与陶回之间产生联想。按《毛氏宗谱》载，毛珪字国器,名壁，谱名仲珪，因“以儒隐，纵情山水”,于唐咸亨四年(673)自钱洲分迁今江西省宜丰县花桥乡白市村厚埠。此地也称作“怀德”，清康熙癸亥《新昌县志》载：

晋陶渊明字元亮，初家宜丰。父回，为姿城守，以平苏峻，功封康乐伯，食邑在今义钧乡。隆和元年，大旱，回请免其采地租，人人怀之，号其里为太平怀德，即今太平乡怀德市。

图为清康熙癸亥《新昌县志》

同样，宜丰《秀溪陶氏族谱》也是全国唯一记载陶回与陶渊明之间是父子关系的陶谱，此记载尽管对陶渊明身世的叙述与正史存在诸多相悖的问题，但不能全盘否认。“怀德”地名至今还在沿用，这是存在的事实，本文引此记载的目的，是想说明“怀德”地名的由来。那么就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是历史上其他人，而偏偏是陶回呢？无独有偶，清雍正《江西通志》也载：

利贶庙在高安凤山，祀陶回。回平苏峻，功封康乐伯。咸康中，合邑苦旱，乃发廪赈济，民利其贶，建祠祀之。

图为清雍正《江西通志》

经笔者查找史料，利贶庙的文字记载就出现在南宋初张扩的《东窗集》卷七中，属于皇帝敕封的庙宇，而且是多次被敕封，具有悠久的历史。凤山在今高安，可是该区域历史上从未隶属于康乐县，即不是陶回封邑。笔者在之前《宜丰〈秀溪陶氏族谱〉的价值》一文中指出，两地所记时间尽管不同，但应是指同一事件，“怀德”与高安在东晋时期唯一可关联之处，即两地同隶属于江州豫章郡，所以事件应发生在陶回任江州别驾一职时期才合理，而不是发生在功封康乐伯且远离江州之后。由此可见“怀德”的传说非空穴来风，必然与陶回之间产生了不可分割的关系。不仅如此，按清乾隆壬子《新昌县志》载：

利贶祠在二十八都，赵姓建。

“怀德”属二十七都，距其不远处，历史上也有一座利贶祠，与高安的利贶庙遥相呼应，亦可佐证“怀德”地名是因陶回曾经的“惠和千里”行为而来。

图为现厚埠村貌

唐初，陶渊明思想的影响力开始萌芽。毛俦远离喧嚣城市，选择在锦江岸边居住，而毛珪则继续携族人迁居到更加偏僻且地处群山脚下的厚埠居住，个中因果，则不得不让人产生浮想。此时还没有新昌县，厚埠尚属于高安县管辖，与高安县城的直线距离就达五十余公里，且交通极为不便。三百年后的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在唐初宜丰废县的旧地上立新昌县，厚埠从高安划入。此时的新昌县1935平方公里区域内，也才四千余户人家，人口还不到二万，如果追溯到毛珪迁居厚埠的时期，则可用“人迹罕至”来形容，那么他追求的又是什么呢？《毛氏宗谱》说他“以儒隐，纵情山水”，《鲁班坊记》也说他“敝屣功名，寄情于诗坛酒社，每遇佳山水，一觞一咏，宕逸不羁”，似乎又与陶渊明的行为有相似之处。笔者不由想起唐末的张玉，他“爱读陶诗，每诵一篇概然想，见其为人”（《盐乘•张玉列传》语）。唐天祐年间（904-907），辞官后的张玉选择地处厚埠同一山脉脚下的横冈（今江西省宜丰县同安乡宅里村）居住。两人生活时代相隔二百余年，却殊途同归，他们有着相同的志趣，因为这块区域是陶渊明的故里。

图为鲁班坊全貌

2025年2月27日，笔者与县新四军及红色文化研究会同仁到花桥乡寻访红色遗迹，大家顺道到厚埠参观“鲁班坊”。3月5日，笔者以作者的身份随同县纪律检查委员会领导送《耶水清风》一书到花桥乡村，几人路过厚埠，又参观“鲁班坊”。3月9日，突然觉得书架中缺《花桥乡志》，于是从网上购得一册，偶然发现该志收入的《鲁班坊记》一文。这一切仿佛都是冥冥中的安排，案头上积有许多需要考证的宜丰历史，因史料链的断开而戛然而止，无法再继续深入下去，不得不搁置一边。真应了人们常说的俗语：“有心载花花不成，无心插柳柳为荫。”难道万事不都是这样吗！因有感慨，故撰成此篇以存。

岁在乙巳年二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