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汕头潮海关邮政肇始于何时

蚁健

编者按：2025年4月5日美国中华集邮会台北分会，在台北邮政博物馆多功能大厅举行的邮学演讲会，特邀沙鱼涌邮史俱乐部蚁健的《大清汕头潮海关邮政肇始于何时》邮学论文，进行演讲和提问答辩，并现场进行网络线上直播，与海内外集邮界人士共同分享，加强海峡两岸集邮文化交流。

今特向何辉庆会长、许德杉副秘书长，以及现场主持直播的张景竣先生，致以诚挚的感谢！

大纲

一、前言

二、汕头开埠与潮海关

三、大清海关兼办邮递与试办邮政

四、汕头潮海关开办邮政的记载

五、汕头潮海关兼办邮递的问题

六、汕头潮海关何时启用海关戳记

七、汕头潮海关何时试办邮政

八、汕头潮海关邮政的研究结论

九、结语与鸣谢

十、参考文献

一、前言

在中国近代邮政发展史上，大清海关邮政是一座划时代的邮史丰碑。它是中国迈向现代化和与西方先进国家接轨的里程碑，也是西方近代新式邮政制度在中国的第一次荫牙，为后来的大清国家邮政官局之创办，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奠定了坚实之基础。

汕头地处吾国东南沿海粤东地区东南部的海岸线，广东著名第二大河流韩江下游三角洲出海口。沿岸远近有众多港口和岛屿缭绕，与著名的南澳岛和古老的拓林港相毗邻，扼闽粤两省海运之交通要冲。因此，早在宋元时期，潮汕地区一带已有各地货船往来和商贸活动的记载。特别是自1860年汕头开埠以来，各国商民和传教士纷至沓来，外商洋行和货运公司、教堂和新式学校相继创设，商业贸易和东西方文化交流迅速发展。完全开放和日益繁荣的汕头埠，优然成为当时华南地区第一商业港埠，素有“岭东门户”和“华南要冲”之美称。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汕头潮海关税务司辛盛，他是这样评价汕头的：“汕头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商业，居民基本上都是商人。它拥有一个极为优美的自然港口，由两条河流汇入一个宽阔的海湾形成。两条河都有相当长的一段航道可通小船，这些优越的条件，使地方上出现了各种生机。”

至1904年，汕头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对外通商的第四口岸，更是沟通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前沿阵地和重要桥梁。而在这一历史时期，汕头的大清海关邮政、大清国家邮政、汕头外国邮政、汕头民信局、汕头洋信局、汕头侨批局等官方与民间通信机构，全面蓬勃发展，以国际的视野连结世界各地，沟通中外书信传递，极大地促进东西方经济与文化交流，邮史贡献巨大，历史地位崇高。

大清汕头潮海关邮政，在我国海关时期邮政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历来是国际性的邮史研究课题。但由于邮政资料缺失，邮品实物匮乏等诸多原因，至今仍然遗留有许多丞待解决的邮史问题。

本文对大清汕头潮海关何时启用海关日戳和海关邮件戳，以及潮海关是在何时试办邮政，这两个在大清汕头海关邮政史、乃至大清广东海关邮政史上，占有着极其重要的重大邮政历史问题，进行系统的探索和研究。并厘清和划分岀汕头潮海关使用海关邮政戳记和试办邮政的时间分界线，这两条极其重要的时间分界线，彻底解决了一个多世纪以来，有关汕头潮海关的海关邮政历史谜团。

与此同时，特别指出和纠正了长期以来被国内外各方出版的集邮著作和邮学论文，一再抄传和广泛引用的由广东省汕头市邮电局编印的《汕头邮电志》里面的重大错误记述，正本清源地还原大清汕头潮海关试办邮政的历史面貌。

二、汕头开埠与潮海关

1840年（大清道光二十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廷被迫派出钦差大臣耆英、署乍浦副都统伊里布赴南京，会同两江总督牛鉴，于1842年8月29日在停泊于南京城外下关江中的英国“皋华丽”号军舰上，与英国驻华全权公使大臣璞鼎查男爵（砵甸查•璞鼎查•波廷杰，Sir Henry Pottinger，1789.10.3—1856.3.18），签订了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图1为中英两国签订《中英南京条约》现场）。在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内中，除了割让香港和赔款白银2100万两给英国之外，条约中还规定清延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是为“五口通商”（图2为《中英南京条约》汉英文文本）。

图1：1842年中英两国签订《中英南京条约》现场。

图2：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汉英文文本。

英国驻华全权公使璞鼎查男爵：英国军人及殖民地官员。1840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后，1841年4月，英国政府任命他代替查理·义律为驻华全权公使来华扩大侵略战争。他于1841年7月24日‌‌抵达澳门之后，全面执行英国政府的侵华政策，胁迫清政府无条件接受鸦片贸易合法化，率领英军攻占厦门、定海、乍浦等沿海重镇，迫使清政府签订《中英南京条约》。

《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破坏了中国领土的完整和关税主权，使中国自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尔后，西方列强又趁火打劫，相继强迫大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进一步侵犯我中华主权，由此开启了中国近代史上不堪回首的一页。

1843年7月22日（大清道光二十三年八月十五日），耆英又与璞鼎查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作为对《中英南京条约》的补充和细则规定。同年10月8日，中英两国又再次订立了《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通过这些附加的声明、章程和条款，英国在中国攫取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诸多特权。

英国虽然通过《中英南京条约》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是，在对华贸易方面却没有出现如其所设想的持续性增长。因此，英国对已经取得的在华权益并不满足，企图向清政府索要更多的特权，以便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市场和谋求更大的利益。于是，在1854年和1856年，英国联合美国、法国向清政府提出“修约”，要求开放中国内地、公使常驻北京、鸦片贸易合法化。当这些无理求要被清政府拒绝之后。1856年10月，英国便借口“亚罗号事件”，公然挑起了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遂于1857年联合法国派出远征军到中国并攻占了华南重要城市广州。紧接着，1858年4月英法联军又北犯大沽。与此同时，英、法、美、俄四国专使向清政府递交了照会，并限清廷在6日内答复他们所提出的进一步侵犯中国主权的要求。后至5月20日，英法联军在俄国和美国的支持下攻陷大沽炮台，26日进犯天津，枪口直逼京师北京。

为此，清政府派出东阁大学士总理刑部事务大臣桂良、吏部尚书镶蓝旗汉军都统花沙纳将军二位为全权钦差大臣，赶赴天津与英法两国议和。后于1858年6月26日，与英国驻华全权公使大臣额尔金伯爵‌（詹姆斯·布鲁斯，James Bruce，1811—1863），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条约中除了原先中英两国在1842年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所规定的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通商口岸之外，还新增加牛庄、登州、台湾、潮州（后改为汕头）、琼州等处为通商口岸。由此，汕头也列入对外开放的通商港口，并在1860年1月1日正式开埠。

英国驻华全权公使额尔金伯爵‌：英国外交官，殖民地官员。1857年担任英国驻华全权公使，率领英军和联合法军侵占广州，后北上天津，迫使清政府签订《中英天津条约》。1859年—1860年出任英国邮政总长。1860年再次被任命为英国驻华全权公使，率领英军和联合法军侵占天津，进而攻占北京和火烧圆明园，抢掠大量中国历代国宝，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北京条约》，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

就在汕头开埠的当日，由外国在华客卿洋税务司主持下的汕头“潮海关”也迅速成立，俗称：汕头海关、汕头新关、潮州新关。初期，潮海关的关址是设在汕头的外国领事馆和各国侨民聚居地礐石湾出海口的妈屿岛上，首任潮海关税务司是美国驻华公使华若翰的弟弟华为士（William Wallace Ward，美国人）。后来，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潮海关在1865年9月13日，从妈屿岛迁移到对岸汕头铜山路口的一栋两层洋楼办公（图3红箭头处为1865年汕头潮海关所在地办公洋楼）。

图3：1865年汕头潮海关所在地办公洋楼（红箭头处）。

三、大清海关兼办邮递与试办邮政

根据1858年6月26日（大清咸丰八年），清政府与英国在天津再次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该条约共有56款。内中规定清政府对于各国驻华使馆的信差和往来邮件，负有保护照料的责任，包括其他未签约的国家也都享有同等权利。

1861年1月20日（大清咸丰十一年），清政府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简称：总理衙门），由恭亲王奕䜣、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主持工作，专门负责外交和管理各国在华的通商事务。随后，美、法、俄、意等国均在北京设立驻华使馆。依据《中英天津条约》，清政府负有保障各国使馆往来文件的责任。故为了方便各国驻华使馆，他们的往来文件均由总理衙门转交给清廷的官方通信机构驿站代为寄递。但由于驿站的班期无定，文件寄递时速极为缓慢，遂引起各国使馆的不满和抗议。

1865年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署从上海移设北京之后，1866年（大清同治五年），总理衙门又将此项邮递各国使馆文件的任务，移交给海关总税务司署兼办。随后，海关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爵士（Robert Hart ，1835年～1911年，英国人)，便于1866年12月起在海关兼办邮递，并先后在北京、天津、上海、镇江海关的内部添设邮务办事处。开始只限于收寄各国使馆文件和海关本身的公私信件，此为大清海关兼办邮递之开端。1868年1月7日，天津邮务办事处开始收寄外侨的信函。因此，从1866年12月至1878年3月9日这一阶段，历史上称为海关兼办邮递时期。

四、汕头潮海关开办邮政的记载

汕头潮海关是在何时兼办邮递？以及是在何时试办邮政？根据广东省汕头市邮电局在1989年编印的《汕头邮电志》（图4为《汕头邮电志》），里面第24页第三节“邮政机构”中第一段的记述是：“一、海关邮政时期（公元1867年——1896年）。清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根据中英《天津条约》，汕头辟为商埠。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潮海关兼办邮政业务。初时，为在汕头的外国人通信专用。尔后，逐渐扩大服务范围，前后约30年。此为汕头邮政之始……”（图5为《汕头邮电志》第24页中原文记载）。

图4：1989年广东省汕头市邮电局编印的《汕头邮电志》。

图5：1989年广东省汕头市邮电局编印的《汕头邮电志》第24页原文。

依照《汕头邮电志》里面的说法，汕头潮海关是在1867年（大清同治六年）便兼办邮政业务，还前后约30年，此为汕头邮政之始……云云。并且，这个来自《汕头邮电志》的说法，长期以来被国内外各方出版的集邮著作和邮学论文一再抄传和广泛引用，几乎成为定论。但不知这个说法出自何处？抑或者是有何依据？

而且，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任何原始档案史料或实物例证，来支持《汕头邮电志》里面的这个说法。但是，吾人可以肯定的是，汕头潮海关在1867年便兼办邮政的说法，显然是毫无依据的凭空猜想，甚至是不负责任的轻加妄断。假如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中国近代邮政史之开端，就要从——汕头潮海关邮政写起了。

因为，这个说法仅仅从理论上就站不住脚，原因有三：

其一，在1866年底至1867年初的这一时期，大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才刚刚把邮递各国使馆文件的事务，移交给北京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署兼办。且赫德也仅仅只是在北京、天津、上海、镇江海关的内部设立邮务办事处，也仅限于收寄各国使馆的文件，以及海关本身的公文和职员的私人信件。

其二，而在当时，北京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署和天津、上海、镇江海关，还只是“兼办邮递”事务，不是“兼办邮政”业务。前者，仅仅只是海关内部兼办的一项邮递任务。而后者，则是对外界开办的一项公众邮寄信件服务。两者之间，有天壤之别！

其三，在1866年12月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署兼办邮递之后，一直到了十二年后的1878年3月9日，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得到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的支持，以及总理衙门的授权，他才指派德璀琳先在北京、天津、烟台、牛庄（营口）、上海五处海关试办邮政。当年3月23日，各地海关邮务办事处才开始陆续收寄华洋公众的邮件。

其实，根本就不必列举原由。道理很简单，汕头潮海关怎么可能在1867年就兼办邮政呢？别说是兼办邮政，即使是兼办邮递，汕头潮海关也绝无可能与北京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署同步。更何况在这个时候，就连广州粤海关也都未见有兼办邮递的记载，又何况是汕头潮海关焉？

因此，《汕头邮电志》里面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猜想。甚至就连海关“兼办邮递”，还是海关“试办邮政”，在概念上都分不清。不仅如此，其所谓的“潮海关兼办邮政业务”，把“兼办邮政”这个名词，套用在其所说的“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的时空里，也是令人莫名其妙。

事实上，海关“兼办邮政”这个名词，是要到了1896年以后才有出现。在1896年3月20日（大清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初七），大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根据南洋通商大臣张之洞奏请开办国家邮政的奏折，以及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所拟的《邮政开办章程》入奏开办国家邮政。同日，奉光绪皇帝硃批“依议”，正式开办“大清国家邮政”。总理衙门委任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兼任总邮政司，并以海关总税务司署为国家邮政的管理机关，隶属总理衙门。后至1906年11月6日，大清政府设立邮传部，并委派张百熙出任邮传部尚书一职，总理船、路、电、邮四政。翌年8月，确立邮传部编制，大凡一切邮运方法，邮政汇兑，邮政包裹、邮票款式和与万国邮政联盟等有关事务，均由邮传部的邮政司掌管，但邮政司仍由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署负责兼管。到了1911年5月28日，大清政府邮传部正式从海关总税务司署接管邮政。是日起，海关与邮政分离，结束了此前由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署兼管邮政的局面。两天后的5月30日，邮传部邮政总局正式成立，由邮传部左侍郎李经芳（李鸿章之子）兼任邮政总局局长一职。邮政总局下设邮政总办及邮政会办，邮政总办一职由帛黎（A.Theophile Piry，法国人）担任。由此，从1896年3月20日光绪皇帝硃批“依议”开办大清国家邮政，到1911年5月28日大清政府邮传部正式从海关接管邮政的这段时间里，才是海关“兼办邮政”时期。

也就是说，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署从1866年接受总理衙门移交的投递各国在华使馆的公文任务之后，到1911年5月28日将管理国家邮政事务的权力移交给邮传部时为止，在这段长达四十五年的岁月里，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署在管理邮递与邮政事务方面，先后走过了三个历史时期，亦即：

1.海关兼办邮递时期（1866年12月至1878年3月9日）。

2.海关试办邮政时期（1878年3月9日至1896年3月20日）。

3.海关兼办邮政时期（1896年3月20日至1911年5月28日）。

而这三个历史时期，也正是中国近代邮政发展史的萌牙期、摸索期和发展期，并由此奠定了中国近代化国家邮政官局的坚实基础。

那么，关于汕头潮海关开展邮政事务的问题。首先要弄清楚的是：在1896年3月20日大清国家邮政官局正式开办之前，即在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署兼办邮递阶段（1866年12月至1878年3月9日），以及在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署试办邮政阶段（1878年3月9日至1896年3月20日）。在这两个历史时期当中，汕头潮海关有没有参与“兼办邮递”和“试办邮政”呢？

五、汕头潮海关兼办邮递的问题

汕头潮海关在1866年12月起至1878年3月9日期间，有没有兼办邮递？由于迄今为止，还没有见到原始的档案史料记载。那么，有没有间接的证据来证明汕头潮海关没有兼办邮递呢？这方面是有的。

首先，在全国各地海关兼办邮递之期间，不少海关都有启用海关日戳，做为接收和转发信件的日戳使用，经其接收转递的信件上大多数都加盖有当天的海关日戳，以证明信件的收转日期。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加盖有这一时期的汕头海关日戳信件。而且，当时全国各地海关所启用的海关日戳，其戳式见有细圈甲式戳和粗圈乙式戳两种。并且，从已见各地海关日戳的戳式及其的盖用日期来看，在海关兼办邮递期间所使用者，戳式为细圈甲式戳。而粗圈乙式戳，基本上是在进入海关试办邮政时期才见有使用。

而根据迄今所见的汕头海关日戳，其戳式仅仅只见有后期所使用的粗圈乙式戳一种，且已见的最早盖用时间是在1890年，亦即是在大清海关试办邮政之时期。此外，即使是在海关试办邮政时期，亦从未发现汕头潮海关有使用细圈甲式戳之实例，这也从侧面排除了汕头潮海关在各地海关兼办邮递时期，有与各地海关一样兼办邮递和启用海关日戳的可能性。因为，作为完全开放和日益繁荣、优然成为当时华南地区第一商业港埠、中国对外通商第四口岸和沟通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前沿阵地，素有“岭东门户”和“华南要冲”美称的汕头，如果潮海关有兼办邮递，但却未配备海关日戳使用，这是令人所无法想象的。此其一也。

其次，根据1991年英国出版的《英国邮局在远东（British Post Offices in the Far East）》（作者：Edward B. Proud）一书中的记载，里面提到了英国东方地区邮局的特别督察员爱德华·芮伊（Edward Rea），以及英属香港邮政总局局长F·W·米切尔（F.W. Michell），他们两人在1867年7月19日写给香港总督麦当奴爵士（英文原名：Richard Graves MacDonnell，理查德·格拉菲斯·马克道尼尔）的一份关于英国在各地领事馆设立邮局的调查报告中说：经过对中国广州、汕头、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以及日本横滨和长崎等地方的走访，发现英国设在这些地方的领事馆都开设有邮局了。除上海之外，其它都是设立在领事馆的大楼里面办理邮政业务。而更加重要的是，该报告内中还特别指出说：在汕头，设立在领事馆内的邮局，因其与外国人的定居地点至少相隔半英海里，而且距离汕头的繁华商业区域也比较远，因而对大众交寄信件极不方便。唯一可行的最佳选择办法，就是将收寄信件的业务，交给开设在汕头商业区内的私人商铺代理（注：汕头民信局）。

在这份由英国东方地区邮局特别督察员爱德华·芮伊和英属香港邮政总局局长F·W·米切尔呈交给香港总督麦当奴爵士的调查报告里面，不仅详细描述了当时汕头英国邮局的设置地点，以及其办理信件收寄的状态，还特别提到其时设立在汕头商业区内的私人商铺——汕头民信局，并建议设立在汕头领事馆内的邮局，可以考虑与汕头商业区的民信局合作，以方便收寄居住在商业区内的外国人信件。然而，在这份调查报告里面，我们却发现丝毫没有提及汕头潮海关有开办邮政的事宜，这完全不符合外国人观察事物细腻，撰写报告事无巨细、面面俱全的特点。如果其时汕头潮海关有兼办邮递事务的话，作为英国东方地区邮局的特别督察员爱德华·芮伊，他又岂会视而不见、置之不理耶？此其二也。

再者，在1876年（大清光绪二年），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向大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呈文建议称“统一中国国内的邮务，以顺应国际邮政形势，适应国内日益增长的物流和资讯流的需要”。赫德的建议得到批准之后，便在1877年3月向全国各地海关税务司发出了关于创设官信局的调查咨函，要求各地海关调查报告当地民信局的数量和经营现状，以便详细了解和掌握国内各地的通信状况，以备创办国家邮政之参考。为此，时任汕头潮海关税务司汉南（Charles Hannen，英国人），在接到发来的调查咨函之后，经过他进行了为时一个多月的详细调查，后在1877年5月8日向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署上呈了一份《汕头港邮务（民信局）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原件为英文，内容长达十三页，现收藏于天津市档案馆。里面详细记录了当时汕头民信局的设置数量、经营状况、作业方式、覆盖范围、信件输运和收费金额等具体情形。内容全面，记录详尽，描述细腻，忠实地记录了其时汕头民信局的经营现状。需要指出的是，汉南在这份《备忘录》的最后一页第十三页里面（图6为汕头潮海关税务司汉南《汕头港邮务（民信局）备忘录》尾页），还对在汕头潮海关开办邮政的事宜做岀总结。他认为在汕头把邮政建立起来是可行的，并统计出雇员人数和各项费用的开支之后，还认为各方是能够分得一份颇有吸引力的红利。

图6：1877年汕头潮海关税务司汉南上呈的《汕头港邮务（民信局）备忘录》尾页）。

因此，汉南的这份汕头民信局《备忘录》，也是一份开办汕头邮政的官方调查报告。但是，在这份长达十三页的《汕头港邮务（民信局）备忘录》里面，汉南也丝毫没有提及汕头潮海关有兼办邮递的事宜。请注意：汉南提交这份《备忘录》的时间节点，此时已经是1877年。假如当时汕头潮海关内部有兼办邮递事务的话，身为潮海关最高领导人的税务司汉南，他岂会有不知之理呢？他又怎么会不在《备忘录》中提及呢？更何况此时的汉南，他还在《备忘录》的尾页中乐观地构想潮海关开设邮政的事宜，这岂不是多多怪事呼？此其三也。

由此，不论是从实物例证，抑或者是在档案史料方面。迄今还没有直接的证据来证明在1866年12月至1878年3月9日大清海关兼办邮递期间，汕头潮海关有兼办邮递的迹象。恰恰相反，从迄今所见的汕头海关日戳的戳式及其盖用日期，反而是直接证明汕头潮海关在这一时期没有兼办邮递。故此，汕头潮海关在兼办邮递方面，完全可以排除也。

六、汕头潮海关何时启用海关戳记

在1878年3月9至1896年3月20日大清海关试办邮政时期，汕头潮海关是从什么时候才开始配备启用海关日戳和海关邮件戳呢？因为至今为止，还没有见到这方面的原始档案史料记载。

当然，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一时期汕头潮海关就已经有启用海关日戳和海关邮件戳。但是，在时间上却是没有大家所想象的那么早。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在1890年以前，由汕头潮海关所接收和经其寄发的信件上，加盖有汕头海关日戳和海关邮件戳的实物例证。相反的是，从现今所发现的大量实物，都直接证明汕头潮海关在1890年以前，是没有配备启用海关日戳和海关邮件戳这两款戳记的。

图7为1888年9月11日广州粤海关经香港寄汕头潮海关税务司接收实寄封，封面左上部加盖黑色9月11日广州海关日戳，封背贴有英文“Commissioner of Customs , Swatow”（汕头潮海关）名址签条和香港面值5仙邮票。该封次日抵达香港邮政总局中转时，封背所贴香港邮票盖销“B62”销票戳，另加盖9月12日中转邮戳。当日抵达汕头，封背另加盖有9月12日汕头英国邮局的中转邮戳。随后，该封于当日送达汕头潮海关时，封面左上部手书批注有阴历“八月初八日收”接收日期。

图7：1888年9月11日广州粤海关寄汕头潮海关（封上手书批注阴历“八月初八日收”日期）。

图8为1888年12月29日广州粤海关经香港寄汕头潮海关税务司接收实寄封，封面左上部加盖黑色12月29日广州海关日戳，封背贴有英文“Commissioner of Customs , Swatow”（汕头潮海关）名址签条和香港面值5仙邮票。该封次日抵达香港邮政总局中转时，封背所贴香港邮票盖销“B62”销票戳，另加盖12月30日中转邮戳。次日抵达汕头时，封背另加盖有12月31日汕头英国邮局的中转邮戳。随后，该封送达汕头潮海关时，封面左上部手书批注有阴历“十一月二十九日到”的接收日期。

图8：1888年12月29日广州粤海关寄汕头潮海关（封上手书批注阴历“十一月二十九日到”日期。

图9为1889年1月11日广州粤海关经香港寄汕头潮海关税务司接收实寄封，封面左上部加盖黑色1月11日广州海关日戳，封背贴有英文“Commissioner of Customs , Swatow”（汕头潮海关）名址签条和香港面值5仙邮票。该封次日抵达香港邮政总局中转时，封背所贴香港邮票盖销“B62”销票戳，另加盖1月12日中转邮戳。次日抵达汕头，封背加盖1月13日汕头英国邮局的中转邮戳。随后，该封在隔日送达汕头潮海关时，封面左上部手书批注有阴历“十二月十三日到”接收日期。

图9：1889年1月11日广州粤海寄汕头潮海关（封上手书批注阴历“十二月十三日到”日期。

图10为1889年5月30日广州粤海关经香港寄汕头潮海关税务司接收实寄封，封面左上部加盖黑色5月30日广州海关日戳，封背贴有英文“Commissioner of Customs , Swatow”（汕头潮海关）名址签条和香港面值5仙邮票。该封当日抵达香港邮政总局中转，封背所贴香港邮票盖销“B62”销票戳，另加盖5月30日中转邮戳。之后，该封在抵达汕头潮海关时，封背手书批注有阴历“五月初二日收到”的接收日期。

图10：1889年5月30日广州粤海关寄汕头潮海关（封上手书批注阴历“五月初三日收到”日期。

从上面展示的这数件邮封来看，分别是在1888年9月11日至1889年5月30日期间，由广州粤海关经香港邮政总局中转寄往汕头潮海关税务司接收，在广州寄发时封面均加盖有当天的广州海关日戳，手续齐全。但是，这数件邮封在经汕头英国邮局转达汕头潮海关之时，封上均没有加盖汕头海关日戳。而且，其统一的处理方式是在信封上手书批注有收到的阴历日期。这个处理方法，直接证明其时汕头潮海关在这个时候还没有配备启用海关日戳。否则，不可能出现连一件都没有加盖汕头海关日戳的异常迹象。而因为这数件邮封，都是广州粤海关与汕头潮海关之间的往来信件，故其处理方式和展现的状态，不仅是能够充分说明问题，也是极具代表性的。当然，这种实物例证还有很多。

那么，汕头潮海关所启用的海关戳记，我们现在能够见到的具体实物是起始于何时呢？汕头海关戳记已见有两种：一种是海关日戳，另一种是海关邮件戳。

第一种：汕头海关日戳。该戳的戳式为圆形双圈，外圈直径为27公厘，内圈直径为16.5公厘。戳内文字为全英文，上部为“CUSTOMS”（海关）；下部为“SWATOW”（汕头）；中间为日期。由于其时各地海关所启用的海关日戳是分次订製，早期启用者是从英国订製的标准型海关日戳，日戳的双圈为细线，外圈直径为26公厘，内圈直径为16公厘，故列为甲式戳（或称：A型戳）。在后期製作启用者，日戳的双圈为粗线，故列为乙式戳（或称：B型戳）。此种海关日戳，初期是作为各地海关内部收发信件的日戳使用，以证明信件的收发日期。后来，各地海关试办邮政对外提供邮政服务和使用邮票之后，这种海关日戳才又作为销票戳使用。而汕头海关日戳，迄今未见有使用早期从英国订製的标准型双圈细线甲式戳，仅发现有使用后期製作的双圈粗线乙式戳一种（图11为汕头邮政总局在1897年12月31日专门加盖存档的汕头海关日戳戳样），该戳的盖用油墨颜色见有红色和黑色两种，以红色者为珍罕。

图11：汕头海关日戳。

图12为1890年3月25日汕头潮海关寄往广州粤海关职员阿道尔夫·德铿（Adolphus Diercking，1864年出生于德国汉诺威，1882年加入英国籍）接收的香港面值1仙邮资明信片，该邮资片左下部加盖红色3月25日汕头海关日戳。该片由汕头经香港中转往广州，抵达香港邮政总局中转时，片面邮资图盖销黑色圆形3月28日邮戳。随后，该片在次日抵达广州英国邮局时，片背加盖3月29日到达邮戳。这件从汕头潮海关寄往广州粤海关的两地海关互寄香港邮资明信片，上面所加盖的1890年3月25日汕头海关日戳，是迄今一百多年来发现最早的盖用日期，系公认的“汕头海关日戳第一古片”名珍。它为汕头潮海关何时启用海关日戳，提供了特别重要的参考依据和时间分界线，证明汕头海关日戳在1890年才开始启用。

图12：1890年3月25日汕头潮海关寄广州粤海关（迄今发现的汕头海关日戳第一古片）。

图13为1894年6月19日德国莱比锡寄汕头潮海关的德国面值10芬尼邮资明信片，该邮资片在抵达香港时，片面加盖7月24日香港邮政总局的中转邮戳。后在扺达汕头潮海关之时，由于收件人已经调往烟台海关，故该片又从汕头潮海关转发往烟台海关，片面下部分别加盖有黑色7月27日汕头海关日戳和黑色汕头海关邮件戳。请注意：此件系汕头潮海关转发的海关职员邮件，片上加盖的海关戳记齐全，手续完整。也直接说明汕头潮海关自启用这两款戳记之后，在邮件上的盖用是严格遵守其时海关戳记的使用规定。

图13：1894年6月19日德国莱比锡寄汕头潮海关转烟台海关。

第二种：汕头海关邮件戳。该戳的戳式为椭圆形单圈，规格为28公厘×21公厘，戳面文字为全英文（图14为汕头邮政总局在1897年12月31日专门加盖存档的汕头海关邮件戳戳样）。该戳是海关邮件免纳邮资的戳记。因戳内带有英文“CUSTOMS MAIL MATTER”（海关邮件），故称为“海关邮件戳”，另因该戳多加盖于海关寄发的公文邮件，故亦称为“海关公文戳”。而由于该戳的戳内未带有日期，故在盖用时应配合汕头海关日戳。该戳的盖用油墨颜色见有红色和黑色两种，以红色者为珍罕。

图14：汕头海关邮件戳。

根据迄今已见的实物，此款汕头海关邮件戳的使用日期，最早见加盖于1890年11月汕头潮海关寄往英国伊顿实寄封，封上加盖黑色汕头海关邮件戳，抵达香港邮政总局时，封上加盖有11月30日中转邮戳。此件邮封证明汕头潮海关也是在1890年才启用这款汕头海关邮件戳，与已知的汕头海关日戳之启用时间相同。因此，这两款戳记应该是同时制作和启用的。

图15为1892年1月20日汕头寄荷兰的香港面值3仙邮资明信片，片面邮资图左部加盖红色汕头海关邮件戳，片背另加盖红色1月20日汕头海关日戳。该片次日抵达香港邮政总局中转时，片面邮资图加盖黑色圆形1月21日邮戳。此件为迄今发现盖用日期第二早的汕头海关邮件戳实例。

图15：1892年1月20日汕头潮海关寄荷兰（加盖汕头海关邮件戳）。

图16为1894年7月3日汕头海关寄上海海关公文封（公文编列第354号），封面右上部加盖黑色汕头海关邮件戳，封背另加盖黑色7月3日汕头海关日戳。该封抵达上海时，封背另加盖蓝色7月6日上海海关日戳。

图16：1894年7月3日汕头潮海关寄上海海关公文封（公文编列第354号）。

图17为1895年1月30日汕头海关寄上海海关公文封（公文编列第16号），封面右上部加盖黑色汕头海关邮件戳，封背另加盖黑色1月30日汕头海关日戳。该封抵达上海时，封背另加盖蓝色2月2日上海海关日戳。

图17：1895年1月30日汕头潮海关寄上海海关公文封（公文编列第16号）。

图18为1896年8月4日汕头海关寄上海海关挂号公文封，封面右上部加盖黑色汕头海关邮件戳，封背另加盖黑色8月4日汕头海关日戳。该封抵达上海时，封面加盖红色圆形双圈“R”挂号戳，封背另加盖黑色8月7日上海海关日戳。

图18：1896年8月4日汕头潮海关寄上海海关挂号公文封。

从上面介绍展示的图12和图13及图15至图18这六件海关实寄封片，时间是在1890年3月25日至1896年8月4日，时间上均是在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指派天津税务司德璀琳在各地海关试办邮政的1878年3月9至1896年这个阶段的后面六年期间。而且，其中既有汕头潮海关寄出的信件，也有经其接收转发的邮件。统一显示的特征是到了这个时期汕头潮海关才有使用海关戳记，并依照戳记的使用规定在其收发的邮件上严格盖用，与之前潮海关在1888年至1889年期间所接收的信件，全部都是采用人工手书记录接收的日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见前面展示的图7至图10邮封）。同时也印证了汕头潮海关是在1890年起才开始配备使用海关日戳和海关邮件戳这两款戳记。

由此，1890年是汕头潮海关启用海关戳记的时间分界线，这一点从迄今发现的大量实物例证上都可以得到充分的印证。而这条时间分界线是至关重要的，它关系到汕头潮海关试办邮政的时间节点。也就是说，只有在汕头潮海关启用邮政戳记之后，潮海关才有可能试办邮政。而这条时间分界线的出现，也就把潮海关试办邮政的时间，界定在1890年以后。

七、汕头潮海关何时试办邮政

划分出汕头潮海关配备启用海关日戳和海关邮件戳这两款戳记的时间分界线之后，下来要解决的是汕头潮海关是从什么时候才开始试办邮政的。因为，从当时海关戳记的使用背景来看，开始只是作为海关内部收发信件使用的日戳。诚如前面所展示的图12和图13及图15至图18这些加盖有汕头海关戳记的信件，都是海关内部的职员信件和海关之间的公文邮件，里面没有一件是由外界公众所交寄的私人信件。

也就是说，汕头潮海关的海关戳记之启用，不等于潮海关就有试办邮政和对外界公众提供邮政服务。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千万不要混淆，否则就是一笔糊涂账。

由于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有关于汕头潮海关是在何时试办邮政的档案史料。因此，要弄清楚汕头潮海关何时试办邮政这个在大清汕头的海关邮政史上、乃至大清广东的海关邮政史上极其重要的重大邮史问题，还必须从实物例证方面入手进行论证。这也是目前唯一可行的最佳方法，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唉。

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署试办邮政，就是由海关设立的邮政机构对外界公众提供邮政通信服务。而对外界公众提供邮政服务，又是一项有偿的国家商业行为，首先涉及到的就是收费问题。所以，在1878年3月9日德璀琳奉赫德之命在北京、天津、烟台、牛庄（营口）、上海五处海关，仿照欧洲先进邮政模式的办法试办邮政之后。大清海关邮政分别于1878年发行中国第一套普通邮票《海关大龙邮票》和在1885年发行中国第二套普通邮票《海关小龙邮票》，以及在1894年11月7日发行中国第一套纪念邮票《慈禧寿辰纪念邮票》（初版），供应全国各地海关收寄公众信件时做为交纳邮资的凭证使用。

由此，如果汕头潮海关试办邮政，也必定会涉及到收寄外界公众信件和使用邮票的问题，也必定会留下贴有邮票的私人信件，或者是加盖有汕头海关日戳的信销邮票。那么，这方面的实物又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很遗憾，一百多年来没有发现汕头寄出的信件上贴有大龙邮票或小龙邮票，也没有发现加盖有汕头海关日戳的大龙或小龙信销邮票。相反，反而有强而有力的证据，能够证明汕头潮海关从来就没有使用大龙邮票和小龙邮票。

图19为1889年8月18日（大清光绪十五年七月十九日）由荷兰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秉权大臣费果荪（Jan HeIenus Ferguson），从汕头经上海寄往北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庆亲王奕劻接收的公文封。该公文封背面手书批注有“光绪十五年七月十九日汕头发”文字，封上另加盖有三方红色关防印章和多枚印记。该封是荷兰钦差费果荪在华期间，途经汕头之时寄给北京总理衙门的公文封。随后，该封从汕头发往上海，后于9月9日交由上海海关邮政以挂号邮件的方式寄往北京总理衙门，封背加贴有《海关小龙邮票》面值5分银三枚，共交纳三个平常信函邮资（3×3分银＝9分银）加挂号邮资6分银合共为资费15分银，盖销上海汉文地名邮戳，封上另加盖黑色9月9日上海海关日戳，以证明该公文封从上海寄发的日期。

图19：1889年8月18日荷兰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秉权大臣费果荪从汕头经上海海关寄北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庆亲王奕劻公文封。

荷兰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秉权大臣费果荪（Jan HeIenus Ferguson）

这件由荷兰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秉权大臣费果荪，从汕头寄给北京总理衙门的官方公文封。无论是从费果荪的身份，还是从该封的性质，它完全可以经由汕头潮海关的邮政系统发往北京。但它在汕头发出之时，封上既没有加盖汕头海关的邮政戳记，也没有加贴邮票，而是要带到上海之后，再经由上海海关邮政加贴小龙邮票寄往北京。

这就充分证明此时的汕头潮海关，就连最基本的海关日戳和海关公文戳都还尚未有配备使用，也未有配发大清海关邮政所发行的大龙邮票或小龙邮票，更谈不上有试办邮政和对外界公众提供邮政服务了。也就是说，潮海关试办邮政的时间没有那么早。

现在，我们只能寄希望于1894年11月7日才发行的《慈禧寿辰纪念邮票》（初版），看看它的表现状态如何？

图20为《慈禧寿辰纪念邮票》（初版）面值12分银信销邮票，加盖黑色“CUSTOMS.DEC.14.94.SWATOW”（1894年12月14日）汕头海关日戳，系迄今发现盖销汕头海关日戳最早日期万寿信销票（美国赵先生提供）。

图20：《慈禧寿辰纪念邮票》（初版）面值12分银盖销1894年12月14日汕头海关日戳。

图21为《慈禧寿辰纪念邮票》（初版）面值1分银信销邮票，加盖黑色“CUSTOMS.JAN.7.95.SWATOW”（1895年1月7日）汕头海关日戳，系迄今发现盖销汕头海关日戳第二早日期的万寿信销邮票。

图21：《慈禧寿辰纪念邮票》（初版）面值1分银盖销1895年1月7日汕头海关日戳。

图22为《慈禧寿辰纪念邮票》（初版）面值12分银信销邮票，加盖黑色“CUSTOMS.JAN.12.95.SWATOW”（1895年1月12日）汕头海关日戳，系迄今发现盖销汕头海关日戳第三早日期的万寿信销邮票。

图22：《慈禧寿辰纪念邮票》（初版）面值12分银盖销1895年1月12日汕头海关日戳。

图23为《慈禧寿辰纪念邮票》（初版）面值12分银和24分银信销邮票，加盖“CUSTOMS.MAY.11.95.SWATOW”（1895年5月11日）汕头海关日戳，系迄今发现盖销汕头海关日戳较早日期的万寿信销邮票。

图23：《慈禧寿辰纪念邮票》（初版）面值12分银和24分银盖销1895年5月11日汕头海关日戳。

从上面展示这数枚盖销汕头海关日戳的慈禧寿辰信销邮票来看，它的盖用日期正好是落在大清海关试办邮政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若以盖销汕头海关日戳的慈禧寿辰信销邮票上之日期为依据，则汕头潮海关试办邮政的时间，最早是在1894年（大清光绪二十年）。

而这个日期，比《汕头邮电志》里面所说的1867年（大清同治六年），足足晚了二十七年。而这个日期的横空出现，又着实令人非常之难过，它几乎是要把大清汕头潮海关的海关时期邮政历史，一笔抅抹掉唉。

但是，就凭这区区的数枚慈禧寿辰信销邮票，它能否可以做为汕头潮海关试办邮政时间的有力依据呢？除此之外，还有没有更加强而有力的证据，来更加充分证实汕头潮海关是在晩至1894年才设置邮政机构，并对外界公众开办邮政服务呢？

这方面说来也怪，即凡是对汕头潮海关试办邮政的不利证据，在档案史料上都是能够见到的。即在1896年3月20日，大清总理衙门入奏光绪皇帝的《总理衙门遵议兴办邮政折》奏折，里面所附的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所拟的《邮政开办章程》，内中第一章“通商各口岸互相往来寄递”的第一节“邮政处所”中之第六段，里面就有提到“六、现将京都、天津、牛庄、烟台、重庆、宜昌、沙市、汉口、九江、芜湖、镇江、上海、苏州、杭州、宁波、温州、福州、厦门、汕头、广州、琼州、北海、蒙自、龙州等处所设之寄信局统作为邮政局”。

在赫德的这段记述里面，提到了当时汕头（即：潮海关）设立有“寄信局”，并建议国家邮政开办之后，将这些各地海关所设立的“寄信局”统一改作为“邮政局”。这就证明至少在1896年，汕头潮海关设立有收寄信件的“寄信局”。这也间接证明了在此之前的1894年，汕头潮海关就已经设立有“寄信局”，并对外界公众办理信件的收寄服务，以及使用1894年11月7日起发行的慈禧寿辰邮票，并以汕头海关日戳作为慈禧寿辰邮票的销票戳使用，由此也才会留下上面所展示的图20至图23这些加盖有1894年至1895年汕头海关日戳的慈禧寿辰信销邮票。

那么，又为什么汕头潮海关不可能是在1894年之前，就已经设立有“寄信局”和对外界公众办理民用信件的寄递服务呢？道理很简单，假如汕头潮海关是早于1894年设立“寄信局”和对外界公众提供邮政服务的话，则肯定会使用大龙邮票或小龙邮票，至少是会使用小龙邮票。因为，没有配发邮票使用，又谈何对外界公众开办邮政服务呢？而且，这也正好解释了为什么汕头潮海关没有使用大龙邮票和小龙邮票的根本原因。

八、汕头潮海关邮政的研究结论

通过一系列的考证和研究，大清汕头潮海关试办邮政的时间，不但没有肇始于如广东省汕头市邮电局编印《汕头邮电志》里面所说的1867年之历史前沿。

恰恰相反，所有的证据都直接证明，汕头潮海关试办邮政的起始时间，最早是在1894年，也就是在全国各地海关试办邮政的末期，亦即是1896年3月20日大清国家邮政正式开办之前夕。它在大清帝国的海关邮政时期，仅仅只是临门一脚而已。

至此，我们可以对《汕头邮电志》里面关于汕头潮海关兼办邮政及其日期的错误记述，进行纠正，并做出如下的结论：

1.大清海关兼办邮递时期（1866年12月至1878年3月9日），汕头潮海关没有兼办邮递。

2.大清汕头潮海关启用“海关日戳”和“海关邮件戳”的日期是1890年。

3.大清海关试办邮政时期（1878年3月9日至1896年3月20日），汕头潮海关试办邮政的日期是1894年。

4.大清汕头潮海关试办邮政之后，最早使用的邮票是大清海关邮政1894年11月7日发行的《慈禧寿辰纪念邮票》（初版）。

1896年3月20日，总理衙门奉光绪皇帝硃批“依议”，正式开办大清国家邮政官局之后。是时，全国按照通商口岸为标准划分为35个邮界，广东划分为广州、汕头、三水、琼州、北海5个邮界。1897年2月10日，大清邮政广州总局在粤海关大楼首层东北角开始办理邮政业务，由粤海关税务司管理。除广州之外，汕头、北海、琼州、三水均设立邮界邮政总局。

1897年2月20日，汕头潮海关正式设立汕头邮政总局，局址设在潮海关之内，隶属潮海关管辖，并由潮海关税务司辛盛（C.L.Simpson，英国人），兼任汕头邮政总局局长一职（即：邮政司）。这是汕头自1860年1月1日开埠和设置潮海关以来，正式设立的国家邮政官局，也是全国首批25个邮政局之一。

九、结语与鸣谢

虽然，汕头潮海关试办邮政的时间较晚，其在大清海关邮政史上存在的时间，仅仅只有短暂的三年。但它为汕头大清国家邮政官局的创办，累积了经验和奠定了基础，在广东的大清海关邮政史上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

而且，亦正是由于汕头潮海关使用海关日戳和海关邮件戳，以及试办邮政的时间较晚。迄今为止，存世发现的加盖汕头海关日戳和海关邮件戳之实寄封片，包括海关邮政时期和国家邮政时期的实寄封片在内，有记录者仅仅只有20多件。其数量特别之稀少，邮史研究和收藏价值极高。历来倍受国内外所关注与重视，遂成重量级的国际性邮史研究课题。

有鉴于此，对大清汕头潮海关何时启用海关日戳和海关邮件戳，以及潮海关是在何时试办邮政这两个重大邮史课题的研究和厘清，正本清源地还原其的历史面貌。这在大清汕头海关邮政史、以及大清广东海关邮政史、乃至大清海关邮政史上，是具有积极的作用和历史意义。

最后，感谢加拿大皇家邮学会首位华人会长赵资灵博士，英国皇家邮学会中国首席代表王剑智会士，英国皇家邮学会董事会首位华人会董张华东会士，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蔡少明会士，为本文提供大量的珍贵邮史资料与实物图片，使得研究更臻尽善尽美，特此致上本人衷心的感谢！并祝大家：集邮快乐！褔体安康！

十、参考文献

（1）《中国集邮大辞典》（1996年版），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编，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2）《中国清代邮票目录》（1996年版），中国清代邮票目录编委会，中国集邮出版社出版。

（3）《广东集邮志》（1997年版），广东省邮电管理局、广东省集邮协会编，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岀版。

（4）《汕头邮电志》（1989年版），广东省汕头市邮电局编，汕头新华印刷厂承印。

（5）《中国集邮与邮政要览（1840～1949）》（1991年版），张林侠编，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

（6）《清代邮戳志》（1984年版），孙君毅著，中国集邮出版社出版。

（7）《清末天津海关邮政档案选编》（1988年版），天津市档案馆、中国集邮出版社编，中国集邮出版社出版。

（8）《天津邮政史料》（第一辑），仇润喜编，北京航空学院出版社出版。

（9）《海关日戳（1875～1913）》，台北邮文联谊会编辑小组编，邮文联谊会出版。

（10）《汕头邮政史（1863～1949）》，蔡少明、蚁健著，沙鱼涌邮史俱乐部出版。

（11）《亚洲邮学家》（2020年第11卷），王剑智编，英国皇家邮学会中文邮学会刊，英国皇家邮学会出版。

（12）《英国邮局在远东（British Post Offices in the Far East）》，Edward B. Proud著，1991年英国伦敦出版。

编者按：今年是天津著名集邮家、邮学家杨耀增先生诞辰100周年。为缅怀和纪念杨耀增先生对中国集邮事业所做出的贡献，多家集邮组织特开展“纪念集邮家杨耀增先生诞辰100周年”征文活动，弘扬和传承老一辈集邮家的集邮精神与人格魅力。

杨耀增先生是中国著名集邮家、邮学家。他早年参加新光邮票会和北平邮票会，主要收藏中国各时期发行的邮票及其相关邮品，对中国邮政史和邮品真伪的研究造诣极深。不仅编辑过集邮刊物、出版集邮著作，弘扬集邮，佳惠邮坛。还长期在国内各种集邮报刊，发表大量邮政史、邮票史研究论文，邮品辨伪和邮坛忆旧等文章。为推动我国的集邮学术研究贡献良多，令人敬仰。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杨耀增先生在北京《集邮博览》杂志中，长期连载发表他所撰写的《邮事录闻》系列文章。在这些文章当中，详细记录了中国近一个世纪以来的集邮发展历程、邮坛事迹、邮人风采、邮品研究，以及许许多多鲜为人知的邮坛秘闻，为集邮界留下一笔他所亲身经历的宝贵集邮资料。相信从上世纪一路走来的集邮人士，应该对此印象颇深，并且从中获益匪浅。后来，这些文章还收录在杨老编著出版的《邮坛闻见录》集邮著作之中，惠及后人（图1为该书封面）。

图1：杨耀增先生编著的《邮坛闻见录》集邮著作。

本人因早年收集和研究解放区邮票，并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的1993年中华全国集邮展览之时，经时任全国集邮联副会长常增书先生的引见下，有缘与杨耀增先生相识，并从那个时候起开始与杨老建立通信联系。

岁月悠悠，时光飞逝。自杨耀增先生在2002年仙逝之后，屈指一算，至今杨老已经离开我们二十三年了。在今年集邮界纪念杨老诞辰10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更加想念他的音容笑貌，铭记和感恩他为中国集邮事业所做出的贡献（图2为杨老生前参加集邮活动时与集邮家们的合影）。

图2：杨耀增先生与集邮家们合影（左起：刘广实、徐星瑛、居洽群、杨立、杨耀增、叶季戎、赵人龙、游开国、滕晓凡）。

追忆往事，仿佛如昨。在与杨耀增先生交往的过程中，有一件事情令本人难以忘怀。那就是为我的集邮老师四川成都叶季戎先生（图3为叶季戎先生），寻找他失去联系多年的邮友汕头沈南来先生的一桩往事。而恰巧的是，当年的这桩寻人往事，无论是邮人、邮事，还是与人和事有着密切关系的“国币四宝”之一的邮品，都与杨老有渊源。有鉴于此，这篇缅怀杨老的文章，就从当年的这桩邮事说起。同时，亦藉此追思我的集邮老师、祖籍广东挴州的叶季戎前辈。

图3：四川成都著名集邮家叶季戎先生（祖籍广东梅州）。

我与叶季戎老师的交往，始于上世纪的八十年代。那是叶老在“文革”后重返邮坛的时期。当时，我与叶老的通信较为频繁，每月至少有一封书信往来（图4为当年叶老寄给我的信件），内容多是探讨解放区邮票和民国时期发行的银圆邮票及其邮政史。而我们所探讨的许多关于银圆邮政史问题，特别是民国末期银圆邮票在广东邮区大放异彩这一段历史，叶老和我也经常将研究心得撰文见诸报端，与集邮界人士共同分享。

图4：成都叶季戎先生寄蚁健信件。

在1992年10月11日，我如常收到叶老在10月4日寄给我的来信（图5为叶老信件）。叶老在这封信函中，托我寻找他失去联系多年的邮友汕头沈南来先生。叶老在信中写到“你既有汕头邮友，便请托其打听一下，弟有一邮友沈南来先生，大约在48年迁回汕头原籍，住在市区内，年久把住址忘却，现不知还健在否？如健在可能还在集邮，容易打听。相托，相托”（图6为叶老信函）。

图5：1993年10月4日叶季戎先生寄蚁健信件。

图6：1993年10月4日叶季戎先生寄蚁健信函。

接到叶老的来信之后，我便带着叶老这封书信赶赴汕头市集邮协会询问沈南来其人，原想如叶老在信中所言“如健在可能还在集邮，容易打听”。不料，承当时汕头邮协的负责人陈英汉先生相告，在汕头的邮人中尚未听闻有“沈南来”其人，而邮协的会员当中虽然有姓“沈”者，但却非沈南来之后人。随后，我又到汕头的几位老邮人家中，希望能从老一辈处获悉沈南来先生的消息，但最终还是一无所获。对此，我便将未能寻得沈南来先生的消息回信告诉叶老。

紧接着，1992年11月17日，我又接到叶老在11月10日寄来的回信（图7为叶老信件）。叶老在信中又详细谈及沈南来先生的情况。信中指出“沈南来兄四十年代为公务人员，在贵州工作，大约在48年间，离职返原籍汕头，地址已记不清，大约是‘X南街’。沈兄在40年代后期，已为邮坛知名人士，国币三分改廿元有水印珍品，即为其所发现。四十余年来，人事沧桑，可能已故，不然，汕头邮人，断无不知者，同时也未见到他的文章，只好算了”（图8为叶老信函）。

图7：1993年11月10日叶季戎先生寄蚁健信件。

图8：1993年11月10日叶季戎先生寄蚁健信函。

接到叶老的回信，我始知道叶老要寻找的这位邮友，早在民国时期已为邮坛名流。而且，他还是民国期间“国币四宝”之一的商务版烈士像面值3分有水印加盖“国币念圆”组外品珍邮的发现者。但是，如此邮坛卓越人物，汕头邮界却一无所闻，确实令人费解，真是奇哉怪哉！虽然，叶老在回信中已经明示“只好算了”四字。但我知道叶老在重返邮坛之后，最为迫切的事情就是寻找失联多年的老邮友。这在叶老当时发表在国内外邮刊的诸多文章之中，时常可以见到叶老寻找老邮友的迫切心愿与喜忧乐苦。假如能通过再次努力而寻得沈南来先生，哪怕是寻得其后人，相信也是能够了却叶老的一桩心愿。

到了1994年8月，我在当月出版的《集邮博览》杂志第8期中，拜读到杨耀增先生所撰写的《邮事录闻（十九）》忆旧文章。巧合的是，杨老在这篇文章当中，也论及沈南来先生早年发现商务版烈士像面值3分有水印加盖“国币念圆”组外品珍邮之事迹，且对其发现过程的来龙去脉，叙述极其详尽。杨老在文章中详细描述如下：

我搜集到的“国币四大罕品”之另一枚，为商务版烈士像3分有水印纸重庆大东书局加盖“国币念圆”旧票。这枚票的组内品（即通常能购到的），应该是商务版烈士像3分无水印原票加盖。估计是在加盖时，由于邮局人员只问面值，不论版别、纸质，在无水印3分票中混入了少量有水印纸所造成的。三年前，我从瑞士大卫公司购得这枚旧票，价格约折合160美元，尚算得上便宜。本来我不喜欢集旧票，但因这枚组外品的被发现，却是由信销旧票所引起来的，所以我才破例搜集了它。这枚较罕少的组外品，最初发掘者，就是上次《录闻》中所提到的南京集邮家沈南来先生。根据当年他本人撰文所述，1947年4月上旬，他从某单位收发室，购得数千枚由公文信封上剪下来的旧邮票，当晚即全部泡在水里，因而发现了这枚有水印3分改20元旧票。他称：“一共有14枚，除有1枚齿孔略有损坏外，其他13枚品相甚佳，而且邮戳清清楚楚刻着‘贵州荔波三十六年四月二日’等字。”沈南来先生邮识很高，而且当时正热衷于搜集加盖“国币”改值邮票，卓有成效。恰巧他有一位朋友在荔波县田粮管理局工作，所以，不失时机地立即写信，并将残齿的一枚旧票附去，托这位朋友代为购买。这种“碰大运”的做法，沈先生叙述得甚为生动。哪知，一个月之后，那位朋友竟然不负所托，在邮局早已售罄的情况下，从自留贴信用的邮票里，发现了90枚新票，全部寄给了他。他以较高的价钱分售了出去。目前存世的新、旧票，大约全是由沈先生售出的。在“国币四大罕品”里，只有这枚票是经过实际寄信用过的，因而搜集旧票，在一定程度上更有意义。前者，阅李颂平所著《国币加盖票及普通票》，里面提到此票“曾在贵州之石阡邮局正式发售”，我想一定是根据旧票上的邮戳判断出来的。查石阡在贵阳东北约400公里，荔波则在贵阳东南300公里。看来这枚票当初是经贵州邮政管理局所分发，自无疑问。但是由于这两个地方偏僻，集邮者少，所以虽在邮局窗口公开出售，也无人发现。如果不是沈南来先生适逢其会，而又紧追不舍，恐怕流存下来的新票就会更少了。我想盖“石阡”邮戳的旧票，大概也是人们事后发现的，在石阡邮局，估计不会有新票流出。这枚票虽说大部分已用于贴信，但相比之下，存世旧票还是比新票少。在国际邮市上，它的新票同旧票，价格几乎相等。今年2月间，香港鉴珍公司有一枚加盖保真戳的新票拍卖，底价约折合210美元，相比之下，似乎起价稍高。因为相对而言，这枚票比起其他“三宝”，数量要多。但有有关这枚票得以流入邮市的逸闻，现在恐怕知道的人甚少。一些名贵邮品，最好要有个来龙去脉，烈士3分有水印改20元票，虽非特别名贵，但它的历史还是比较清楚，这是我之所以不惮其烦地将它写了出来的主要原因。

可以说，杨耀增先生所撰写的这篇忆旧文章，对后人了解当年沈南来先生发现这枚“国币四宝”之一的珍邮经过，是绝好的“探丽得珠”之补充。于是，我便立即给杨老奉上一信，请教可否有关沈南来先生的最新消息。

后于1994年10月9日，收到杨老在10月3日从天津寄给我的回信（图9为杨老寄给我的信件）。杨老在信函中回复说“蚁健同志：9月17日函悉，因为我在太原办公，节前回津方阅读，你热情为叶老打听消息，盛情可感。6月份我在成都与叶老见面时，也曾谈到沈南来，遗憾的是我俩全不知他的消息，我的文章只是追述旧事。我和叶老经常有信，我已将你的来信告诉了他。据我估计沈南来先生恐已不在人世，因为解放后不久即没再听到他的消息。附叶老信两封，有事请再来信。问，秋安。杨耀增93.10.3”（图10为杨老信函）。从杨老的回信中所述，他对沈南来先生的情况，所知者也是在解放前后这段时期。并且，他也与叶老得出了“可能已故”和“恐已不在人世”的相同结论。

图9：1994年10月3日杨耀增先生寄蚁健信件。

图10：1994年10月3日杨耀增先生寄蚁健信函。

接到杨耀增先生的这封回信之后，不久又收到叶老的来信。信中除了告知杨老将我向他打听沈南来先生消息的书信转给了他，还言及“天津杨耀增先生，我们是多年老友，他和沈南来先生，解放前并无交往。我和沈南来交往时，大约是在1947年间，那时他在贵州，后因工作调动到南京，1949年辞职返汕头故乡，他家似经营杂货店。我想他或已去世，不然何以连常增书、张文光会不知道。不必再费心寻找了，一切随缘吧”。同时，叶老还在信中再次表达了他寻找沈南来这位老邮友无着的思念之情，并写下了“万事皆全何为乐”的感叹，这应该是叶老人生观的真实写照。

众所周知，祖籍广东梅州的成都叶季戎先生（1917.9.6~2003.2.25）是我国著名集邮家、邮学家，笔名弋戈、文、知新、子思等。他出生于名门望族，家景殷实，1936年开始集邮，是我国早年新光邮票会1785号会员，甲戌邮票会1132号永久会员，以及金竹、重庆、首都、无锡等邮会会员和《北平邮刊》编辑顾问。1942年“成都邮票会”成立之时，他是发起人之一，并于1946年至1949年担任会刊《邮苑》的编辑，共编成四卷27期。

叶老在邮品收藏方面，其清民时期邮品之丰厚，邮学知识之广博，海内共知，早在上世纪的四十年代就已名扬中外邮坛。1942年李弗如、江剑魂、吴孔昭、林名均等人观其邮集之后，评价为“成都第一邮集”。陈复祥更是称其为“继黄绍斋之后最有希望的人”。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后来集散票毁，历经坎坷，隐退邮坛，过着深居简出的朴素生活。

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集邮事业复苏之后，叶老才重返邮坛，并凭着超人记忆力和深厚的邮学造诣，专心执笔著文，参与全国集邮联主持的各种大型集邮著作的编写（图11为1998年5月7日叶老在上海参加《中国集邮史》审稿会议时与集邮家们的合影）。还先后在国内外出版的集邮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清民时期邮政历史和邮票研究论文，台湾邮会还专门为叶老出版《邮海话沧桑》集邮著作，为集邮界留下一批高质量的邮史研究资料。

图11：1998年5月7日叶季戎先生在上海参加《中国集邮史》审稿会议与集邮家们合影（左起：徐星瑛、郭润康、居洽群、叶季戎、傅德霖）。

而叶老的邮友更是遍布全国、港澳台地区和海外各地，杨耀增先生便是他深交多年的集邮挚友之一。有关这一点，我们在近日由陕西吴敏先生，为纪念杨耀增先生诞辰100周年而编著出版的《百年杨耀增》一书中，可以看到由北京刘佳维会士提供的杨老与叶老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本世纪初以来，他们之间持续十多年的大量集邮书信。这些书信内容涵盖邮票、邮史、邮人、邮事，忠实记录他们二老之间浓厚的集邮情缘和深厚邮谊。虽然至今已经事隔多年，时过境迁，世事更迭。但这些书信仔细品读起来，依然深受启发、感人至深唉。

后来，杨耀增先生在2002年1月17日仙逝之后，叶季戎老师也在2003年2月25日仙逝。而为了抢救叶季戎老师为集邮界留下的宝贵邮学论文，弘扬叶老一生为集邮领域所做出的贡献，以及寄托集邮界对叶老的追思之情。在当时汇集全国集邮界名家的当代集邮研讨会会长、《当代集邮》杂志总编田建平先生的倡议和亲力亲为（图12为本人与田建平在2003年四川绵阳亚洲国际邮展展厅的合影；图13为林轩、王洪新、田建平在2003年四川绵阳亚洲国际邮展期间举办的国际集邮学术研讨会会场合影）

图12：田建平（左）蚁健（右）在2003年四川绵阳亚洲国际邮展展厅合影（陈波先生拍摄）。

图13：林轩（左）王洪新（中）田建平（右）在2003年四川绵阳亚洲国际邮展期间举办的国际集邮学术研讨会会场合影（刘佳维会士拍摄）。

以及集邮界郭润康、李世琦、李鸿远、李毅民、赵玉岭、华熹、王洪新、马党生、吴法金先生等一批集邮人士的共同协助和努力下。调动各方力量，历时两年，并赶在2005年叶季戎先生诞辰88周年之际，如期为叶老编辑出版《叶季戎邮文选编》集邮学术著作，诚为当年国内邮坛的一桩盛事（图14为郭润康题名、田建平主编的《叶季戎邮文选编》精装本和平装本封面）。本人当时应邀为叶老这部厚达400多页的集邮学术著作，撰写《深情的怀念》（代序）一文之时，便将早年为叶老寻找沈南来先生，以及与杨耀增先生联络打探沈南来消息之原由始末，在这篇纪念叶老的文章中进行详细的描述（图15为本人撰写的《深情的怀念》纪念文章）。藉此缅怀叶老和他与杨耀增先生的集邮情缘，弘扬老一辈集邮家之间的深厚邮谊与人格魅力。

图14：郭润康题名、田建平主编的《叶季戎邮文选编》集邮著作精装本和平装本。

图15：蚁健为《叶季戎邮文选编》集邮著作撰写的《深情的怀念》（代序）纪念文章。

集邮缘，邮友情。杨耀增、叶季戎俩位前辈。他们都缘于集邮这项高尚的雅好而走到一起，收藏邮票和钻研邮学，共同为集邮界做出了许许多多可圈可点的贡献，诠悉了什么是集邮家精神。而他们彼此之间所建立起来的邮谊，却是远远超乎集邮本身。无论世事沧桑，岁月更迭，他们所谛结的集邮情缘与深厚邮谊，始终铭记在心，成为人生的精神财富，并为后世留下一段邮坛佳话。而这种宝贵的集邮精神，亦正是我们年轻一代的集邮爱好者，所要努力学习和继承，并发扬光大的！

纪念集邮家杨耀增先生诞辰100周年征文（总目2025年3月16日统计）

一、文章类

1.北京刘佳维

《津门邮坛之楷模——〈百年杨耀增〉序文》

2.河北牛双跃

《津门邮人杨耀增》

3.广东蚁健

《集邮缘、邮友情》

4.江西王洪新

《邮坛打假先锋、答疑解惑良师》

5.天津虞东江

《珍贵集邮书信见证邮坛前辈的深厚邮谊》

6.天津郝九川

《我为杨耀增和李世琦二老牵邮缘》

7.北京徐永胜

《杨耀增集邮往来书信赏析》

8.天津陈元祯

《永恒的邮花、不朽的邮魂》

9.北京李近朱

《远远望着杨耀增先生……》

10.陕西吴敏

《杨耀增先生与日本友人的集邮情缘》

11.天津孙革

《集邮领域敬业典范 、 邮坛先驱治学楷模——记杨耀增先生与〈天津集邮〉创刊号》

12.天津王剑

《学习耀增先生集邮家精神、传承赓续先进集邮文化》

13.陕西白山

《肝胆相照、侠义柔肠》

14.河北张华东

《AI 与我作诗文：百年诞辰忆杨公》

15..天津郝九川

《解放区邮票简目》出台始末

16.河南程兵

《一片丹心在邮坛》

二、诗词类

1.湖北马驎

2.福建宋晓文

3.上海李锦林（二篇）

4.河北牛歌

5.天津崔福起（一诗一图）

6. 山东夏照强

7. 广东苗云辉

8. 宁夏熊轲

欢迎来稿截止日期4月底

关于征集“纪念集邮家杨耀增先生诞辰100周年”征文活动的通知

今年是天津著名集邮家、邮学家杨耀增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为缅怀和纪念杨耀增先生对中国集邮事业所做出的贡献，我们将在今年五月份（暂定）举行“纪念集邮家杨耀增先生诞辰100周年追思会”暨集邮征文活动。

1，今诚邀集邮界人士和杨耀增先生的生前邮友响应，撰写缅怀纪念文章（诗词），文章图文并茂，长短不限，内容不拘一格。

2，所有来稿将在“集邮博物馆”网站公众号和集邮刊物上发表，并在适当的时候出版纪念专集。

3，来稿请在2025年4月20日前，发给天津张效建先生接收，微信号tjwxh001，邮箱号[e-mail]。

4，主办单位将根据来稿，确定追思会的具体议程，会上发言和宣读文章，主会场参与人数，现场网络线上直播的具体方式等事宜。

5，本次活动解释权归主办单位。

主办单位

北京文献集邮研究会

北京驿博悦读工作室

天津文献集邮研究会

沙鱼涌邮史俱乐部

中国香港特区邮学会

集邮博物馆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