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子大伯 . 原创短篇小说

匠人

胡子大伯是父亲的哥哥，比爸爸大五岁，爸爸是家里的老巴子，排行老二是我的姑姑。爷爷是房管所的泥瓦工，靠给人家砌个墙、抹个灰、做个水泥地坪擎（音：qing，挣的意思）工资，空闲时间还帮街坊邻居修个屋顶拾个漏什么的混点外快，一家人的日子在我们这条街上还算过得去。 据父亲讲，他们小的时候爷爷最喜欢的就是家里的大儿子，因为他继承了爷爷的骨架、脸型和天生的大嗓门。大伯的两个眼睛雪亮的，尤其是十七八岁下巴上就冒出了浓密的络腮胡，活脱脱和爷爷像一个模子出来的。 胡子大伯从小胆子就特别大，做事果断，能说会道，但脾气暴躁，喜欢冒险，尤其爱惹是生非，到了夏天晚上邻里街坊在路边乘凉的时候，一条街上很远就传来他的大嗓门。 大概在父亲十四五岁的时候，大伯高中毕业在家等分配，那时，文革还没有结束，大伯是家里的长子，按当时的政策每家的老大是要到农村插队的，爷爷心疼他，怕他吃不了乡下的苦，又怕他闲着在社会上学坏，就让他跟着自己的屁股后面和和砂浆，拎拎泥桶，做小工。那年夏天一个礼拜天的下午，爷爷没有出去干活，猫在屋里睡午觉，二姑从外面匆匆忙忙回来，在爷爷的耳朵边小声嘀咕什么，爷爷一骨碌从凉床上爬起来，操起一根手腕粗的木棒子冲出门去，在街南边光棍黄老二的小竹坯房子里，找到了正在聚精会神翻纸牌的大儿子。爷爷一把拎住他的后衣领，猛然一声喝吼，大伯吓得三魂丢了二魂。 狗日的小炮子，你在干什么？还没有等他回话，同样脾气暴躁的爷爷，操起手中的木棒子劈头盖脸地打去，大伯站在众人面前一动不动，没有回嘴，也没有躲闪，任凭木棒在头上雨点似的挥舞，血水顺着有着络腮胡子的脸颊流淌。 爷爷走出小竹坯房，站在路边的鬼柳树下许久，把手中沾满血痕的木棒一扔，对着骄阳似火的天空长叹一声，背着手朝家走去。 我问爸爸，爷爷手好狠啊！打死人了怎么办？ 爸爸白了我一眼，你人小，知道个屁，赌钱赌命赌家产，会害死人的。 爸爸回忆到，他再见到大伯的时，大概是五六年以后的事了。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头几年，当时菜场附近的小街小巷的角角拉（音：guoguola，角落的意思）有了许多从郊区来卖菜的农民。最先见到大伯的是二姑，一个穿着破旧军装的人蹲在马路牙子上，面前的蛇皮袋上放着一堆青菜和几根小葱，那个脏兮兮的人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她看，二姑突然发现这个胡子拉碴的人特别眼熟，好像是大哥，再想仔细打量，那人就不见了。她在菜场附近转了几圈，没见那人的身影，正准备回家，那人像从地缝冒出来似的站在她的面前，“妹子。”洪亮而熟悉的声音响在她的耳边。“大黑，你是大黑，你是我的大哥？”二姑惊讶地带着泪音叫道。 那浑身脏臭的人点了点他蓬乱的头，手里还紧紧攥着那个同样脏臭的蛇皮袋。 二姑满是热泪走上去，抓住大伯的手，上下打量着他，问：“哥，这些年你到哪里去了？” “一言难尽，一言难尽啊......”大伯有点局促摸了摸下巴上的络腮胡子，“要讲，三天三夜也讲不完。” 二姑让他和她一起回家，大伯有点犹豫地说道：“爸爸呢？不知道他老人家会不会原谅我么？” “他老人家死了好些年了，我还和三弟住在老屋里。”二姑抹了一把眼泪接着说，“爸临死前不停地念叨你啊......” 打那时起，胡子大伯就和二姑、我父亲三个人住在一起，到后来，二姑出嫁了，嫁到城南夫子庙附近的新桥去了。再后来，父亲也成了家，有了我。大伯原先住在老房子的堂屋里，他嫌自己碍手碍脚的，不方便，就把街北面四茬路口王奶奶的小偏房租下来住。我那时六周岁，刚刚上小学，隔三差五一有空就朝胡子大伯那里跑，因为他特别会讲故事，还会用木头块做盒子枪，用棍子做步枪，用玉米棒子做手榴弹；他还会学枪声炮声、学汽车叫飞机吼.....还有，不管我问什么，他都能回答，天上的地下的，过去的现在的，他不厌其烦地讲给我听，好像回答问题就是他的最大的快乐。 又过了几年，区里人武部经过调查，了解到胡子大伯打仗时腿部受过伤，就安排他在附近的街道小工厂看大门，空闲时间多，我跑的更勤了。 到了上小学五六年级的那些年，我还经常到胡子大伯住的出租屋去玩。记忆中大伯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当年打仗时留下的腿伤一到下雨天就隐隐作痛，靠吃止疼片来暂时压住疼痛。二姑对我说：“你大伯一辈子做事不求人，硬气得很。79年自卫反击战打完以后，他受伤在部队野战医院里养伤，别人立功受奖，提干当官，他倒好，伤没有痊愈，也不和部队领导打招呼，背起一个背包就回到他原来插队的乡下去了，知青点上一起插队的知青们都返城了，就他一个人还留在那里傻乎乎下田种地，晚上一大早就抱着被子蒙头睡大觉，好像这个世界上一切一切都与他无关，村上的老老少少在他的背后戳戳点点，都说他肯定是战场上当逃兵逃回来的，不然怎么不回城分配个好工作呢，唉。”二姑说完直摇头。 父亲提起他的大哥，更多的是埋怨，他说，胡子大伯回到知青点的两年多时间里，房东一家对他多有照顾，尤其是房东的大女儿经常给他来缝缝补补、浆浆洗洗，家里有好吃的还给他送来。他倒好，横着眉毛对人家说，孤男寡女的，你少朝我这儿跑，免得别人说闲话。姑娘呛他说，我才不怕人家说什么，大不了领个证搬过来住。胡子大伯更急眼了，结婚？你昏了头，我一身病，吃吃不得，做做不得，三天吃六顿混吃等死，还要拖累你啊？你年纪轻轻的，赶快找个好人家嫁了吧！气的姑娘摔了房门哭着跑了。 一天早上，二姑拿着胡子大伯的床单到我们家来洗，洗完了，在院子前的空地上晾晒。早春的太阳暖洋洋的，二姑在两棵不高的洋槐树间的绳子上凉上了床单，床单被风儿鼓得高高的，水珠在慢悠悠地滴着，地上一片新湿。瞧见我父亲从屋里走出来，她担忧地对他说：“最近，大哥有点不对头，经常眼睛半闭着半睁着，只有看到电视上播老山前线的片子，他才像打了鸡血似得。叫我家大侄子常朝他那儿跑跑，让大哥给他讲打仗的故事，打打岔。”二姑甩了甩手上的水，又说，“大哥可喜欢他呢，常在我面前垮他，说他学习好，将来一定有出息。”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一放学就往胡子大伯的出租屋里跑，让他讲那些陈仓烂谷子的、重复来重复去的旧事，我搬着一张小板凳坐在他的跟前一个劲地催促着他，快讲，快讲......胡子大伯的声音依然洪亮，只是中气没那么足了。尤其是他的记性糟糕透了，今天讲的故事，昨天又是另外一个版本。回家后，父亲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去了吗？听了我肯定的回答，他才心满意足地干别的事去。二姑更是高兴，不是给我带几颗牛奶糖，就是塞给我一个煮鸡蛋，还总是亲昵地揉揉我的头发，夸我懂事听话。那时我人小不懂得这一切的意义，还以为自己做了多大了不起事呢。哎！现在想想真有点酸楚，想哭...... 我问胡子大伯：“大伯，你当年打越南是咋个样？有没有照片给我看看。” 大伯神情黯淡也有点遗憾地讲：“仗打那么凶，哪有功夫照相啊！”他突然好像清醒起来，睁圆昏浊的眼珠，盯住黑乎乎的墙壁，两只枯槁的手拍了一下，得意地说，“我记起来了，记起来了，就是那样，一身草绿军装，红帽徽、红领章，手握五六冲，打着绑腿，腰间挂子弹带和手榴弹，一队一队的人马，俯着身往前方冲锋......”他的眼睛亮了，腰也直了，“我们越过了红河，穿过布满地雷和竹签的山道......” 胡子大伯停顿下来，一个人沉浸在深深的回忆中，他的目光透过窗户看见很远很远的地方——那些早已分不清是夕阳还是烟尘染红了大地，原本就是红色的土壤早已成了红褐色，国境线上的红河似乎停止了流动，天空的硝烟久久地无法散开，偶尔看见的断枝上还留着点点火焰，厮杀声、呼喊声、枪炮声似乎还在耳边...... 胡子大伯狠吸了几口手中的纸烟，青蓝色的烟雾从他的口中吐出来，在昏暗的小屋里转着绕着久久不肯飘出去，我的鼻孔里也有烟味，忍不住要咳嗽，我让大伯接着说下去。胡子大伯扔掉烟头，接着说：“我们连渡过红河以后，在副连长的带领下沿着农田中间的狭窄小路向越南的腹地挺进，小路上面许多的地方插着小旗子，当有人靠近小旗时，就会被副连长喝骂，不怕死呀？小心地雷！副连长又叫道，向后传，小心竹签子坑。天大亮以后，前面两个山包包之间的垭口越军的机枪手发现了我们，猛烈的子弹像暴雨一样向我们隐蔽的大榕树周围泻来，树枝、杂草、沙石、烟尘，劈头盖脸砸了我一身。我朝那个方向扔了一颗手榴弹，可惜距离太远，那挺高机仍‘哒哒哒’地扫个不停。我气的站起身，想朝山包方向冲去，被副连长制止了。他一面冷静地命令大家不要盲目乱射，以免暴露自己隐蔽的位置，一面继续仔细观察地形。他把冲锋枪交给我，又从旁边一个战士手里要来三颗手榴弹，悄悄地绕到一个较高的地方。大家只见他一扬手，‘唰唰唰’三颗手榴弹飞了过去，接着几声炸响，岩石后的高机再也不叫唤了。战士们兴奋地呼叫起来：‘打得好，打得好！副连长真厉害！’‘嚷啥子?注意，还有敌人！’他的话音还未落，一声抢响，见他捂着头部，慢慢地倒在草丛中。我大叫一声：‘副连长......’端起五六冲对着枪响的地方一阵猛扫，后来在一声枪响以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等我醒来，已经躺在后方野战医院里了......” 1999年的冬至的前两天，父亲给我打电话，胡子大伯怕是不行了，我坐火车赶回了家里，然而这次大伯从阎王爷的身边转了一圈又回来了。父母亲忙着上班，我就在家多陪胡子大伯几天。那些天我的心里挺矛盾的：害怕大伯死了，从此没有了最最喜欢我的人；又忧虑他的病拖很长的时间，等我一回学校，他死了又得赶回来。 我架了一张小床，住在大伯的旁边，他的气味我闻得来。从乡下来的房东女儿把家里包的菜团子端进屋后，堂屋里就多了青菜和糯米的香气。 窗外的天空很暗，黑漆漆的，风从马路边的那棵鬼柳树吹过来，在我家的三间瓦房前徘徊，卷起房檐上零零碎碎的茅草，胡乱地钻进紧闭的窗内。胡子大伯猛然撑起身子，眼珠睁的老大，气喘的厉害，我赶忙过去一边给他揉胸口，一边大声呼喊二姑。二姑和房东女儿（我叫大姑）一起从里屋冲出来，她俩齐声喊着：“大黑，大黑，大哥......”我也带着哭腔大声叫着：“大伯，大伯......”喘着粗气的的大伯终于回过神来，他有气无力地指着屋门，说：“门外面有我的几个战友，他们穿的少，屋里暖和，你们让他们进来，张妹子（大伯叫房东女儿的称呼）再端几碗菜团子给他们吃。兄弟啊，你们尽管吃，我们这儿有，吃饱了再上路，我们一起走......”说完他无力地倒在床上，他朝我挥了挥手，又说到，“大侄子，你喊住他们，喊住他们......” 二姑、张大姑和我走到门外，外面哪有人啊.....黑色的云团在天光的晦暗空中游走，鬼柳树的枯叶在冬夜的风中过早地衰败腐烂、飘落。叫声衰微的野猫们像是冥河边的运尸人，透过不明不暗的路灯，我们看到了群鸦在低空徘徊嗡鸣，而无人的街巷如同一个落魄画家笔下的地狱场景...... 胡子大伯是上次我见到他的五个月以后去世的，父母亲怕耽误我学习没让我回来和大伯见最后一面。到了夏天暑假回家时，大伯睡的小床撤掉了，堂屋显得空荡荡的。半年多不见的父亲，消瘦了许多，气色也不好。一天吃晚饭的时候，父亲对我说，这几天总是梦见你大伯，问你给他办的事办了没有？ “没有啊......”我支支吾吾地应付了父亲一句，把碗里的饭匆匆划了到嘴里，到里屋看书去了。 坐在书桌前，我心神不宁书怎么也看不进去，因为有一件事梗在心里。上次回家的时候，那天就我和大伯两人在家，他挣扎着从小床上爬下来，在床底的木箱里翻出一个退了色的军用挎包。他从挎包里拿出用红布包着的发黄的信纸。信纸皱巴巴的，残缺不全，开头和结尾都不见了。我凑着灯光看了好几遍，勉强读懂大概意思，这是一个人在上战场前写给自己妻子的信。信里告诉他年轻妻子，这次走的匆忙，不能回来探亲了。信里还说，在炕下的砖洞有一个旧饼干桶，里面有300元钱。他嘱咐自己的妻子，照顾好女儿和他的母亲，再拿50元还给生产队的老队长，这50元是老队长带他母亲瞧病时垫付的...... 我问胡子大伯：“他是谁？你找过他的妻子吗？” 大伯回答道：“副连长。他牺牲前什么也说不出来，一只手拉着我，一只手指了指军装的上衣口袋，我摸出这封信，他已经合上了眼睛。我只知道他是内蒙赤峰人，具体住在哪里不清楚，问别的战友都说不晓得。我找过两趟，赤峰大着呢，怎么也找不到。”大伯摸着我的脸，轻轻地叹了口气，“大伯快走了，要见红河了，要去找副连长了。大侄子，你有文化，会帮我找到副连长的妻子的。” 父亲问我：“信还在吗？怎么一直没有听你说过。” “在......”我答道，其他我什么也不想说。 坐火车回学校的路上，车厢有节奏地晃动着，开往远方的绿皮火车走走停停，也正如它启动或者停下的时候，总会留下了长长的“嗤”的一声叹息！一切都从未知中扑面而来，又飞快地消失在车窗的另一面。更多的时间，我发呆地望着城市的轮廓，坡下的水田，赶着老牛在陇上行走的农人；还有那些无名的小站，交错的铁轨，道口挥着小旗的值班员，停车时隔窗叫卖的小贩...... 我又掏出那封信，叹了口气，在心里说，胡子大伯，找到找不到，以后清明给你烧纸的时候都会告诉你，因为，我的心里有你，有你的副连长...... 什么时候，那些南边的风又把熟悉的味道吹来。那些热烘烘的泥土味溪水味和山林味，让人迷失。那些芭蕉味、青草味和疼痛，每天与雾岚一起上升或降落的炊烟味，还有男人的汗腥味，女人的乳香味还有什么味道能代替它们。执着、温情、甘冽 红河一样的爱着。从生到死从红土里爬出来，再回到红土里去什么都没有带来什么都没有带走。只有思念伴着没有南边的风，在高处游荡一切都这么自然。来时你的声音宏亮返回时，上帝把所有的门都关了 2025年3月14日写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