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中华文明五千年，人文精神始终是民族之魂。从孔子“有教无类”的仁者襟怀，到朱熹“格物致知”的理学体系；从唐宋诗词的璀璨星河，到明清小说的市井长卷，人文教育始终是中华文明传承的血脉。然而，当复旦大学宣布将文科招生比例从30%-40%骤降至20%时，这场以“改革”为名的学科调整，却似一把利刃刺向人文教育的根基，令人不禁发问：当大学向文科开刀，我们割裂的仅仅是学科比例，还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命脉？ </p><p class="ql-block">历史的回响：人文教育是中华文明的底色。中国古代教育以“六艺”为本，礼、乐、射、御、书、数中，人文与技艺本为一体。科举制度虽有其局限，但“以文取士”的核心理念，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文理想成为士大夫的精神标杆。朱熹曾言：“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此中“天理”非机械之理，而是伦理与哲思的交融。民国时期，蔡元培执掌北大，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李大钊、鲁迅、陈独秀等人文巨擘以笔为剑，开辟新文化运动的疆场，正是人文精神推动社会变革的明证。 </p><p class="ql-block">反观今日，复旦校长金力提出培养“干细胞式人才”，强调学科交叉与技术创新，却将文科招生视为“减法”对象。若以“实用主义”为尺，孔孟之道恐被斥为“无用”，唐宋八大家或成“就业困难户”。此般逻辑，与战国时期韩非“儒以文乱法”的功利批判何其相似？然秦以法家强盛而二世亡，汉以独尊儒术而文脉绵长，历史早已证明：轻视人文的文明，终将失去自我更新的生命力。 </p><p class="ql-block">现实的困境：技术狂飙下的人文危机。复旦改革并非孤例。哈佛大学关闭30余门文科课程，美国人文专业学生十年间减少17%；日本二战时让文科生组成“学院突击队”赴死，今日中国文科生就业率仅12.4%，法学毕业生甚至需为裁员起草协议。全球范围内，文科衰退已成趋势，其背后是技术主义与资本逻辑的合谋。 </p><p class="ql-block">然而，技术越发达，人文越重要。AI算法的偏见、基因编辑的伦理、元宇宙的虚实边界——这些技术时代的“戈尔迪之结”，绝非代码与数据所能独解。朱国华教授指出，人文学科的价值在于培养“包容性、多样性、长远性”的思维，而当下社会的焦虑与极端化，正源于人文精神的缺失。复旦校长虽称“文科必须精而顶尖”，却未回答：若无人文土壤，何来顶尖之苗？当哲学系因捐赠被冷落，当“自由而无用”被戏谑为“没用且自由”，大学已从“精神高地”沦为“技术车间”。 </p><p class="ql-block">未来的抉择：人文与科技如何共舞？ 真正的教育革新，不应是文科与理科的零和博弈。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有云：“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人文与科技本如阴阳相生：王阳明格竹七日悟“心即理”，达芬奇解剖人体绘《维特鲁威人》，皆是人文思辨与科学探索的融合。今日复旦力推“AI+一切”，却未意识到，若无人文指引，技术或成“无舵之舟”——机器学习可解析康德，却难回答“人为何存在”；算法能预测朝代更替，却无法书写《哈姆雷特》的终极追问。 </p><p class="ql-block">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培养“完整的人”，而非“高效的工具”。哈佛通识教育坚持人文必修，因其深知：没有苏格拉底的追问，牛顿的苹果只是果实；没有庄子的逍遥，量子纠缠仅是公式。复旦若真欲破局，当效法古人“守正创新”之智——既建新工科之“番茄”，亦护人文之“蛋”，方能炒出一盘真正的“学科交叉”。 </p><p class="ql-block">救人文者，方能救文明。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千年前，《礼记》已为教育定下人文底色。今日复旦改革，若仅以就业率、经费、排名为尺，恐将重蹈“焚书坑儒”的功利覆辙。人文教育之衰，非一校之殇，乃文明之危。当我们高呼“救救孩子”时，更应深思：若大学不再孕育思想，而只生产工具，我们将留给子孙一个怎样荒芜的精神世界？ </p><p class="ql-block">救救大学，实为救救文明。唯有让人文与科技并驾、守正与创新齐驱，方能在AI轰鸣的时代，守护中华文明那盏照亮千年的精神明灯。</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