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票据上的历史】 渝商传奇之“猪鬃大王”古耕虞

汪海

　　我收藏有一张民国26年（1937）2月24日，法币1000元的中国银行现金支票，票面上留有签发人古耕虞和他经营的重庆“古青记”商号的印章和戳记。

古耕虞（1905—2000年），巴县人，是重庆近代史享有盛誉的爱国实业家，民族资本家，有“猪鬃大王”称号。自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他经营的古青记“虎牌”猪鬃逐渐占居了中国猪鬃出口市场重要位置，40年代中后期其控制的出口量达到中国猪鬃出口的85%和美国进口的猪鬃70%，垄断了世界很大一部分猪鬃市场。
抗战时期，猪鬃成为重要战略物资，古耕虞利用庞大的猪鬃出口贸易，为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换取大量外汇，用以抵偿苏联和英美等国援华贷款或易货的战略物资，支撑着持久抗战的财政命脉。所以周恩来夸赞他“有功于抗战”。
　　解放后，他又把自己三代惨淡经营建立起的猪鬃王国，连同百万家业毫不犹豫地一起交给新政府，出任初创的国营中国畜产出口公司第一任正职经理，成为红色资本家。
　　1950年，他接受中央交给他的秘密任务，利用在香港开设公司作为中转站，以民间贸易的名义向美国出口大量猪鬃。他还冒着生命危险赴美周旋，为新中国抗美援朝和国内建设换取急需的外汇和战略物资，为突破西方经济封锁做了大量工作，其贡献受到党和政府的肯定。古耕虞高寿，熬过了后来各场运动的风风雨雨，改革开放后复出担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和全国工商联等重要领导职务，继续为国家经济发展献计献策，发挥作用。
1979年的春天，复出后的邓小平曾在人民大会堂举办过一次著名的“五老火锅宴”，邀请工商业名宿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和古耕虞为恢复经济、改革开放献计献。宴会上，古老建议中央考虑为民族工商业者摘去了“资本家”的帽子问题，得到邓公肯定。这次宴会提出了‘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要打开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禁区”等重要思想。这场影响中国改革开放和非公经济发展史的“五老火锅宴”，助推了后来非公经济发展的伟大战略决策的出台。

猪鬃，指的是猪颈部和背脊部生长的5厘米以上的刚毛。可不要小看这一根小小的猪毛，近代史上一直是重庆出口贸易最重要的大宗商品。特别是战争时期，那可是和军火同列的战略物资。军用工业，尤其是飞机、军舰、卡车、枪械等制造工业都离不开猪鬃。如果没有猪鬃制成的清洁刷和油漆刷，这些钢铁物件会随时生锈，生锈的武器，战场上跟废物无异。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把猪鬃列入战略物资A类，也就是与军火一个级别。
中国是世界上的猪鬃生产大国，产量可以占到全世界的95%，而四川产猪鬃品质优于全国。早在咸丰年间，广东商人开始经营猪鬃输出国外。1891年重庆被迫开埠不久，英商立德乐就在重庆南岸龙门浩建立了重庆第一家猪鬃洗制厂，垄断了重庆猪鬃外销，并取得丰厚利润。这引起外商争相效仿，也刺激了中国商人纷纷参与其中，重庆和四川的猪鬃业从无到有，迅速发展。1911年12月31日，重庆海关代理税务司特劳奇在《调查报告》中指出：1902年7月经营猪鬃洗房的公司只有1家，现有21家，其中华商14家，洋商7家，未分类的猪鬃多数运往广州。”据当年重庆海关数据，猪鬃从1891年初创时的年出口568担，价值5133两，发展到1911年的14477担，价值729815两，其间价格也由每担10.7两，提高到每担50.4两。产量、产值、价格分别增长了24.4倍，131倍和4倍。 1910-30年代，由于本地商行崛起，与洋行竞争，推动洗鬃技术改良，重庆猪鬃质量跃居全国前列。从此，猪鬃一直名列四川外贸出口货物前茅，成为重庆和四川最重要的大宗出口商品。

　　古氏是重庆的猪鬃世家，至古耕虞已历三代。第一代是他的叔祖古绥之，辛亥革命前后，在重庆开设正顺德、同茂丰山货字号，发财后曾任重庆总商会会长。他儿子古学渊又是英商白理洋行买办，所以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第二代是他的父亲古槐青，弃学经商，在古绥之的山货字号当伙计，长住上海。后来自立门户开设古青记山货字号，并逐渐摆脱洋行买办的控制，创立了自已的“虎牌”猪鬃商标。1925年古耕虞继承父业，20岁就当了古青记少掌柜，此后脱颖而出，在洋商、军阀和官僚资本夹缝中午求生存，纵横捭阖，睥睨天下，遂成为“猪鬃大王”。

　　古耕虞及其家族企业，是重庆近代史上民族资本发展的一个成功典范。他用20多年时间把古青记（抗战初期改组为四川畜产公司，简称川畜），由一个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地方性旧式商号，发展成为全国性资本主义托拉斯性质的现代企业，并一跃而垄断了很大一部分世界猪鬃市场，成为重庆走向世界的传奇商人，其背后有着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他自身非凡的企业家智慧及出色的管理能力。

1891年重庆被迫开埠，使重庆成为了西方列强侵略四川乃至西南地区的一个据点，重庆被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虽然这带来了经济上的掠夺，但也促进了重庆的商品贸易发展，尤其是进出口贸易的迅速增长，使重庆成为了长江上游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同时也刺激了本土民族资本经济生长。古耕虞作为第三代猪鬃商，正是在前两代积累的经验和财富的基础上，抓住了一次又一次历史机遇，才发展成为猪鬃业一代巨擘。
第一次机遇，始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古耕虞接手家族企业第2年，1926年在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基础上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并迅速进展到长江流域，特别是革命人民收回汉口、九江的英租界时，引起了洋人恐慌，重庆的洋行纷纷仓皇撤离到上海，给民族资本松了绑，也给过去为洋行垄断的重庆猪鬃出口留下空间，古耕虞抓住机会整合重庆猪鬃及山货出口巿场，崭露头角。1927年聚兴诚银行的业务报告中称誉古耕虞“异军突起，掩有重庆山货业天下之半。”这一年，他年仅22岁。
古耕虞出身商人世家，年少时受过良好教育，先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主功英文，接受西方商业思想；后转读于南通张謇先生办的纺织学堂，主要学技术和感受民族资本勃兴。因此古耕虞较他前两辈和同时代商人有着更开阔的视野和商业智慧。1927年有两个美国商人代表美国最大猪鬃进口商孔公司来重庆考察，一见古耕虞，就被其他流利的英语，练达的外贸知识，和对猪鬂加工流程及技术的熟悉程度所征服。他们与古耕虞很快达成秘密协议，一部分猪鬃继续交给上海的英商，一部分则与孔公司合作直接出口美国。从而摆脱了英商，逐渐垄断了美国从中国进口的猪鬃生意。
第二次机遇，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日军封锁了中国最大通商口岸，所有出口物资在上海码头堆积如山，出口商一筹莫展。重压之下，四川的一些小商行纷纷倒闭。到1935年左右，经营猪鬃出口只剩下了古青记、和祥、盛鼎等四家企业，且除古青记外，其余三家惨淡经营，难以为继。古耕虞抓住机会，利用其外贸绝对优势与另三家谈判达成协议：由于古青记得经营四川70%的猪鬃出口，另外30%由他们共享。迫于形势，和祥等三家只好答应。由此古耕虞一统了四川猪鬃出天下。
第三次机遇，全面抗战爆发，日军占领沿海港口后，切断中国猪鬃出口通道，中国的猪鬃运不出去，造成全世界价格上涨。美国市场也出现“鬃荒”。为争夺重要军用物资，1939年美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正式提出要求，把重庆出口的猪鬃全部运美，中国政府同意。但当时苏联、美国、英国三国都急需中国猪鬃，为此三国还在华盛顿成立专门机构，负责协商向中国进口猪鬃的配额问题。对中国来说，猪鬃出口不仅是中国战时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而且是用以抵偿苏联和英美等援华贷款或易货的物资。抗战初期，在水路出口中断后，古耕虞率先利用公路试运猪鬃到越南，通过东南亚转运到美国市场，结果大获成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内地对外的陆路交通包括滇缅公路相继断绝，古耕虞旗下的虎牌猪鬃又通过驼峰航线，源源不断输往美国，换回宝贵的外汇。1938-1945年，国民政府通过猪鬃出口获得约3000万美元外汇，其中古耕虞贡献超70%，这些外汇被用于购买军火、药品等抗战物资，有力地支持了抗战胜利，成为经济抗战的经典案例。猪鬃贸易被称为“一根鬃毛撑起一片抗战天地”，古耕虞的贡献被国民政府授予“抗战功臣”称号。美国驻华大使曾评价：“猪鬃支援对盟军作战的贡献，不亚于一个师的兵力。”
　　古耕虞在抗战中以猪鬃卫国，不仅表现出一位商人在国家存亡之际的爱国情怀和民族大义。而且在与官僚资本和各方面势力的激烈争夺中，也表现出非凡的周旋力和对核心业务的控制能力。如在国民政府战时管制经济下，接受成立四川畜产公司，出任总经理，将家族企业改造为股份制托拉斯公司，但出口业务上照旧保持着“古青记”的品牌，牢牢控制自己的阵地，以抗衡官僚资本的掠夺，抗战结束前，四川畜产控制了西南各省和后方70%的猪鬃出囗。他还配合政府统购统销政策，以抗战大局为重，在忍受官僚资本复兴公司垄断出口的盘剥前提下，仍以低于市场价20%的价格向政府交货，避免发“国难财”。
　　第四次机遇，早在日本投降前夕，古耕虞就以远见卓识为战后四川畜产公司向全国发展构思了蓝图。他清楚地认识到，以重庆为集散中心的中国西南诸省的猪鬃，虽然质量为全国之冠，但产量不是最高。抗战期间英美苏等国际市场全赖西南出口，促成了战时重庆猪鬃生产和出口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但战后这个格局一定会发生改变。作为北方猪鬃集散中心的天津，中南诸省集散地汉口，东南诸省集散地上海，一定又会成为中外客商争夺的重点。作为实干家，抗战胜利后他立即通过与同业结盟，发动舆论力量，争取各社会各方面政治势力支持等一系列漂亮的组合拳，迫使政府于1945年9、10月间撤销了统购统销法令，结束官僚资本企业复兴公司垄断出口的局面。与此同时他就在汉口、天津、沈阳成立川畜分公司，并在上海成立总经理办事处，整合各地巿场，联合国内企业与外商竞争，将川畜发展到全国。据猪鬃业的出口统计，1946年—1958年，川畜在国内几个猪鬃重要产区的收购量占总额的市场份额如下：汉口年产1.5万关担，川畜收购其中的1.2万关担，占80%；天津年产3万关担，川畜收购占50%；重庆年产2万关担，川畜收购占50%；上海也占一部分份额。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中国猪鬃进口国，川畜占全部输美量的70%。这一切表明，古耕虞在解放前夕已稳坐猪鬃王国的王座。

古耕虞的一生跨越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多个重要阶段，从清末到民国，到新中国成立，再到改革开放。他带领传统家族企业转型为现代托拉斯公司，并由重庆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将猪鬃这种小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经营的风生水起，叱咤风云。他一生敬业爱国，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兴亡紧密相连，在商场和政治舞台上上演着一幕幕传奇，其经历与贡献在重庆，乃至中国工商业史上都有着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