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白鹿原》为例，探秘中国当代作家为什么停留于书写英雄的血腥与悲壮（转）

陕西慧康心理

华夏文化没有罪恶/忏悔意识。而罪恶/忏悔意识是人类的最高精神境界。

英雄主义文化必须造圣。造圣的出发点就是“人之初，性本善”。那么，民之初，性本啥？当然是性本恶。

善恶本是一种道德选择。如果一种文化在源初就从善恶出发，一定潜藏着巨大的阴谋。这个阴谋就是人为善，民为恶。一部华夏历史，就是善“人”拥有绝对道德优势、进而拥有绝对权力统治恶“民”的历史。既然善“人”代表正义，所有文化必须歌颂善“人”、打压恶“民”。于是所有经学和文学的天平绝对地偏向“善”人。这是华夏历史的真正密码，不解此密码，无论谁，其文化价值注定是善“人”文化的延续，是现代文明价值的对立。

被经学和与经学异曲同工的哲人王文化牵着走的华夏文化，至今一直在抒写善“人”的丰功伟绩。只不过，在哲人王文化时代，恶“民”文化更加隐蔽。而善“人”因为无产性文化，扩大至少数民，于是，满目皆是平民亚英雄。为什么？因为需要亚英雄。

英雄主义（包括平民亚英雄）文化，必须赞美英雄（亚英雄）。这种文化（包括文学）能发现人类永远存在的罪恶吗？当然不能。

罪恶是所有英雄的基本存在。没有罪感的文化，只有善恶。于是善恶自以为是地、随意地拿一种标准，把英雄分为正义和非正义两类。而所有英雄的共同罪恶便轻易地被善恶之正义隐藏。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以英雄文化的正义观隐匿了刘备者流的罪恶。《水浒》的一百单八将，竟然是一个种群的侠义英雄。所谓佛性的仁慈，也可以认同和尚孙猴子的棍棒。《红楼梦》的贵族凄凉，遮盖了大观园的吸血性特权。至今不见种群文化追问：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尤其曹雪芹的正义观可靠不？真的正义不？

历史未必前进，却在变化。随着文化的变化，有点觉悟的学者、作家，感觉到了英雄文化的问题，他们终于有了怀疑英雄文化的些许精神悟性。

然而，他们还是没有到达现代文明的终极处。尽管他们发现了英雄文化的残酷，却发现不了英雄文化的共同罪恶。于是，他们至今只会书写英雄的血腥与悲壮，不会书写英雄的共同罪恶。

比如《白鹿原》。

儒家圣王与圣人型英雄主义在《白鹿原》得到充分的体现。白嘉轩是白鹿村的圣王，朱先生是白鹿原的圣人，如果说陈忠实先生对白嘉轩的圣王文化因时代的原因有所警惕（设计了一些批判性情节）的话，对朱先生的圣人文化却充满了敬仰之情。

《白鹿原》的笔法依然是二十四史的笔法，只记大浪，不记被淘的沙粒，只写狮子的互撕或狮子吃羊的道理，难见写羊羔的鲜血和眼泪。

《白鹿原》可贵的地方，就是从历史角度审视白鹿原上的所有英雄，包括哲人王型英雄。

中国历史就是翻鏊子，立志要写中国秘史的陈忠实先生，忠实地描叙见刀见血地翻鏊子的各方英雄以及各方英雄的血腥与悲壮。

然而，一切至于此。

《白鹿原》同样没有写出所有英雄的共同罪恶。

随着哲人王文化的无产化，平民英雄走向前台。陈忠实先生没有像其他作家那样，完全去赞美哲人王型平民英雄，相反，表达了些许的怀疑。

然而，陈忠实先生质疑的标准却是朱先生的圣人文化。这是用陈腐的传统圣人型英雄文化质疑激进的哲人王型平民英雄。因此，《白鹿原》止于书写英雄的血腥与悲壮，没有涉及英雄本在的罪恶。

要发现英雄本在的罪恶，必须走出英雄文化。而要走出英雄文化，就要走出东边的感性经学和西边的理性哲学。要走出感性经学和理性哲学，就要走向神性信仰。

以神性信仰为审视标准，所有英雄自然就会沦为罪人。

因为拒斥信仰文化，华夏文化一直在人规定的善恶标准中打转转。从百家起，一直争论到今天，始终走不到终极。

价值走不到终极，种群灾难无休无止。

也难怪，人再高级于精神，其基本却依然是动物。人最多从神性信仰得出最不坏的价值，比如最不坏的制度——立宪。

如果《白鹿原》从立宪角度审视当时所有英雄文化，一定不止书写英雄血腥与悲壮，更会透视所有英雄文化的罪恶。

如果《白鹿原》能超出圣王文化、圣人文化、哲人王等所有英雄文化，一定不会把白嘉轩、朱先生以及所有新生代英雄作为主角去书写白鹿原的历史。如果这样，白鹿原上真正的底层小人物会成为《白鹿原》的主角，哪怕从红颜田小娥角度写个《他妈的白鹿原》，其主题也会超过白嘉轩的《白鹿原》。而田小娥还不是白鹿原上的最底层。

《白鹿原》那么一点成功，已经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稀罕。《白鹿原》的局限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洞穴。走不出洞穴，当代文学应该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