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小议

原野

在网上偶然看到一篇文章说：走在上海街头，丁惠民并不引人注目。1978年12月，这位老者带着数十位云南知青，从西双版纳一路北上进京请愿，打出“我们要回家”的标语，并最终撕开了知识青年返城的一个豁口。千万知青返城的大潮，由此启动。

再看看网上对丁惠民（1953-2024）的介绍，上海人，69届中学毕业生。1970年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景洪农场)。1978年10月写下一封《给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明确提出了知青返城要求。随后组织云南农场知青进京请愿团，开启了全国知青大返城的序幕。

我觉得对丁惠民评价有失偏颇，说丁惠民是回城知青的代表有点不准确，应该准确说他是兵团知青回城的典型代表，是他开启了百万兵团知青大返城的序幕，而不是千万知青返城，起码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和政策下，兵团知青还不算是知青。

根据资料介绍，全国的知青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插队落户，与农民杂居在一起的，他们同农民一道挣工分，自食其力，如遇机会，可以被抽调回城。另一类便是支边的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和国营农场的知青，他们名义上是兵团战士，其实属于兵团职工和农场职工，过着半军事化的集体生活，享受微薄的工资，但不能招工回城，也不能招干，这样的知青有200万人，占全国知青的五分之一，他们享受不到知青回城的政策，实际上，那时他们名义上已经不属于知青。还有一些在文革前就有一批大城市的青年支援边疆，很多已经在边疆安家落户，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一部分人也有加入北上进京请愿的队伍，他们的诉求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子女回城。当年还有一个被人忽视的弱势群体，就是城镇下放户及其子女，他们的回城比兵团知青回城在时间上还要晚一些。

由于兵团知青大多是1969年前后从京津沪及部分省会城市来到边疆的，年数长达七八年以上，常年生活在条件艰苦的基层连队，看不到前途，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他们要求返城的愿望比插队的知青更迫切，更强烈。而插队的知青，很多都已经被招工回城，很少有人在农村长达七八年，很多知青在农村二三年就回城了，最多的知青也只是在农村四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