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大博物馆“群星点亮的夜空--波斯文化艺术五千年”看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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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伊朗是个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位于欧亚非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从两河文明的铁器、玻璃器，到古希腊文明的神话神像；从中华文明的丝绸、陶瓷和绘画，到阿拉伯世界的信仰与抽象艺术，各方文明宛如群星先后照亮了她璀璨的夜空，留下了各自浓墨重彩的一笔。伊朗以雅利安-琐罗亚斯德教文明为根基，广纳各家之长，创造了厚重而多元的艺术与文化。

光明信仰与波斯生活

最早在里海东西两岸干旱严寒地区游牧的雅利安人，对火、阳光等带来温暖的物质有特殊偏好，并敬畏大自然中水、风、土等对牧民至关重要的元素。公元前3000年，雅利安人南迁，将这些文化和信仰带入了伊朗高原。古波斯艺术家们善于捕捉和利用光芒的力量，精心打造的器物、建筑和装饰品，无不展现出光芒的神奇之处，在历史中流转、闪烁，仿佛被赋予了生命和灵魂。从神圣的仪式器皿到日常的生活物品，每一件闪耀着光芒的遗物都述说着古代波斯的生活与信仰。

在古代伊朗文化中，环形因形似太阳﹣﹣密特拉信仰主神的象征﹣﹣而被赋予存在、原初、创世与永恒等含义，因而被广泛地制造与使用，其具体形式有手环、臂环、指环等等。最早提到授权环的历史文献，是琐罗亚斯德教圣书《阿维斯塔》中关于人与神盟约的篇章。因此，在现存古代波斯历史遗迹中，经常可以看到女神阿纳希塔或至高神阿胡拉·马兹达手持授权环与他们的追随者建立盟约的场景。

在古代波斯社会中，授权环自阿契美尼德王朝时开始使用，主要用于统治阶层上级对下级合法性的授予仪式，代表着双方对彼此的忠诚誓言。7世纪以后，授权环逐渐从人们的政治生活中消失。

古代波斯的两大信仰：密特拉与琐罗亚斯德教

最早进入伊朗高原的伊朗语人群崇拜密特拉，认为光明是密特拉神的显现，光明诞生于代表恶的黑暗并驱逐黑暗。一般认为，琐罗亚斯德（ Zoroastrianism ）脱胎于伊朗游牧部族，在其西传过程中借由波斯人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它在继承早期伊朗信仰体系的同时，改革了密特拉信仰中过度祭祀牲畜的行为，并鼓励民众从事农业生产。到阿契美尼德时期，阿胡拉·马兹达成为唯一的、最高的、创造万物的主神﹣﹣光明神，完成了向一神论性质的转变。此后到安息王朝时期，密特拉崇拜和琐罗亚斯德信仰并存。直至萨珊时期，琐罗亚斯德信仰成为国教，同时在习俗上吸纳了密特拉元素（如天葬等）。

人首双翼日盘形式的阿胡拉·马兹达象征图像作为一个独特鲜明的宗教符号，至今依然出现在琐罗亚斯德教图像中。在伊朗和其他波斯文化影响的地区，这种被称作 Faravahar 的图像经常出现在建筑物、艺术品、珠宝和装饰品上，作为一种文化和宗教的象征。

"圆环中央升起的长胡子老人象征人类的灵魂。他上举的表示延伸祝福的手，指引我们将更高的事物和天堂的路永记在心。另一只手持表示承诺的圆环，提醒琐罗亚斯德教教徒必须信守自己的承诺。双翼上有三层羽毛，代表琐罗亚斯德教的三种途径：善思、善言和善行。中央的圆环是一个没有终点的圆圈，象征着永恒。两条从中央圆环伸展出来的飘带象征人类面临的两种选择或路径﹣﹣善的选择或恶的选择。这样，飘带就图解说明了琐罗亚斯德所教导的道德二元论。"--《琐罗亚斯德的圣言》

授权环，也被称为"权力之环"。它由上级赐予下属，而授予时双万都会握住它。因此，新的等级或地位会通过这枚环被授予给下属。据考证，这种权力之环从阿契美尼德王朝到萨珊王朝时期就已经为人所知，并且在当时的浮雕上有所描绘。

这枚授权环，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或安息时代。它可能是由两部分单独铸造后再连接起来的。它的大部分表面是平滑且未加装饰的，但在一端有轮廓雕刻的装饰。

总的来说，这枚权力之环是伊朗古代文化中的重要遗物，它不仅代表了当时社会的等级制度，还反映了青铜工艺的发展状况。

琐罗亚斯德信仰向东传播以后在中国被称为"祆( xian ）教"、"火祆教"、"拜火教"。事实上，该教并不崇拜火焰，而是将火视为阿胡拉·马兹达神的属性--真理、秩序、正义﹣﹣在世间的显现，对火的礼赞是对最高神的礼赞。火祆教崇奉之神在北魏、南梁时被称为天神、火天神、火神天神或天神火神，到隋末唐初才称火祆。该教传入中国后曾受到北魏、北齐、北周、南梁等统治阶级的支持，并从北魏开始在鸿胪寺中设置火祆教的祀官。

莲花与狮子

莲花在日出时开放日落时凋谢，这一同步现象在密特拉信仰中被视为是光明神在世间的象征。这种神圣意义也进一步影响了来源于密特拉信仰的琐罗亚斯德教。传说先知琐罗亚斯德的肉身就是由莲花变化而来。因此，象征着美丽与不朽的莲花图案在伊朗的各个历史时期都被广泛使用，尤其是在阿契美尼德王朝，被普遍用作宫廷装饰元素。

此外，狮子也被视作密特拉的化身。阿契美尼德宫殿上狮子猎牛的图案多用来表达密特拉的降世。在琐罗亚斯德宗教信仰成为正统后的波斯帝王文化中，狮子进一步成为王权的象征，持剑狮子的背后升起代表光芒四射的太阳的图像，成为历代伊朗王室的标志。

武梁祠石狮

战国以前，中国人就已经听说过狮子这种动物，比如《穆天子传》提到的"狻猊"。汉以来，西域各国常遣使进贡狮子，被中国人当作珍禽异兽，养在宫廷苑囿。《后汉书》载有三次外使进献狮子的记录，其中就有两次是来自安息（章和二年（88年）、永元十三年（101年）)。可见狮子输入中国，最初是从伊朗。

图为东汉时期山东嘉祥武梁祠石阙前的石狮，这是古代波斯宫室用狮子或格里芬镇守宫门、庙门和陵墓文化的东向传播。

河南孟津油磨坊村出土石辟邪

中国的天禄、辟邪也是以狮子为原型，加上翅膀和角，类似波斯艺术的翼狮和狮怪。古人认为，狮子吃老虎，既可祈福迎祥，又可驱凶辟邪，故这种怪兽又有"天禄"、"辟邪"的美称。

随着时代的变迁，曾经在伊朗占据重要地位的琐罗亚斯德教在新的宗教进入后的几个世纪逐渐式微。然而不可忽视的是，这片土地上所孕育出的对光明的尊崇之情，却以另一种坚韧的姿态延续着。无论是在日常用品还是建筑装饰上，都能深切感受到这份对光明的执着情怀。

光明

如长柄镂空铜油灯中跳跃的火苗所散发的光芒，驱散了黑暗，带来了温暖与希望，成为人们在黑暗中追寻光明的忠实伴侣，也是一座承载着光明寓意的艺术丰碑；如八芒星，自古以来便与光明的意象紧密相连，在伊朗文化中更是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而在光芒璀璨的古列斯坦宫，更是将伊朗人民对光明的热爱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种情感，跨越了宗教的更迭，历经了岁月的洗礼，始终坚定不移地存在着，成为伊朗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着永不磨灭的光芒。

这件青铜油灯可以追溯到13世纪的伊尔汗国时期。它有四个燃烧口，以及一个用于移动灯具的垂直手柄。古老的伊朗油灯可以追溯到阿契美尼德时期，在7世纪后，中产阶级或上层社会人士主要使用的是金属油灯。这款油灯在形式上是独一无二的，腿部和盖子的部分镂空，与公元9-13世纪的香炉相似。上面描绘了两只前视的鸟类，形似戴胜鸟。

虹彩动物纹八芒星形釉陶砖

伊尔汗国时期八角形金色锡釉砖，一般与十字形陶砖拼接，装饰墙体。这种风格的釉陶（砖）自13世纪起在伊朗出现，产地集中在卡尚。此外，在西阿塞拜疆省苏莱曼王座地区亦发现生产金色锡釉砖的痕迹，产品全部用于装饰伊尔汗国的宫殿，而不见外销。该砖为釉上彩，底色为白色，主色为金色，边缘空间用青金色填充。瓷砖边缘纹饰为经文，但内容难以释读。瓷砖中央描绘一充满斑点的动物，这种图案是伊尔汗国时期的流行范式之一。画面的多余空间以花草与几何纹饰填充。

虹彩人物铭文八芒星形釉陶砖

这是一片八角形金色锡釉砖。这种釉砖一般与十字形陶砖搭配拼接，装饰墙体。

釉砖使用了12世纪出现在伊朗的釉上彩技法，图案线条用印模压制而成，有凸凹感，在白色底色上以金色着彩。画面描绘的是一对相向而坐的情侣，两人之间的空间被填满了几何与花草纹饰，并配以波斯语诗文："与其向往黄金与珠宝，不如关注世间平凡"。釉砖上有文字注明生产年份为1208年。

交流融汇波斯陶瓷技艺

距今约一万年前伊朗高原出现陶器，早期陶器质地脆弱易碎，有几何纹饰但易褪色。距今7000年，伊朗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制陶转轮出现使陶器无论从质量上还是器型纹饰多样性上都得到了很大改观，除了几何纹，抽象的植物（芸香）和动物（盘羊）纹饰也出现在陶器表面。从距今5000年前起，伊朗出现双色陶器，制陶原料中也首次出现黑色和灰色的陶土。到了米底和阿契美尼德时期，伊朗首次出现了多色釉彩陶。在几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伊朗先后吸纳融合了古希腊、中国唐宋、埃及法蒂玛王朝、意大利威尼斯及其他国家的制陶工艺，并结合自身文化品位进行创新与发扬，体现了波斯文化蓬勃的生命力。

古伊朗人的陶瓷工艺

伊朗高原最早的艺术作品就是用泥土制作的陶器。陶器的出现满足了人们对储存水以及炊煮食物的需要，从而改善了人们的饮食条件，提高了人类的寿命。伊朗彩陶的特点带有明显农耕文化的印痕，其纹样以动物和几何图案为主，充满了田园牧歌式的和谐。整体画面温馨自然、平静安宁，体现了古代伊朗人对大自然之美的喜爱与追求。

古代伊朗人把他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描绘在陶器的纹饰中，在他们的眼里世界万物都是由点、线、圆以及三角等几何图形所构成，即使是动物也不例外。因此在他们的笔下，这些自然界的生灵们都被抽象为几何图形来表现。

来通杯，古代欧亚大陆一种造型独特的器皿。"来通"( rhyton ）一词由希腊语 rheo （流出）派生而来，为"流动""倾倒"之意，暗示其最初的造型如角形，可一端注水，一端流出。早期的来通流出口端通常为牛、羊、狮等各种兽首。在经历漫长的发展演变后，还出现人、鸟类等各种形像。来通的材质最初以陶质为主，随着社会进步、工艺发展以及使用需求的更迭，出现金、银、玛瑙、玉、玻璃等各类材质。古代伊朗是来通的制作中心之一。

内沙布尔风格陶器

公元7-8世纪，中国白瓷进入伊朗市场并广受好评，伊朗陶匠开始仿制中国白瓷。考虑到伊朗没有瓷石，并缺少高岭土，工匠们在陶器表面刷裹白色化妆土（ Engobe )。烧制出的颜色大多为白色，有时也会根据化妆土的矿物成分变化呈现其他颜色。这一技法在9-11世纪伊朗东部地区隶属于萨曼王朝的内沙布尔十分流行，因而被称为"内沙布尔风格"。内沙布尔风格的另一个特点是通过库法体阿拉伯字母以及花草纹饰构建动物人物形象，巧妙地规避了伊斯兰教禁止膜拜、呈现动物偶像的规定。

（库法体（Kufic）‌是一种源自伊拉克城市库法的古老阿拉伯书法风格，得名于其发源地，是古老的一种书法体。库法体在伊斯兰教初期非常流行，广泛应用于《古兰经》的抄写、建筑装饰、硬币和碑文上‌）

"宽容者是慈善家"

这件釉陶碗装饰有黑色花纹，背景为白色，是内沙布尔风格的代表。在碗的内部一周都绘有铭文，意为"宽容者是慈善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铭文中每个单词的开头都放在前一个单词的末尾，这纯粹是为了强调图案的装饰性，而不是仅仅关注铭文及其含义。

该碗内壁外圈主要绘制编织纹图案，碗口边缘绘有连续半圆形几何纹样；在内圈，有一圈装饰性的库法体铭文，意为"宽恕和仁慈是死后进入天堂的人的特征"。在文字的边缘处，还有一些抽象花卉装饰。

该陶碗口沿为一圈白色半圆纹饰，口沿与器身内壁交界处也有一圈白环。盘中图案似鸟，但其翅膀体现出阿拉伯花草纹样风格，这就使得鸟失去了自然现实属性，从而十分巧妙地绕开了伊斯兰教所规定的禁止膜拜以及呈现动物偶像的要求。

这件内沙布尔风格的白色陶碗上装饰有黑色铭文图案。在这只碗的内壁，用库法体书写有大小两行铭文。

陶碗以白色泥浆打底，再以黑色和红色泥浆绘制几何及文字图案。内沙布尔风格陶器在东南方的锡尔詹和吉罗夫特亦有生产，但纹饰风格迥异。本器口沿有一圈黑色半圆形纹饰，往内一圈是红色环，中间则是库法体文字纹饰，主要内容是为物主的祷告。

这件釉陶碗在白色胎体上绘有黑色的装饰，属于内沙布尔风格。 碗的内壁边缘刻有一段库法体铭文，意为 "嘿！那些滑

稽的人， 在人们的眼中他们的地位和价值会降低 。"

陶碗口沿有一圈彼此连接的黑色半圆形纹饰。内壁中央蛇形图案是一开口花冠，这种9-10世纪经常出现在伊朗伊斯兰艺术的纹饰，并不见于更早的伊朗传统艺术中，有学者认为这种图案设计可能源自中国。

这件陶碗来自11世纪的内沙布尔。碗身为棕色，上面装饰有奶油色的图案和线条。碗身上用库法体书写了一段阿拉伯主题的铭文，意为：祝福、繁荣、幸福与幸运。

砂玻陶

从11世纪起，伊朗陶匠开始用白色黏土、玻璃粉末以及石英砂按1:1:10的比例合成砂玻（ Frit )陶土，烧出来的陶器胎体更加精细，施釉工艺也更加多样，品质接近中国产瓷器，被称作仿中国瓷。到了16世纪，伊朗的砂玻陶制品以中国瓷器的名义出口到欧洲，可视作伊朗陶匠与中国进口瓷器竞争的新尝试。

波斯蓝釉

波斯蓝釉陶具有悠久的历史，其产生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的费昂斯制作技术相关，在公元前16世纪出现。从古埃及的蓝色费昂斯、蓝色玻璃到大流士宫墙的彩色釉砖都使用了蓝色主基调，伊斯兰艺术也延续了这种风格。在世界陶瓷发展历史上，有一段从乳浊釉向透明釉发展的过渡期，波斯蓝釉就是这一过渡期的典型代表。

波斯蓝釉器物随着波斯人在中国的经商贸易而流入。它所具备的特殊历史、文化、艺术价值，对中外陶瓷交流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古老的中华民族与西亚地区人民通过海路友好往来的实物见证。

虹彩釉陶

伊斯兰教法反对奢华生活，反对信众使用金银器，刺激了对具有金属色泽陶器的需求。这种被称作虹彩（拉斯特彩）的陶器应运在公元9世纪两河流域的阿拔斯王朝出现，其技术在10-12世纪的埃及法蒂玛王朝进一步发展。法蒂玛王朝衰落后，掌握虹彩技艺的工匠来到伊朗，除了生产金色为主的虹彩砂玻陶，后期还衍生出与青金石色搭配的苏丹阿巴德风格。

虹彩技术是在陶器表面施以锡铅釉，烧成后在釉面上绘以银、铜、锌等金属的氧化物装饰层，而后在还原气氛下二次烧制，成为一种具有金属光泽的釉上彩器物。虹彩釉陶制造工艺复杂、烧成率低，成品器皿上的虹彩釉十分脆弱，不仅容易因金属划刻脱落，而且易被饭菜中的酸性物质腐蚀，因而这种器皿主要特供统治阶层中的王公贵族使用。

制陶新章

公元16-17世纪，伊朗工匠继续仿造中国瓷器尤其是青花瓷、青瓷及其他单色釉瓷。进入18世纪后，伊朗本地制陶业无论在质量还是产量上都开始衰落，市场上充斥着从欧洲、中国和日本进口的陶瓷器。

伊朗金属器艺术

伊朗为世界冶炼技术的发源地之一。伊朗金属器最早出现在8000年前，因有大量铜矿裸露于地表便于开采使用，定居者们成功熔炼了铜矿石，并用锤锻技术做出各种造型。公元前3000年起，伊朗已经开始生产青铜。伊朗东南方吉罗夫特文明的工匠们影响了两河流域苏美尔艺术，亚述文明又影响了卢里斯坦青铜艺术的形成，伊朗古典时代集各方文明艺术为大成打造出精致的金银器。公元7世纪后，精雕细琢的黄铜艺术从开罗和巴格达进入伊朗，金属器成为伊朗与周边文明互相影响融合的见证。

青铜文明

伊朗使用铜器历史非常久远，相较于铜制品，由于加入了锡，青铜更加坚韧，因而能用来制造更多器物，尤其是武器。这一时期，伊朗金属器塑形在锤锻之外出现了单／双模浇铸技术，可以生产出形制更加复杂的器具。

到了公元前1500年，伊朗工匠通过提高熔炼温度成功熔炼铁矿石，并掌握了进一步强化青铜硬度的冶炼方法。伊朗东南部的吉罗夫特、西部的卢里斯坦、北部里海沿岸地区先后出现独立的青铜文明，呈现群星璀璨之态。

卢里斯坦文明

卢里斯坦青铜文明可能由公元前8-7世纪与斯基泰人有关的部落创造，这些部落分布于伊朗西部靠近两河流域的卢里斯坦和埃兰地区，艺术风格受到亚述文明影响。陶范浇铸是常用的制作工艺。

这一文明文化特色鲜明，与当时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既有对畜牧、狩猎等日常生产活动的反映，也融入了浓厚的宗教与神话元素。艺术风格更是独具魅力．兵器往往凸显力量感与实用性，装饰品则尽显灵动与精致。纹饰方面，几何图案规整有序，动物主题极为常见，诸如咆哮的狮子、矫健的山羊等形象栩栩如生，展现出精湛的雕刻技艺，同时也寄托着人们对自然力量的敬畏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通过贸易往来等途径，这一青铜文明也与周边区域文明相互影响、彼此交融，共同勾勒出古代西亚地区多元且灿烂的文明画卷。

吉兰青铜文明

吉兰青铜文明出现在公元前一千年左右的里海南岸吉兰地区，生活在这里的人被称为卡斯比安人或里海人。虽然同样使用陶范浇铸工艺，但吉兰青铜文明的艺术表现风格与卢里斯坦文明迥异。

卢里斯坦青铜文明更多地反映出畜牧、狩猎等活动，与草原、山地环境关联紧密，其宗教神话元素多侧重于草原部落风格的神灵崇拜等；吉兰青铜文明侧重对农耕与渔猎相关文化的反应。

在艺术风格方面，卢里斯坦青铜文明的器物造型中，兵器更强调原始的力量感和粗犷的风格，装饰品在展现灵动的同时也有着一种豪迈奔放的气质，纹饰里动物形象往往有着强烈的动态感，如搏斗的狮子、奔跑的公牛等，凸显出一种勇猛、不羁的艺术张力；吉兰青铜文明造型相对更偏向优雅、细腻，纹饰的动物形象更注重展现生命的和谐与灵动之美，整体艺术风格更显柔和、精致，宛如一首舒缓优美的诗篇，与卢里斯坦青铜文明那种激昂的"战歌"式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

奢华世代

从阿契美尼德王朝到萨珊王朝的伊朗古典时代，是金银器生产制作的巅峰时期，制作精致奢华的黄金来通杯大量出现。亚历山大东征也在金属器制作艺术上带来希腊化影响。

黄铜时代

公元7世纪以后，出于宗教原因，禁止宫廷和民间使用贵金属器皿，伊朗金银器制造业遭受打击。公元11世纪，随着黄铜的出现，伊朗金属器制造迎来新阶段。黄铜混合了铜和锌，质地坚韧，呈黄金般颜色却价格低廉，同时又不违背教法，因而受到各阶层欢迎。

接下篇看展（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