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青春岁月

胖子

　　

父亲已年近97岁，每天提着一根柺杖去他投了资的保健品公司坐坐，或者去老干局打会儿麻将，岁月留下的痕迹刻在脸上，却似乎永远不会印在心里。我50岁之前从来没有听父亲讲过他的故事，想象不出他年少时的样子。

2018年初，父亲的90大寿临近，我准备搞一个影像PPT在寿宴上播放。我翻出家里的旧相册，走进了父亲的往事里。

父亲的地下工作

沱江边有一个叫沱湾头的地方，依山傍水，景色秀丽，位于四川泸州通滩。父亲就出生在沱湾头的一个院落里，祖母是祖父的4个姨太中最小的一个。多年以后，我和年迈的父亲一起去到那个地方，院落已变为荒土，周围是酒厂，父亲己找不到儿时的痕迹，只有沱江水依旧不紧不慢地流淌。父亲的童年就伴随着流水，无忧无虑的度过。父亲14岁的时候离开了家乡，去到重庆铜梁中学读书，在那里他接触到了一些先进思想，跟随一批仁人志士走上了革命道路。

1946年冬天，18岁的父亲于铜梁中学高中毕业，在一所小学任教，半年后失业。1948年初，父亲端到重庆义丰钱庄练习生饭碗。

一天，铜梁地下党负责人刘子林帶着一封密信找到父亲，向父亲宣讲党的斗争形势，希望父亲加入重庆地下党外围组织“六一社”。这次见面后，父亲看了一遍又一遍刘子林交给他的密信，这封信是父亲的高中同班好友张明扬（地下党负责人，解放后曾任永川地委书记）写给他的。经过3天思想斗争，父亲忐忑不安地加入了“六一社”。父亲在这里结织了一批有相同信仰的青年，和他们一起为党工作，憧憬明天。

不久，重庆地下党市委工运干部任达哉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由于他的告密，重庆地下党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等相继被捕叛变。此时川东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形势十分严俊，父亲无奈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这期间，江姐等党的领导人也相继被捕，他们英勇无畏，扛住了敌人的严刊拷打。而那些幸存的共产党员在严酷的形式下，继续斗争，在潇泽宽和邓照明同志的领导下成立了以“六一社”为前身的“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父亲历经磨难终于重新找到组织，于1949年5月加入了“新青社”。

父亲和“新青社”的同志们一起参加了重庆地下党领导的“三争三反”大斗争，在这次斗争中暴露了身份。随后父亲按组织命令离开重庆，回到家乡泸州，在党的领导下继续斗争。1949年11月泸州解放前夕，父亲被批准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记得父亲50多岁时痔疮比较严重，一次发作的时候躺在床上呻吟，在县医院工作的母亲请肛肠科同事上门治疗。治疗过程中，父亲痛得嗷嗷叫，让当时还在读初中的我浑身是汗，有些恐惧。多年以后我知道了父亲青春年少时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出生入死这段经历，心中还在暗想，如果当时父亲像江姐等共产党人一样被捕入狱，面对敌人酷刑，会有怎样的故事发生。可以肯定的是，我就不会来到这个世界上，历经沧桑了。

父亲的部队生活

父亲的部队生活

1949年12月3日泸州解放，父亲公开身份，由地下走到地上。随后，接管泸州的二野十八军接到解放西藏的任务，准备开赴前线。为了部队战士学习文化，十八军决定在泸州招收一批革命知识青年入伍。父亲当时热血沸腾，渴望为建设新中国出力，穿上军装，成为人人敬仰的解放军战士也是他的梦想。父亲得到这个消息，立即向祖母告别，与好友郭成杞一起于翌日凌晨摸黑赶到小市与部队汇合。父亲被分配到54师161团6连任文化教员，从此成为二野十八军的一名光荣军人，随部队一起走上雪域高原。

1950年冬，54师胜利完成了剿匪任务，在川西着手准备进军西藏，父亲和战友们一起，过了一个特殊的春节。大年三十，6连战士统一吃酥粥，这东西是由酥油和大米放在一起熬制而成。酥油与菜油或者猪油相比，腥味实在太浓，难以下咽，父亲刚尝两口，就哇哇要吐。作为投笔从戎的新兵，父亲怀着极大的热情强迫自己硬着头皮吞下。几顿下来，父亲就慢慢适应了那种味道，后来在高原上长期食用，还吃出香味来了。为了纪念那些艰难又有意义的日子，1990年春节父亲不知从哪里搞来一瓶酥油，让母亲作了一锅酥粥，我捧着碗大喝两口，顿时翻肠倒肚。

过完年，161团6连战士们乘嘎斯货车浩浩荡荡从邛崃向甘孜进发。这条公路是刘文辉统治时期修建的，非常险峻，路通车不通，据说只有一辆小车到达过甘孜，是抬进去的。父亲和战士们一路高唱“二呀嘛二郎山，高呀嘛高万丈，羊肠小道难行走，巨石满山岗“，边抢修边前进。车子爬行在蜿蜒曲折的山道上时，就象置身云雾之中，父亲从外侧往下一瞄，半边车轮没有着地，汽车悬在空中。父亲顿时脉搏加速，感觉自己即将掉下万丈深渊。多年以后，父亲回想起来，还对我们做出后怕的姿势。据说当时车毁人亡的事情不时发生，父亲算是侥幸逃过一劫。

部队到达海拔4000多米的甘孜地区，为了长期住扎，连队按上级命令上山伐木造窑洞。全连从十多公里外的一处树林运回一批粗细不一的一批楠木，那些身经百战的战士，2人抬着一根较粗的木头，喊着号子在山道上慢慢前行。平时他们一人扛一根也能健步如飞，现在却步履蹒跚，气喘吁吁。父亲和指导员周保藩抬着一根较细的木条，走到中途便一下累瘫在地上，不知道是什么力量让他重新站起来，艰难地走完后面的路。

在全连战士的努力下， 一日之间窑洞就修成了。大洞可容5-6人，刚好住一个班，小洞可容3人，为连部住处。父亲望着自己参与修建的“高原大厦”，感到不可思议，在这遮风挡雪蔽烈日的窑洞里居住有一种舒适的感觉。然而，很快就出事了。一天深夜，大雪降临，父亲正在睡梦中，突然被一阵闷响惊醒，连部小窑洞坍塌了。战士们慌忙用铲子或铁锹连挖带掏，大声呼叫。父亲没有抢到工具，急得用双手猛刨泥土，10根手指磨破了8根。最后，只救活了靠边睡觉的副连长，连长李登才和指导员都牺牲了，战士们对着2具挖出来的遗体痛哭失声。父亲抬起头，透过泪水望向苍琼。天空大雪纷飞，模糊不清，前面不知还有多少艰难险阻。这一刻，对雪域高原的好奇和向往在父亲心中消失，开始深刻感受到现实的残酷。但是战友己经倒下，活着的人要更加坚强地走完他们没有走完的路。

半个世纪以后，父亲给我谈起这段往事的时候，一改平时那种乐观淡定，眼神有点让人捉摸不定。他告诉我，当时条件十分艰苦，他们一路前进一路减员，有在恶劣条件下意外倒下的，有忍受不了艰苦当逃兵的，也有在巨大压力下郁抑自杀的。我问过他，在那种情况下有没有想过退缩。他微微一笑告诉我他天生是那种选择了就一定要走到底的牛脾气，就算是饥饿寒冷劳累让自己难以忍受也不可能退缩。有一次父亲得了雪盲症，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因此而掉了队独居岩洞，几近崩溃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支撑着他坚持下去。

安营以后，接着抢修甘孜机场。工地离营地不远，每天早出晚归劳动10小时以上，十天半月才有1次休息。高原“一日四季”，早晨阳光微明，父亲穿着一件单衣挖运土方，一会儿就风沙扑面，大雪漫天，双眼难睁，口鼻含沙。就算这样，父亲和战友们依然滚在泥地里不停工。高原上空气稀薄，父亲常常感到呼吸不畅，不知晕倒过多少次。五十年后，我陪父亲去甘孜故地重游，找到他们当年露宿过的山头。父亲指着一处崖壁告诉我，当年全军上下以苦为荣，“艰苦就是光荣，顽强就是胜利”斗大的字刻在山上，刻进心里，他们就是这样挺过来的。其实经过几十年风吹雪打这里早已变了模样，看不出当年的一丝痕迹，山壁上也没有什么字。

父亲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咬牙坚持，把泪水咽进肚里，把各种困难踩在脚下，和战友们一道，经过一年的奋斗建成了甘孜机场。父亲亲眼见到小飞机试飞成功，临空翱翔，那一刻红旗飘扬，万众欢腾，心里真是热血沸腾。完成这个工程后，父亲被选为党支部委员，荣立二等功一次。父亲的身体锻炼得越来越棒，出征之前白净的皮肤变得黝黑，体格壮硕了一圈，此后在高原上负重行军，长年修路也不累不喘。经过三年，父亲和战友们一起修通了川藏公路，又荣立二等功和三等功各一次。

90岁以后，父亲喜欢给我讲他青春的迷茫和奋斗，他常常告诉我：不要嘲笑大雨滂沱中淋湿的人，不要嘲笑那些边唱边流泪的人，那无关某个人，只是缅怀那段最自我，最真实的时光，还有不想老去又不得不老去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