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道德经》人文观点，提出《构建人与环境命运共同体，重启“有害生物”综合防控新时代》的学术观点

天人合—AFPMCC

“人与环境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强调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与《老子》（《道德经》）中“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高度契合。从《老子》的思想脉络出发，可以构建一套以“道”为本体、以“无为”为实践路径、以“和谐共生”为终极目标的生态哲学体系，为现代环境伦理提供深刻的东方智慧支撑。

所謂的“有害生物”是僅僅站在人類的角度，以人為本，唯我獨尊，這就不符合“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是《道德经》第五章中的句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chú)狗，有人理解是：老天并不仁慈，只把万物当作没有生命的贡品；然而联系上下文，这种理解有失偏颇。另一种更为体现道家思想的理解则是认为:老子想表达天地公平的观点。通俗点说：天地看待万物是一样的，不对谁特别好，也不对谁特别坏，一切顺其自然发展。换句话说，不管万物变成什么样子，那是万物自己的行为（包括运气），与天地无关；天地顺其自然，一切犹如随风入夜，润物无声。所以，所有生物，無所謂“有害”，還是“有益”。

一、“道法自然”的本体论：人与环境同源共根

《老子》开篇即言“道可道，非常道”，将“道”视为宇宙万物的本源与运行法则。其核心逻辑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这里的“自然”并非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自然界，而是指事物依循本性而存在的自发性与整体性。人与环境皆由“道”所生，二者在本质上同构共生，构成不可分割的“大生命共同体”。

《老子》进一步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第四十二章），强调人类与山川草木、鸟兽虫鱼同为“道”的化现，具有平等的存在价值。这种“万物并作”（第十六章）的宇宙观，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式，为“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形而上的哲学根基。

二、“无为而治”的实践观：顺应天道的环境伦理

针对人类对自然的过度干预，《老子》提出“无为”思想：“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第六十四章）。此处的“无为”并非消极不作为，而是反对以主观意志强行改造自然规律，主张“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第十章）。

现代工业文明以“征服自然”为荣，导致生态危机频发，恰如《老子》所批判的“强梁者不得其死”（第四十二章）。通过“去甚、去奢、去泰”（第二十九章），人类应回归“见素抱朴”（第十九章）的生活方式，以“俭故能广”（第六十七章）的节制态度对待资源消耗。这种“以天合天”的智慧，正是构建环境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

三、“柔弱胜刚强”的方法论：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

《老子》观察到“柔弱”中蕴含的持久生命力：“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第七十八章）。生态系统看似脆弱，实则具有自我修复的韧性；人类若以刚强手段破坏环境，终将如“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第二十三章）般不可持续。

“物壮则老”（第三十章）的辩证法则警示人类：追求无限增长的发展模式必然导致系统崩溃。唯有保持“知止不殆”（第四十四章）的节制，遵循“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第二十五章）的循环法则，才能实现“周行而不殆”的永续发展。

四、“复归于朴”的价值旨归：文明形态的重构

《老子》将“朴”作为理想境界：“朴散则为器……复归于朴”（第二十八章）。批判“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第十二章）的物欲膨胀，主张回归“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第八十章）的简约生活。这种返璞归真的价值取向，与现代生态主义反对消费主义、倡导可持续社会的理念不谋而合。

在文明形态层面，《老子》提出的“小国寡民”并非倒退，而是强调在地化、适度的社群规模，暗合当代“地方性知识”“生态社区”等实践探索，为构建环境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文化范式。

结语：东方智慧的现代转译

《老子》思想中的环境哲学，通过“道-德-物”的认知框架，揭示了人与自然“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第二十三章）的命运关联。将这一智慧应用于当代，可提炼出三重要义：

1. 本体论革命：从“人类主体性”转向“生态主体间性”；

2. 方法论创新：从“技术操控”转向“系统协同”；

3. 价值论升华：从“经济增长”转向“生命繁荣”。

这种转译不仅为“人与环境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论深度，更在全球化生态危机中彰显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当代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