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云山—贵州电视事业起步的地方

陈建华

1958年5月1日，新中国第一座电视台，成功建成播出，毛泽东主席亲题台名“北京电视台”

地处祖国大西南的贵州高原，此刻也有了最初的电视萌动，1960年，贵州人民广播电台抽出部分技术骨干人员，成立了电视研究所，开始了对“电视”这门新兴术的研究与探讨，花费10万元从某大学购得一套教学用设备，进行实验性技术研究，到1962年下半年基本上取得实验成功，但此时恰逢遇到了国家经济特殊的困难时期，贵州电视的发展规划被迫搁置了下来，电视研究所也随之撤销。

这份用贵州人民广播电台便签手写的《贵州电视发展规划草案》用12页纸篇幅，做一个详尽的贵州电视建没的蓝图规划，从设备需求、人员及机构配置、资金预算，做了详尽规划。这是一份迄今能找到的，关于贵州电视最早最原始的极其珍贵的文字资料，从文字内容分析，成文时间大概在1959到1960之间，由于时间久远，该报告的起草人已难追溯。

1966年，推迟了多年的贵阳电视台建设迎来了转机，贵州省委批复同意了贵省广播事业局拟建贵阳电视台的文件报告。

时任贵州省广播事业局兼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台长李正瑞，找到刚搞完“四清”工作任务回来的陈福履（我的父亲）与其淡话，希望由他来负责组建贵阳电视台这项艰巨任务，随后组织上便安排他和另一位叫王英武的同志前往北京广播事业局洽购电视设备的相关事宜。我们想购进的这套电视设备，是由清华大学设计，北京广播器材厂生产的全半导体电视设备，这套设备原来计划是要用来援助印度尼西亚的，后因印度尼西亚全面排华反华，该计划被取消，设备留在了国内，当时想要这套设备的，除贵州外，还有内蒙古和青岛，为此中央广播事业局还专们召开会议讨论此事，父亲也获准列席了此次会议，会议讨论结果最终是决定将这套设备给了贵州，并很快与贵州方面签订了协议，同意由贵州广播事业局选派5名专业技术人员，前来北京广播器材厂，进行为期半年的有关设备调试、安装的学习。一却工作都进行的很顺利，父亲也很高兴。。

怎料，回到贵阳后，事情却发生了180度的变化，原来支持办电视的台长李正瑞，在文革中被打倒了，一股反对派电视的声音甚嚣尘上，认为办电视是为了资产阶级城市老爷等少数人服务的，是革命方向性的错误

，于是“总部”负责人找到父亲，让他直接返回北京把“货”退了，对于这样的决定父亲非常的不理解，但对上面决定了的事，他也是万般无奈了，回京办理退货的事也让他陷入了痛苦和为难之中，这时突然得到一个消息，时任贵州省省长的李力，正率一个贵州代表团来京参加祝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活动，父亲来到代表团的驻地民族文化宫，找到了李力省长将这一情况做了汇报，在之前李力省长是十分支持贵州办电视的，他发话说了，“电视也是可以为广大无产阶级服务的嘛，我看是没有必要退的”。于是父亲将省长的意见如实转告给了“总部”负责人，有了省长的表态，其它人都不好坚持了，退货风波也就此平息了，胡永明、陈福履、肖显荣、李德俊、吴礼业等5位技术人员也如期地来到北京广播器材厂为期半年学习和工作

5五位同志在广播器材厂学习、工作期间的住宿、交通的发票票证。

每天两3毛钱的住宿金额也间接说明了，住宿条件的简陋，时间也显示他们在此住了150天左右，差些不到半年时间，因当时文革形势变的有些混乱，也严重影响了他们在厂学习和工作的正常开展，我们事先得到了消息，厂里两派斗争激化，武斗的事态已形成，可能在几天内爆发武斗，他们商量决定提前结束学习任务，将机器打包放置安全处，抓紧时机运回贵阳。不出所料，两派之间果然发生了激烈武斗，主战场就是他们工作学习的那座大楼，幸好他们提前做了准备，避免了设备的损坏和丢失。

他们跟北京铁路部们联系，包下一节60吨货运车皮，将机器设备准时运至清华园货场装车，为安全起见，由杨先志、胡永明、李德俊三位同志亲自跟车押运，关于这段经历，杨先志老前辈在他的回忆文章中，曾有过这样一段描述：“经过两天两夜的苦熬，车终于到了柳州，不料金城江发生武斗，柳州至贵阳的火车停运，我们走不了，车站把我们这节车厢推到一条闲置的路轨上停着。

入夜，四周灯光暗淡，天又下起了蒙蒙细雨，车内一片漆黑，为了保证设备的安全，我们跟车站联系，要求保卫。但车站哪有人力？只有靠我们自己了。

这一夜我们仨都没有睡觉，轮流下车巡视，直到第二天下午火车恢复运输后，我们才又踏上了归途。这一路虽然历尽艰辛，但看到电视设备终于安全运抵贵阳，我们深感欣慰”。

要建电视台选址成为了关键，电视天线的架设，和演播大厅建的建设，是电视台最主要的两个主要功能设施，11位从电台抽调出来搞电视的技术人员，很快相中了，城中之山的青云山，这是个得天独厚的电视天线架设底座，而山脚毗邻的正好是贵阳市工人文化宫的一处大型展馆，稍加改造便能成为理想的电视中心机房和演播大厅，经协商后文化宫以每月36元的租金将此展馆，租给了筹建中的贵阳电视实验台。从此一支从广播电台技术人员中抽调出来电视小分队，就在这里安营扎寨开始了坚苦的电视创业。这里是贵州电视创业时大本营的时候，还没有广电大院一说，1972年之后，贵州人民广播电台从电台街搬到这里，才叫的广电大院。在这里顺带说几句，为什么早期电视建设的资料和文章非常少，可借鉴考证的资料不多，这也许与早期建设者们多从事技术工作性质有关，动笔不是他们的强项，因此没留下太多关于他的的文字。后来很多人在编写这段创业史时，提的较多的是最早的11位创史人，我曾找到两本1968年至1969年电视建设者们在临时食堂的工作用歺记录，人员名单也较为固定，其中很多人我都认识，像名单里的陈连珍阿姨，她曾在电台街华家阁楼电台食堂工作，为了搞电视，专门抽调出来负责大家的伙食后勤工作，在困难环境条件下的工作，往往要付出更多的辛苦，从名单处还看到大家除了完成自己的工作，很多还得兼职生活物资的采买工作，所以觉得，在这份名单上之人都应该算作贵州电视事业的最初创史人，他们的功绩也一定要让后来人铭记。

在建台初期，除了生活条件差，办公条件也极其简陋，能数出来的家当，大概有那么几件：一辆公共用的带有大货架的自行车、一套公共用的理发工具、几个取暖用的电炉、一个烧开水的大锡壶、加上两个温水瓶。

创业的日子是极其艰苦的，他们主要值钱的家当，有一辆带有大贺架的公用自行车，用来联系工作和采购生活物品，若干个取暖和烧开水用的电炉子，两个暖水瓶，一套理发工具。

　　电视台元老陈振光辉老师跟我说过，他们当时男同志较多，工作忙起来都没时间去理发，于是买了套公共理发工具，大家相互帮助理发，由于每个人的手法技术不一样，理出了干差万别的发型，对比之下吴礼业老师技术最好，于是公推他为大家伙的理发师。面对坚苦的工作务条件，大家始终充满了一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关于青云山上那座最早的40米电视天线，知道的人并不多，我却对它印象深刻，小时候经常爬上去玩，由于它的覆盖半径较小，约11公里左右，电视台正式开播后没几年就被东山的电视塔取代了，拆除后在它的原址上建成了如今的贵州卫星地面站，贵州电视的第一束电波，老百姓看的第一帧东方红毛主席的画面，就是通过传出去的，意义非凡。一直以来想找到一张它的原始照片，愿望一直未遂，暂找了一张相似度很高的电视天线照片代替，待以后找着了再补上这个“缺点”。另外那张有我父亲签名的2000元支票的天线工程款报销单据于我也很有纪念意。

一波三折，命运多舛的贵州电视台，在建设者们不懈努力和坚持下，终于在1968年7月1日，党的生日这天开播了，由于没有标准时间大家就在导演室音响机房各放一台收音机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当中央台对钟声七响最后一响刚过就出光芒四射的毛主席头像同时播放《东方红》乐曲，接着就出贵阳实验台台标和播音员的呼号，接着是省艺术学校宣传队表演的歌舞。贵州从此有了电视，贵阳市委第一时间发来了祝贺信，它也是贵州电视的出生证明，纵观整个贵州电视的艰难创业，更像是一部生死存亡的战斗史，无数次面临夭折，最终都挺了过来。贵州电视台的建成，早于四川和云南，在西部仅次于陕西排名第二，在全国各省市自制区排名第十。

电视台正式开播后不久，就将原先的贵阳电视实验台改名为贵阳电视台，第一任台长了张一彬，下设三个部门，新闻组、技术组、编播组。

在这些早期电视台资料、发票中看到了父亲那熟悉的字迹、签名，也是感慨万千。

在电视台开播的初期，设备的运行不是稳定，停播事故时有发生，电视看到一半，画面拉扯几下后，屏幕突然中跳出通知来（“故障处理中，请稍后…”，因为我们用的这套设备是全国最早自主设计生产的全半导体电视设备，难免存在些元器件质量和设计缺陷等方面问题。在父亲早年的一份工作总结中，看到他对当时设备存在问题的说明。

贵州的电视正式开播了，但普及到千家万户的老百姓家中，却又是10多年之后的事了，我记的我们家买的第一台9寸电视机是在79或80年左右吧，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电视接收机的生产和购买成本太高，二是信号传送、接收所需的微波播中继站、地方差转台的建没周期较长，贵州电视开播的当年，全省总共才有北京牌14寸黑白电视机20台，全在电视台且全是按国家指标给的，商店是没有的。所以省里很多重要的党政机关开据公函来电视台借用，还要求派技术人员帮助安装调试。

前些年打听到海关大楼地下通道内有位老傅老照片修得好，找了几张老照片前去请他修补，发现站在旁边的一位老同志似乎对我照片的内容很感兴趣，他说照片上的很多设备他都很熟悉，一问竟是一位从60年代就从事广播工作的老广播人了，这师傅姓毛曾担当任过朝阳人民公社广播放大站站长，在等照片其间和他聊了起来，我告诉他我手上还有张他们公社的借条落款人叫蒙恩华，我从手机中调出图来给他看了下，他说认识此人是他单位的职工。毛师傅回家后便给我发来一张照片，还用红箭头做了标识，接着给我讲了50多年前发生的那段故事，朝阳人民公社在当年确是有幸地从电视台借到一部电视机，但不幸地是看了没多久就坏了，于是派了两个人把它挑到了电视台，希望帮助修复，台里的技术人员检查了一番后，便告知道是关键零部件坏了短时间已修不好，还说道，既然是借的就当你们还了吧，就这样把两人给打发回去了。

能够借出去的电视机十分有限，对于电视这一新生事物，广大人民群众非常喜爱渴望观看，许多厂矿和单位组织，纷纷至函要求又参观体验，为了宣传电视并满人民群众的热烈需求，电视台腾出了一块能容纳几十人的位置，安装上了一两台电视机，印制了相应数量的“电视票”领到票的一些领导嘉宾和群众团体便可凭票前来集体观着电视。这是两张单位的申请观看电视的来函。

其中，九化建设公司子弟学校的函件最有意思，大概内容是：有50名长征（步行）到贵阳参加春雷广场建设义务劳动的红卫兵子弟们，强烈要求能到贵阳电视台，观看一次电视。

贵州电视开播后的前几年，是其事业发展的困难和瓶颈时期，设备技术条件，薄弱，专业人员其奇缺，节目生产滞后，等名种发展中的矛盾集中凸显了出来，当时电视新闻的拍摄是用16毫米电影摄影机拍摄的，拍完后要先把股片底片冲洗出来，再由剪辑人员剪接成片后进行播放，这过程很麻烦，我们又没冲印的机房设备，也没这方面的技术人员员，通常是新闻拍完后，把底片取出用最近的航班，将其寄送到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请他们帮忙把胶片冲冼出来，再通过最近班次的航班送回贵阳，这一去一来就耽误了好几天，新闻也已成了旧闻，为解决新闻节目周期长时效慢的问题，曾搞了一档图片新闻节目（看图说新闻）老前辈李唤成老还专门发明了一个类似幻灯机的一个装置，图片从一边放入另一边拉出，据说当时的这个先进的白制设备，还引来了邻省的许多电视同行前后学习取经。后来为长久解决洗片难问题，就在老新闻部旁边隔出一个楼梯拐角来，改造成为一个简易的胶片冲印机房，当年具体负责这项工作任务的陈振辉老前辈介绍说，他们找来了许多相关技术书籍，买来化学药剂，在反复进行试验后，终于掌握了胶片的冲印技，能够不再依靠别人，独立完成底片冲印工任务了，就连广西台也曾求助我们帮他们冲洗胶片，这不仅大量节省了节目生产中的经济成本，更是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注意，这几张化工商店开发票时，将单位名称写错咸，贵州电试台，那些年由于电视普及不够，很多人对电视这个东西知之甚少，店员也是，所以她脑子里全是试纸、试济等化学用品概念。只是不知这错误了的单位名称发票是怎么通过报销了。

贵阳电视台信号覆盖范围太小，也是一大突出问题，1972年拿出没计方案在准备东山兴建1座电视发射台，建成后能大大提高电视信号质量，和扩大电视信号的接收范围。

1974年，贵阳电视台正式改名为贵州电台，一代文豪郭沫若为之题写台名。

手里有两张分别是，贵州日报1973年刋登的“贵阳电视台节目预告”；贵州日报1974年刊登的“贵州电视台节目预告”。当时的电视的节目播出时间非常之少，每周只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有节目，晚上7点才开始，12点以前结束吧。

当时因为缺少节目编辑人员，制作设备又相对落后，节目内容也简单。在原老新闻部大厅有长期放有一台电影机，再用一台摄像机对准电影屏幕，就完成电影播出了。

当时的贵州电视台还面临一个最棘手的问题，就是没有一个稳定的播音员队伍，经常是跟广播电台借用播音员，在电视节目量少的时，这样的播音员共享模式尚能对付着工作，随着节目的增多，就开始捉襟见肘了，兼顾不过来了，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这份1974年贵州广播事业局打给省劳动局的要人报告说明了当时情况。当时尚未恢复全国高考，专业培养播音主持人的北京广播学院（传媒大学前身）无专业毕业生输出，情急之下贵州广电局想到了北方人口居多的，在黔三线厂矿，想从中优选一此些普通话基础好、且形象好气质好的年轻人来自行培养所需的播音主持人，文件中还特别强调了由电视台优先选择。

形象、气质俱佳的贵州电视台播音主持人，陈英华、陈小瑜。

贵州电视台是1968年成立的，要按照十年为一代的记史方法，陈英华、陈小瑜亦是我台的第一代播音主持人。

贵州广播学校第一届电视技术培训班

75年依青云山而建的贵州电视台演播大厅，2024年拆除。

1988年贵州电视台20岁生日纪念图片。以此最后一图结束本文。

后记：

2024年年初，已退休闲在家中的我，从微信朋友圈中着到了，位于青云路271号“广播大院”正在拆迁的消息。这里曾经是自己生活和工作了几十年的地方，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有着深厚的感情，决定前去看它的最后一眼，断壁残垣之下，到处是散乱丢弃废旧办公用品，和一些不要了的纸张文件…这满目疮痍的眼前景象，让人心中是顿感悲凉，想到不久后既将彻底消失广电大院，让突然想起广东省的人民北路686号广播大了院的拆迁方案中，对于这种有着较深历史文化老旧建筑的一些保护做法，把建筑物主体动分拆除，把门头部分留下，单位牌匾也留，下，将这占地很小的地方做成纪念遗址，让人们可以随时触摸、回顾这段历史。但看着这快速的拆迁进度，個计是有了这种呼声，也怕是来不急了。让人稍感欣慰的却是那永远都搬不走、永远屹立在此的青云山了，它将永远地守望着这片故土，向人们不断讲述着，曾发生在这里的电视人创业的故事。

广东人民广播电台686号纪念遗址照片

青云路271号贵州广电大院拆除现场

贵州卫视也是全国省级电视台中最早上星，实现卫星信号覆盖的几个省级电视台之一。

这段期间，我们的许多官方媒体，也做了些小视频，回顾和纪念这段历史，总体做得很精美，很让人感动，但也明显存在些“缺点”和“误点”小有“失真”，比如将7月1日这天说成了贵州广电的生日，这应该是贵州电视的生日，不应该把广播带进来，还有是1974贵阳电视台改名为贵州电视台，而不是1973年。父亲曾是电视台建设的创始人之一，自己也从事广电工作几十年，从小见证了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自己有喜欢收藏的爱好，其中老地图是我的收藏专项。2019年在万东桥老书摊上，突然发现许多，电台、电视台的，早期文件资料，打听下得知，是省里修建人民大道，广播局大院内的部分办公楼、职工宿舍，受到拆迁，许多广电老旧物件、老旧资料被当作 了垃圾处理流落到了社会上，着到一些非常有史科料价值原单位资料，就这样流失了，非常可惜，决定把它们先收下吧，并跟一些书摊老板们留下联系方式，让其帮我留意这类东西，但我把这些东西拿回家后，就遭到家人们的强烈反对，“别人都不要的垃圾都让你当成宝贝捡回来了”并以“捡拾垃圾，有害健康！”相威胁。这个别人眼中是垃圾的东西，在我手上就是宝了，我挚念地在垃圾中寻找着它们。这次广电大院的拆迁消息，我第一时间告之了旧书摊的老板们，他们手有一帮很专业人，且行动迅速，真正的捡垃圾，我之能力难与相比。我等着花钱收宝就是了，之前积极搭建这个垃圾供应链的目的就是为此。

果然是大有收获，找到了贵州电视台最初的一份手写的贵州电视的发展篮图规划，这也改变了我之前的一些认知，以前电台与电视台同志一起工作时，都客气地互称对方兄弟单位，其实两者之间应是母子关系才对，是广播电台孕育了电视台，筹建电视台时，是从电台抽调的全部技术人员，前期建设中，一切吃喝用度也都是电台财政报销。所以这些在电视早期档案中找不到东西，竟然在广播电台的废旧文件中找到了，在一堆本该销毁，又无意保了下来的，几包1967至1969年的广播电台的己扎帐了的报销凭证中找到了1968年，那5位去北京广播器材厂，学习调式电视设备同志的当年火车票、住宿发票、公交车票等许多能佐证那段艰苦岁月的历史凭证。还有很多…它们就像那些散落各处、埋藏地下的珠宝 被我逐一的给找了回来，很有些成就感，但很快发现，这只是自我感觉良好，当我将它们一个个发在朋友圈时，因为对这些孤立抽象的东西不了解，多数人的表现是，无感、无趣、无味，这很能理解。所以一直在想能否用一根绳或链的东西，将这些珍宝串联起起来，让它们能回到属于它的故事中去，让它成为所有人看得懂的历史，而“美篇”便是这个最佳平台，可以将海量的资料、图片放入其中，可以随时补充、修改所发现的“缺点”和“误点”这文章篇幅有点长，可能会长得有点让人烦，大概只能以此悦己了。贵州电视台诞生在了那个特殊年代，数次差点胎死腹中，出生后也是营养不良，曾在逆境中顽强的生长，时过境迁，如今发展壮大的让人难以置信，只有通过数据对比才能知道如今有多强大，建台初期全台职工只冇有二十几人，今天光是2频道的“百姓关注”一个栏目的人数就是当年全台人数的十倍之众，我只写了1968年到1988年贵州电视台20岁生日以前的那些事，没有太多数据和信息去续写之后几十年后贵州电视台的发生的巨变。这尾大的部分由别人写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