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直隶总督署游记

十月红枫🍁

　　乙巳年初春，又到了“九九艳阳天”的时节。周末时光从京城前往河北保定，游览清代直隶总督署原址，希望看到史书中对京畿要地直隶衙门曾有记载的真实模样，以及这深庭古墙内有关的人文轶事。

　　直隶总督署是清代直隶总督的办公处所。直隶是今河北省的前身，总督是省最高军政首脑。直隶总督署是目前我国保存最为完好的清代省级衙门，建于清雍正七年(1729年)。

　　末进督署大门，已对署门前的气场颇感肃穆强撼。虽然比不上朝庭的威峻，却也凸显出当年直隶衙门的地位。

　　直隶总督署规模宏大，东西宽130米，南北长220余米，占地总面积30000余平方米。整座衙署坐北朝南，分为东、中、西三路，作为主体建筑的大门、仪门、大堂、二堂、官邸、上房均设在中轴线上，东西两路是幕府院、花厅、箭道等辅助建筑，均严格按清朝规制修建，是一座典型的清代衙署建筑群。

　　总督系一省或数省于一身，总揽辖区一切政务。直隶总督官职于清雍正二年(1724)成为定制，历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八帝达187年，共有74人，99任次，对巩固清王朝统治、推进国家近代化进程起到过重要作用。可谓“一座总督衙署，半部清史写照”。

　　直隶地处京畿，总督位高权重，为清代督抚之首，人选多由皇帝亲选。朝中重臣方观承、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均在此任过职，其中李鸿章任职时间最长，达25 年之久。

　　这面展墙，展示了曾经的十八位直隶总督浮雕像，并标示了其中更加显赫的十位总督。

清朝文官品级服饰图案

　　直隶总督的基本品级为正二品，但通过加授兵部尚书衔或都察院右都御史衔，可以升级为从一品。如果再兼领大学士职衔，则会成为正一品。如曾国藩、李鸿章、方观承、李卫等，都曾授达正一品。

　　嘉庆二十五年（1820）直隶省图

　　光绪三十四年(1908) 直隶省图

从展厅里直隶省图看，当年的直隶所辖无论是疆域的广袤、纵横的深度，还是治所的距离、京畿的拱卫，亦或地形的差异、民族的多样，都突显着直隶总督署职责的重大。

直隶山川图

　　清朝武官品级服饰图案

　　直隶区划 由省、府(州)、县三级行政机构组成，省下设府，知府掌一府之政令，在冲要或地广事繁之地设立直隶州，在边远地区设直隶厅，另设知州和同知，均隶属于省，与府同级。府下为县，设知县管理全县行政，与县同级的有散州和散厅。

　　清代总督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由于直隶地区的特殊性，直隶总督兼管巡抚事，还被赋予如屏卫京师、守护陵寝、皇帝出京沿途事务等多方面职责；同治九年(1870)后，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所办职事大大超出其辖区。

　　厘治军民 清代直隶地区大量庄屯人丁定居于此，为皇室、贵族、普通兵丁提供服务，畿辅地区不可避免地形成旗民杂居之势。八旗与州县、旗人与民人，两种制度、两个群体并存产生了两种生存模式，二者既各自独立，又相互影响、交织和渗透，既有矛盾冲突又各自相安，使旗民杂居的直隶基层社会呈现出较为复杂的状态。因此，对于辖区内的旗民间的治安管理为直隶总督的要务之一。

综制文武 直隶总督兼管巡抚事，作为最高行政官员，除行政管理上的文官外，辖区内绿营军、提督以及督标皆受其管辖节制。此外，直隶总督还需要担任文举及武举乡试的监临官。

　　关防，取“关防严密”之意，是官印的一种。总督官品虽高，但并非清初额定的职官，故不用正规官员的方形印信，只用长方形的关防。直隶总督的关防为鎏银所制，长3.2寸，宽2 寸，厚0.8寸；关防钤印分左右两栏(左边用满文，右边用汉文)，用大篆字体刻写“直隶总督管巡抚事兼理河道关防”。此外，与普通官印不同，关防用紫红色水，俗称“紫花大印”。

　　直隶总督府的变迁 清前期，由于直隶总督并非常设官衔，其办公驻地也随直隶督抚的设置而变迁。雍正二年(1724),直隶总督成为定制，驻保定府。雍正七年(1729)迁至今址。随着直隶总督职权扩大，为了便于处理洋务通商事宜，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天津修建行馆，应季办理通商事宜。

　　自顺治五年(1648),设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总督，驻大名府；顺治十八年(1661),设苗澄为首任直隶总督，首座直隶总督署也设于大名。

　　定制保定 康熙八年(1669),大宁都司及三省总督奉旨裁撤，直隶巡抚自正定移驻保定。城中原参将署改为巡抚衙署。雍正二年(1724),直隶巡抚升格为直隶总督，原直隶巡抚署也改为总督衙署。

　　新址兴建 最初的直隶总督署因原建筑简陋，有失观瞻，雍正帝特命新建。雍正七年(1729),协办直隶总督杨鲲上任不久，开始兴建督署；六月唐执玉(1669-1733)署理并继续修建，历时八月建成。

　　天津行馆 同治九年(1870),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后，在天津原三口通商大臣衙门设立直隶总督行馆，直隶总督春夏秋三季在天津办公，到冬天渤海湾和海河结冰无法再通航时，便回保定。光绪二十八年(1902),直隶总督袁世凯改天津海防公所为直隶总督署，作为新的行馆。

　　科房 在大堂两侧，东西各九间，东为吏、户、礼科，西为兵、刑、工科。是与中央六部相对应的办事机构，分掌全省官吏的任免、考 绩、升降、财政赋税、科举、军政、刑法诉讼、水利工程等事务。

　　这棵树龄已达400多年的古槐，仍挺立在督署庭院中。数百年春夏秋冬，它见证着这里的朝朝暮暮、过往今朝。

　　抵抗外侮 自道光二十年(1840)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直隶地区军事防御的对象由内向外，逐渐转为抵抗外侮。多位直隶总督及优秀将领为保护国土，在抗击列强的战役中奋不顾身，冲锋陷阵。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形势图》清晰可见，大清武备的落后和漫长海岸防线的羸弱，至英军沿海入侵长驱直入，直逼京津。

　　道光二十一年(1841),讷尔经额实授直隶总督。此时，英国兵船紧逼秦皇岛，清政府命其移驻天津筹防。经巡查，发现大半炮膛锈损，多不堪用。于是令专人负责铸造并从内地运赴大沽添设。且认为北岸炮台距海口太远，不能有效打击来敌，特奏请道光帝批准，在北岸临近海口处增建炮台一座、南岸增建炮台两座，使大沽口共有大炮台5座、土炮台12座，炮台式要塞初步形成。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不满足既得利益，伙同法国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八年四月初八(1858.5.20)，第一次大沽口战役打响。由于咸丰帝下达了“不得先行开炮”的命令，所以清军在英法联军开炮之后才进行反击，贻误了战机。仅仅两个小时，英法联军的海军陆战队就强行登陆成功。谭廷襄等人仓皇逃走，守军士气低落，大沽口炮台随即失守。

第一次大沽口战役后，清政府派瑞麟(？-1874)署直隶总督，协同钦差大臣僧格林沁（1811-1865)对大沽口炮台进行全面整修，庆祺(1805-1860)接任后继续主持修建，至咸丰八年(1858)底完工。至此大沽口共有炮台6座，南岸设3座，北岸设2座，分别以威、镇，海、门、高五字命名；另一处炮台建在北岸一个叫石头缝的地方，称“石头缝炮台”。此外，增设大沽口拦江铁链三根，配置铁戗，连成巨筏，置于海面拦阻敌舰。

　　护卫京津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为抵御外敌，先后多位直隶总督皆积极投入大沽口防御修缮工作中。如前所述，讷尔经额、瑞麟、庆祺等，接续亟治海防，僧格林沁也曾亲赴津门指挥修筑大沽炮台，同时调福建霆船战船，增募水师。大沽口防御工事的逐步完善，为第二次大沽口之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咸丰九年(1859)恒福(？-1862)耀升直隶总督协同僧格林沁办理防务。英、法、美三国公使借口到北京与清政府换约，率舰队到大沽口外向清政府施压。五月二十五日(6.25)联军炮轰大沽口炮台。开战之时，恒福正在新河，“闻炮声，即督带马步各队，于枪炮如雨之中，驰入营盘，与僧格林沁相晤，督兵奋击。”守台官兵奋力鏖战，恒福、僧格林沁亲临战阵，终大获全胜。

　　大沽口炮台与敌舰激战的场景

此次战役共击沉敌舰4艘、重创6艘、俘虏2艘，毙伤英军426人，俘虏英、美士兵各1 人，英侵华舰队司令贺布受重伤。清军仅32人伤亡，直隶提督史荣椿、 大沽协副将龙汝元壮烈殉国，大沽口炮台轻微损伤。这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民抵抗外国侵略军所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史称“第二次大沽口战役”。

　　 直隶总督署内陈列的古炮

　　廊坊大捷 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运动爆发，英、法、美、德、日、意、奥、俄等国纷纷调兵至天津租界，以“救援北京使馆”为借口，在天津迅速组成了一支2066人的联军，密谋沿京津铁路，途经廊坊进攻北京。

八国联军从天津出发，直总督兼北洋大臣裕禄(1844-1900)命聂士成率配备重机枪的武卫军前往守卫天津杨村一带。八国联军刚至天津杨村与廊坊落垡镇间的铁路桥，便被聂军和义和团包围。由于联军只是七拼八凑的杂牌军，一经交战，联军便处于劣势，只能撤退，中途又遭义和团和清军董福祥部袭击，联军1000 多人被包围，激战两个多小时，联军死62人，伤332人。只得在援军配合下，狼狈逃回天津。

　　抵御外侮，英勇抗击敌寇的部分清军将领战迹图展。

　　由于清王朝落后的封建制度，以及闭关锁国的固有观念和落后的生产技术，其军队的实力是落后于时代发展的。但了解当年清军的建制和特点，仍可看到其从历史走来的特有足迹。

　　 八旗盔甲图

　　 直隶八旗驻防分布

　　直隶地区绿营管理建制图

兵技指掌图说

　　清· 郎世宁绘《乾隆大阅图》

呼尔满大捷图

　　左上：《弘历盔甲乘马图》左下：清·郎世宁绘 《乾隆皇帝射猎图》右：《康熙戎装像》

行围射猎 围猎是清代前、中期皇帝的日常活动，也是尚勇武备的观念之一。顺治元年(1644),皇帝数次在南苑行围射猎。康熙帝年六十九岁时还亲自射围，乾隆帝八十高龄时，仍能率军行猎。皇室以下，也对骑射有相应要求和规定。

　　清末射箭 鸦片战争后到1860年前，在清朝军队训练中，一度仍重视骑射，训练军队多以骑射、弓、刀、石技勇为主要内容。在当时的武举中，设有乡试、会试、殿试三种，而且分为内、外三场进行比试，其中首场就是骑射，二场是步射，骑射箭射毡球，步射箭射布侯。规定如果首场骑射不合格，就免去参加第二场的资格，一、二场比赛谓之外场，外场合格者，方能取得参加第三场内场比赛的资格。

　　书院武学 《清史稿·选举志》载:“武生附儒学，通称武生。”就是在官学、儒学中设武生班，有专门的骑射教官，专教骑射之技，每三年一考，先考外场骑射，再考内场策论。 清代书院、县学中，除武生班外，其他学生也有骑射科目，地方书院武生学习科目有骑射及武经、孝经、四书等。每岁有测试，岁试列一、二等，列入等次者获准不再经过科试选拔而直接参加武举。这些规定和措施，对普及骑射起了一定作用。

　　洋务运动 自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工业革命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便掀起了殖民战争的狂潮。特别是英国在成功占领印度后，将下一个目标瞄准了中国。道光二十年(1840)和咸丰六年(1856) 英国先后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侵略的步伐愈发加快，沙俄、法国、美国等紧随其后。

与此同时，在太平天国的双重打击下，清政府内外交困。虽然呈现了暂时“稳定”的局面，但在清政府统治集团中，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恭亲王奕䜣等人在见到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后，感受到中国正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在清政府的支持下，他们掀起了一场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前期，洋务派以“自强”为旗号，在李鸿章等人的主持下，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制造了一批大型近代化军事工业。此外，他们还开办了众多军事学校，为国防事业作出那个年代的贡献，也为北洋海军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随着军事工业的创办，洋务派认识到强大的国防基础在于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配套工业必不可少。于是他们提出了“求富”的口号，民用工业和新式交通运输业也随之发展起来。此外，为学习西方先进科技，洋务派也大力发起留学运动。

然而，只主张学习西方技术，反对封建思想制度的变革，并不能从根本上挽救清政府。但洋务运动在客观上推动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促使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输入，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和国防的近代化。

　　光绪十一年(1885),李鸿章在天津奏设中国最早的陆军军官学校 ——北洋武备学堂，首开了近代陆军教育的先河，培养了冯国璋、曹锟、阎相文、蒋雁行等众多军事将领。力求用最先进的教学手段和教学理念培养新型陆军军官。该学堂的学规章程，奠定了晚清陆军学堂内部制度的基础。

北洋武备学堂

光绪三十四年(1908)

北洋武备学堂校门明信片

　　 北洋武备学堂各生伏案图

　　据清末陆军部档案记载，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起至宣统三年(1911)的10年中，保定相继开办了各类军事学堂有16所之多。这些军事学堂，奠定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基础，为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培养了一批批重要的人才。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 , 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统军治军是直隶总督的重要职责。而勤政清廉，更是对其德才的镜鉴。

　　审理积案 同治七年(1868)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在前往保定的途中，他一路留心考察直隶吏治，并上奏“臣入境以后略询民间疾苦，大约积狱太多，羁累无辜。闻有州县到任年余，未曾升堂一次，讯诘一案者。”曾国藩格外重视官场风气，认为“无论作至何等大官，终身不失寒士本色。常以勤字廉字自励，如天地之阳气，万物赖之以发生。”

对于直隶部分官员贪渎违纪现象，曾国藩决定痛加整顿，“大加参劾”“严立法禁，违者重惩”，并且发现，直隶积压的同治七年(1868)以前的案件竟达12000余件，仅保定府衙门中由朝廷交办下来处理的重大上访案件就达130余件。这些案件有的搁置二三年，有的一拖就是八九年。曾国藩不得不感叹:“吏治之弊，民生之困，端由于此。”一年后，在曾国藩的带动鞭策下，共结清旧案40195件。

　　高薪养廉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人以类分。对一些肆意贪妄之人，仍难从根本上施以约束。

　　廉政联匾 匾额与对联是中国古代建筑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与清明廉洁相关类的匾文，题属人或受属人大都也是清官廉吏。每一块“廉匾”的背后都有一个公正清明、两袖清风的故事。

　　“廉”按性质分有皇帝亲自题写的“御赐廉”，用于悬挂在皇宫中自省或赏赐清官廉吏；第二种是家族匾，家族中几代为官并都清廉，或是有一人为官，但因政绩斐然，受全社会公认，也可代表自己的家族受匾。第三种是由清官廉吏为下属官吏题写的匾额。其意都为起到激励教化的社会作用。

　　廉政碑刻 廉政与否，自古以来即是一个关系到百姓人心向背，社会安定繁荣，国家长治久安，政权兴衰的根本性大问题。由于刻石立碑具有取材方便、质地坚硬、不易损毁、传之久远的特点，因此，千百年来，碑刻成为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在直隶地区遗存的大量清代碑刻中，就有不少以直隶总督为首，贤臣廉吏的廉政碑刻。

　　胡季堂，（1729—1800）字升夫，号云坡，河南光山人。嘉庆三年（1798）授直隶总督，因“勤于政事，克己奉公，体察民情，造福地方”，被赐带孔雀翎。

首参和珅 嘉庆帝亲政后，便立即着手秘密调查和搜集和珅(1750-1799)的罪证。因和珅贪赃枉法，卖官鬻爵，大臣们早已不满。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八，皇帝诏谕各省督抚速将和珅罪行具奏，并要据实议罪时，胡季堂早有准备，当即召集僚属将调查清楚的内容书写奏折，率先告发了和珅逾制等几大罪状。折上写道:和珅如在人类，何致丧尽天良罔知君父大义，乃蠹国病民，……贪渎放荡，真一无耻小人，种种悖逆不臣，祸国病民，请凌迟处死。

　　 直隶总督胡季堂的奏折

当年正月十五日，嘉庆帝根据直督胡季堂奏折，将和珅罪款增至二十条。同时，各省督抚听闻胡季堂奏要求对和珅凌迟处死，也便纷纷上奏附议，但嘉庆帝念和珅是首辅大臣，加恩宽大，赐令自尽。

　　从古至今，腐败都是权力运行失控、失衡所致，实现廉政最重要的方式在于制度保障，如立法、监察等各项制度相互结合，以反腐为目标，历史上曾取得了积极效果。在历任直隶总督中也不乏为权力迷惑身心者，他们身居高位，却恃权谋私，最终都为其行为付出了代价。

　　同为高官重吏，德声政绩迴异。数百年间，有多位廉洁为官、勤于政务的直隶总督，他们的廉政事迹、官德史事成为总督署内一道道独特风景。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中国封建政权行政文化的集大成者。直隶总督署作为清代地方衙署的典型代表，其中所蕴含的行政文化是中国封建社会传统思想、传统文化的集中反映。数百年间，直隶总督在地方行政过程中，虽然受历史所限，其行政文化资源中掺杂着消极、糟粕的因素，但其中的勤政进取、廉洁自律、“以民为本” 的行政实例对现今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走出直隶总督署，回眸枝耸云天那数百年的古槐，凝望大殿檐角上那栩栩如生的兽塑，督署庭内的图展和文字似仍在眼前一幅幅闪动。当年一些清明的直隶总督们，虽也历经图治，但社会制度的性质所限，终与他们的清政府一样，末能逃过历史兴衰周期率的困囿。感慨之余，有三句心得：游览古迹，实录精萃，拓展视界；知古悟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方行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