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烽火中成长

苏元

在抗日烽火中成长

2020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胜利第75周年，我的父亲是一位参加了抗日战争的老同志，在反抗日寇侵略者的战争中，虽然他没有亲手拿枪杀敌，但也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出生入死，在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中几次遇险而后生，在纪念中华民族解放战争伟大胜利的时候，我把他的回忆录整理并发表，以示对他老人家的深切怀念，并纪念那些为了民族解放而壮烈殉国的英雄们。

在抗日烽火中成长

王构和

1939年1月1日，是中共北方局领导下的新华日报《华北版》正式创刊的日子，50年后的今天，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怀念为党的出版印刷事业流血牺牲，献出了宝贵生命的同志们，怀念在敌人严密封锁下坚持斗争的华北新华日报。

华北新华日报是中共北方局的机关报，也是我党在敌后区域创办的第一张铅印的大型日报，1939年1月1日在山西省沁县后沟村创刊。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同志曾高度赞扬:“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努力，替我们新闻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开辟了敌后新闻事业的新纪录。”报纸创刊时为四开四版，隔日刊。报纸一出版，发行量就达两万份，一年后达到5万余份，成为我党我军进行抗日宣传的重要喉舌，被誉为华北敌后战旗。

1938年3月我不满13岁，先在榆社县抗日县政府八路军工作团当勤务员，同年11月来到华北新华日报社工作，在报社印刷厂学习铸字，当时敌情严重，日寇经常侵入我根据地进行扫荡，我们报社没有武装，都是一些没有战争经验的记者、编辑和印刷工人，还有笨重的印刷机械，面对武装到牙齿的侵略者，为了避开敌人的扫荡锋芒，减少损失，我们报社不得不经常在沁县、辽县、武乡县之间转移，隐蔽在茫茫太行山的小山村里。

1938年秋天，报社来到沁县后沟村还不到两个月，一天深夜，劳累了一天的人们都已进入了梦乡，突然间，机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骤然响起，报社的人员紧急集合后就出发了，队伍在深沉的夜色中拉到山上走了大半夜，直到天亮了才知道这是一次演习，一路上我紧跟着队伍没有掉队，可是印刷部有几位年轻的同志，因缺乏经验，在夜色中迷失了方向，与大队失去了联系，在外边跑了两三天才回到了报社。当时为了缩小目标准备反扫荡，报社就把人员和机器分散开放在几个地点工作，印刷部也分为了两部分，我们排字、铸字转移到了沁县下庄，几个月以后，我们又转移到了沁县祭刀岩村。

1939年底，日寇又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印刷部长周永生带领我们用牲口驮着印刷机和铸字机冲过了封锁线，来到了襄垣县浊漳河边，在河边遇到了社长何云和他的警卫员，当时，八路军许多单位的人马都在河边等着过河，人多船少，只有几只摆渡的小木船，指挥部决定让报社的人和设备先过河去，何云社长和警卫员张芝训等人拉着马，和我们一起乘船过河，不料船到了河心，乘马突然受惊，何云同志连人带马一起掉入河中，引起一片惊呼，大家都为何云的安危担心，就在这危急时刻，何云的警卫员张芝训和张有为毫不犹豫地跃入河中，奋力救起了何云，这才转危为安，上岸以后，我们又连续走了三天，经过黎城县，安全到达了武乡县大坪村，几天后，报社人员和设备陆续到达，我们就开始印书印报了。

华北新华日报创刊以后，八路军总部非常重视报社的工作，各级首长也对报社十分关心。在大坪村，我们铸字股和报社经理部在一个院内工作，王友唐、陈达和王显周等领导住在北屋，我们在南屋铸字，一天上午，我们正在紧张的工作，社长何云和印刷部长周永生陪着一位身穿普通旧军装，身材魁梧，年纪在五十开外的老同志来到铸字房参观，他转了一圈后来到了我的身旁，我那时年纪小个子矮，又刚到报社不久，也不知道他是个什么领导，他伸出手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亲切地问我：小鬼你多大了？是什么地方的人？什么时候到报社工作的？我有些拘谨，轻声轻气地一一作了回答，待这个老同志走了以后，刘海南同志才告诉我，刚才和你说话的就是我们敬爱的朱总司令，我听了以后别提多高兴了，一直把这次见面记在心里，几十年过去也没有忘记。

1940年春，报社转移到了辽县后庄，不久以后，为了隐蔽活动，报社印刷厂又分为报厂和书厂，书厂在后庄，报厂搬到了安乐庄，两处相距很远。我继续留在后庄的印书厂，进行书刊印刷的工作，当时根据地的生活条件异常艰苦，敌人的封锁使得粮食、食盐的供应十分困难，我们吃的是黑豆、带皮的高粱和野菜，印刷用纸、油墨和铅铁供应更是紧张，为了冲破敌人的封锁，传播抗日军民的心声，我们在王显周同志的带领下，自己动手，生产印刷用纸和油墨，我们用蓖麻籽油或豆油掺进松烟进行搅拌后制作油墨，把从庙里收来的铅锡香炉融化制作铅字，又从山上引来流水做动力，修建了水车和水磨碾压纸浆，经过多次实验，克服了许多困难，终于造出了白麻纸和油墨，从此以后，部分印刷书刊用的纸张和油墨就由我们自己提供了。

报厂和书厂分开不久后，书厂从后庄又移到了黄庄，有一天，领导派我去后庄送信，为了能够快一点，就让我骑着马去，我年少不知深浅，虽然是第一次骑马，也觉得应该没问题，那时只有报社的领导有乘马，而我骑的是一匹拉车驮机器的光背马，不曾想，我骑着马刚走出村口，小路边的一蓬刺棵上突然飞起一只蚂蚱落在了马头上，马受了惊吓暴跳起来，一下子把我掀翻在地，结果信没送到，我的手腕却被摔伤了，养了好长时间才恢复了正常，自此以后我再也不敢骑马了。

有一次，我和刘德顺奉命到安乐庄报厂换排字用的铅字架，我们赶着三头驮着铸字机和旧铅版的毛驴，从黄庄出发后当夜宿在后庄，第二天正遇上清漳河涨水，因报社急需铅字我们不敢耽搁，就决定冒险过河，我们把衣服和鞋子顶在头上，从峪口村涉水渡河，不想趟到一半时上游的山水突然冲了下来，河水湍急一下子暴涨过了胸口，一个大浪打来，把人和牲口一起冲出了老远，我们俩都不会水，只得紧紧抓住毛驴的笼头和驮架才挣扎着到了对岸，但铸字机和铅版不知什么时候沉到了河底，我们的被子、衣服和鞋也不知被河水冲到了何处，洪水稍缓后，我们两人光着身子走了五六里路找到了几个老乡，请他们帮助从河里捞出了铸字机，可是铅版和衣服、被子、鞋子已被冲的不知去向，我们只得又向老乡借了两条破裤子，就这样一路光着脚牵着牲口走了两百多里地才到达了安乐庄报厂，回到报社以后，我向印刷部长周永生汇报了丢失铅版的经过并请求处分，何云社长知道后，特意找到我好言安慰了一番，还给我们补发了衣服和生羊毛的被子。

报社在安乐庄的时候，我八路军一部在彭总的指挥下，把一队日军包围在武乡县关家垴，当时围歼敌人的战斗异常激烈，报社的同志们听到这个消息后，都积极要求去支援前线，年纪大一点的同志去给我军战士们运弹药、运伤员、送水送饭，我们几个年纪太小的报社领导不让上前线，大家就去伙房帮助烧水做饭支援前线杀敌，直至战斗结束。

1942年5月19日，日寇调动了三万多人马向我太行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进行铁壁合围，把我八路军总部和中共北方局机关重重包围在山西省辽县麻田。

随着敌情不断加重，包围圈越来越紧，情况也越来越危急，总部首长决定部队分成几路突围，彭总率总部机关和中共北方局机关一起突出重围，向武乡县转移。左权副总参谋长指挥部队在十字岭一线顽强阻击敌人进行掩护，我们报社将印刷机械掩埋后，也在何云社长的带领下分成几队跟随部队进行突围。

当时敌人向十字岭我军猖狂进攻，天上敌机疯狂俯冲，不断扫射轰炸，地上隆隆的枪炮声响成一片，战斗异常激烈。我们报社几个十几岁的年轻人在队长周永生的带领下，紧跟着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率领的部队进行突围，我们冲出十字岭后，不断向深山里转移，连续几天从这个山头爬到另一个山头，敌人始终在后面紧紧跟随，不断地向我们射击，枪弹不断地从我们头顶上飞过去，发出刺耳的声音，随着枪炮声越来越近，后勤机关的同志们都有些紧张，有的女同志实在跑不动了，就紧紧抓住罗瑞卿同志的马尾巴才爬到山顶。几天以后我们的干粮吃光了，没有了力气，跟不上队伍，终于和部队失去了联系，白天，敌人到处搜山，有时候我们藏在山梁上，山沟里就是一片黄压压的敌人，由于白天无法活动，我们几个人只得分散躲藏，趴在山沟里的草丛中，忍受着饥饿和干渴，躲避敌人的搜捕，晚上才能聚在一起找点吃的喝点沟水。一次我被两个敌人发现了，一面向我打枪一面嗷嗷叫着向我追来，我拼命地向山上跑，肚内无食没有体力，最后实在跑不动了就把背包扔掉跳下了山沟，敌人在高处四下搜索，我趴在山沟里一动不动才躲过了敌人的搜捕，就这样我们在山里忍饥挨饿了十几天，到处躲藏，终于熬到了敌人撤退。

在抗日战争的几年中，日寇不断地向我抗日根据地进行攻击扫荡，仅在1939年1月至1943年9月，华北新华日报社就经历了七次残酷的反扫荡，在一九四二年五月日寇的疯狂包围和扫荡中，我们的社长何云和报社的四十多位同志都被敌人杀害壮烈殉国。

自我13岁参加革命工作起，我经历了8年的抗日战争和3年的解放战争，经受了出生入死的战争考验，在华北新华日报这个革命大熔炉里锻炼成长起来，1943年10月1日，我党我军根据抗战形势的变化和根据地的重新划分，成立了太行新华日报，华北新华日报完成了历史使命终刊。随后几年，我们报社的同志们有的去了太行新华日报社，有的去筹备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和华北新华书店，1946 年5月，华北新华书店印刷厂和一二九师印刷厂联合成立了永兴印刷局，我从新华书店印刷厂又来到了永兴印刷局工作，解放战争后期，我们走出了山西太行根据地进入河北，跟随解放大军从涉县、邯郸、武安、平山、获鹿等地一路辗转，于1949年初进入了北京。进京以后，我们在军管会的领导下，于2月份接收了国民党当局在北平设立的正中书局办事处和阜成门外的正中书局印刷厂，并在此基础上于4月24日成立了北京新华印刷厂，从此，北京新华印刷厂就成了中共中央在新闻出版印刷行业上的重要骨干力量。我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工作了几年后，在组织的安排下来到北京市政法干部学校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做了一名检察员，“文革”后期，我离开五七干校来到北京市民政工业公司工作，后又调到北京残疾人联合会任秘书长，于1986年离休。

1959年11月朱德委员长视察了北京新华印刷厂，我得知消息后从检察院赶回新华印刷厂，想跟朱总司令再见上一面，但是回来晚了没有见到，留下了终身遗憾 。

1986年5月，太行新闻史学会在左权县麻田村为在1942年5月反扫荡中牺牲的同志们建立了纪念碑，国家主席杨尚昆亲笔题词：“太行新闻烈士永垂不朽”。碑侧镌刻着陆定一同志的题词：“1942年5月，华北新华日报社社长何云等四十余位同志壮烈牺牲。烈士们永垂不朽”。碑后镌刻着在五月反扫荡中牺牲的同志的名字。我和一些健在的老同志一同前往为烈士们扫墓祭奠，当我们向纪念碑低头默哀时，眼前又浮现出了被日寇杀害的何云、黄君钰、王健、白多才、胡义晋、赵再青等同志们的身影，也想起了在艰苦岁月中因积劳成疾，在左权县山庄村病逝的刘鄂同志和在下清泉村病逝的张俊杰同志。

1987年3月，在京的原华北新华日报、原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原华北新华书店的老同志一百多人聚集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大家一起回顾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艰苦岁月，一起缅怀为了抗击日寇的侵略和为了国家的解放事业而牺牲的同志们。